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桥

钱墨痕

我下面要讲的事发生在我十四岁那年。那年我跟着父母住到了长春桥西，并在年末离开。离开没什么特别的，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身体里某种属于我的东西不会再回来。这种感受我在长大后看到《漫长的告别》封面上的那句“Say goodbye is to die a little”才明白一些。

这件事不值得我在乎，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人上了年纪后需要靠一个个数字才能回忆起过去，数字能帮他们将所有的碎片串联，让它们进入自己的轨道。十岁、十二岁、十八岁、二十岁，在混沌中找到秩序，记起前半生，并给以勇气来走完可能不太顺利的后半生。十四岁在我年轻时是一个数字，现在则成了钥匙，哪怕它打不开任何的门。这在我年少最狂妄的想象中也未曾出现过。

去北京之前我在一个苏北县城念初二，由外公外婆带我。要不是我一拳打掉了隔壁班班长的门牙，我本可以在那里念完初中，甚至考上高中。我的成绩其实还行。打架的原因是那个瘦高个儿瞧不起我的父母，即使我的父母在北京，并且时不时给我寄来一些小玩意儿。以他为首的那一帮人总笑话我家里是卖菜煎饼的，同时老师还不认为他们错，我只能自己动手解决。

他们说的其实不对，我父母不是卖菜煎饼的，他们在长春桥西边开了一家卖安徽板面的小店，因为毗邻大学宿舍，生意也算过得去。讽刺的是，我们家并没有安徽血统，从家乡往北走山东进京，我父母都没去过安徽，但还是把这间店开下去了，反正北京的安徽人也不多，安徽人到北京也不会吃板面。其实讽刺的事还有很多，比如打架是他们先动的手，因为瘦高个儿掉了门牙，受处分的便成了我；比如父母三年沒回家过年，只因为我的一拳，他们就让我抛下乡下的一切，转学来了北京。

后来想想，不是一拳，而是校长的决心。校长说我处在一个惹是生非的年纪，不应该离开父母太久。外公外婆把原话传了过去，我的父亲说完“只有惹是生非的人，没有惹是生非的年纪”，就给我买了去北京的卧铺票。我印象中那是我父亲说的为数不多的有哲理的话。

我不想过多评论我的父亲，他甚至算不得我轨道中的一个数字。但在长春桥他负责面店的一切，迎来送往、擀面煮面、擦锅洗碗，而我母亲只是坐在吧台后面，听到我父亲报的数字，收下相应的钱放进抽屉，饭点忙不过来的时候她才会走进厨房帮着端几碗面。他们忙到晚上九点，把卷帘门哗啦啦拉下，躲在屋子里算一天的营收，等第二天早上五点再哗啦啦升起卷帘门，煮沸板面的第一锅汤。

头汤往往是我喝得多，住在长春桥的上班族更爱买一些可以拿在手里的食物去赶地铁，大学生又不会起这么早。我吃完面去上学，父母则等待着十一点的正式开张，等待着四点钟我放学归来，接着是下一阵的忙碌和一天的结束。卷帘门的升起和下降是父母生命中的刻度，踮起脚尖和弯下腰的一下下，则记录了他们生命的流逝。

那时我还不会想这么多，不会想父母生活的价值或者他们会不会觉得无聊。在北京的校园生活和老家也没什么不同，上课，跟各种男生打架，偷看不同的女生……只不过北京的老师从没有找过家长，他们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他们。要说不同，则是我认识的人更多了。旁边的大学宿舍住的都是研究生，说是宿舍，其实更像公寓，每栋楼里都有讨论室和自习室，他们会玩类似狼人杀之类大一些孩子才会玩的游戏。有时放学我会直接去那里写作业，那些哥哥姐姐也乐得我在他们身边。这就是十四岁的好处，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但身边没人把你当大人看。他们会给我展示他们玩的游戏，有时候还会顺便帮我把最难的数学题给做了。母亲管我很多，但从不管我去活动室坐着，那是在中国最好大学的一群人，她觉得我在那儿多呼吸一口都能获得更多知识。

那群人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莎米的姐姐，她下楼约会路过我时问我今天好看还是昨天好看，回来时还会顺便把男生送她的零食转手给我。除了长得好看，有空了她会给我讲她的一些事，讲她来自东北一个叫长春的城市，讲无处不在的吉林大学，讲古老而洁白的斯大林大街。那时我还能记得更多，但现在留在记忆里的只有长春很远，长春桥很近；姐姐很近，莎米很远。她当然不知道我那会儿已经开始遗精，她身上的一切都会投射到我最深的梦里。但我满足于此，虽然还没开始长胡子，但已经不会傻到说出“等我长大了要娶你”这种话了，我做得最多的，也只是说几句站在公寓楼下等她的男孩的坏话，然后等着她捏我的脸蛋。

