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及其与行为意向的关系

2023-05-21 12:39尹书华戴光全李静
旅游学刊 2023年5期

尹书华 戴光全 李静

[摘    要]秩序的研究已广泛深入各个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深度。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了节事作为秩序载体的功能作用,忽略了节事本身的秩序特征,尤其缺乏从管理学角度对节事空间进行关注,忽视节事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的秩序感知。文章以广州国际灯光节为例,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索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及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包括空间布局、交通秩序、入场规定、服务管理、环境设施和参与者秩序6个维度和23个题项。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交通秩序和服务管理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为节事空间设计和运作管理提供参考,从而促进节事活动的有序开展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行为意向;混合研究;广州国际灯光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3)05-0151-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5.014

引言

秩序是人类自古以来就追求的[1],正如Glacken所言“在自然的概念,即使是神话性质的概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追求目的和秩序”[2]。秩序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各事物间形成的一种有序结构关系[3]。其作为一种日常词汇,表示“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4]。秩序是井井有条、稳定和平衡、合规律性、协调一致性等的代名词[5],表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运行有序的一个基本范畴[6]。由此推出,秩序感是人对秩序的感受和追求,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7]。自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用生产活动来表达对空间秩序的感知,通过创造出平板、二度的抽象装饰图案来克服混沌和无限现象的三维空间世界[8]。亚里士多德将美的最高形式界定为“秩序、对称和确定性”[9]。

Badiou在《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一书中指出,“世界并非是有秩序的固定系统,其实表现为一系列无止尽的事件,事件是对存在的一种破坏”[10],并从现代集合论的角度证明事件出现的根据。例如新冠疫情大暴发事件,给人类生活和全球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影响。从理论上来看,秩序的研究已广泛深入各个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深度。不同于突发事件,节事作为一种经过策划的事件,在社会文化层面具有秩序建构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传统节日、地方民俗、节庆仪式有利于促进社区团结[11]、凝聚地方情感[12]、维持社会秩序[13]、增加民族认同[14],以及在节事场域中,参与者个体通过“怪诞”[15]或“越轨”[16]行为和/或个人角色的“颠倒”,达到“阈限”体验[17],从而实现个人身份[18]和社会秩序[19]的重建。从现实上来看,近几年,由于节事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综合效应,以及国民对休闲需求的增加,促进了“节事热”的兴起,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2014年在上海跨年活动中发生在外滩陈毅广场的拥挤踩踏事件致人员伤亡。其主要原因在于节事活动举办场地大部分以临时性方式“嵌入”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空间[20],并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人群聚集,容易破坏原有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人群拥挤、交通混乱、物价上涨、安全事故等问题[21]。

因此,理论上的研究主要强调了节事作为秩序载体的功能作用,忽视了快速发展的节事带来的空间秩序的现实问题,尤其缺乏从参与者个体了解对节事空间秩序的感知。一些研究表明,秩序感能够显著影响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但秩序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尚未清晰[22]。行为意向作为影响个体行为最直接的因素[23],是社会行为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学者们通常使用行为意向而非实际行为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因为意向是人们真实行为最可靠的预测指标”[24],因此,本文采用行为意向来探究秩序感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行为意向作为旅游和节事中的重要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旅游目的地和节事管理者来说,提高参与者的行为意向有助于促进目的地的收入和节事旅游产业的发展。

综上,为了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从节事参与者角度,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探讨节事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秩序的感知维度和行为意向的实证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步,研究者通过网络文本和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焦点小组和专家意见的定性研究方法,探索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第二步,文章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实证分析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的感知维度及其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对快速发展的节事活动中暴露出来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行分析,为节事活动中频繁出现的拥挤踩踏伤亡事件提供思考和帮助,为同类型节事管理者的空间设计和有序管理提供参考,从而有助于节事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可持续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节事空间研究

