粤港澳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文化融合视角

孙九霞 肖洪根

从人类学家格尔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工作以来，文化就被定义为“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了他们的技术和器物制品”1。粤港澳“地同脉、人同根、文同源”，三地所具有的地理临近性、经济社会趋近以及历史文化同脉，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文化融合为指导粤港澳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视角。进一步地，基于文化工具箱理论，笔者提出粤港澳区域旅游正从推动全球文化交流的“地区时代”走向构建本土文化联结的“湾区时代”。在全新的湾区时代，旅游肩负着构建大湾区认同与凸显大湾区精神的历史使命。通过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将大湾区打造成兼容并蓄、多元共荣的国际文化交融中心与世界文化高地。

一、文化工具箱理论视角下的区域旅游发展

在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野中，文化概念与人的行动意义是深刻勾连的。格尔茨认为，文化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式文本、仪式和实践，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③。在韦伯看来，个体的想法与价值观决定人们的行动目的与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念、经验和文化传统发挥着重要作用3。这一文化范式将文化作为一种影响人与社会的潜在因变量，更加根本、抽象且内在。而斯威德勒认为，人们通过使用不同的“文化工具”来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将文化操作化为符号、故事、仪式和世界观的工具包，提出了“文化工具箱”理论4。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文化从一个统一、完整的“系统”走向了一个“工具箱”。综合来看，文化由此便具备了“规范性”和“工具性”两种性质。

文化的规范性与工具性为理解区域旅游发展提供了双重视角。文化要素与价值观念的双重作用可以建构协同发展的行动策略。一方面，文化的规范性构成区域旅游发展的认知框架和共识基础。这一文化规范系统立足于文化同源性和区域价值观，促使区域内不同城市旅游发展跨越地理限制、达成协同发展的共性认知。另一方面，文化的工具性将区域旅游协同具象化为一系列区域内部的文化要素和文化资源。在面对不同的旅游发展诉求和情景时，区域内的城市行动者可以根據实际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调动并重新整合各种文化资源来维持合作关系。旅游发展的组织方式也能融入一个更大的区域集体中加以考虑。

二、“地区时代”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推动全球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为粤港澳经贸跨区域合作拉开了序幕，进而推动了这一地区休闲娱乐产业和生活方式转型。1978年，在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特区市场机制试行改革下，粤港澳三地建立起以制造业为主的“前店后厂”的跨地域分工合作模式。在合作腹地，百分之八九十的塑胶、电子、钟表和玩具等工厂从香港北移到珠三角；而在全国范围，各地人口迅速涌入广东沿海地区。人口快速集聚、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化的“生活-生产”节奏转向，推动了城市休闲娱乐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发展面临两大主要任务：一是要探索如何开创性满足新兴工业城市居民的休闲需要，二是要利用旅游业的流动性、联动性、导向性和交融性，引入各类生产要素，充分实现对外文化展示，增强国家的国际声誉和区域竞争力。

由此，现代主题公园和酒店业率先在粤港澳地区崛起，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引入的重要窗口。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展示平台。以中华传统与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深圳“锦绣中华”出色地承担了这一角色。其强有力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和精益求精的建造技艺，不仅激发了国人的自豪感，更高效地整合了国内文化资源，作为国际游客接待要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智慧。其中一半的经营收入由海外游客贡献。另一方面，粤港澳文旅产业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与技术，将西方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人才引入内地。1983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落户广州，汇集国内外优秀设计师、建筑师和管理人员，其设计水平和服务理念至今仍为高端酒店的标杆，已接待150多位各国元首到访。1994年深圳“世界之窗”开业，2005年香港迪士尼乐园正式开放，为放眼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窗口。

在“地区时代”，旅游产业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而文化要素和资源以其双重工具性特征，充分融入旅游发展之中。其一是作为象征的文化工具性特征：中华文化资源的多元符号从全国各地的文化生长环境中被高度提炼出来，在精心设计之下汇聚于珠三角的城市公园，建构出全国外来工集聚、文化交汇包容、主动对外开放的象征体系，吸引全球目光。其二是作为桥梁的文化工具性特征：以文旅产业为媒介，设备制造技术和产业链建设模式、酒店管理先进经验、规划设计人才，伴随着跨国资本和企业进入珠三角并辐射全国。粤港澳地区自此汇聚全球发展要素，成为中国区域旅游转型发展的驱动器。

