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徐树英的点点滴滴

王建辉

2023年，笔者母亲徐树英已经去世12年。母亲离开后，我曾数次用文字记录了她平凡而精彩的一生。但在这12年的时间里，每当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入党后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和国家，在战斗和工作中的无私奉献与舍己为人，以及在生活中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父亲和我们的点点滴滴，就觉得母亲伟大而无私与朴实无华一生的闪光点非常之多，值得记录。

一辈子听党话 为党分忧

1919年11月，母亲出生在山西陵川。母亲的身世不是一般的苦，在她两岁时家乡遭遇大旱，粮食颗粒无收，无力抚养的父母便将她放在了一棵大树下，想着如有好心人收养，对她而言也许是条生路。后来，是位姓徐的好心人收养了她，给她取名徐树英。从此，母亲便跟随着徐家开始了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正在地主家从事苦力劳动的母亲，偶然听说救穷人出苦海的共产党来到了陵川，就从地主家跑了出来寻找共产党。巧的是母亲在附城镇街上遇到了正在向老百姓做宣传的地下党员武立磊，她当时听了武立磊宣传的“穷苦百姓为什么终日劳作却总是缺吃少穿？……老百姓要想翻身就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等话语，就认为是对自己说的；她随即走到武立磊的面前，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并表示想参加共产党。从此，武立磊便带着我母亲在陵川做起了发动群众、组织妇女为抗日前线战士做军鞋等工作。经历了严酷斗争的考验，1939年2月，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母亲便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

1940年，抗日的烽火在华北大地熊熊燃烧。同年10月，党组织调派母亲前往八路军太行第4军分区医院工作，母亲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了党员后，无论在何种岗位、做何种工作，只要是党的安排，她总是全身心投入，不允许自己出丁点差错。母亲没有上过学，参军从事医护工作后，为了尽快掌握医学知识，母亲在拼命学习文化的同时，还向有经验的医护人员学习。在行军路上，母亲把文化教员教的字写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别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边走一边看，同时用手比画着写。凭着自身努力，母亲认识了不少字。战斗中，母亲经常跟随战地救护组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在一次抢救伤员中，日寇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母亲右脚的两个脚趾炸断了，但为了及时抢救伤员，母亲强忍疼痛，将伤员安全护送到了分区医院。战后，院长徐如壁要向上级上报母亲伤残情况，可母亲坚决不允许，她对院长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听了母亲的话，徐如壁略带惋惜和遗憾地对我母亲说：“小徐，你真傻啊。”母亲后来告诉我，如被列为伤残军人，会有相应的补助，但她不想给组织增添负担。

孩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如同自己的生命，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有时女人无法留住心爱的孩子。1943年，我的父母结婚后，第二年母亲便怀孕了，可当时部队要行军打仗，加上每天开展投弹、瞄准和跳高等军事训练，在这样的环境下，母亲的孩子流产了。没能留住自己第一个孩子，母亲难过的心情可想而知。1945年，母亲终于生下一个女孩，看着拥有大眼睛和粉白脸庞的孩子，她异常高兴。不久，母亲所在部队接到出发命令，她只好将出生不久的孩子交给村里的一位大娘代养。过了一段时间，部队完成了任务，母亲马上来到村里，满心欢喜地找到了这位大娘，可大娘流着眼泪告诉她，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孩子，孩子被饿死了。听闻此言，母亲心如刀绞，泪水不禁涌出了眼眶。母亲后来说，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她真是难过至极。可是想想部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为了避免孩子的哭闹声暴露目标，忍痛将孩子的嘴捂住，待过了封锁线，发现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时的情景，母亲便止住了悲伤，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因为她知道，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有时个人必须作出牺牲。

母亲是一名党员，任何时候她都視党的利益高于一切。1946年，党组织调派她前往太行军区2分区机关卫生所工作。一开始，卫生所除了医生，只有母亲一名护士。平时，她担负着分区机关、轮训队、警卫连和驻地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一次，母亲争取到了参加上级医护人员培训的机会，谁知她刚去培训队学习了三天，分区接到了战斗任务，分区司令员邹善芳得知她去学习了，立即命令徐如壁将她接回卫生所随部队执行任务。眼看着失去了学习机会，母亲纵有万般的不舍（母亲说，当时如果坚持参加完培训，就能从护士转为调剂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可以转为医生），但因为她是名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最终，她还是放弃了这次学习机会，跟随院长返回了部队。

看过电影《上甘岭》的观众，对影片中全身心救治伤病员的志愿军卫生员王兰的印象一定很深刻。母亲说，战争年代她就像王兰一样，视伤病员如亲人，为伤病员喂水喂饭，打针换药；对失去了肢体，而导致出现悲观情绪的伤员进行开导，鼓励其树立战胜伤病的信心。总之，在工作中，母亲总是想尽办法为伤病员医治病痛，消除痛苦。母亲细心而忘我的工作不仅受到了伤病员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医院党委曾授予母亲“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从母亲的双手就知道她一生的付出

女人的手可谓千姿百态，有的女人的手白嫩纤细，而我母亲的双手则是粗糙且布满茧子，一双手上“写”满了沧桑。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母亲一直在部队从事医护工作。1955年，为响应组织的号召，也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母亲万分不舍地脱下了钟爱一生的军装，复员回家当起了家属，开始了照顾家中三代人的生活。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1955年至1980年，父亲多次调动工作，母亲毫无怨言地跟随父亲“转战”多地；20世纪50年代中叶，父亲在北京总后机关工作，当时家里除了奶奶和表哥外，还有我的哥哥姐姐，全家八口人。复员后的母亲担负着大家的生活起居，而仅靠着父亲一人的薪水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此外，母亲还担任着总后机关大院家属委员会副主任兼党支部宣传委员。家委会的工作很是琐碎，但母亲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忙完了外面的事，回到家里的她同样忙碌着，照顾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那些年，母亲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

1965年，我们家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搬到了西安。父亲在某部队任一把手，工作异常忙碌，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母亲打理。我记得冬天家里没有暖气，入冬前，要从街上的煤店买回煤面，然后打成煤饼烧煤取暖；为了让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将这些事情全都承担了下来。父亲所在部队是后勤仓库，仓库里存放着大量被装物资，运输专列长年不断运行，每一次都要靠指战员们用自己的肩膀装卸货物，大家的衣服被磨损得很厉害；母亲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为指战员缝补衣服。我记得当时家里的那台缝纫机使用频率非常高，我夜晚醒来，看见母亲仍然坐在缝纫机前为战士们缝补衣服。母亲的行动不仅受到了指战员们的欢迎，也感染了不少人，后来有许多家属自愿加入到了为战士们缝补衣服的行列。

20世纪70年代初，哥哥姐姐们入伍即将离开家时，母亲拉着他们的手，嘱咐到了部队要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绝不能给红军家庭抹黑（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有了父母的榜样作用与家庭的熏陶，哥哥姐姐将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部队，二哥在部队执行任务时还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二哥牺牲后被部队追记了二等功。

1979年12月7日，是我告别父母即将踏入军营的日子。这天，母亲递给我一个用绿军布缝制的手掌大的布包，她对我说：“孩子，这是我给你做的针线包，你带上它。看到它，你就会觉得我们时刻在你的身边，你也就不会想家了。”看着母亲用饱经沧桑的手缝制的这个精美的针线包，泪水不禁涌出了我的眼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针线包，它蕴含着母亲对我的爱与期望……

（作者单位系航空工业西安庆安电控公司）

责任编辑/陈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