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的……

（美国）奥特萨·莫什费格

一、为了更好的自己

我上课的教室就在一楼修女休息室的隔壁。每天早晨，我就在她们的卫生间里，因为宿醉而呕吐不止。

有位修女总在马桶座圈上撒上滑石粉，另一位则爱往洗手盆里注满水，真是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闹这一出。一老一少，年轻的那个，有时会和我说说话，问我小长假怎么过，圣诞节要不要返乡，等等。老者却相反，每每瞅见我来了，就用手拉下长袍，一副生人勿近的神态。

教室原是学校的图书室，各种书刊散落一地，凌乱无章。暖气时不时呼呼作响，透过雾蒙蒙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俯瞰第六大街。我把两张课桌并在一起，放到黑板前，凑合着当讲桌用。羽绒睡袋放在教室后面的纸箱里，用旧报纸盖上，课间时我会把睡袋拿出来，锁上门，打盹，等上课铃声响起，我再起来。

我的宿醉通常是从上课的前一晚便开始，有时我会在街角的印度餐厅吃午饭时喝上一杯——那种矮墩棕瓶装的小麦浓啤酒，只为了让我把这一天的课时熬过去。那附近也有麦克索利酒吧，但我不喜欢那种怀旧情调，才不屑去那里呢。我很少去学校食堂吃饭，只要一去，基什卡校长先生便会拦住我，笑容满面地说：“她来了，吃素的来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认为我吃素，我其实爱盛些奶酪、炸鸡块和油腻腻的面包卷。

一个叫安吉莉卡的学生总会在教室和我一起吃午饭。

“穆尼小姐，”她对我说，“我和妈妈又吵架了。”

我有两个“闺蜜”，她是其中之一。我俩有聊不完的话，我告诉她，她不会因为接受了爱的雨露而变胖。

“不对，穆尼小姐。那东西会让你的腰腹变粗。现在的女孩都离不开男人，所以她们的腰腹会很粗。”

她男朋友还在坐牢，她每周末都会去探监。每星期一，她就会诉说，关于男友的律师的新见闻以及她和男友轰轰烈烈的爱情，如此这般……

她脸上如同写着“我什么都明白”，好像已经知道她所有问题的答案。

还有个叫波普利亚斯蒂的学生，快把我逼疯了。他今年上高二，身材魁梧，金发碧眼，满脸粉刺，说话口音很重。“穆尼小姐，”他来到我的讲桌前说，“我来帮您解决下问题吧。”他会从我手里拿过粉笔，在黑板上画一幅男性生理构造图。这幅图竟就此成为了班级的班徽，出现在他们所有的作业上、考试答题上，并被刻在每张课桌上。我没理睬，觉得非常可笑。但波普利亚斯蒂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我说话，让我无法再冷静。

“你的举止跟牲口一样粗俗，我可教不了你！”我尖叫道。

“您这样蓬头垢面，任意发飙，尖声惊叫，我们简直没法上课！”波普利亚斯蒂说着，便在教室里来回跑动，把书一本、一本从窗口扔出去。要是没他，我的工作本可以干得很顺利的。

反之，畢业班的学生都非常尊重我。我带着他们，复习备战毕业学术能力测试。他们经常找我请教数学和词汇方面的问题，我解答起来也是蛮费劲儿的。我得承认，有几次我没能答上他们问我的微积分问题，相反我花了整整一小时喋喋不休地谈论我的生活。

“非正常性行为，大多数人都有过，”我告诉他们，“没必要大惊小怪。”而且，“我和男友不采取防护措施的，你信任一个人，就会这样。”

出于某种原因，基什卡校长一直与这间曾经的图书室保持着距离。我想，他心里很清楚，他一旦踏进那里，他就得负责善后，并摆脱我。大多数书都是无用、过时且配不成套的书籍分册，包括百科全书、乌克兰《圣经》，还有《南希·德鲁》系列推理小说……在一个标着“科辛斯卡修女”的抽屉里放着苏联地图，我在地图下面竟然发现了一些少女杂志……不过，我还真找到了件好东西——一本介绍蠕虫的旧百科全书，早没了封皮，拳头般厚，纸也脆脆的，散落在角落里。

我课间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抱着蠕虫百科全书钻进睡袋。从装订线上抽出一页，眼睛开始在那些小小的、发霉的文字上挪动，书中的每个条目都比上一条更令人难以置信……有蛔虫和马蹄虫，有的蠕虫有两个头，有的蠕虫牙齿如钻石一般，有的蠕虫像猫那么大，有的会像蟋蟀般歌唱，有的可以伪装成小石子或百合花，有的甚至伸展开下巴时能装得下一个人类的婴儿。

我突然想到，现在他们都给孩子们输送着什么垃圾知识呀！我睡了一觉，就起来教代数，然后再回到睡袋里。我整个人钻进睡袋，然后把它整个儿拉上。我就这样深深地埋进睡袋，闭上眼睛。我的头悸动，嘴巴也感觉湿湿的。铃声响起，我又钻出来，安吉莉卡提着棕色午餐袋说：“穆尼小姐，我眼睛有些迷糊，泪流个不停。”

