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智库建设的定位、策略及前瞻

万安伦　黄一玫

【摘 要】智库作为“外脑”，在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2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从160家申报单位中遴选出16家高端出版智库进行建设培育，2023年新一轮出版高端智库遴选培育工作业已启动。中国出版业健康发展与转型升级离不开出版智库的出谋划策和建言献策。文章厘清出版智库的战略定位和建设策略，提出出版智库建设与评价体系优化的具体路径：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线；提升预判能力，明确管理分工；拓展“政产学研用”贯通的深度与广度；完善顶层设计与评价体系等。出版智库建设要想适应我国国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出力，应做到与出版意识形态属性步调一致，与出版业转型升级步调一致，与中国出版走出去步调一致，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步调一致。

【关  键  词】出版智库；建设定位；评价体系；未来预期

【作者单位】万安伦，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一玫，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出版学学术史文献整理、研究与资料库建设”（21&ZD321）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05.001

智库是当今国内外普遍认可的“智囊团”形式，更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汇集行业专家和学者的智慧与思想，在公共参与、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出版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属于人文社科类智库，在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如何正确认识出版智库的性质和作用，最大限度地盘活各类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为出版管理部门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为出版业界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为出版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有效对策尤为重要。

一、凝视当下：出版智库的现状与定位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及“智库”，该年因此被视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元年。此后，各领域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共政策咨询、行业人员培训、跨领域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我国智库及出版智库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将智库的学术化表达定义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1］，该定义为智库的基本性質和功能作出了基本阐释。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具备五种基本功能，即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2］，进一步明确了智库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在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智库建设工作以这五项功能为主要建设目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出版领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一直发挥着我国官方出版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以服务行业改革发展和推动新闻出版理论建设为己任，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科研水平持续提升，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发展潜力显著增强［3］。地质出版社与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16年联合成立的“融智库”经过近7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一定规模，拥有总库、吉林分库、广东分库等多家分库，专家两百余人，累计科研经费超500万元。此外，其他出版智库也在摸索中起步，不断向前迈进。

2．出版智库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

2022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2022年度出版智库遴选培育机构名单，遴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160家申报单位仅16家单位入选，这标志着出版行业的高端智库建设开始进入有组织推动、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推进的新阶段。16家智库入选单位中，既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深耕出版科学研究的一流高等学府，也有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出版业界重镇，以及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图书产业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提供商。作为出版智库建设的排头兵，16家出版智库起到表率作用，率先在智库建设模式、智库成果产出及转化、智库人才引进、社会服务等方面展开探索与尝试，为出版智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推进出版高端智库建设，更好地发挥出版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的智库作用，支持有关地方和单位积极开展出版智库建设，加强社会类出版智库规范引导，统筹推进各类出版智库规范发展［4］。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传统出版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考验。出版学界须突破陈旧的知识框架，在理论研究上刻苦钻研，带领出版业走出转型的阵痛期。出版业界应更好地培育出版人才，革新出版技术，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体验，由过去的知识生产逐步向知识服务转型。张志强认为，出版智库是专业型智库，其定位是对相关出版公共政策进行分析研判，为其提供智力服务，以影响出版领域公共决策为目的，以出版业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出版领域的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研究机构［5］。如何汇集出版学业两界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力量，使出版智库为出版行业的长期发展建言献策、输送人才，担当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值得出版学界和业界重视和思考。

二、对症施药：出版智库存在的焦点问题与解决办法

有学者指出，我国智库普遍存在方向不清、定位不准、同质竞争、功能缺失、活力不足、缺乏协同等问题［6］，这些问题虽是对所有智库的泛泛之论，但与出版智库发展中遇到的壁垒也有相似之处。出版智库只有明晰自身定位，牢牢把握出版特质，根据已有的优势条件和历史基础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旗帜和路线，才能突出重围。

