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

2023-05-30 20:28邬思源高嘉宇
红广角 2023年1期
关键词: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杂志

邬思源?高嘉宇

【摘 要】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学习》杂志开展的“克服功臣思想”讨论,缘起于读者李龙的来信。这一讨论的目的在于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发挥党报党刊喉舌作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报刊自身优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读者围绕功臣思想的表现、危害、来源、克服途径及资格应否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体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读者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刊物精心组织、组稿独具匠心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加坚定了其不断革命的信心和信念。通过讨论,更多人对执政党的干部标准有了全面准确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进一步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学习》杂志;功臣思想;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1-0076-11

新中国初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承办、创刊于1949年9月的《学习》杂志,是帮助党员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刊物。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以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为契机,《学习》杂志开展了“克服功臣思想”的读者大讨论,时间持续了八九个月,在当时理论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配合开展整风运动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仅有极少量论著涉及《学习》杂志的介绍与研究。本文试图借助相关历史资料作一初步分析。

一、讨论的缘起:读者李龙的来信

1950年10月,读者李龙给《学习》杂志写信,信中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最近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不能获得解决,希望得到刊物的帮助。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个人履历:贫农出身,1939年参军,1940年入党(那时只有19岁),参军后,曾和敌(日)伪军作战多次,负伤后入党校学习,曾在党内担任过支部书记,参加过县镇府和专署工作。解放战争胜利后,被党组织上调到xxx参加xxx部工作,分配在秘书处担任xxx工作。李龙认为:“在组织上调我来城市工作时,我是满意的。心想,我参加革命工作已满十年,在山沟沟里转了十年,总算是熬出头来了。”但分配工作以后,“不顺意的事可就来了!”他的苦恼之一是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党龄近十年,但在理论学习、干部提拔等方面未能如新参加革命的干部那样获得应有的待遇。他所在机关的老干部很少,很多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其中大部分又是新出学校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过斗争生活的锻炼,政治觉悟一般都很低。但自己却和这些干部做着同样的工作,享受同等的待遇。甚至一部分新干部因受到领导层的重视,担负着更重要的职务。李龙认为上级对自己的工作分配不合适,对老干部照顾不够,他向上级反映意见后,上级不但不接受,反而批评他有“功臣思想”,有落后的骄傲自满情绪。李龙认为对老干部不重视还体现在参加学习方面:所在机关的学习活动共分三组,甲组学政治经济学、乙组学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丙组学文化,他被编入乙组学习,觉得不能理解,“参加革命十年了,不说还进过一年党校,就凭在革命队伍里滚过这么多年,对革命多少有了些认识,现在还要我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开始学起,而同组的又都是新干部。并不是我不愿意学习,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学习实在不会学到什么东西”。由此李龙的另一个苦恼是年底评定时,单位同事对自己进行了尖锐批评,说他群众观点有问题,存在非无产阶级意识;还有些新党员给他扣上“骄傲自满情绪”“功臣思想”的帽子,说他“如不加以克服,将危害党的利益,危害革命的利益”。李龙对于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李龙希望《学习》杂志帮助他分析,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一个革命战士是否应该重视他的革命历史?一个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是否应该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同等看待?我党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否应该照顾革命历史长的老干部?我的思想是否是功臣思想?这样的功臣思想对党对革命有哪些危害?”

应该说,在《学习》杂志正式开展“克服功臣思想”讨论之前,一些报刊已经注意到了当时党内某些党员干部中存在功臣思想这一带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195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文章分析了功臣思想的表现、根源。10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蒙城县大队第一连亟须克服功臣思想》,文章对皖北蒙城县大队第一连滋长的功臣思想进行了批评。当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报纸有过对功臣思想的讨论,但缺乏连续性,议题也不够集中。《学习》杂志关注到了功臣思想这一议题,并发布“征文启事”,1950年第6期刊登高七撰写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腐蚀着斗争意志》,文章阐述功臣思想带来的危害,分析功臣思想产生的原因,提出克服功臣思想的方法,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但是,该文缺乏具体事例,难以引起读者共鸣。

针对李龙的来信,《学习》杂志认为,作为一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李龙所反映的内容还不能说是一个典型,但从中可以看出某些干部的基本思想情况,来信的特点在于有生动鲜活的人物和事例。编辑部认为,如果对这封信中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开展讨论,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并产生共鸣的。《学习》杂志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将这一问题交给读者,以此激发读者的讨论。为此,《学习》杂志配发了编者按语,希望读者就李龙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分析李龙所代表的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是不是一种功臣思想、功臣思想对党和革命有什么危害、应该怎样克服这种思想,并准备在讨论成熟后对此作出一个结论。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学习》杂志读者围绕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二、“克服功臣思想”讨论围绕的主要问题