节事(festival & special event,FSE)是节庆与特殊事件的统称,在国内,event有时也翻译为活动,因此,festival & special event也翻译为“节事活动”[25]。节事活动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主题的,集休闲、社交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动,这些活动超越了日常的体驗[25]。节事空间是指因举办节事活动(专指经过事先策划的事件)形成的空间[20],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术语表达,如节事活动空间[25]、节事场所[26]、节庆活动场所[27]、节庆空间[28]、节日空间[29]。虽然存在不同的术语表达,但就研究对象和实质内容而言,均指代的是同一客观事实[20]。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节事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的秩序感知,出发点与着力点基于空间这一层面,因此,本研究统一使用“节事空间”这一概念。

所有的节事活动都需要一个空间,不同的节事类型依赖的资源不同,形成不同的节事空间。就节事发生的空间而言,尺度分全球、国家、地方和社区;从属性来看,既有物质空间、非物质空间,也有实体空间和感知空间;从过程来看,既可以被创造,也可以被破坏和消灭[30];从时间上来看,可以承接过去、立足现在、接续未来[31]。从不同类型来看,有专门为节事活动修建的空间,如多功能体育场馆、展览馆、会议中心等;有兼用于节事活动的场地,如广场、公园、景区等;或是为一些临时性的节事活动提供的场地,如免费或售票的表演或展示活动等[20]。由于现实中大多数节事活动依托既有城市公共空间举办,这些空间仅在一段时间用于举办节事活动,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兼用于节事活动的空间。Getz指出,节事空间首先考虑的是空间选址、场地特征和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其次是基础设施和管理系统,基础设施包括基本服务、便利设施、安全和控制等,节事管理者有多种方式将场地特征、管理系统和相关人员相结合,为节事策划和创意活动设计提供巨大机会[32]。

通过梳理国内外节事空间研究的文献有以下发现。第一,就研究内容而言,国外对节事空间的研究集中在阈限体验[33]、个人身份和归属感[34-35]、文化和政治[36-37]、女权主义[38-39]、节事空间与城市形态[40-41]、参与者时空行为[42-43]、节事空间设计等方面[44-45]。国内节事空间研究集中在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应用[46-47],仪式空间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影响[48-50],节事空间选址[51]、空间改造[52]、空间冲突[20]、空间实践[53]、地方文化空间生产[54]、城市形态和发展[55-56]、地方认同[57]等内容。第二,就研究对象而言,国外集中在节庆,尤其是音乐节、狂欢节及体育赛事的研究,国内以传统民俗、仪式文化、体育赛事和会展空间为主。第三,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外视角较为多元化,涉及政治、权力、性别、身份认同等方面,国内主要集中在文化利用、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社会秩序等方面。两者也存在相同之处,如都关注到节事阈限体验、节事空间设计、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但在节事空间设计方面主要从计算机学、建筑学、设计学等学科视角进行分析,缺乏从管理学视角进行论述,以及对节事空间布局和管理较少进行关注,忽视节事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的感知,因此,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切入点。

1.2 空间秩序感知

秩序在《辞海》中的解释为“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58]。秩序按照其属性可以分为物理性的和社会性的,物理秩序是指自然现象和生物节律的正常态,社会秩序是指在社会交往中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有序规范的组织和协调状态[22]。袁家方和曲德森通过对工具书中秩序的解释,认为秩序应包含以下3个方面:一是时间上,先后有序,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发生、发展;二是空间上,排列有序,指人或事物处于恰当的位置,含有整齐之意;三是动态运行上,人或事物都遵守既定的规则,行为规范化[59]。同样地,郑凯将秩序划分为时间、空间和功能3个维度。时间秩序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先后顺序,如四季更替;空间秩序是指事物在空间上排列的合理整齐性;功能秩序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连贯性[60]。Meyer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空间秩序包含了社会、经济、环境等各种类型的秩序,代表着实现社会理性的标准[61]。因此,在借鉴和理解秩序和空间秩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节事空间秩序表现为在举办节事活动过程中空间各要素的组织关系,在节事中各要素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保持各组织之间尽量减少冲突,以实现节事活动的最佳运行。