我要说的那件事发生在九月。我在北京已待满半年，结束一个学期又开始了新的学期。每天放学我会先回店里，父亲赶在高峰期来临前给我先做上一顿吃的。年轻人肚皮浅，等九点我再和他们一起吃晚饭。这学期开始，班上的人越来越少，今天又有两个跟大家告别，说下周就不来了。我本想着一回家就告诉母亲，可坐下就给忘了。

母亲帮我拿下书包，“今天学得怎么样？”她问我，“快坐下，看看需不需要再热热。”

“没事，不用热。”我还没尝就回她。

“热多了也不好，已经热了一次了，今天有些晚了。”

“周五嘛，老师多留了一会儿。”我边吃边向母亲摆了摆手，告诉她我并没有在回家的路上贪玩。

“你快吃，我就是顺口，又没别的意思。”母亲只是看着我，她并不吃，“作业多吗？老师留的。”

“不多。”

“那等会儿吃完了去活动室做吗？”

“不去，今天不去。”

“又要去打篮球？”

“大概吧。”每周五小公园会有好多打篮球的人，那里是我除活动室外去得最多的地方。

“今天先把作业写完，明天后天随你去。”

我没有说话，大口往嘴里扒饭。

“今天哥哥姐姐都在，还能辅导你功课，明天周末万一他们出去玩了，你不会都没人教你。”

他们没有辅导我的义务，而且我去那儿也不只是写作业，但这些我都没说。我已经十四岁了，不再像几年前那么逆反。半碗饭下去，母亲见缝插针地用菜把碗填满。

“听到了没有？”母亲问我。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想着要说些什么把话题岔开，这时想起了我回来就该说的事，“妈，今天我们班又走了两个，下周他们也不来了，回老家了。”

“又走了两个？这学期都第几个了？”

“第十六个了，我们班只有四十一个人了。”

四十一，母亲把这个数字呢喃了几遍。我知道她在想我的未来，我曾经在睡不着的夜里听到过她和父亲的聊天，我所在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仅为了满足九年制义务教育，我的学籍没法在北京中考，留下来只能上职校。关于走和留，我父母有很大的分歧：母亲认为男孩子的懂事发生在一瞬间；父親则坚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在场，这个瞬间会被无限延后，直到它的到来毫无意义。但他们一致认为我需要上个高中，给未来增加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性。建外来务工子弟高中的传闻最近又传开来，只要有人带来新消息，母亲就会免了饭钱。但不知道政策落实和时间哪个跑得更快一点，毕竟这个不断减少的数字已成了母亲心上定时炸弹的倒计时。

可我并不管这些，父亲跑出去招呼客人，店面不大，在里屋可以把外面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两个人跟莎米一个专业，一个叫阿卢，一个叫齐戈。母亲开始想自己的心事，我放慢了扒饭的速度，把耳朵伸长。

“这不得吓死，”阿卢留着中分的发型，“半夜醒来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面前。”

“可不是嘛，男生不关门就算了，女生怎么也不关门？”齐戈个头要高一些。

“粗心不分男女。现在抓到没？”阿卢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报警了吗？”

“好像还在处理。不只是偷窥，还偷了内衣。”

“莎米的？”

齐戈背对着我点了点头。

我父亲把面端上来，“你们宿舍失窃了？”他问他们。

“是啊，谁能想到呢？”阿卢回我父亲。

我父亲只是接话茬，从不会深入去聊。我吃完碗里的最后一口菜，站起来往外走，母亲在身后大喊让我慢点，刚吃完跑步会得阑尾炎，阿卢和齐戈与我打了个照面，叫了我一声“小钱”，但谁也没把我拦住，我径直跑了出去。

我冲出门才开始思考要去哪儿，我想去找莎米姐，但又不确定在哪里能找到。我知道她的宿舍在哪里，她带我上过楼，公寓一层有六个套间，套间分男女，楼层不分。每个套间有三个四人间，十二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客厅。当时我站在套间门口，莎米问我要不要进去，我对她摇了摇头。我十四岁了，知道哪里能进而哪里不行，我只是站在门外。

现在我连可以站着等她的地方都没有，活动室没找到人，公寓花园也没有。终于经过咖啡店时，她端着一杯咖啡走出来。我迎上去，“莎米姐，你还好吗？”