“那，关上门吧。”我说道。

黑色与尿黄色交错的地板，闪亮的尿黄色墙壁随处开裂……

我的男朋友还在上大学。他每天穿着同一身衣服：一条蓝色迪基休闲裤、一件纸般薄的纽扣衬衫。衬衫是西式的，纽扣是乳白色的。透过衬衫能看到他的胸毛和胸。我和他没有太多的话可讲。他长相帅气，但脚踝很胖，脖子软软的、皱皱巴巴的。“学校有很多女孩在追我。”他经常说。他正学摄影专业，想毕业当摄影师，我对此并不看好。我觉得，他毕业后会成为白领，珍惜一份体面的工作，为此欣喜而骄傲。并且，银行里有自己的账户，衣橱里有自己的西装……他很体贴，有一次，他母亲从南卡罗来纳州来看他，他便介绍我是他“住在市中心的朋友”。他母亲太可怕了，高高的个子，金色头发，明显隆过胸。

“你用什么晚霜？”男朋友上厕所时，她问我。

我三十岁那年，离婚了，从纽约总教区得到了离婚赡养费和一份不错的医疗保险。我父母则从北方给我寄来包裹，装满了邮票和脱咖啡因饮品。我喝醉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前夫，抱怨自己的工作，抱怨住房，抱怨男朋友、学生和任何能想到的事情。他在芝加哥已经再婚了。他是干法务的，我从来不了解他的工作，他也从来没向我解释过。

周末，我和男朋友一起喝葡萄酒和威士忌，他竭尽所能地为我营造浪漫氛围，这也是他所擅长的。

然而，在吸烟问题上，他简直就是白痴。

“你怎么能这样抽烟？”他会说，“你嘴里的味道就像加拿大培根。”

“哈哈！”我在床边上一边笑，一边钻进被子。塞在床和墙之间的，是衣服、书、未打开的信件，还有杯子、烟灰缸。

“跟我说说，这周你都干什么了？”我对男朋友说。

“嗯，星期一我早上十一点半起床……”他喃喃自语。就这样，他能说上一整天。他来自查塔努加，嗓音柔美，活像一台老式收音机。我起身，往杯子里倒满酒，坐回床上。

“蔬菜店排队的人不算多，平时就那样，”他说，“但我不喜欢店员拉康，他傲慢，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对，”我说，“他懒得搭理人。”

等他碎碎念完了，我们便出门共进晚餐，喝上几杯助兴。我只需在餐厅张望一番，坐下来告诉他想要点什么，就行了。他悉心地照顾着我，很少窥探我的私生活。他若果真问起，我会变得非常情绪化。

“你为什么不辞职呢？”他问，“你可以辞职的。”

“因为我爱那些孩子们！”我答道。此时，我不禁眼睛湿了。

“他们都那么可爱，我爱他们。”我醉醺醺地说。

我所有的啤酒都是从东第十大道和第一大道拐角处的一家食品店买的。在那儿工作的埃及人英俊而友善，时常送我一些免费的糖果。他们把小袋包装的扭扭糖和跳跳糖悄悄塞进我的购物袋，然后眨了眨眼。每天下午下课回家的路上，我会买包香烟和两三瓶四十溪牌威士忌，回家打开我的黑白小电视，上床看喜剧片《拖家带口》和《莎莉·杰西·拉斐尔》，喝酒、抽烟、打盹。等天黑了，我就再出去买酒，偶尔吃点东西。晚上十点左右，我会改喝伏特加，接着，读书或听听音乐，装模作样地来提升自我，仿佛上帝在审视着我一样。

“一切都很好。”我佯装说，“一如既往地为了更好的自己。”

有时，我会去A大道上的那家酒吧，专门点自己不喜欢的酒，这样我能喝得更慢一些。我一般会要一杯金汤力，或杜松子酒配苏打水，或杜松子配马提尼，或吉尼斯啤酒……一开始我就会告诉酒保——一位波兰老太太，跟她说：“我喝酒的时候不喜欢说话，所以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好的。”她说，“没问题。”她看上去彬彬有礼。

……

每年，孩子们都必须参加一次大考，以便让国家知道我的工作有多糟糕。考试本身就是为不及格而设计的，讲句实话，连我都做不出那些题。

另一位数学老师是个小个头儿菲律宾女人，干着和我一样的活儿，却赚得比我少，住在公寓的一居室里。这些，我都知道。

她来自新墨西哥洲，有三个孩子，没丈夫，有呼吸道疾病，鼻子上长着一颗大痣。她的上衣总是扣齐到喉咙上，老用可笑的蝴蝶结、胸针和夸张的塑料珍珠项链装扮自己。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孩子们为此经常取笑她。