1．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线

国家新闻出版署遴选培育的16家出版高端智库，总体目标是服务国家战略，但在具体定位上各有侧重。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智库侧重于出版产业和出版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智库侧重于数字出版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研，浙江大学出版智库侧重于出版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各出版智库应明确定位，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线。目前，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5.06亿，国民阅读需求旺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建设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应更多地聚焦于国民阅读现状调研和提升路径探索，以推进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提高国民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地方出版智库则应重视和聚焦自身实践或所在区域的发展状况，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产业研究院聚焦于企业智库的出版产业研究及发展方向等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出版智库不应为了短期利益盲目扎堆追求行业热点，而应结合自身的历史积淀和优势业务进行品牌建设探索。如人民邮电出版社旗下的童趣研究院聚焦少儿出版和儿童教育，以“童之趣，学之本”为理念，推动少儿出版与儿童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国儿童的素质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少儿出版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由于互联网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地向前跃进，传统出版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纵观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从硬质出版、软质出版（纸质出版）到虚拟出版，都没有被时代淘汰［7］。有学者指出，当下与未来的出版业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向，以信息的搜寻、组织、呈现为基础，以知识的生产、传播、消费为流程，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宗旨，以个人知识社会化、无序知识有序化为目标。因此，出版智库应改变资源密集型的低效能生产模式，打造小而精的多样化生产模式［8］。所谓“小而精”，就是将过往的粗放式生产转变为精细化服务和知识创新。

2．提升预判能力，明确管理分工

智库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对智库研究的顶层设计要有預期和预判，做到脑中有宏图、胸中有计划。如展开田野调查和社会调研，明确出版一线的核心诉求，深入了解出版业面临的现实困境，积极探究出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文化传承、国际交往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说，出版智库所提交的报告应具备一定的预判能力，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合理预测出版业的未来发展。

由于我国出版智库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多数智库在管理上与依托单位无明显区分，并无专职的智库工作人员，多由就职于本单位的员工兼任。智库工作分工不明使得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造成智库管理迟缓混乱、缺乏协同性等问题，进而影响智库的高效运转。若想打造成熟、专业的智库，一是要配备专业学科背景和从业经验人员，全职从事智库的日常管理工作，积极推进智库的事务性工作和讨论议程，具体落实和联系会议、论坛、驻访学者等各项事宜。二是要有财务专员制定资产的合理分配，跟进款项去向，拓宽社会资助的渠道。若有必要，还应为专家配备专家助理，做好衔接和协助工作，为专家减轻事务性负担，使其更好地投入智库成果的研究工作中。

3．拓展“政产学研用”贯通的深度与广度

范军指出，针对出版智库，发展中要尽量避免“泛化”倾向与“主见缺失”问题，要把握战略性、公共性与非营利性的整体内涵［9］。所谓“泛化”与“主见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出版智库自身实力研究不强，发展定位不清晰，容易被外界声音左右而随波逐流。在这个问题上，高校智库应发挥自身学科齐全、科研力量雄厚的先天优势，整合学术资源，尝试在学科交叉领域以及学校优势学科领域有所突破。企业智库则必须加强出版深度融合，多向学界“借智”。总之，各类出版智库要在开拓“政产学研用”贯通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助力出版产业科学化、数字化发展。一是出版智库要找准自身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与泛化倾向。二是出版智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智库研究要深入一线扎实调研，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切忌闭门造车。三是出版智库之间应多展开1+1＞2的优化式合作。合作主要覆盖同类型出版智库的合作和不同类型出版智库间的交流两个层面。四是借鉴“驻访学者”模式，推动“政产学研用”向纵深发展。

目前，在国内外学界中广受好评的“访问学者”模式，主要由学者向其他高校提出申请，前往该高校进行为期三个月至一年的访问学习。这种交流研学形式使人才成长管理模式更简化，能使驻访者沉下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积极与驻访单位的同行学者展开交流与合作。我国出版智库的人才短期交流可借鉴这种形式，以建立稳定、便捷的互访合作模式。一方面，出版智库可选派出版学科教师前往出版龙头企业进行为期3—6个月的驻访，深入一线调研出版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情况，掌握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减少智库在理论和技术上的“滞后性”和“纸上谈兵”的尴尬，使出版学的学术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选拔出版业青年人才和中层骨干前往高等院校的出版智库驻扎，将理论思维和最新研究成果转化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增强学界与业界的协同性。有学者提出，出版从业者须具备终生学习理念，访问学者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业界人才培养链条［10］。

