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文化解析与传承运用

摘要：文章以海昏侯国出土的器物因子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器物因子指的是形制、纹样与技艺。通过分析其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从色彩、造型、技艺、意象表现、造物思想的角度探讨西汉时期的审美意趣，通过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中的三个方面——“纹”以载道、“物”以传情、融“和”共生，解析相关文化背景，并指出其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传承意义，进而提炼西汉时期的造物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海昏侯国；器物因子；文化内涵；传承运用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导致厚葬之风盛行，“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思想促使随葬文物丰富多彩，其中，器物因子处处尽显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诸多细节。汉代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经济往来频繁，因此器物因子的风格具有楚文化的特色，又有外来装饰风格的特点。而海昏侯墓中出土的文物是西汉时期装饰艺术的直接反映，亦是当时政治制度和皇室贵族日常生活的鲜活呈现，同时也是手工艺和艺术发展的集中体现。

文创产品作为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具有文化和创意的双重价值。而在传承运用过程中，以文化为核心进行创意再现，将古人设计法度和现代设计思维进行融合，从而实现海昏侯国器物因子在现代设计中的价值意义。本文通过阐述、提炼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中的文化元素，比如纹样、器型、寓意等，并将其运用于文创产品的设计当中，使受众能够领略巍巍大汉的雍容气度，以此促进海昏侯国文化因子的活态传承，彰显文化自信。

一、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现象和宇宙构成的哲学思想为阴阳和五行，通过漫长的演变，至汉代真正成熟和完善，从而构成了汉代美学思想的主体。[1]海昏侯国出土的文物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器物因子体现了西汉时期的造物思想与工匠精神，凝聚了西漢社会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特征，独具风格的特色体现了西汉器物的深沉大气之美。

1.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色彩之美

千余年前，无论中西方，对色彩都已经有所研究，色彩涉及光、物与视觉的综合现象。海昏侯国出土的器物大多以红与黑、黑与金为主，黑色沉稳庄重、红色热烈吉祥、金色华丽富贵，构成了海昏侯国器物色彩的主旋律。这些色彩的搭配，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夺目的视觉效果，而“黑漆其外，朱画其内”的配色方式在漆器上尤为突出。与此同时，还有银色、黄色、白色、褐色、绿色等装饰，整体呈现出器物华贵的色彩特征。

2.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造型之美

造型指通过主观意志加以创造而成的物体形象，海昏侯国出土器物的造型美分别体现在器型、纹样、线条等方面。如器型，青铜雁鱼灯的造型具代有表性；云气纹漆勺将云气的云卷云舒之感、变化多端的特点展现到极致，富有气韵生动之感；云纹漆长方案的图案装饰，极具韵律和节奏之美，采用对称式构图，漆案的黑底用红色图案描绘，红底则用黑色图案描绘，给人以无拘无束之感，以及富有张力的回旋之势，整件漆案呈“回”字形，可谓端庄大气。

3.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技艺之美

海昏侯国器物反映西汉时期工匠对自然的观察入微，以及他们精湛的技艺。墓葬中所出的车马器上，使用了鎏金银、错金银、铜铁复合、焊接、錾刻、铸接等多种工艺，精湛复杂。这也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鎏金银合金，其乃通过调整合金配比来表现不同颜色、质地，以及结合錾刻与鎏金达到线刻纹样内鎏金等多种前所未见的特殊工艺现象，为古代金属文物加工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依据。[2]青铜错金银车马器中的当卢所镶嵌的凤鸟纹样，其造型繁复精美，姿态栩栩如生，呈顾盼环抱之态，似长歌而鸿，技艺上繁简穿插有致，笔触轻快顺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用于祭祀与生活的器物上装饰有凤鸟纹样，是艺术形式与日常生活的相融相生，呈现出质朴的自然美和人工雕琢的韵律美，也表达了古人对自然艺术美的思考，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期盼。