秩序感是人类社会化以及心理活动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2],对秩序感的研究首推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Gombrich的著作——《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Gombrich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秩序感存在于人类的生物遗传中,同时受到康德认识论和波普尔“脑似探照灯理论”的影响,认为秩序感是指“有机体必须细察它周围的环境,而且似乎还必须对照它最初对规律运动和变化所作的预测来确定它所接受到的信息的含义。我把这种内在的预测功能称做秩序感”[62]。贾乐认为,从宏观层面来说,秩序感是个体和谐发展要遵守的规则;从微观角度来说,秩序感是人类对时间和空间内的事物各要素和谐统一状态的感受和适应,表征为安全感、归属感等[63]。秩序感与秩序感知的概念存在差异性,如但菲等从秩序感知和秩序理解两个方面来分析幼儿的秩序感[64],同样地,赵琳从秩序感知、秩序理解和秩序行为3个方面对幼儿秩序感进行研究[65]。从概念上可以看出,秩序感知是秩序感的一部分,从属于秩序感的概念。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讨节事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秩序的评价和感受,因此,用秩序感知这一概念更为恰当。如贾萌也采用市场秩序感知这一术语来分析外部制度环境感知对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意愿影响研究[66]。综上,本文認为,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是指节事参与者对节事空间内各要素和谐统一状态的评价和感受。

1.3 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与行为意向关系的理论基础

行为意向是指一个人主观判断其未来可能采取特定行为的倾向,可以用来预测是否为企业的长期客户,并为产品带来固定利润来源[67],通常作为复合忠诚的衡量标准[68]。行为意向的测量包括3个方面:积极的口碑、推荐意愿和重访意愿[69]。目前关于秩序感知与行为意向的文献较少,但秩序与行为之间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尤其心理学家通过多种方式研究秩序感启动与行为的关系。由于秩序的概念本身存在抽象性和模糊性,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对秩序感与个体行为的研究也存在差异[60]。但总结现有研究发现,秩序感能够显著影响个体的外在行为,例如,整洁有序的环境能够让人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无序的环境常常会产生负面的结果,但也会让人产生具有创造力的思维[22]。Kotabe指出,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有序和无序,都是通过人的感知而对个体产生影响[70]。OBrien同样认为,有序和无序的环境在具体的时空中能够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71]。以往研究通过多种理论来解释秩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如破窗理论、共同知觉理论、理性人理论、目标导向理论、概念隐喻理论、认知双系统模型理论和随机世界理论[22]。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社会学家Wilson和Kelling提出的破窗理论,论证了环境秩序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即一些没有及时修理好的窗户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玻璃被打破的概率,如公共场所中的乱扔垃圾、环境混乱、随处涂鸦等会带来社会混乱、缺乏管理的影响,因此,无序的环境会带来更多的违法行为和社会混乱,而“破窗”实际上是“无序”的代名词[72]。在社会行为学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使用行为意向而非实际行为作为衡量个体行为的标准,因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的直接因素,当行为意向获得合适的测量时,能够为行为提供最准确的预测”[24]。因此,本文采用行为意向作为衡量秩序感对行为的影响。此外,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实验法,即通过人为布置整齐或混乱的场景、展示文字或与秩序相关的图片,来探讨秩序感知与行为的关系,但关于秩序感知如何影响其行为的机制尚不清晰,且有序与无序影响个体行为的实证研究探讨较少[22]。因此,本文以具体节事为研究案例,来实证分析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及其与行为的影响,通过行为意向来检验其未来可能采取的行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案例概况