三、把握核心：完善顶层设计与评价体系

媒介融合背景下，“读纸时代”悄然转向“读屏时代”，在这场阅读革命中，思想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开拓生存空间是所有智库都要面临的难题。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来看，我国出版智库建设任重道远。建设好各级各类出版智库，推广建设经验，使出版智库在全国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不仅在资政建言方面能够作出突出贡献，而且对出版业界和出版学界大有裨益。

1．多面向的出版智库建设方式

从国家新闻出版署和相关部门来看，一是要给予出版智库一定的政策扶持，完善其顶层设计，出台行之有效的《出版智库建设规划》等相关文件，使出版智库建设具备基本可行的方案。二是要为出版智库提供资金支持，在合适的情形下可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资本补充，不仅能支持出版智库建设初期的快速启动与运转，而且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奖励和资助的方式持续投入资金，保证出版智库长期稳定发展。三是以设立项目和重点课题等形式促进出版智库开展前瞻性研究，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鼓励符合条件的出版智库积极申报课题并展开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建议。申报课题应围绕出版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主题出版、出版融合、数字出版、大数据建设、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等），注重智库成果的转换应用率，避免纸上谈兵。同时，出版学科的各类期刊应开设《出版智库建设》《出版智库成果》等专栏，组织学界与业界的专家就如何建好出版智库以及出版智库未来道路进行探讨，并及时发布出版智库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

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出版智库应在两个层面稳扎稳打。一方面，积极吸纳高素质青年人才入库，使其形成合力，在出版智库建设、出版理念、科技赋能等方面力求突破。引进青年人才进入出版智库，既能为出版智库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为后续出版人才培养提供生长土壤，可谓一举两得。对此，需要突破学界和业界人才流动的藩篱。另一方面，全力打造出版智库的领军人物，使其在团队合作、理念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带头作用。由经验丰富的领军人物精心规划智库的整体发展方向，能使学界业界展开广泛的内外协作，多出成果。同时，领军人物能与智库中的青年成员形成良好的人才梯队，依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集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发挥领军人物的背书作用。

从资金建设角度来看，出版智库的高质量发展仅依靠单一的经费来源是不够的。现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发展成熟的智库经费来源多元，不仅有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还有委托项目、自主盈利、企业和个人的社会捐助等。拥有多渠道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智库就不会为了生存而到处寻求经费，这有利于保障智库在筹资对象间的平衡，并减少筹资对象的利益诱导［11］。对于出版智库的捐赠机制，需要制定合理的方案并严格落实，对出版智库的资金情况应实行透明的监管和适当公开，使资金真正为出版智库所用。同时，出版智库应广泛借鉴国际智库的成熟经验，开发智库的自主盈利能力，形成稳定、有保障且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为出版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构建有利于出版智库发展的科学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促进出版智库发展和成熟的必备条件和重要环节。评价分为专项评价和综合性评价，包含对人的评价、对产品的评价、对组织体的评价［12］。出版智库若要谋求长远发展，建立科学务实的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在人才评价方面，对于专家和成员入聘智庫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终身制”，应制定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对其进行定期考核、评估与再遴选。对于表现突出，按期、按量完成智库科研任务及实践要求的智库成员，可予以留任及奖励；对于无法完成既定工作任务的成员，可设置观察整改期，观察整改后符合条件的成员则续聘，不能达到要求的成员则予以解聘。对于专职智库成员，应有更为严格的要求。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版智库人员的有效流动，保持出版智库内部活力，也能激发出版智库产出更多的高质量成果。

