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生

张心科

2013年12月28日，我专程抵京看望导师郑国民先生，也向老师汇报自己未来的学术规划。郑老师提到他最近和北师大化学材料学院院长、中科院新科院士方维海先生讨论一个人成功的条件，结果有三：一是跟着一个好导师；二是所从事研究的学科被重视；三是个人的天资、努力和人品，其中人品往往更重要。

把老师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谈论老师的名文。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史注》篇中说：“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所谓“薪火相传”，大概就是老师不在了，像柴薪燃尽了，学生接着再燃烧自己。就像叶朗常提到的朱光潜的一种说法，正是一代一代的学者将自己的脑髓放进知识的熔炉，才燃起了人类的文明之光。唐代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章学诚在《师说》中认为韩文虽然对扭转“耻于相师”的世风有益处，但是并没有触及师道的本质，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师”有“不可易之师与可易之师”之分：“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意思是说不可易之师是有一些精深的理论、独到的方法的老师（在我看来，这种老师不见得是大师，但一定是专家，在某一方面有独到研究），而这些理论和方法难以通过语言、文字传授，所以学生难以通过语言、文字获得，而只能在与老师的朝夕相处中去感受、领悟。此说十分精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有三种形式：文传、言传、心传。文即文章，言即话语，心即体验。所谓“未成文学说”，指的便是“没有写下来却在学园中向最亲密的弟子口传的学说”。读某人文章、听某人讲座所获得的都是“已知”“普遍”的道理和方法，而在与老师围绕有关学界著述和学者的交谈之中不经意之间了解老师的治学态度、感受老师的思维方式，在听老师讲述自己的研究经历或某篇（本）论著完成的过程中理解老师的治学方法，在老师对自己的几个选题做出判断的过程中感受老师的见识和视野，在老师给自己的学术论著的批注中体会老师的行文精到之处，等等。这些都难以通过读文章、听讲座的形式获得，晋朝的东海王司马越告诉儿子如何拜师求学时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世说新语》）章学诚认为，相应地，弟子所以要获得老师的真传，一定要做到“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他接着写道：“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可见，在他看来，可易之师没有精深的理论、獨到的方法，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共知共能且可以通过语言、文字传授的，所以不仅可以轻易获得，而且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得。对于可易之师，“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

虽然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某位老师可谓“不可易之师”，但是对于某位教师来说大多数学生属“可易之生”。学生像云那样，这朵飘走了，那朵又来了。像停在枝头的鸟儿，一只飞走了，另一只又飞来了。对于一位老师来说，其中“不可易之生”简直少之又少。这类学生首先要有治学的天赋，其次要对学问痴迷，再次能吃苦，最后以传承光大老师的学术为使命。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的序言中称，有时“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严耕望著《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即提出以随侍老师左右、阅读老师及前人论著两种方式获得这种“匠心”所在、“精微”之处。上面说过，真正的学问要靠心传，而心领神会老师的绝学不仅要长时间亲炙，更主要的是自己“心有灵犀”。这样的学生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冼玉清之于陈子褒，叶嘉莹之于顾随，王宁之于陆宗达，可谓“不可易之生”，因为如果没有这几位学生，那么这几个老师可能很快湮没无闻，这几个老师著作并不多，是他们几位学生“心传”其学并发扬光大！2015年11月25日，我在南京参加学术会议，席间温立三先生与我闲聊，他说好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给老师增光，一类是给老师长脸，前者多数会，后者极少能。2018年1月25日《解放日报》刊文《钱谷融：“无能懒散”中的人生化境》，其中提到当别人称赞他的弟子群时，钱老称：“我是来料加工，名徒出高师。”记得我刚到北师大读书时，郑老师说我们这一学科某一名家并没什么学问，倒是他的两位博士不错，给他“长了脸”。此所谓“高徒出名师”！对于这样没学问的老师来说，有成就的学生更是“不可易之生”了！昨天看到本系朱志荣教授的一篇博文，他在文中提到自己招收博士生的六个标准：“一是独立在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优先考虑。希望退休之前有六个左右的学生超过自己。二是和导师的专业方向基本一致。三是完全脱产。四是希望考生的年龄和他们的成果成正比。25岁的考生和40岁的考生在培养的潜力上是大不一样的，一个40岁的考生如果没有出色的基础，未来是没有前途的。曾经有一位考生告诉老师，他是大器晚成，40岁还没有像样的成果，难道70岁成才？五是不在考前承诺录取，否则有悖公平原则。今年有六、七位考生事先要我表态录取，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报考。优秀考生不需要我表态，我怎么会舍得放弃优秀的考生，弄一个半死不活的学生来培养呢？我是自虐狂吗？六是每次考试重新排名，择优录取。”朱老师可敬之处就是以“不可易之生”为选拔标准，可爱之处在于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获得六个“不可易之生”，其实一个老师一生中如果能遇到一两个也就不错了！从事教学工作近20年来，我对两种说法很是反感：一是有老师常说“现在的学生一届不如一届”。我想如果真如其所说，那么等其退休时，他可能要退回到原始森林里教书了。二是质问学生“同样是我教的，为什么班上有人能考90分而有人只考30分”。我想考90分的学生可能并不是他教出来的，而是孩子本身智商很高或者课外有专人辅导，要说这个老师对这样的同学有什么贡献的话，顶多是他没有扼杀这个孩子的天赋、打压其学习的积极性而已。有孩子只考30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智商确实有问题，那么责任恰恰在老师，是因为他没有让这个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没有针对这个孩子进行因材施教。