广州国际灯光节(下文简称灯光节)与法国里昂灯光节、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并称为“世界三大灯光节”。其自2011年开始举办,并在2015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年”大型文化活动。本文选择广州国际灯光节为案例,其原因有以下4点。一是,案例举办时间长,积累了较多经验,灯光节经历了从无到有、混乱和秩序的混沌过程。2020年,第十届广州国际灯光节举办时正处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也是举办灯光节的第10年,虽然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但最后政府部门依然决定如期举办,希望通过举办灯光节这样的大型活动向市民表示广州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让城市重新活起来,按下重启键。市政府领导在实地考察灯光节的举办情况后,将举办时间从原计划的2020年11月18—30日,延长两天至12月1日,共计14天,希望让更多的市民参与欣赏灯光节。二是,灯光节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符合当下许多节事类型的运作特点,研究结果具有普适性。三是,灯光节采用主会场+分会场形式,其空间范围涉及广州市多个片区。主会场位于广州市新中轴珠江新城核心节点——花城广场和海心沙,花城广场作为广州城市会客厅,其周边办公大厦、商业设施、居民小区林立,空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海心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屿,其空间具有相对封闭性、生态多样性。此外,分会场涉及广州各个区域,如2019年灯光节在广州市各区设9个分会场,2020年受疫情影响设立3个分会场,包括广州市旧中轴——北京路商圈和海珠广场、珠江琶醍分会场以及一江两岸分会场。因此,灯光节在空间上具有范围广、多样化、复杂化等特性,各种资源、要素、设施、主体、对象等复杂,对节事管理者的空间策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四是,作为广州的标志性事件,灯光节累计吸引了上千名国内外设计师参与设计创作,累计参观游客超过6500万人次,成为国际灯光节类型项目参观人数之最。综上,灯光节作为一个重复举办的大型节事活动,其举办场地和空间类型的多样化,使得单一案例具有典型性,研究结论对国内同类型节事活动具有推广性和普适性。

2.2 研究方法

文献梳理发现关于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的研究较少,缺乏可供借鉴的量表,同时,参与者秩序感知与行为意向的机制尚不清晰。根据Creswell和Clark的建议,定量验证前需要进行定性分析[73],因此,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进行量表开发与验证[74-75]。在研究1中,通过采用定性方法来探索和识别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维度。在研究2中,采用定量方法来验证和拓展研究1结果,同时进一步检验参与者空间感知维度与行为意向的关系。本文通过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73],可以较为全面地阐述研究问题。

3 定性研究阶段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进行探索。数据资料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有助于了解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0],根据这一思路,本文通过微博检索和访谈形式进行数据资料搜集。首先,以“广州国际灯光节”和“广州灯光节”为关键词在微博进行数据爬取,共获得6400条博文和11 845条评论,总计18 245条数据。其次,对所获得数据进行去重、删除与灯光节无关的内容剩余4617条博文和8069条评论,总计12 686条数据。最后,与另一位旅游管理专业博士进行数据筛选,保留与节事空间秩序有关的内容,最终获得333条博文,1683条评论,总计2016条数据,字数为72 880个字。

此外,通过对参加过广州国际灯光节的参与者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了解参与者对灯光节空间秩序的感受。引导问题包括以下3个内容:(1)您觉得灯光节现场秩序怎么样;(2)如果评价好、一般或不好,继续追问其具体表现;(3)您对灯光节秩序评价主要围绕哪些方面。最终获得26名访谈者,其中,男性14人,女性12人,年龄在20~50岁之间。同时将访谈资料转为记录文本,字数为25 819个字。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式三级编码程序,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0对文本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初步得出19个对应范畴和6个主范畴,参考点数量总计为494个(表1)。即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包括空间布局、交通秩序、入场规定、服务管理、环境设施和参与者秩序6个维度,其中,入场规定和交通秩序占比较高,超过20%,尤其是对现场人数控制方面占有较高的比例,表明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秩序感知影响较大的是参与者人数,尤其是人流过多带来的交通拥堵、设施不足、环境破坏等问题。

最后,通过焦点小组和专家意见对扎根理论提取的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进行校对、评论和提出建议。第一,邀请旅游管理专业3名硕士研究生与3名博士研究生进行焦点小组,对各维度和题项表达进行讨论,其中有4位参加过灯光节,经讨论对空间布局维度增加“选址的便利程度”,入场规定维度增加“入场等待时间”及在疫情防控特殊情况下“参与者之间能保持安全距离”3个题项。第二,邀请3位旅游管理和节事研究的专家对题项进行审阅,来解决题项的归类和表达问题,尤其是表达的清晰度、简洁度和相关性进行评价,并对专家提出的一些表述问题进行修改。第三,邀请灯光节负责人对初步设计的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的内容和表达进行评审,使之更符合灯光节的情境。根据返回意见,对题项措辞进行修订和完善。