二、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文化解析

1.“纹”以载道：以海昏侯国器物反衬西汉审美意趣

本文中的“纹”指的是纹样图案，“道”则指的是海昏侯国出土器物中纹样所反衬出的审美意趣。海昏侯国器物纹样、技艺作为西汉时期社会形态和审美价值的缩影，也是学者研究历史文化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厚生重死”的现象尤其突出，这一时期的用物、造物有着“致用为本、自然象生、符号象征”的艺术特点。《周易》中有“观物取象”，仰观俯察后取事物的貌相，以表现类的意义，直至引申至“从象征起，到诗意形象为止”的现代符号图形象征。[3]比如“四神纹”，四神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也是当时的标志性符号，深受人们的喜爱，且应用广泛。礼制观念在秦汉时期逐渐不被追崇，因此，这一时期在器物的纹样上较为自由和奔放，常将神话故事、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进行关联。受楚文化影响，纹样图案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情趣，神话色彩浓郁。因此，其纹样图像的意义是立体的，是富含社会语境的，同时还有时间的维度。海昏侯国器物的纹样反映出西汉时期崇尚升仙的观念，以及具有较多神话色彩的审美意趣。

2.“物”以传情：以海昏侯国器物反观西汉社会现象

本文中的“物”指的是海昏侯国的出土器物，“情”指的是西汉时期的生活情境和社会现象。古人使用的器物并非仅限于器物本身，而在于以器物传达其蕴意和社会审美趋势。受道教思想影响，西汉时厚葬之风盛行，墓葬文物繁多，“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这也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现象。古代匠人们在制器、用器的造物实践中，观察自然、模仿自然，受自然现象的启发，将感知到的物象通过联想再现，所创作的物象凌驾于现实之上，具有浪漫色彩，又有神话魅力，从其器物的特色能够反观出西汉时期的生活现象。

《墨子》载：“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可以说，“求质常安，致用长久”是西汉时期社会主张的立世之本。[4]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中，形制、纹样大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做了主观想象，再加工而成。西汉时期对于丧葬极为重视，统治阶级推崇“黄老之学”，迷信神仙方术，这也在民间掀起了求仙热潮，这种风气体现到器物上有了不同的审美意义和社会功能，从而衍生出许多带有神话色彩的器物造型。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博山炉，便是通过对现实的“山”“雾”进行的联想，整体形制以山为主，在点上香薰时，便会出现烟雾缭绕山间的神秘感，既有科技美，又有装饰美。其表达了古人对自然艺术美的思考、对理想生活的期待，也反映了西汉时期羽化飞升的崇仙理念，折射出西汉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和社会现象。

3.融“和”共生：以海昏侯国器物反映西汉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自古以来，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人与社会的相融相生、追求人与人的和睦相处。海昏侯国出土器物的凤鸟纹样，是古人观察自然的写照，同时融入了西汉时期的思想状态、文化内涵、宗教信仰等元素，这也成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充满了浪漫笃实的社会美学思想。

在海昏侯国的器物中，匠人们将所见所想和看似矛盾的物象，通过和合统一的思想置于一体，不同的因子元素经过主观的创作，有秩序地进行布局处理，合理地融为一体，这也是西汉时期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思想体现。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纹样中，矛盾与冲突融和共生，将各元素的不融洽转化为和合之美，这一思想在当代设计中也能加以借鉴。

三、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中灯具富含的哲学思想

海昏侯国器物中的青铜灯具，体现了汉代的审美文化和意识形态，蕴含着古人开拓创新的精神。比如青铜雁鱼灯、连枝灯、青铜豆形灯、陶制的豆形灯等，这些灯具集中反映汉代制物造具的设计法则和社会审美，同时显现出西汉时期哲学思想与生活用具巧妙结合的特征。在对于青铜灯具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其所蕴含的古人宇宙观，对于生死的哲学沉思，以及在工艺上的奇巧之处，无不透露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绿色环保意识。

汉代陶制的豆形灯被广泛使用，而青铜制的豆形灯则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使用的灯具，这也体现了海昏侯作为统治阶级的尊贵身份。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豆形灯，由灯盘、灯柱、灯座三部分组合而成，灯盘底部中空可供插灯芯，灯柱能够被握住，从而赋予了灯火的可移动性；灯座呈足形，可以平稳放置，既能让灯火按人的意志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也能让灯稳固，以防止灯油倾倒，形成了“人动灯动”“灯随人动”的情况，这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连枝灯是在豆形灯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但在造型上更具有艺术特色，有三连枝、五连枝、七連枝、九连枝、二十连枝等，也由灯盘、灯柱、底座三部分组成，均以主灯柱为中心对称点，整体呈中心对称状，在增加审美趣味的同时也增强了实用功效。这种审美意趣源于古人的阴阳五行说，五行为金、木、水、火、土，是先人将世界划分为五种物质属性的体现，它们相生且相克、对立又统一，也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然万物的四季更替、发展矛盾，在审美范畴上便是和合之美。