在综合性评价方面，完善智库成果的评价体系是出版智库的首要任务。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发布了自己的智库评价体系，大体分为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两类，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对智库进行评价［13］。笔者认为，出版智库的评价在借鉴现有智库评价框架的基础上，还应根据智库现状和出版智库特质，增加成果转化、合作程度两方面的内容。目前，我国少数智库提交的报告虚有其表，盲目跟风，内容不接地气，在实际的社会生产中并无可行性，影响了智库整体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对此，出版智库应提高转化效率在智库评价中的占比，“投入—产出”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智库的提案、报告只有真正落地实施才算走完一个流程，形成一个闭环。因此，如何转化、转化的成功率、转化落地成果是考核出版智库最直观的方式。

此外，各出版智库间是否有合作、合作是否形成长效机制、合作结果如何也应纳入智库的评价考量范围。中国智库体系具有显著的圈层结构特征，内外圈层之间的深入合作可以弥补各自的短板，发挥其在咨政启民方面的优势与长处［14］。论坛、会议、驻访和讲座等交流形式，不能只停留于纸上谈兵，无论是高等科研院所的智库，还是出版集团的智库，其各项产出归根结底是为整个中国出版业的转型与升级贡献力量。各出版智库是否能够强强联手展开合作，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信息共享平台，提高出版智库产品的传播效率，让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投入应用，使更多的出版实体受益，应成为考核出版智库的硬指标。

四、展望未来：出版智库的机遇与可能

出版智库的创立、建设、产出和评价，为我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为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服务。因此，结合当下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态势，立足于对未来出版业转型发展的预期与前瞻，想要打造适应我国国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助力的出版智库，应基本做到以下四个“步调一致”。

1．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步调一致

在出版走向以知识服务为导向的新阶段，内容服务与数据服务是出版智库面向其他行业智库发挥元智库作用的基础性服务［15］，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出版智库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出版智库要与出版意识形态属性步调一致，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出版工作和出版智库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智库成员的思想教育，积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2．与出版业转型升级步调一致

智媒时代既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固有边界，也重塑了传媒业的行业生态。媒介形态的革新与聚变给出版业态的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出版业从内容结构、传播介质到技术手段、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16］。这对出版智库来说，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迎难而上的机遇。出版智库与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步调一致，意味着出版智库要解决出版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既要总结关注数字出版、出版融合深度推进过程中的新探索和新经验，又要重视解决传统出版业的老矛盾和老问题，既要关注出版业界的新热点和新议题，又要聚焦出版学界的新理论和新观点。

3．与中国出版走出去步调一致

智库出版扩展了知识生产的范围，丰富了出版的服务形式［17］。出版智库对内要根据自身智库特色，培养出版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推动出版的产业升级和理论创新；对外要抓住我国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历史机遇，强化自身实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指出，出版既是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的阵地，又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出版智库要向着高端智库的目标看齐，争取进入国家高端智库的行列［18］。前辈学者的殷切期许正是所有出版智库，尤其是16家率先入选培育机构名单的出版智库的奋斗目标。

从长远来看，在国际出版界树立旗帜与标杆，亦是当前出版智库的历史使命。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短兵相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比拼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才是大国博弈的重心。出版智库作为“外脑”，应当具备开拓精神，以创造新成果、推广新技术和传播新思想等多种手段，既对外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又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智库与中国出版走出去步调一致，意味着出版智库要聚焦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辐射更广泛的国家与群体，在国际出版界发出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4．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步调一致

出版智库建设要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步调一致。2022年7月，首届出版学科共建会胜利召开，中宣部领导和教育部以共建为抓手，强力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驶入快车道［19］。同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新版研究生学科目录，出版以“0553”序列号位列文学大类之下，可以招收出版专业硕士和博士，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和出版博士专业学位，这标志出版学科完成了全学段制度设计。中国特色出版智库和出版学科均迎来发展春天，二者应步调一致，为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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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迎30周年庆将向行业高端智库迈进［EB/OL］.（2015-12-02）［2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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