我那会儿认为成熟的标志是用外带咖啡杯小口啜饮着咖啡，而不像我和周围人，打完球一口喝掉半瓶可乐。莎米姐是我见到这样做的第一个人，现在她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你都知道了？消息传得够快的。”

莎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好意思再问一遍，我咽了一口口水，嗯了一声。

“你看过监控没有？”

“在电影里看过。”我回答她。

“走，姐姐带你去看监控。”

我当然求之不得。她走在前面，虽然只比我高一点，但我仍没有勇气走在她的身旁。她的步伐很大，我不得不三步并作两步才能跟上她走进监控室。之前我从没见过一个房间有如此多块屏幕，房间里的两个男人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保安服。

“莎米你来了。”西装男叫完她看了我一眼，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我猜他是个老师。

莎米朝他点了点头，“查吧。”

“最后一次，也就是你醒来的那次是几点？”保安调出昨晚的录像。

“三点二十三，”莎米找把椅子坐下来，耸了耸肩，“我把室友叫醒后看的手机，三点二十三。”

“三点二十四分有人从楼道下去。”保安把画面定格，一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男生，双手插兜往楼梯走。

“就是他。师傅往前看吧，看他是几点来的，可把我恶心坏了。”莎米把咖啡放在桌上，两只手环在胸前。

“莎米你别急，我和师傅对过好几遍。昨晚摄像头拍到他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莎米把眉头拧在一起。

“第一次是九点四十九，”保安把时间拉到那儿，再按正常速度播放，“他转了转，五十一分坐电梯往上走，乘电梯来，乘电梯走的。”

我把身体往前倾，试图离监控画面更近一些，但脸的大部分被帽子遮住，我看不清楚。摄像头在每层的电梯间，能拍到进出电梯的人。电梯间的一边是六间宿舍，另一边是消防通道。

“对了金老师，他住哪一层？”莎米叫了一声金老师，站在保安身后的金老师则向前迈了一步，拍了拍莎米的椅背，“你先看，先看。”

“九点学生出入还较多，303宿舍最晚一个回去的是这个红衣服的女孩，十点五十二，之后没人再出来。”保安把视频加速到十六倍，一个个人影飞速在画面里闪过，过了一会儿连人影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亮起又灭掉的感应灯。那些感应灯总能让我想起父亲拉起又放下的卷帘门。啪嗒，回车键被按下去，时间停在那里。

“这是第二次，十二点五十六，”金老师用笔记下这个时间，回车被按下去，“他在里面待了七分钟，一点零三分出来的。”

“我不用看，您就告诉我去了几次就行。”莎米有些不耐烦，把咖啡拿到嘴边。

保安看了一眼金老师，金老师点了点头，“后来又去了两次，一次是一点三十三，待了两分钟，一次是二点四十，待了十二分钟，除了第一次走电梯，别的都是楼梯上楼梯下。”保安告诉莎米。

“最后一次就是三点二十三那次？”

“对。据他交代，被发现后他就回到宿舍，直到八点辅导员来找他。监控可以证实。”

“还交代什么了？”保安离开了监视器，现在就莎米一个人坐着了，她把左腿搭到了右腿上。

保安又看向金老师，金老师盯着手机，向我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把电话打了出去。“学生已经写好检查了？”我听不到对方的回应，只见他点了点头挂掉电话。

“那边检查已经写好了，如果不看监控，我们去看看那个学生的检查？”金老师看向莎米。莎米终于站了起来，把双手摊开，走向门口。我知道她表达的是“还能怎么办呢”。不管哪里的初中老师总爱让我写检查，对此我驾轻就熟，可听到“检查”我仍有一种接下来的事会无趣甚至会让我失望的预感。即使这样我还是拿起莎米留在桌上的咖啡跟了上去，拿起来我才注意到咖啡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但我没理由放下，正如我没理由离开一样。金老师在我身后出来，带上了监控室的门。

会议室的门在我身后被关上，莎米坐在桌子的前排，我在她身后找了个位置。屋子里有七八个人，大部分都是莎米班上的，班长，副班长，住在303的另外几个人，他们坐在一边；另一边则坐着一个身穿POLO衫，下巴带着些胡茬的男人，年纪看着要比哥哥姐姐们大上一点。他把中间的座儿让给了金老师，自己坐到一旁。跟POLO衫比起来，金老师不管是衣着还是精气神都要好很多，坐在一起总像班主任抓住了一个在网吧玩了通宵的学生。但其实POLO衫也是老师，他是莎米他们班的辅导员，而金老师主管学生工作。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些没有影响我当时的判断，人们喜不喜欢学生，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金老师，这是那个男生的检查。”POLO衫把一张纸递给金老师，“现在他们院的老师在找他聊。”