4 定量研究阶段

4.1 数据搜集

根据定性研究结果,在2020年11月18日至12月1日第十届灯光节举办期间,采取随机拦截参与者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经询问确认已参观游览完灯光节的参与者,才邀请他们参与调研。选择在主会场进行问卷发放,因为主会场是灯光作品最为集中和吸引节事参与者最多的地方。问卷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研究1探索和识别出的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包括6个维度和22个题项;第二部分为参与者行为意向,参考了Lee等[69]的研究成果,包括积极的口碑、推荐意愿和重访意愿3个题项;第三部分为节事参与者人口统计特征。问卷采用Likert 5级量表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研究者在灯光节举办第一天和第二天进行问卷预调研,获得50份有效问卷。根据现场参与者的反馈以及2020年灯光节的运作模式,对题项进行修改,如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主办方采用多种方式進行人流引导以保证游客的安全,故在服务管理维度增加“人流引导”这一题项。因此,问卷第一部分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包括6个维度23个题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问卷。

在第十届灯光节举办期间共发放6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640份,问卷有效率为94.1%。其中,男性为389人,占60.78%;女性251人,占39.22%,说明男性更偏于参与灯光节活动。在参与次数上,初次参与灯光节的人数较多,其中,参与1次的为402人,占62.81%;2~3次190人,占29.69%;4~5次34人,占5.31%;6次及以上14人,占2.19%。在年龄上,以年轻人为主,说明灯光节吸引较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18岁以下41人,占6.41%;18~30岁482人,占75.31%;31~45岁88人,占13.75%;46~60岁25人,占3.91%;60岁以上4人,占0.62%。在受教育程度上,参与者的学历较高,以大专或本科学历为主,其中,初中及以下54人,占8.44%;高中或中专154人,占24.06%;大专或本科360人,占56.25%;硕士及以上72人,占11.25%。在职业分布上,以企业职工和学生群体居多,其中,企业职工191人,占29.84%;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50人,占7.81%;个体工商户52人,占8.13%;学生144人,占22.50%;离退休人员4人,占0.63%;工人19人,占2.97%;自由职业者108人,占16.88%;其他72人,占11.24%。

4.2 研究1:感知维度的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用来确定潜在维度,以减少题项。结果显示,KMO值为0.954,大于0.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为0,表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主成分分析,抽取6个因子维度,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2.6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表2),每个因子载荷均大于0.5,大部分在0.6以上,说明量表结构效度较好。6个公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说明数据质量是可靠的。

4.3 研究2:感知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及其与行为意向的关系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用于检验观测变量的因子个数和因子载荷是否与预先建立的理论一致[76]。本文采用AMOS 24.0软件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表3),所有因子载荷在0.719~0.950之间,达到大于0.7的理想状态,说明模型的聚敛效度良好。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值在0.618~0.870之间,均大于0.5,说明测量指标能够有效反映潜在变量。组合信度CR值0.843~0.958在之间,均大于0.6,说明测量模型各维度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其次,区分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表4),各维度平均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大于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77]。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表5),绝对拟合指数χ2=588.278(p=0.000),CMIN/DF=2.842,GFI=0.922,RMSEA=0.054;相对拟合指数NFI=0.961,RFI=0.953,IFI=0.975,TLI=0.969,CFI=0.974,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根据Baumergartner和Homburg[78]的建议,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相对充分性,提出以下3个竞争模型。模型1(研究模型)是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一阶六维度模型;模型2是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二阶单维度模型;模型3是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单一维度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表5),模型1(研究模型)显示出较好的拟合效果,而其他两个模型尤其是模型3不符合模型拟合标准,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模型较优。