“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这一读者讨论会栏目开设后,《学习》杂志陆续收到读者的文章,討论主要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

(一)功臣思想的表现

不少读者认为,李龙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功臣思想。李致远列举了功臣思想的表现:一是爱比资格、比历史、比成分,“满足于自己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二是计较地位和待遇,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应当有较高的工作岗位和特殊待遇;三是安不下心,经常想调动工作;四是愁眉不展,牢骚满腹;五是不虚心,拒绝接受批评。张玉枢认为功臣思想有三个表现:一是骄傲自满,不求前进;二是向党闹地位和要享受;三是制造党内无原则的纠纷。艾思奇在讨论总结中分析了李龙功臣思想的表现,认为其对于革命的看法是非马列主义的、非工人阶级的。他阐述了功臣思想的三个特点:一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革命的“完成”;二是把革命看作少数英雄豪杰“打天下”的事业,忘记了那是人民群众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三是用封建的等级观点来看待革命秩序,用封建的特权观点来看待干部的工作地位。因此,他认为功臣思想的实质是“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完全相反,而只是混合地表现着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剥削思想”。

(二)功臣思想的危害

刘耀祖认为功臣思想的危害反映在:一方面对个人是个大包袱,时刻去计较“地位”“待遇”等,会使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思想加深,而不易彻底克服;另一方面对整个革命队伍危害更大,“如果许多同志有了这种功臣思想,而不安于工作岗位,这对于党当前整个革命工作,损失将是巨大的。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滋长,会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在工作岗位上感到不满和不平,将使战斗力消沉,组织涣散”。张玉枢认为,功臣思想发展的严重后果,足以断送个人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走向堕落蜕化的道路。

(三)功臣思想的来源

关于李龙的功臣思想的根源,王蓁认为“基本上由于他的思想中还残留着封建剥削阶级的意识”。郭绳武认为,一是他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满足于目前的胜利,丧失了革命的前进心;二是他对于自己的优点和成绩估计过高,而对于自己的缺点不愿意正视更不愿意克服;三是他对于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新干部,强调了他们的缺点,忽视了他们的优点,对他们缺乏“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合作”的雅量。因此,李龙所代表的功臣思想是个人自私、狭隘、落后意识的一种表现,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缘故。刘笔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分析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落后性,一方面由于深受压迫对革命坚决而勇敢,另一方面参加革命的目的也是为谋求个人、家庭的出路;李龙虽受党的多年培养,但是思想并未得到真正完全彻底的改造,进城后受旧社会遗留的坏思想的影响与诱惑,逐渐滋长了功臣思想情绪。

胡世聪、居谦、牟醒、海波、洪毅、李仙中在小组讨论中分析了李龙的群众观点和组织观点,认为他违反了几个方面的群众观点:一是违反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违反了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三是违反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四是违反了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李龙的群众观十分薄弱,这是他脱离群众,感到孤立“苦恼”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也缺乏组织观念,不相信组织,过于看重个人利益。

(四)资格是否应该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

资格指的是一个人的革命历史,因此也就涉及如何看待过去革命历史的问题。同干部选用相联系,资格应不应该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成为讨论的焦点。

有读者主张资格应作为选择干部的标准。邹非认为,一个人的革命历史就是资格,资格应当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之一,有四个方面的理由。一是革命胜利与老干部的历史分不开,虽然胜利应归功于人民,但假使没有老革命战士出生入死、坚贞不屈,没有他们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选择干部时,对老干部的历史功绩应予以适当评价,应将其列为标准之一。二是考察干部的德和才应以资格为首要依据,离开了资格考察德和才是不可靠的,德和才是从资格里面产生的,忽视革命历史,离开资格来看德和才,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三是站在新干部的立场来说,也应该重视革命历史。新干部有不少缺点,其中最基本的缺点就是政治觉悟低,斗争经验少,许多新干部在老干部影响与帮助下,逐渐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以及德和才;革命胜利后“许多负责工作大部分由老干部来担任”,新干部对此也表示拥护和欢迎,这说明资格应作为选择干部的标准之一。四是从革命工作利益来说,也应该重视革命历史。老干部重视自己的革命历史,并不会成为包袱,反而会成为一种自我鞭策、进一步钻研业务、求得更完备的德和才的推动力;如果取消资格作为选择干部的标准,会使得有些老干部感到泄气,感到过去的功绩不为党和人民所重视,从而产生失意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和事业进取心,真正妨碍革命利益。白涛同意邹非的观点,认为在选择干部、考察干部的德和才时,绝对不应该置资格于不顾,一般来说,参加革命越久,经历的斗争越多,革命意志必然越坚强,“德”的水平也就越高。