“问出什么了？”金老师把全身重量全压在桌子上，边看检查边问。

“那个男生说他心情不好喝了酒，然后才做了错事，还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喝了酒就能去一个宿舍四五次？先踩点后行动，明显有预谋啊。”莎米斜眼看着POLO衫。

“四五次？”听到这个数字，周围几个女孩开始窃窃私语。

“我来看看他写了什么。”金老师坐直身子，对着灯光拿起检查，“一次、两次，他怎么就写了两次啊？”

灯光透过那张纸，检查占了薄薄一张纸的三分之二，在金老师的手上摇曳着。“他还偷了内裤，”金老师把检查在桌上拍了两下，“这性质就变了啊，太龌龊了。”

“是，”POLO衫接过金老师放下的检查，收进口袋，顺手把桌子中央的一个塑料袋拿到了金老师面前，“这是我们早上在垃圾箱找到的。”

金老师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把塑料袋撩开一个口子，瞄了一眼后迅速合上了。塑料袋转向了我，我能清楚看到一团黑漆漆的东西露出一点蕾丝花边。我想象过这画面，但现在只觉得恶心。

“这是——”金老师话没说完就被莎米接了过去，“这是我的，他从我这里偷的。”莎米说得轻描淡写，仿佛是别人的事。

“这样啊，我捋一下，”金老师把塑料袋推得远了一点，手指交叉摆放在桌上，“就是他晚上去了五次，最后一次被——”

“被莎米发现了，莎米睜眼看见那个男的站在她床前。”打断金老师的是王秋，她是宿舍里最冲动的一个，莎米给我讲过。

“我叫了一声‘你是谁，也不算叫，就是问他。”莎米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

“那个男的被吓跑，莎米把我们几个叫醒，跟我们说有男人进我们宿舍了。”小寒一口气补充完之后的故事。

“之后你们找了宿管？”金老师问。

“后来她们来找的我，我住在莎米隔壁，在一个套间。”说话的是坐在莎米旁边剪齐刘海的女孩，“我是班长，我找的宿管，宿管当时让我们先回去休息。早上说人找到了，中午我们到的这儿，一直到现在。”

“他是怎么进入303的，查到没有？”金老师问POLO衫。

“他说房门一直虚掩着，他直接走进去的。”POLO衫回答得一板一眼。

“你们宿舍没关门？”金老师把头歪向了一边。

“金老师，是这样的。”回答他的是班长，“套间有两道门，里面是房门，外面是303大门，因为有大门，里面房门基本不锁。有时候有人下楼拿个外卖很快回来，303大门可能会短暂地开一会儿。”

“是你们自己没关门啊。”金老师听完把意思又重复了一遍。

“所以我们不关门，他就可以偷窥我们，偷我们内衣？”似乎感到金老师语气中的推卸责任，莎米生起气来。

“莎米你别激动，”金老师做出双手往下压的手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现在社会很复杂，你们女孩子更要保护好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昨天最后一个回去没关门的是谁？太粗心了！”

没人回答金老师的问题，莎米冷哼了一声，把头转向一边。见没人理他，金老师把脑袋又转向了POLO衫，“那个男生现在在哪儿？”

“应该是他们的辅导员陪着他，二十四小时看着。”说出口觉得措辞不对，他又补了一句，“一直看着他，不让他乱走。”

但话锋还是被抓住了，副班长冷哼了一声，他是王秋的男朋友，坐在王秋身旁，“二十四小时？他还会自杀不成？”

POLO衫撇了撇嘴，王秋还想说什么，金老师抢先站起来举起了自己的两只手，把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大家请放心，我们自己院的老师肯定无条件站在自己学生这一边，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一个满意的结果。”

他这一套说得很熟练。“什么结果？”王秋问。

“首先检查要重写，在我这里就不过关。”检查已经被POLO衫收起来了，金老师敲了两下刚刚放检查的桌子，“检查要诚恳，要把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写清楚，而且注意了，”他把张开的右手握成一个拳头，“我们让他写检查并不是放过他，而是让他从书面上，把自己干过的事认下来，之后我们再看。”

金老师说完停顿了几秒，仿佛是在等掌声，当然不会有人鼓掌。“这样你们满意吗？”POLO衫见缝插针补充道。

班长点了点头，旁人都没有说话。

“当然还不算完，他还必须给你们道歉。当面道歉，必须当面道歉。”