最后,为进一步了解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本文采用SPSS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样本为整体有效640份问卷。研究结果显示(表6),6个感知维度变量与行为意向变量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360,多元相关系数的平方为0.130,说明6个自变量可共同解释行为意向变量13.0%的变异量,高于10%的最低要求。从共线性检验来看,容忍度介于0.322~0.488之间,均未接近于0;方差膨胀系数值VIF<10,说明变量间没有线性重合(多元共线性)的问题。从相关性来看,交通秩序(β=0.105,p=0.049<0.05)和服务管理(β=0.154,p=0.019<0.05)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其他4个维度变量影响不显著,说明其他变量对参与者行为意向的解释力较小。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服务管理的β系数较高,说明参与者对节事主办方的服务管理秩序对行为意向具有较高解释力[79]。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广州国际灯光节为例,探索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量表以及对行为意向的影响,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具体包括空间布局、交通秩序、入场规定、服务管理、环境设施和参与者秩序6个维度和23个题项。在空间布局方面包括活动选址、场地大小、布局设计、引导标识和选址便利程度5個方面,其中,引导标识是参与者反馈较多的内容。交通秩序包括道路情况、交通运行和乘车状况3个方面,交通秩序是参与者反馈较多的部分。入场规定包括预约措施、入场程序、排队时间、游览时间和人数控制5个方面,其中,预约措施与人数控制是参与者较为关注的内容。服务管理包括服务良好、安保措施、信息发布和人流引导4个方面,其中,信息发布是参与者重点反馈的部分,人流引导是节事管理者重点关注的内容。环境设施包括公共设施、网络设施和环境整洁3个方面,其中,参与者对网络服务设施关注的内容较多。参与者秩序包括遵守规则、避免冲突和保持安全距离3个方面,表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影响到其对节事空间秩序的感知。(2)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能够影响其行为意向,尤其,是交通秩序和服务管理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服务秩序的影响系数较高。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灯光节举办地点位于广州市核心区域,平时客流量较大,灯光节的举办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的参与者前来,对当地交通出行造成严重负担,大量的人员涌入和拥挤的交通影响参与者的再次参与;二是,主办方对活动的安排、人流的管理和服务与其他“硬性”设施相比,更加影响参与者对秩序的感知和对行为意向的影响。

5.2 研究启示

5.2.1    理论启示

节事是旅游业发展的助推器,从社区建设到城市更新、从地方品牌到目的地形象、从文化发展到培养民族认同,节事发挥着重要作用[80]。近几年伴随“节事热”的兴起,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对节事空间利用不当和缺乏有效管理。作为临时性嵌入城市空间的“节事空间”如何设计和管理,以保证节事参与者的有序参加和人身安全,以促进节事的有序运作和可持续发展,是节事主办方和管理者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节事本身的秩序功能作用,忽略了节事本身具有的空间秩序特征。本文以典型案例——广州国际灯光节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方法,开发了关于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的量表,并验证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与行为意向的关系。本文的理论启示如下。

第一,探索、识别和构建了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量表。从理论上,提出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概念,并对其概念展开具体维度的探究,包括空间布局、交通秩序、入场规定、服务管理、环境设施和参与者秩序6个维度和23个具体题项。一方面拓展了Getz提出的節事空间的位置选择、场地特征、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中的内容[32],另一方面从具体的角度丰富了Meyer指出的广义的空间秩序概念[61],拓展了秩序在节事中的研究范围。此外,现有研究虽然已经认识到秩序在节事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鲜有研究关注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的感知及具体测量。本文虽然仅选择灯光节一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但灯光节选址主要为非专业的节事活动空间,其涉及的空间尺度和类型,具有范围广、多样化、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因此,在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搜集了关于灯光节的研究资料和数据,开发了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为更为全面了解、测量和评价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秩序感知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以往的研究关于秩序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之间的机制尚未清晰[22],本文结合具体的案例,实证分析了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与行为意向的关系,并揭示了不同的秩序感知维度对个体行为意向产生不同的影响,不仅丰富了秩序与行为研究的内容,而且为未来秩序与行为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例如,从理论上说,秩序感知是个体对外部环境有序性的感知,即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整齐和混乱,“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个人认知、身体和环境是一体的,人的行为与环境刺激密切相关[22],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有助于推动秩序与行为的研究范畴。