四、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中当卢的意象表现

当卢是汉代的车马器，为悬挂在马首眉眼之间的镂金饰物，可起到装饰与防卫的作用，古代称“钖”。《诗经·大雅·韩奕》称“钩膺镂钖”，东汉郑玄注解为“眉上曰钖，刻金饰之，今当卢也”。[5]当卢作为装饰器物，其主要意象表现在装饰纹样上，分别有人物纹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云气纹样和几何纹样等，具有较强的时代风格。满而不乱、多而不散、密中求疏、疏中有密，是汉代的装饰风格。[6]在构图上，有单独呈现的纹样，也有组合而成的形式，并附有当时羽化升仙的思想理念，在刻画方面也惟妙惟肖，十分生动。

当卢上的意象表现，即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与祥禽瑞兽的寓意。当卢上的纹样呈现出彼此联系、交织交错的形式，这在有限的空间中进行的刻画，使观者有着无限的画面想象，具有质、动、紧、味的美学意义，这是墓主人向往从冥界飞升至天界的体现。海昏侯国采用的是真车马陪葬，当卢被作成明器下葬时，已不仅仅是车马器的配件，而是宝马良驹的配饰，是墓主人海昏侯从冥界到天界的升仙过程中的坐骑的饰物。可以说，当卢是汉代具有独特装饰艺术视觉表现形式的器物，其设计规律与形式法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将当卢运用到现代设计中，应在原有华美的基础上，突出文化因子的装饰性，以突显海昏侯国器物的文化魅力。

五、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传承运用思考

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从现代设计美学价值方面挖掘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中的文化信息，进行“形上的提取、象上的再造、意上的延续”，实现文化创意产品“实用性、审美性、文化性”的三位一体，使得“将汉文化带走”的创意作品，既能让大众熟知，又易于受众接受，同时也能够延续汉代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传承。[7]

海昏侯国出土的器物既能表现汉代统治阶级、贵族的身份地位和财富，还能体现出其精神、思想和信仰。对于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提炼、挖掘、扬弃、传承、创新、运用，将汉代文化美学意义和价值观念进行延伸，从而展示出西汉时期社会文化信仰、世俗伦理风情和历史传统审美等人文意识的价值意义。充分运用西汉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中富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实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标，为现代设计领域提供更为广阔的设计空间，也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新的课题。

在传承运用过程中，从开始切入设计时，设计者就应深入研究海昏侯国器物因子的特色元素，再加以提炼、转化后，把握文创产品开发的方向，进而使其与受众产生精神共鸣。以文创产品作为物质载体，将海昏侯国器物因子传递给大众，使受众通过文化创意产品领悟更深层的艺术内涵，进而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

六、结语

通过研究海昏侯国器物因子，在对其挖掘、传承和运用中，秉承传统文化，紧随时代发展，对相关的造物思想和设计法度进行提炼，并结合现代设计方法进行创新，以实现传承的意义。在对海昏侯国器物因子进行现代运用的过程中，借助现代的表现手法对其精髓进行创新与升华，使之具备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更好地传承与发扬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8]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因子与现代设计进行相融，将其中的特色表现、吉祥寓意进行延续，“古物新作”无疑是文化传承的最佳方式之一，这也为设计者的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李霓.论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艺术的影响[D].西北大学，2016.

[2]黄希，张红燕，李文欢.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车马器保护修复[J].文物天地，2022（06）：19.

[3]刘玲娣，温乐平.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06）：22-29.

[4]李立新.论象生[J].创意与设计，2014（01）：4-7.

[5]万晴晴，刘卷.象生·俗用·符号——海昏侯墓器具的凤鸟纹装饰语言[J].文化学刊，2020（03）：248-250.

[6]龚宇婧.西汉海昏侯墓纹案应用研究——以当卢朱雀纹为例[J].牡丹，2021（18）：181-182.

[7]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0：123-124.

[8]原坤.中国传统纹样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9，40（12）：323-326.

作者简介：

李萩敏（1991—），女，彝族，云南丘北人。硕士研究生，云南艺术学院助教，专业方向：设计学、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