“我不想见他。”金老师还没说完就被莎米打断。

“什么？”金老师仿佛听漏了莎米说的话。

“我说我不想见他。”莎米用慢一些的速度重复了一遍。

“你不想听他道歉，不想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吗？”POLO衫帮了一句腔。

“我无所谓，我不管他怎么想的，我不在乎，我觉得恶心，我不想见他。”莎米往左右看了一下，“你们想见他吗？你问问她们呢。”

金老师和POLO衫不会傻到再问一遍，尴尬没把金老师难住，他自嘲地笑了笑：“是，是，我没考虑到。那我们就不见，我们肯定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句说完气氛又僵在那里，我一瞬间有点可怜他们，他们明明是学院派来解决问题的娘家人，却作为靶子承担了所有的炮火，可总有人要承担炮火，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金老师低头刷了两分钟手机，仿佛想到什么似的猛拍了一下大腿，“你们中午就来了，还没吃饭呢，这都快七点半了。小钟，快给他们订盒饭，订好的，系里报销。”他在“订好的”三个字上加了重音，拍了拍POLO衫的肩膀。我四点吃过东西，但看着他们又有些饿了，在POLO衫数人数的时候也举起了自己的手。

盒饭标准不错，但除我之外的大部分人都没什么胃口。没吃几分钟，阿卢齐戈就带着几个我不认识的男生闯进来，不大的会议室立即被填满。阿卢从我面前穿过，拍了拍莎米的肩膀。莎米用筷子指了指盒饭问他要吃吗，阿卢没有接话，反过来盯着红色的塑料袋，塑料袋一直没合上，黑色若隐若现，“你的？”

莎米点了点头，“你要看吗？”

阿卢耸了耸肩，坐进我旁边的位置。我有点嫉妒他，但还是放下手中的盒饭，跟他打了声招呼，“阿卢哥。”

“你也来了？”他有些意外。

“这都是你们班的？”

“我们班的男生都来了。”

听到这话莎米姐从前面把头转过来，“我还没问你呢，怎么一下所有人都来了？”

阿卢把手机掏出来给我们看王秋的朋友圈，“系领导约谈我们，速来长春桥会议室支援。”他把手放在下巴上，“看见烽火不得赶过来支援？”

“也就你把自己当诸侯吧。”莎米把没吃几口的盒饭盖上盖子，连筷子一起扔进了垃圾袋。

“现在到哪一步了？”

“在等消息。”

“还在等？”阿卢坐得直了一些。

莎米点了点头，跷起事不关己的二郎腿。

“老师没怎么你吧？”阿卢停顿了一下，“没怎么我们班女生吧？”

莎米斜眼看着他，没回应他的话。

“王秋发朋友圈，把我们都叫过来干吗？”他低头又看了眼手机上王秋的朋友圈，“约谈了吗？”

“谁知道她要干什么，”莎米被问得有些不耐烦，“王秋就坐在那儿，你自己问她呗。”

我顺着莎米指的方向看去，王秋坐在副班长身旁，跟身后坐着的几个男生讨论着什么。金老師在他们的右侧，看上去有些累了，箍着脖子的领带被扯得松了一些。他不管学生，也没有学生管他。

“约谈”这个词的严肃性我长大后才明白。莎米他们学校有自己的BBS，学生会在上面反映学习生活的问题，校方也会相应地做出回应。任何事上了BBS的热帖，会迅速发酵，学校有时为了控制舆论导向会请当事人来办公室关门商量，这就是约谈。每次约谈完不管问题有没有被解决，事态总会平息。外面的人总觉得当事人在约谈中受到胁迫，这也是大家能迅速集结起来的原因。

POLO衫给金老师倒了杯水，金老师清了清嗓子，“现在人来全了，听我说两句。”他把杯子放下，杯盖斜躺在桌上，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

“我刚刚跟对方院系沟通过了。”

“到底是哪个院的？”下面有男生插嘴。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哪个院的不重要。”

“连哪个院的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加害者需要保护，受害者就不需要保护了吗？”王秋冷冷地说。

金老师把手放到桌上，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是哪个院的，现在同学们请先听我把话说完。”他站起来，仿佛是大家把他围到了中央。“我们是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除道歉和检讨外，对方院领导想问问我们，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对方的诉求是最好不要报警，对个人不好，闹大了对学校也有影响。我相信大家对母校肯定有感情，也知道外面有很多人盯着我们，想看我们出丑，想把我们从神坛上拉下来。我们不能给那些人机会对不对？”

有几个人点了头，剩下的也没有表示异议。金老师从椅子里退出来，往左走两步到了学生更中心的地方。“在你们提要求之前，对方院领导还托我把几个情况跟大家说明，希望大家能将心比心。第一个是对方刚失恋，喝酒喝多了，男生们肯定都喝过酒，知道喝醉是什么感受。”