第三,任何节事活动都需要一个空间来实践,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从管理学的角度,尤其是节事参与者的角度对节事空间进行研究。对节事管理者来说,节事空间的布局和管理是保证节事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本文以城市大型节事活动广州国际灯光节为例,其节事空间范围涉及广州城市核心区域,从节事参与者角度对其空间秩序进行评价,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节事空间秩序的理解,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节事空间的特征、内涵、评价及复杂性提供了研究基础。

5.2.2    实践启示

本文虽然仅选取了广州国际灯光节一个案例进行节事空间秩序的研究,但其节事特点、运作模式、空间类型能够为国内蓬勃发展的节事产业提供相关的实践启示,尤其是对重复举办的、户外的、大型的、非节事专用场地的节事活动类型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了解节事参与者对空间秩序的感知是节事主办方组织和管理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对节事主办方来说,创造安全有序的环境是保证参与者体验的基础,无序混乱的环境一方面容易造成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影响参与者的行为意向。对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的识别有助于节事管理者深入了解每个维度下包括的具体内容和任务,从而有利于节事的组织管理。本文扎根理论结果表明不同的维度和题项占有不同的比例,即参与者普遍反馈的秩序问题有哪些以及哪些是反馈较多的内容。因此,在节事举办前,节事主办方就不同的维度和内容进行讨论、商量和决定不同的计划和安排,尤其是针对参与者反馈比较多的方面进行重点调整和改进,以提高节事管理的质量和有效性。

第二,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节事主办方和管理者更好地了解参与者对节事空间秩序的感知,从而对节事空间的设计和管理进行有策略的调整,以满足参与者需求。实证结果表明,空间秩序感知的6个维度中,交通秩序和服务管理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节事管理者可以优先考虑和确定这两项内容,并进行资源的配置。空间布局、入场规定、环境设施和游客秩序这4个维度对行为意向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一结果并非表明4个影响不显著的维度没有意义,相反,这些维度对节事管理来说是基础性的,因此,管理者需要在这4个方面进行改善,以保证参与者的基本需求。

第三,现有节事活动往往以“临时性”的方式嵌入原有的城市空间,这些空间类型大多是非节事专用场地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合理地进行节事空间的规划和布局是基础性的,也是最重要的,空间选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交通服务、环境设施等资源的协调和分配。而提升交通配套设施、网络信号服务、保持环境整洁等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再参与意愿。此外,选择及时有效的入场方式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短时间内过量游客的拥挤,从而保证参与者的有序参加及节事活动的正常开展。最后,与其他硬件服务相比,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及时有效的信息宣传、合理的人流引导等服务管理水平是影响参与者再次参与的重要因素,也是节事管理者需要不断改进的方面。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立足社会现象,从快速发展的节事活动中暴露出来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行分析,从节事参与者角度,提出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概念并进行量表开发,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维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丰富了节事与秩序的研究范畴。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本文仅选择一个案例进行研究,现有节事活动类型多样,不同的节事类型、运作方式、场地特征等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节事参与者对空间秩序感知的具体维度也存在不同的表现。例如灯光节主会场海心沙区域采用预约制方式进入,其他区域为免预约参观,与其他节事活动相比,在入场方式上更加多样化。灯光节活动类型主要以参观游览为主,不同于啤酒节、音乐节等互动类型较强的节事活动,其互动性主要体现在与作品及游客之间的互动,互动程度较低。灯光节空间范围涉及广泛,且灯光活动主要在晚上进行,不同于其他节事活动,其空间秩序管理和安全保障投入力度更大。因此,由于灯光节本身活动的特性,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Getz指出,节事空间和设计需要考虑的是空间选址、场地特征、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等方面[32],本文提出的量表基本涵盖了这几个维度,因此在具体的维度上与其他节事类型存在相似性,对其他节事管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维度的具体指标因不同的节事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能够被感知的客观质料和能量,不仅能够被测量,而且能够被改造和利用。既可以表现为物理、信息、能量等物质性空间,又能表现为精神、文化、艺术、知识等社会空间[81]。本文探索出来的节事空间秩序感知维度主要聚焦于具体的物质空间,因此,未来可以结合多个案例进行分析,结合空间的研究范畴,以归纳、提取、开发和验证关于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量表。

