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者的“居民化”

曹燚

摘要：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介入，以省际人口迁移定居为研究背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新疆和静县巴润镇外来务工群体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务工者定居巴润镇的“推力”和“拉力”因素以及务工者的抉择，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务工者定居的首要因素，但其在巴润镇定居的决策不仅于此，还掺杂着许多社会文化因素。

关键词：务工者；居民化；迁移；嵌入；共生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地广人稀，农村发展种养殖业对劳动力的要求较大，而本地人口并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内地许多省份如四川、河南等地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面积不足，这对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人口的生存发展形成了阻碍，使这些过剩劳动力不得不另谋生路。这恰好和新疆农村形成了互补，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在填补了新疆农村劳动力空缺的同时也具有了收入来源。但在迁移的过程中除了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作用。这些外来务工者流入后与当地居民杂居，各地的文化、语言、风俗等相互影响，日积月累，最终在作为流动人口“流” 还是“留” 中选择了后者。在这些人融入迁入地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份认同经历了由异乡人—两半人（半外地半本地人）—本地人的梯度变化。

一、田野点及研究对象

本文调查的地点是巴润哈尔莫敦镇，隶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和静县下辖的巴润哈尔莫敦镇（以下简称“巴润镇”），蒙古语意为“右侧有榆树的地方”，位于开都河上游南岸，面积482.71平方千米，距和静县城29千米，镇辖4个社区、8个村委会、41个村民小组，人口兩万余人。[1]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1995—2000年这5年间来巴润镇务工并在此定居的10户人家（详见表1）。这10户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夫妻结伴来新疆务工，且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其中初中文凭占50%，小学文凭占到30%，高中及以上只占到20%，可见这些务工者的文化水平都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受文化程度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技术含量较低，对预期的生活水平要求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低，比较容易满足，这类人群更喜欢安定的生活而不是四处迁移。

二、务工者迁移的动因

（一）迁出地推力因素

定居巴润镇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人口大省，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工厂等劳动力市场饱和。较低文化水平的务工者受专业技能限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弱，就业机会少，使这些群体无法在当地通过打工获得理想收入。所以此类人群放弃在原省谋生，选择外出到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少且竞争压力较小的新疆进行生产生活。迁入新疆可以使他们的收入达到预期，没有原居住地的生活压力，甚至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更多报酬。20世纪90年代末期迁移至巴润镇的一户现在在街边卖水果的四川家庭，现在不仅在巴润镇有一套房子，并且在库尔勒市给儿子买好了婚房，也为自己买好了养老房。新疆的房价相比他们的户籍地来说相对比较低，在新疆库尔勒市买两套房的钱也不足以在户籍地城镇买一套房，并且在户籍地打工十几年的收入也不足以买一套房。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迁入地周边城镇买房而不是重返户籍地。

个案访谈1：XSQ，男，51岁：我老家四川的嘛，我们家一共才分到七分地，又没什么技能，厂子里挣得太少了，我一个人挣钱养不起我老婆和儿子，老婆得带娃娃，爷爷奶奶还年轻，都在做活赚钱，没得空帮我们带。1995年的时候我就跟着村上的一个大哥一道来新疆打工，啥活都干过，现在也算挣上钱了。

XSQ的例子是大部分务工者选择跨省务工的重要推动力，户籍地的生存条件不足以支撑生活或者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人们就会重新做选择，谁都不愿意背井离乡，但家乡的种种推力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寻求新的生机。

（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

在内地各省的推力作用下，新疆是符合这些务工者谋生的最佳地之一。一方面，新疆地处祖国边陲，地广人稀；另一方面，20世纪末，国家加大西部地区建设的力度，新疆对劳动力和农业技术的需求极为迫切，所以各省的推力成了新疆对劳动力的拉力。巴润镇是一个农牧业共同发展的乡镇，镇内建有南疆最大的农村集贸市场，此外政府每年对农牧民有一定的财政补贴，减轻了生产成本。外省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新疆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无论是来疆靠打零工为生或者自主进行生产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务工者的收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水平，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

务工者外出务工的首要因素就是能在务工地赚到预期的收入，他们对现在的收入水平以及将来收入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务工者的定居意愿。在笔者访问的10户家庭中，有7户家庭都表示为了来赚钱，发现在这边挣钱比在老家容易，且这7户都是刚开始几年季节性来本地租住房屋靠打零工赚钱，赚够钱后就选择了买房定居。

个案访谈2：YLH，男，49岁：我1993年在安徽老家结婚后，在工地打工，我老婆打零工，我们挣的钱每个月刚刚够用，要小孩的话养不起。后听朋友说来新疆打工挣得多，我们就来了。刚来的时候就是租了三大队四队姓唐那家的两间房子，冬天回去，清明前再来，那会儿谁会想到在这里定居呢。那些年也攒了点钱，2000年秋收完没啥活了我们就回老家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水果，生意不行。然后又赶在2001年摘辣子的时候回来了。我们这家水果店是2004年开的，到现在也18年了，生意还不错。

务工者在巴润镇收入水平越高，就意味着巴润镇的吸引力越大，务工者定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反，务工者在本地没有稳定的收入将很难维持其在本地的生活，没有良好的收入，他们将很难做出迁移的决策。[2]这种对劳动力本身素质要求低，选择性广，以及物价相比城市更加低廉，生活成本较少的大环境对务工者的吸引力极高，使他们能够在此地找到满足感、幸福感，因此他们也会选择留在巴润镇。