“我喝醉了可不会三番五次去女生宿舍偷窥，不会偷内裤。”副班长把两只手交叉摆在胸前。

“所以犯错的是他。我只是重复对方让我告诉大家的话，大家听我说完。”金老师把话又说了一次，“第二个是一个家庭能培养出一个硕士不容易，更何况还是我们学校的硕士。如果因为这事，对毕业或者学位有什么影响，无论对什么家庭都是沉重的打击。”

这句话说完，零散的议论声又冒了出来，我想象着如果是我考上高中后被开除，我母亲肯定比我考不上高中还要难过。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那个男生是农村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想说的不是农村怎样，只是相对于别人，他更承担不起这份后果。”金老师说完停顿了一下，往回找补，“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能逃脱惩罚，没有这样的好事，家庭不可能成为他的遮羞布。对方院领导无非也就是希望大家提要求时能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

金老师说完还没来得及坐下，班长已经站了起来，“不用多考虑，我们之前就想好了我们的诉求。”

金老师朝班长扬了扬眉毛，等着他说。

“首先他需要公开道歉，第二，是要求对方院系对他进行通报批评……至于毕业的问题，我们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利。”

POLO衫在本子上把每一点都记了下来。

“还有吗？”金老师问。

“第三是必须通知家长，家长不能被蒙在鼓里，对他们儿子的行为一无所知。这是我们的全部要求，同时也是我们的底线。如果做不到我们只能报警。”班长说。

POLO衫合上本子递给金老师，金老师用食指和大拇指捏过来，“这是你们一致的想法？”他把目光扫向了余下的人。

副班长点了点头，其他的人没有吭声，莎米则在我的身旁盯着手机玩最近很火的跑酷游戏。

“我会把大家的诉求原原本本地告诉对方。”说完金老师提着本子走出了会议室，POLO衫紧跟在后面。

会议室的门还没关上，王秋就冲着班长喊了出来，“通报批评没几天就撤下来了，谁允许你代表所有人这么说的？”

“我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你问你男朋友，这三条是所有人同意的。”班长朝王秋回喊道。

“可我们还有第四条呢！一定要剥夺他的学位证，这条你怎么不说？你愿意跟这种人成为校友吗？”

“王秋你冷静一点，学校不可能同意的，那样就闹大了。”班长每说一句都用食指轻轻敲着桌面。

“即使学校做不到，我们也总该要提。他闯进的是我们宿舍，而不是你们的。”

“王秋的意思是我们提一个过分的要求，对方就算驳回一点，也在我们的心理预期之上。”副班长在他们中间企图打圆场。

“这要求哪里过分？”王秋冷哼了一声，她有些失去理智，并不在乎谁跟她站在一边。她男朋友看着他，小声说着“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想站起来，但又坐下了。

我感觉到左手边有动静，阿卢轻轻推了推莎米的座椅靠背，莎米转过身。

“我查到了。”阿卢刻意压低了声音。

“什么？”

“那个男的是人口所的。”阿卢说。

“人口所是什么？”

“我不知道全称是什么，大概是研究人口的吧。名字叫程金焘，家是——”阿卢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一些，用气声告诉莎米，“家是安徽的。”

莎米把头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又看向阿卢，“我知道了。”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在我看来更像是厌恶。我没法辩解什么，不能说我其实是个江苏人。我知道莎米的厌恶不是对我，但我还是感到极其尴尬。好在金老师很快闯了进来。

“王秋，王秋，”他边推门边大喊，“你是不是在论坛上发什么了？”

“我？”王秋用手指了指自己。听金老师这么说，大家纷纷打开了手机。BBS上“求助！受害者反被约谈”的帖子已经被顶到了全站第一，无数人在下面留言支持，时不时地还有王秋的回复评论。

“王秋你自己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约谈你们的？你问大家，我今天来是不是来约谈的？”他都来不及喘口气。“你帖子上说的那些是事实吗？我有没有没收你们的通讯工具，有没有控制你们的人身自由，有没有强迫你们做任何你们不愿意做的事？”他甚至往地上跺了两脚。

王秋嘟囔了两声，手机又响了起来，“书记来电话了，你好好想想吧！”他捂着电话走了出去。

窃窃私语声又响了起来，我感觉时间不早了，问了问身边的齐戈。“九点差五分。”他告诉我。

我们家一般九点吃饭，哪怕我不饿也得让母亲知道我在哪儿。她不会出来找我，只是干等着，我不想她这样。

我抬头谢过齐戈，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离开了会议室。

我到家的时候饭菜已经上了桌，“怎么样了？”我还没坐下来，母亲就向我发问。

她的眼神告诉我她都知道了，“什么怎么样了？”