有读者则主张资格不应该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范若愚以“理居”为笔名,撰文《资格不应该是选择干部的标准》,他认为邹非一文中所谓参加革命历史较短的新干部很少能表现德和才这一结论较为武断,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固然要从过去的工作上考察老干部对人民和党的忠实程度以及办事的能力,对新干部也可以从目前的工作表现以及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学习改造情况来加以考察,而不必拘泥于参加革命历史的长久来认定。“实践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增长要比在资本主义政权下迅速百倍和彻底百倍。”如果按照邹非主张的资格是德才产生的源泉的观点,则会否定列宁所提出的胜利后有可能一日千里地训练干部的观点。大多数老干部之所以被新干部及人民群众拥护和欢迎,主要是由于他们有德和才,唯有那些光摆老资格的“骄傲居功的人,人民才不记他的功劳”。雪如批评了一部分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李龙即其中的一个)提出的工农干部吃不开了的观点。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工农干部的爱护、培养、提高是党一贯的政策。黨和政府力所能及地通过多种形式为工农干部提供了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党对老干部在政治与文化学习上多有帮助,在生活上多予照顾,这是应当的,也符合人民利益,但这种照顾只能是适当的照顾,而不是过分的照顾,尤其是不能在工作职位高低上予以照顾,否则就侵犯了人民利益。因此,所谓“工农干部吃不开”言外之意就是“知识分子干部吃开了”,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不团结。“在我们国家,为了革命建设,需要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二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才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 李正中等人认为,革命战士对自己的革命历史,当然应该重视,但不能夸大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尤其是不能把这种贡献归功于个人,而应该主要归功于党和人民。 彦辉认为,革命干部的品质和才干是从长年的革命斗争中锻炼修养出来的,但并不等于一定的革命历史就必然产生一定的德和才,革命历史的长短与受革命锻炼的多少、受革命锻炼多少与革命的德和才的高低,并不必然成正比例;不能将革命历史孤立化、抽象化、绝对化,并非一切的革命干部都能很好地学习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干部的德和才及其对党的贡献,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别;通过资格来看德和才是正确的,但是以资格代替德和才,却是错误的。

(五)如何克服功臣思想

读者提出了如何克服李龙的功臣思想的思路和对策。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牛广业、史花骆、刘亥影和曹哲华等人指出,李龙应该加强理论学习,从理论学习中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二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沈启坤和张见等人认为,对李龙不虚心学习、不接受批评及其他个人主义思想,进行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常必要的,他作为一名党员,又是经过十来年复杂斗争的老干部,应当更能善于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三是立志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好学生。梁牧、司马忠、魏国忠、陈庆英等人指出,李龙应随时随地把群众放在眼里,把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此外,不少读者还介绍了一些文章和电影,作为克服李龙功臣思想的工具之一。艾思奇指出如何克服功臣思想的办法:一是在工作分配方面,在革命胜利的情形下,坚持以德和才作为选择干部的唯一标准,而对于资格条件,则不用给予任何的照顾;二是在生活待遇方面,可以把资格作为适当照顾干部的历史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照顾也是必要的,但是仍然要首先考虑到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三是在学习方面,在机关单位组织的业余学习中,对工农老干部有必要予以照顾,从而使工农干部在文化、理论、政治水平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提高。艾思奇的文章对这场讨论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文章发表之后,对于克服‘功臣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开展“克服功臣思想”讨论之原因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新中国初期《学习》杂志组织开展“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敏锐地关注到了当时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认识及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客观上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和克服功臣思想。开展这一讨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绝大多数党员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作出了贡献。1949年11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在西安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甚至有个别同志为了做好工作,不遗余力,竟至积劳成疾。”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工作环境日益复杂,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党的教育与培训工作还来不及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加上少数党员放松了对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因而在党内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一是在思想方面,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些党员产生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艰苦奋斗的情绪,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比资格,比历史,闹名誉,闹地位,争待遇,争享受。一些党员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革命事业的“完成”,因而不求进步,工作上消极疲沓,产生了“退坡”思想。某农民出身的党员写了一副对联“土改不忘共产党,结婚感谢毛主席”,横批是“革命成功”,认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要求“回乡生产”,搞个人的“发家致富”。还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而蜕化变质。二是在作风方面,由于执政党的地位,一部分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在工作中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和群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害怕批评、压制民主,不善于依靠群众,忙于事务主义的应付,搞形式主义。三是在组织方面,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人数大量增加。截至1950年上半年,全国党员已经发展到500万人,其中200多万人只有两年半以内的党龄。在这200多万新党员中,因未能及时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和整顿,有的政治觉悟不高,有的思想作风不纯,甚至有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为了巩固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使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结合总结工作,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全党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行为,解决党群关系问题。6月6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正式组织开展“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之前,《学习》杂志1950年第6期刊登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腐蚀着斗争意志》一文就指出:“在这次整风中,检查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学习》杂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宣传工具,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责无旁贷。