第二,现有研究关于节事空间和空间秩序的研究较少,使得本文缺乏可供借鉴的量表。虽然研究者搜集了关于灯光节较为全面的数据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通过焦点小组、专家意见和邀请灯光节负责人对题项和量表进行评审,使其符合灯光节情境,但由于受单一案例节事活动特征的局限性,以及相关文献的不足,因此量表题项主要来自扎根理论的结果。未来可以对节事空间秩序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如不同情境下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的具体体现,以及节事空间秩序的建构及特征、内容和评价等,以丰富节事中关于空间和秩序的研究。

第三,本文主要运用扎根理论的开放式和主轴式编码步骤,来探索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维度,未对各维度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节事参与者的空间秩序感知模型。

第四,本文仅探讨了节事参与者空间秩序感知和行为意向的关系,未来可以引入其他变量,如情绪、互动、满意度、感知价值、节事形象、节事质量等,将空间秩序感知概念整合到其他研究中,以探索不同概念之間的关系。

第五,本文没有考虑到个体因素对节事空间秩序的感知和行为意向的影响,未来可以关注参与者个体因素的影响,以丰富秩序在节事中的研究。

第六,节事空间秩序的建构和管理,除了影响到参与者的体验外,还包括节事空间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当地居民、上班族、周边商户等,因此,未来也可以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以促进节事活动的有序进行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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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节事场域的空间性:基于情感和秩序维度的具身和叙事研究”(42171228)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DAI Guangquan) (No. 42171228).]

[作者简介]尹书华(1992—),女,河北衡水人,博士,研究方向为节事旅游与管理,E-mail: ecyinsh@mail.scut.edu.cn;戴光全(1966—),男,江西赣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会展经济与管理、节事旅游与旅游地理,E-mail: gqdai@scut.edu.cn,通讯作者;李静(1986—),女,湖北孝感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节事旅游和会展管理。

Abstract: Spatial order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in various fields, producing valuable research resul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emphasized the function of the event as the carrier of order, ignoring the order-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ent itself. Taking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d the perception dimension of spatial ord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event participants using a variety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irstly,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of the spatial order of the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estival were obtained through examining microblogs, comments, and interviews.We obtained 333 blog posts and 1683 comments, with a total of 2016 pieces of data and 72 880 words.We recruited 26 interviewees, comprising14 male and 12 female participants, with a total of 25 819 words. The spatial order theme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combined with NVivo 11.0 analysis software. Six dimensions of spatial order perception were identified using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layout, traffic order, admission regulations, servic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participant order. Secondly, through a focus group, expert opinion, and pre-survey, a formal scale of spatial order perception dimension of event participants was constructed, and 64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irdly,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ree competition model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were empirically analyzed. Finally,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verify whether spatial order percep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which dimensions had a predictive effe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order perception of festival participants included six dimensions and 23 items: Spatial layout, traffic order, admission regulations, servic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tourist order. Among them, spatial layout included five items: Activity site selection, site size, layout design, guide signs, and site selection convenience. Traffic order included three items: Road conditions, traffic operation, and riding conditions. Admission regulations included five items: Reservation measures, admission procedure, queuing time, tour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Service management included four items: Good service, security measures,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people flow guidanc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included three items: Public facilities, network facilities, and a clean environment. Participant order included three items: Obeying the rules, avoiding conflicts, and maintaining a safe distance.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event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erception of spatial order of event participants affected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 Specifically, traffic order and service managemen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ha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impact on behavior intention. The current results may be helpful for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event spatial order, and the promotion of orderl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vent activities.

Keywords: event participants; spatial order; perception dimension; behavior intention; mixed research;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estival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郑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