“就是被偷内衣的小姑娘呗，怎么样了？精神还好吧？”母亲给我盛了小半碗饭，“你走之后，那俩男生跟你爸说的，他们不就是常辅导你作业的那几个？”

“她？还行吧。”我接过母亲递来的饭碗，蒙头开始吃。

“还行？还行是什么啊？”

“你问他，他哪知道，他是辅导员还是他是保安啊？让不让孩子吃饭了？”父亲用筷子敲了两下碗，发出清脆的两声。母亲瞪了他一眼，他把筷子放下，弯腰从厨房拿出了玻璃杯和之前没喝完的白酒，给自己倒上一杯。

“辅导员肯定安抚小姑娘了，小姑娘也是可怜。对了，那个偷内衣的抓到了吗？”

我想说没有，话到嘴边变成了“我不知道”。

“不知道？估计是没抓到，这种事抓到肯定早就传开了。学生宿舍看着挺气派的，怎么保安这么差啊，一天了还没抓到。”

我抬起头张了张嘴，没说话。我想告诉母亲保安不管抓人，保安会直接找警察，但辅导员不让。所以，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你下午去公寓了？”母亲没放弃从我口里问出点什么的努力。

“嗯。”我告诉她。

“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吗？”

“他们还在查。”我已经十四岁了，不是什么都会跟妈妈说的小男孩了。

“那你还去了那么久，也不学习。”

“到底吃不吃饭，不吃就别吃。”父亲有点烦了，喝完一口，把杯子重重顿在了桌上。

被弄得很烦的还有我，迅速吃完最后一口，我放下了碗。

“这么晚了，去哪里？”父亲在身后问我。

“我有東西忘在那儿了，去拿一下。”我回头对父亲说。

父亲还想说什么，被母亲拦了下来。母亲给父亲杯子里又加了半杯白酒，对我说，“你去吧，拿完就回来。”

去会议室的路上，我想起刚认识那会儿，莎米姐跟我说她在酝酿一篇小说，想写班上评奖学金的事，奖学金不多，但每个人都想要，所以每个人都对评分细则不满。莎米没有参加讨论，除非按美貌排，否则如何都排不到她。她只是看着，看每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说着为大家好、为集体好的话，每个人都驾轻就熟地道貌岸然。她以为换了环境，去了好的大学会不一样，会感受到崇高，不成想会这样。她只觉得有趣。

讲完梗概后莎米问我听懂没，说等小说写完后给我看。当时我懵懂地点了头，现在想来大概是一种希望落空的感觉。在苏北的那几年里，我幻想过来北京与父母一起的日子，即使只是可能，都让我感到兴奋，但真正来到这里发现操蛋事一如既往。我将这归结于我依然站在父母的影子里，我得背着板面的招牌而活着，还会为一个安徽人的错误感到羞耻。我相信有一天我会真正地走出苏北，即使那时我已经不会感到快乐，但我仍会有所期望。

那天也是一样，我期望在会议室里看到故事之后的走向，虽然我预感到会失望，但我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道理我很多年后才明白：人总是控制不住地去做让自己失望的事来毁掉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人生。

我回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吵得很凶，老师都走掉了。没人看见我进来，就如同没人在乎我出去一样。我回到那个莎米身后、齐戈和阿卢中间的位置，这次他们甚至都没有跟我打招呼。

班长打断了众人的争吵，“你这么发，我们就不占理了，王秋。原来所有人都会站在我们这边，可现在呢？这就是大家生气的原因。”

“如果不发帖不会有人知道，现在全校都知道并站在我们这边，不好吗？”王秋说。

“如果大家知道帖子里有部分不是事实，他们会怀疑我们的一切。你自己不嫌脏，别拉我们下水。”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生朝王秋喊。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老师把我们叫到这里，不让我们随便对外面说话。”

“别人会以为我们被绑架了，醒醒吧王秋。”红衣女尤为生气。

“而且，”莎米把红衣女的话头接过来，“我看了监控，昨天是你最后一个回来的。是你最后忘记关门的吧？”

“我……”王秋愣在那里。

“别我我我了，王秋，你根本不算受害者，你是加害者啊。”极端的情绪会传染，阿卢开始口不择言。

“大家偶尔都会忘记关门，但你不该写帖子，它让我们成了靶子。”齐戈也在一旁附和着。

“而且王秋，一整个下午我们在讨论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发帖，你在回复每一条留言，在心安理得地接受作为受害者应得到的关心。你并不关心事情最终会怎么样，你只想站在舞台的中央，只想享受受害者被关注的感觉。”红衣女离王秋很近，但不会因此放低音量。