三、“湾区时代”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构建本土文化联结

伴随着“地区时代”转向“湾区时代”，粤港澳的区域协同发展方向及旅游发展重心也发生了战略性改变。在前期的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时代，粤港澳突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成就，具有很强引领性；但随着整体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粤港澳地区开始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湾区”概念上升为新一轮的国家战略。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2022年至2035年的建设发展进行了统领性规划。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包括香港、澳门、广东中南部地区，意在推动新时代“一国两制”重大战略的全新部署，促进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粤港澳地区除了作为一个整体继续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对标旧金山大湾区、纽约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外，更加侧重粤港澳内部的协同发展和互动交融。旅游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先发先行产业和重要驱动因素，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促进粤港澳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以构建本土文化为联结，在实现旅游协同发展的同时促进粤港澳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共建“人文湾区”与构筑“休闲湾区”。

由于“湾区时代”区域协同发展战略重心的转变，文化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的角色和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从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开始走向本土性的文化联结。首先，在物质层面，文旅产业的场所建设及布局开始更多地服务于区域内部市场。港珠澳大桥、西九龙高铁和新增内地口岸等交通网络及节点，为区域内部的旅游流动和游客集散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其中，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坐落于珠海和澳门特区合作开发的横琴新区，意在吸引香港和澳门的度假游客，扩展澳门休闲市场。同时，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的建设也改变了区域旅游发展格局、加强了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关系，进而推进珠海横琴这一重大粤港澳合作平台的开发建设。

其次，在精神层面，具有族群性、民俗性的本土文化资源得到挖掘，三地之间跨区域的旅游流动增强。近年来，粤剧、潮剧、广绣、金漆木雕、广府菜和客家菜等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广泛关注与深度挖掘。例如“咏春拳”“醒狮”等被开发成大湾区的文旅新品牌。在本土文旅资源的深入挖掘中，寻根游、研学游等“游育”体系，更好地促进三地之间文化的互动、交融与传承。广东省目前已经公布了八大主题44条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粤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地缘亲缘业缘相互交织。湾區通过对历史遗产、地方民俗的旅游开发与文化创新，通过文旅融合，真正凝聚起整合性的文化认同。

在“湾区时代”中，旅游肩负着服务于新时代“一国两制”重大战略的历史使命。文化要素和资源也转而服务于新的文旅发展及区域融合，在工具性和规范性的双重视角下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随着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的变化，文化话语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从打造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形象到促进本土性的文化联结。文化角色和功能的变化显示出其工具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岭南文化、潮汕文化等传统文化得到重视，期望通过文化的规范性来构建三地跨越时空的文化联结。

四、从跨文化体验到文化共同体构建：展望粤港澳旅游的未来

从“地区时代”迈向“湾区时代”，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上，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实现了战略层面的创新实践，更是展现了从跨文化体验到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转变。展望未来的粤港澳旅游协同发展，还须克服当下的局限。粤港澳区域旅游发展的内部差距依旧较大，以广、深、港、澳为核心旅游城市的中心-边缘格局突出，外围城市处于相对边缘状态。未来，推动粤港澳区域旅游发展协同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需要持续发挥本土文化的联结作用，更好地实现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粤港澳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粤港澳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首先要回应区域内部平衡与各地充分发展的愿景，以宜居宜业宜游的湾区建设为目标，深化各地区的分工合作，破除区域合作的制度、文化、交通壁垒，通过建设湾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管理机制与治理体系，深入挖掘不同城市的文化资源，打造湾区交通专线和无缝网络，推动湾区居民和游客在区域内部的便捷流动与交互，促进湾区城市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的融合发展。同时，要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发挥其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围绕岭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特区文化和中西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从中提炼出文化内核，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湾区文化”，充分激发大湾区的地方活力，打造可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文化和旅游高地。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执行副主任，第二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22-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