虽然影响迁移的因素众多，但是这些务工者最终会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以及对要定居的地方的社会、文化生活诸多方面进行总体评价和合理预期，做出是否要定居的决策。[3]

随着越来越多的务工者在巴润镇定居，政策支持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对新疆治安问题的关注，以及各种法律条例的颁布实施，公共资源共享度的不断提升。从国家角度来说，保护了外来迁入者的切身利益。Stark（1984）发现，迁移决策不仅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也是出于风险最小化的考虑。[4]这里的风险最小化也就是指这些外来务工者在迁入地所能得到的社会保障是不是足以让他们降低在异乡生存的风险。

三、务工者的抉择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流动频繁，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有的人“留” 下了，而有的人“流” 走了。从笔者访谈的对象中可以看出这些选择留下的人群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没有能力靠知识技能获取报酬，所以一旦在务工地建构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且收入稳定后就不会再选择流动了，他们更倾向于稳定安逸的生活。

李晓霞1998年在《论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中提出了双重故乡的概念，具体表现为“两个故乡” 的观念，一个是出生地或是父母、祖辈出生地；一个是成长、工作、生活之地。两个故乡的情结使得新疆的汉族人既抹不去祖辈故乡的记忆与亲情，又舍不掉现时生活、工作的一切，同时他们又常常处于在新疆是内地人，在内地是新疆人的尴尬状态。[5]

在访谈中发现，这些迁入者对祖籍地有着双重的情感，中国人都讲家乡是根，回乡探亲不仅是为了强化与故乡亲友的关系，还带有强烈的“心灵回归” 的色彩。然而他们已在异乡多年，已經适应了异乡的生活，在回乡的过程中往往掺杂着许多心理和身体上的不适。[6]46岁的LA在访谈中说：“我2019年过年跟我老公带着孩子回去了一趟，年都没过完就回来了，实在是不习惯，孩子在这边生的，没回去过几次，跟老家的人不亲，天天吵着要回家。南方又潮湿，冬天湿冷湿冷的，每天我的膝盖都疼得走路就疼，天天裹着厚厚的衣服都不顶用，年初七就买机票全家回来了。”

LA的经历是这些迁移人群的普遍经历。一方面，祖籍地是他们的“心灵故乡”，祖籍地的亲人是与他们血脉相连的亲兄妹；另一方面，探亲之旅又总是转化为“失望之旅”，实际停留的时间总是短于计划的时间。“失望” 源自他们对彼此“区分” 的敏感察觉以及这些“区分” 给个体身份认同带来的困扰。[7]在回乡后亲戚问起新疆的生活会以“你们那边” 开头，明显对他们与老家的亲戚之间做了区分。他们认同自己祖籍地的身份，但又因为长期不在家乡生活，与家乡亲人缺乏共同话语，生活习惯产生差异。在这群迁移人群的眼里，新疆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了，也习惯以新疆人的身份来审视祖籍地，对两地的文化、生活等进行比较。同样，在祖籍地人的眼中，也从相反的角度来审视他们。

双重故乡的观念和对户籍地生活的不适应是他们在巴润镇在地化的结果，这成为他们与祖籍地人进行区分的社会文化边界。[8]

四、总结

这些务工者在家乡的各种“推力” 和巴润镇“拉力” 的作用下流入了巴润镇，而在最初来到巴润镇时这一群体生活状态只是简单的“嵌入”，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都是“异乡人”。在他们心中，他们只是来这里讨生活的外地人，尚且没有对本地文化形成认同，也没有对本地文化形成适应，未曾想过自己会在这里定居。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下，他们最终做出了定居于此的决定。调查分析表明，影响他们决定是否定居于此的有下列原因：第一，对于迁移到本地的务工者来说，经济因素是影响其迁入的首要因素；第二，他们的迁移倾向与其在原乡镇的生活压力多呈正相关关系；第三，通过亲朋介绍流入巴润镇的务工者更容易接受本地文化，适应本地生活，定居意愿强烈；第四，务工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定居意愿呈负相关的关系；第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务工者迁入有着显著影响，使其对未来生活有更好的预期，更有迁移到本地的内在动力。

家乡的“推力” 让他们成为异乡人，巴润的“拉力” 使他们得以生存。这些迁入人口在现居住地收入稳定，社交稳定，在本地有存在感与归属感。户籍地现有牵挂人数较少，常年在外使得这些人群与户籍地亲戚朋友关系逐渐淡漠。生活中遇到困难大多依靠迁入地亲朋好友帮助，对家乡亲朋的依赖程度减弱。相较而言，回一次户籍地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远超出了想要回去的欲望，所以回原籍的次数逐年减少，甚至这些迁移人群的子女从小到大都不曾回过几次祖籍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最初来到当地的简单嵌入到对当地社会文化的认同与适应才真正嵌入和融入到当地社会，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让这些务工者与原住民逐渐熟识、互相影响，经过时间的沉淀最终形成了“嵌入”“共生” 的生存模式。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新疆巴音郭楞州和静县.[EB/OL].[2021-12-06].http：//www.tcmap.com.cn/xinjiang/hejingxian.html.

[2] 李豫新，刘娅，韩家彬.“农民工进村”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探析：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6，（7）： 32-34.

[3] 同[2].

[4] 同[2].

[5] 李晓霞.论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J].民族研究，1998，（3）：39-44.

[6] 罗意.牧区散居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适应：阿尔泰山草原红墩社区的个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5）： 24-25.

[7] 同[6].

[8] 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