总之，最佳的组合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位老师是“不可易之师”，对于老师来说，这个学生是“不可易之生”。 当然，“不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生”只能可遇而不可求！

这几年，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又陆续遇到与此话题相关的人和事，摘录述评如下：

（一）

《开山大师兄》一书中有一篇对新时期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罗钢的采访。罗钢提到一次和师弟去医院探望导师黄药眠，师弟当时写了一些措辞尖锐、引发争议的文章。黄先生很担心，师弟却大大咧咧地说“没事，现在讲宽松，宽松嘛，没关系的”。黄先生躺在病床上，把病号服的松紧带撑开说：“你看现在是宽松的”，然后他手一放，松紧带缩回去了：“你看，宽松的时候你在里面，一紧你就在外面了”。这是他在1957年当过“右派”的切身经验。罗钢写道：“后来我看过国外的一篇博士论文，题目叫《松与紧》，研究中国的文艺政治。我当时就想，其实黄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是从黄先生那一辈学者那里能够学到，而在别人那里学不到的东西。”我想黄先生对于罗钢老师来说，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不可易之师”。“在别人那里学不到的东西”是成为“不可易之师”的条件。

（二）

陈来回忆师辈文字结集为《山高水长集》。其中一篇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的读后感。其中提到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求学的周一良到哈佛大学修比较文学，是他在燕大读书时论文指导老师洪业有意安排的，是希望他学成之后回到燕大国文系。但是，周一良的个人计划则是到哈佛可以修梵文、日文等，以利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并“追步陈寅恪的学问境界”。因为他在燕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曾到清华旁听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又读了陈的论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周在书中写道：早年在清华旁听时，“心里有种感觉：别位先生的学问，如果我努力以赴，似乎还不是达不到；而陈寅恪先生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众多，我是无法企及的。”陈寅恪对于周一良来说，也是“不可易之师”。

（三）

叶朗在《一个人为什么需要老师》中认为，从师的问题在韩愈的《师说》中已经说得很全面，就是老师可以帮助你解决各种问题：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一般性的与特殊性的。不过，他自己觉得还可以对韩愈的话做一点补充：“一個人需要老师，除了需要有人对他传道、授业，帮他解惑，还因为一个人非常需要有人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叶朗著《燕南园风景依旧》，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我觉得这真是不刊之论。还记得2010年在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前的致谢环节，我说要特别感谢郑老师，因为一个人在成年之后除了父母和老师会当面骂你，其他人都是恭维你。我对学生说：在学业上我对任何同学都差不多，如果要说有区别，就是对其他老师带的学生我一般以鼓励为主，一般会说“不错”“挺好”，对自己的学生以批评为主，有时候还会骂的。如果我批评了学生，他（她）不和老师沟通、交流，而是将老师的话置若罔闻，甚至和老师对着干，那在我看来，他（她）就不是我的学生。

（四）

吴俊的《先生气象：识才与雅量——从王瑶先生说到谢冕先生》有一大段关于师生不易的论述：“人说名师出高徒。但其中甚有外人不知的苦恼。高徒和名师都须得付出代价，一是名师门生不好做；二是名师门风难维系。名师之徒压力山大，导师的巨大阴影压迫着学生，而且同门多非滥竽之辈，即使不成精英也得在业界有所交代，好歹也要有个体面的身份吧。灰头土脸的就是给师门抹黑了。故常有不见知名的同门渐渐就在同门中消失了。人们却是光看见了志得意满、趾高气扬的高徒。门生不好做，导师其实也不易当。经年累月，博导30多年，门生渐多成群，难免心性不一，良莠相杂，师门终难抵挡人的天性和社会的染缸。何况，学术江湖其实不大，彼此间难免也有纷争，如何才能抵挡消弭利害利益人情的浸蚀，保持好良好的学术声誉和人间清誉，实在是对师门尤其是导师的巨大考验。修身齐家之“家”，我以为在中国的伦理中还指向了师门。这才有了门生、座师、同年之类侵染着宗法伦理关系的士人观念和传统。你以为现代知识分子就没有传统人际束缚了吗？我看下来，凡是有成就者，多数都是在师门伦理上最贴近于传统规范的学者。但要做到、做好、维系好师门人伦和文化传统，责任主要就在导师身上担着了。不能‘齐家的导师实际上就是自家的修身出了问题。故说导师难当，门生不易”。换言之，师不易，生也不易。这“易”不是“不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生”中表示“替换”意思的“易”，而是“不容易”的“易”。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M].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53-454.

[2]陈来.山高水长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131-132.

[3]叶朗.燕南园风景依旧[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37.

[4]张清俐. “未成文学说”拓宽柏拉图研究视野[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29（A01）.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成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