声音响起，声音又落下，大家听见断断续续的哭声。王秋边哭边向大家道歉，说她对不起大家，她只是想帮上一点忙。不再有人说话了，等到王秋也哭不出声了，副班长站了起来，对着每一个人说：

“你们说够了吗？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找不到目标，就把枪口一致对准无辜者？你们这么厉害，在金老师面前怎么不说话？

“阿卢你下午就想来了吧？你怎么这么恨那个男的，还是说你恨那个男的不是你啊？还有齐戈你，你有自己的想法吗？阿卢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阿卢是巴甫洛夫，你是那条狗吗？

“你是班长，你得坚持我们的底线，你得总结，而不是和稀泥。你现在又在干什么？最后是你，莎米，你要记住，你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整个303都是受害者。你不用暗示说一切都是因为王秋没关门。不，她们是因为你。”

他环顾了一圈，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没有人站到他的对面，所有人忽然都愣住了，王秋也一样，哭都顾不上了，只是一下一下地抽泣，然后被器宇轩昂的男朋友带离会议室。

在我日后不漫长的一生中，这一幕反复回放。他们并没有相互仇恨，只是身体里有着控制不住的东西，必须发泄出来。他们面前只有彼此，这是所有选择中最差的一种，也是当下他们能做的唯一一种。

我很失望，似乎失望就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看到了所有想看到的一地鸡毛。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等我回来才拉下卷帘门。第二天我也什么都没跟母亲说，我已经十四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母亲没有再问过我，有一天在饭桌上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不再等待政策，下学期我就得回到苏北上学。母亲给我盛汤的时候似乎充满了歉疚，为了不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她以为我会很喜欢北京。但我觉得其实在哪儿都是一样，没有崇高，只有琐碎。那一刹那我很想告诉母亲故事的结局，我说“人类总是在重复自己犯过的错误，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这个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说的话的阐释，是阿卢送给我的一本书上写的。但也许连这句话我也没说，我记不清了，但我就是带着这件事和这句话，进入了我的十五岁和未来。

后来的事不难想象，第二天长春桥公寓关闭了大门，贴上了只出不进的标语。我失去了放学后的去处，只能在面店里完成作业。

再一次见到莎米姐已到年关，那时我也即将离开北京和长春桥，回苏北读最后一个学期，然后参加中考。那天我放学回来看见莎米姐提着行李往地铁站走。我叫了一声“莎米姐”，提过了她的箱子，陪了她最后一段。

北京的冬天并不适合聊天，到处是凛冽的寒风。我冻得连我下学期不会再来都没告诉她。但寒冷不是我唯一惧怕的，我更惧怕告别。

到了地铁站，莎米姐告诉我快回去吧，就送到这里，外面太冷了。这时我才问出口：“程金焘怎么样了？”

“程金焘？”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对，程金焘。”我把他的名字重复了一遍，即使我并不想这么做。

她把行李箱从我手上接过来，“他啊，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这就是全部了，在之后的人生中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其实我知道程金焘的结局，莎米班上每一个来吃安徽板面的男生都会讲，他们从不顾忌什么。那个男生挂了一个处分，但没有影响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后通过政审去北方某个省份当了公务员，但肯定不是吉林，不是长春。

我最后当然读了高中和大学，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人。我知道這会让我感到失望，但我依然这样选择了。在之后的人生里，我遇见过比十四岁那年遇见的更恶劣更难堪的事，那些同样与我无关，我只是远远看着。但我总会想起那个十四岁只能远远看着什么都做不了的我。我无法说出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但确实是在那之后，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会面临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消解，无论我爬得多高都是一样。我可以像莎米那样说上一句“我忘记了”，或者我永远看不到那样的场面，一生都沉浸在无意义的肤浅之中，沉浸于每天放下卷帘门计算收入的快乐。也许哪种都不错，我也没有更多思考和想象的时间，世界推着我在走。

很多年后我又去过长春桥一次，面馆所在的楼被拆掉了，建了更高的写字楼，学生公寓换成了一家宾馆。我试图找回失去的自己，最终也只能找到失望。我说过十四岁是一把钥匙，它打不开所有的门，这句话其实不对，它已经破坏性地打开所有能够打开的门，把我领到了另一条路上。往好处想，我在十四岁那年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往坏处想，我不会走得更远了，我不会想看见更多的东西。

幸运的是，我从不往坏处想。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