(二)进一步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共一贯重视思想建设和理论宣传工作,尤其是在1942年整风运动以后,思想理论建设得到显著加强。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共的思想理论建设已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宣传教育工作,是一切革命斗争的舆论先导,是一项大规模的常规性的基本工作,也是中共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和党员队伍壮大,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现在我们党已有五百几十万党员,对于这些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认真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黨内“现在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要求理论学习应当循序渐进;特别强调报刊出版物是进行理论教育工作的最重要工具,“必须改善《人民日报》、《学习》和《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使他们成为帮助党和青年团以及广大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机关”。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宣传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刘少奇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着重阐明了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宣传和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列主义产生于欧洲,经过我们党的宣传、努力,使它具有了中国民族的形式,同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这样,马列主义就成了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旗帜。”他强调,当前中国革命胜利了,有了更好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条件,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教育人民,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要在党员中间普遍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学习党的基本理论,而且要宣传马列主义。刘少奇的上述讲话对于新中国初期加强党内的思想理论建设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之初,在全党和群众积极分子中,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热情非常高涨。关于党员干部的学习,所在单位一般根据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编为高级组、中级组、初级组,制定了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和考试制度,选拔和训练了一大批专职或兼职的理论教员,不少单位还通过举办业余党校向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基本理论的教育,全党范围内掀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学习》杂志在1949年第2期的征稿启事中阐明了刊物的主旨内容:“1.帮助读者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精神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分析与研究问题。2.为了达到上项目的,不能只是反复申述马列主义的教条,而要结合实际,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说明各种问题(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各方面的问题) ,以证明马列主义的力量,提供读者以学习研究上的范例。3.对各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批判。”《学习》杂志从创办伊始就承载了宣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的声音,反映了中共的思想动态和理论、方针、 政策,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三)发挥报刊优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發现和纠正缺点错误的优良作风,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武器。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党组织的规模日益壮大,党组织的吸引力、战斗力、凝聚力越来越强,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初期,中共创办的报刊就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弘扬社会正气,传播正能量。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政机关、经济部门、人民团体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腐败现象;强调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要求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到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二是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规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各项具体办法;授予新闻媒体以较大的独立判断权、决定权和批评权;规定了被批评者的责任和对待批评的态度,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和胸怀。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些报纸开始陆续刊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道和文章。在全国上下各行业“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近10篇介绍苏联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的文章,《人民日报》发挥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领头羊作用,《学习》杂志自然应当发挥其理论优势,以深刻透彻的理论阐释,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克服功臣思想”讨论之成效

对于“克服功臣思想”的读者大讨论,《学习》杂志精心组织,积极引导。每一期的讨论均聚焦一个话题,围绕既定话题,既刊登篇幅相对较长的文章,也刊登短小精悍的读者来信摘录。讨论的参与主体也很广泛,从参与者的文化和理论程度看,既有艾思奇、范若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也有文化程度较低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薄弱的读者;从参与者的地域来看,既有来自北京、广州、西安、兰州等大城市的读者,也有来自相对偏远的如广西贺县的读者。这一讨论增进了读者对刊物的了解,扩大了刊物影响力,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成效。

(一)更加坚定了广大党员不断革命的信心和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功臣思想本身并非新话题和新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对功臣思想进行过批评,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的来说功臣思想并未上升为党的思想教育的主要批判对象,当时这种思想表现还不突出,危害也并不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党。部分党员干部开始产生功臣思想,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旦具有这种思想的人掌握着公共权力,极有可能以权谋私走向腐化,危害新生的人民政权。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

部分党员干部当中存在的功臣思想亟待克服和解决,但是何为功臣思想,功臣思想的表现有哪些,其根源又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不容易搞清楚的。《学习》杂志开展“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分析功臣思想的表现和危害,并提出克服这一思想的途径和方法,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尤其关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功臣思想,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紧密融合,因而更显其政治性和独特性。

《学习》杂志虽不能与《人民日报》并驾齐驱,但是有其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特色。《学习》杂志编辑部收到李龙来信后,积极设置议题,逐步从讨论伊始的漫谈过渡到后来集中于某个问题的深入理论探讨。读者之间有思想观点的激烈交锋,有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帮助。这次讨论有机地融入党的整风运动,也是读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弥足珍贵的机会。一定意义上说,这次讨论是新中国初期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通过讨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与封建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只是万里征程走完了第一步,以此促进在全体党员中树立不断革命的信心和信念,“按照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说,革命的最后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次讨论和当时诸多报刊组织的读者讨论,如《人民日报》开展的“退休”思想讨论、《天津日报》开展的“王秀珍思想”讨论、《新湖南报》开展的“李四喜思想”讨论、《长江日报》开展的“金山海思想”讨论、《中南工人日报》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参加共产党”讨论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构成强大而密集的报刊舆论攻势,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学习的功能。

(二)有助于中共干部政策更好地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所谓德,是指政治标准,即党性、政治态度、政治觉悟以及个人的品格和作风;所谓才,是指能力标准,即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此前形成的干部标准在基本层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党员干部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德才兼备也要有新的内容和更高标准。1951年1月,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党员干部应更加严格要求,不能拿党龄长短作为干部的标准,而是要以德和才作为标准。他说:“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毛泽东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没有提‘资,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红四方面军干部这个具体问题,才提到了‘德、才、资,后来大家就把这三个字并列地提出来,甚至有些党组织在考虑干部问题的时候,把‘资摆在头一位。今天提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我们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某些老同志进步。现在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他还说,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德”就是政治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讨论过程中,也有读者认为“过去有的地方组织,对于干部的资格已经做了太多的不适当的照顾,因而也助长了某些同志的功臣包袱”。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的干部标准的贯彻执行势在必行。《学习》杂志通过这次讨论,对资格能否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进行了深刻的学理分析,使广大党员干部对资格的内涵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助于执政党的干部政策更好地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并使之成为一个传统。

(三)进一步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如何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引导到全社会,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选择了报刊作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载体,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报刊乃公开出版物,只要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到,就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别人读;二是新中国初期一些报刊刊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消息,对于督促党和政府改正缺点和错误起到了良好作用;三是报刊的影响大、有力量,社会各界重视报刊的消息,并以此来判断党的政策。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学习》杂志开展“克服功臣思想”讨论正值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布不久,党中央的决定得到了杂志读者的积极响应。《学习》杂志1950年第10期先后刊登渐明的来信和邓茂森的来信。渐明在信中写道:自己在党领导下在国统区工作十多年,初到广州探访朋友,发现老朋友都混得比他好,于是他心理不平衡了,天天计较自己的地位问题,牢骚满腹,提出调动工作。到新单位,他看到领导自己的同志比自己年轻,更是心灰意冷。在党内整风时期,发现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抬头并发展为一点功臣思想。他在信中反省:这些情况和李龙的情形大同小异,这种农民意识和个人主义思想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意识,这种功臣思想不仅對个人来说是个思想包袱,对党来说也是包袱。来自中共山东莱阳地委的邓茂森在信中也检讨了其功臣思想的表现:一是表现在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以作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愉快”,有些问题从个人私利出发;二是表现在对待批评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是“每日三省,闻过则喜”,而是喜人奉承,害怕批评;三是表现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自以为在工作上有一套,不努力学习。他也认为李龙的思想与自己以前的思想是相同的,如果这种功臣思想不加以纠正,将销蚀革命斗志,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对革命的损失是更为严重的。来自重庆的孙家騼对自己存在着自以为大学生出身的新干部而瞧不起老干部的想法做了检讨。来自江苏南京的朱美真检讨了自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很深,看不起老干部,尤其是瞧不起从农村出来的老干部那种土里土气的样子、一点也不斯文的生活作风,后经老干部们的再三教育,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读者通过阅读李龙来信后从思想上受到了触动,积极参与《学习》杂志开展的“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自觉检讨个人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启发广大党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号召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学习》杂志开展的“克服功臣思想”讨论直接源于读者李龙的一封来信。围绕“克服功臣思想”这一主题,开展了历时八九个月之久的读者大讨论,以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由于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新中国初期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功臣思想”并非通过时间不长的读者讨论方式就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正如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不能马上见效,效果在后面,在将来,‘百年树人。”

《学习》杂志根据具体工作和群众思想中的问题,引导读者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方式之一。使用这种方式,“可以收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效果”。这一讨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广大党员更加坚定了不断革命的信心和信念。通过讨论,更多的党员干部对执政党的干部标准有了全面准确的理解,有助于中共干部政策在实践中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进一步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讨论留下了若干历史启示:一是报刊媒体要积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经常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三是报刊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实际,不断推进舆论引导方法方式的创新。

[邬思源,法学博士,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嘉宇,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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