尽管大家叫她“小靓妞”，但她数学确实比我教得好。不公平的是，她挑走了所有擅长数学的学生——所有的乌克兰孩子，这便使我处于生源劣势。那群乌克兰孩子在故乡时于棍棒中成长，被迫钻研、掌握乘法表、小数位数、指数等所有的诀窍。其实，每当有人谈起乌克兰，我便会想到一片回荡着黑狼嚎叫声的荒凉灰色森林，或者公路旁拥满疲惫俊男的垃圾酒吧。

我的学生数学都很糟糕，我被卡顿在这些呆子中间，无计可施。

波普利亚斯蒂最差了，几乎连二加二等于几都不会。我的这些孩子们永远不可能通过那场大考。

考试的日子到了，菲律宾人和我面面相觑，似乎在说，我们在开什么玩笑？我分发试题袋，让学生们拆开密封条，向他们展示如何正确地用铅笔填写答题卡，然后告诉他们，说：“尽力而为吧！”考试结束后，我把答题卡带回家，把答案都改上一遍，可不能让那些呆子砸了我的饭碗。

“太棒了！”成绩公布后，基什卡说。他调皮地眨眨眼，对我竖起大拇指，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慢慢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年复一年，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

杰西卡·霍恩斯坦是我另一个“闺蜜”，我上大学时认识的犹太“邻家女孩”。她父母是没出五服的亲戚，一家人住在长岛。有几次，她晚上坐城铁进城，找我一起出去玩。她穿着普普通通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打开背包，掏出兴奋剂和拉斯维加斯流莺般的衣服。兴奋剂是她从贝斯佩奇的一个高中生那儿弄来的，太可怕了，没准渗进了洗衣粉。杰西卡有各种颜色和风格的假发——霓虹蓝色的微波浪、金色芭芭蕾拉式长发、红色烫发、墨黑色的日式假发。她面无血色，眼睛凸起。我每次和她出门，觉得自己就像“海洋杀手”奥皮身旁的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

“泡吧”是她一成不变的热爱，真让我受不了。酒吧里，整夜也不跳舞，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下喝着二十美元的鸡尾酒，被消瘦的印度工程师死缠烂打……“阿三”抓住我们的手不放，在我们的手背上留下难以洗去的印记……我深深体会到一种被虐感。

但杰西卡·霍恩斯坦懂得如何去“碰撞与摩擦”。许多夜晚，她会挽着脸上毫无灵性却颇具商务气质的男人的胳膊，向我告别，去往他在默里山的公寓或其他住所，陪他共度“人生巅峰”……偶尔，我也会接受个把印度人的好意，坐黑出租车去皇后区，翻弄药柜，尽情吸吮予取予求……第二天赶早六點的地铁回家，洗个澡，打个电话给前夫，在第二遍上课铃响起之前，赶到学校。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早早地离开酒吧，坐到波兰酒保杰西卡·霍恩斯坦面前，用手指蘸着啤酒擦掉睫毛膏，环顾酒吧里其他女人。

我觉得，化妆会使女人们面临绝境，常常会掩饰真实的个性。不过，谁在乎这些呢？任凭她们爱怎样就怎样吧。我更应该担心我自己，我时不时地向我的学生们嚷嚷，头埋在双臂下，上半身架在讲桌上，向他们呼喊……我能期待什么呢？他们会转过身交头接耳，或戴上耳机，拿出书、薯片，望着窗外……他们会做除了安慰我之外的任何事！

哦，好吧，我也曾有过美好时光。有一天，我坐在公园枯黄的草地上，观察松鼠爬树，仰望天空中的浮云……阳光温暖着我的脊背，我做起了填字游戏……还有一回，我在一条旧牛仔裤里发现了二十美元，于是，我开心地喝了杯水——那肯定是个夏日，白昼漫长，学校也放假了。男朋友当时已毕业，搬回了田纳西州。我买了台空调，给街上的一个孩子些许零钱，让他帮我搬上楼，放进房间。后来我的前夫在电话录音里留言：“我下周要去趟你那里，一起吃午饭或晚饭吧，可以喝两杯。没什么事，只是想聊聊。”

没问题，行呀。此后几天，我滴酒未沾，在家里地板上蹦起了健美操，还从长着满脸痤疮疤痕、两颊一对酒窝、有着男风之好的邻居那里借来了吸尘器，尽管他看我的眼神不免带有些担忧——大概他觉得我操作不好吸尘器。我去百老汇散了散步，下血本买了新衣服、高跟鞋、真丝内裤，买了一大堆热销的化妆品，美妆、美发、美甲……在外面吃午饭，第一次尝了沙拉，再去看场电影。

我打电话给妈妈。“我的感觉从未如此好，”我说，“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很棒的暑假！”我把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鲜花插满花瓶……我把能想到的事都做了，心中充满希望，还买了新床单和新毛巾，欣赏了音乐。

“让舞蹈跳起来吧！”我随口蹦出一句西班牙语……瞧，我都说上西班牙语了，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终于，这天来临了。我和前夫约好在麦克杜格尔大街的一家时尚小酒馆见面。我早早地到了那里，坐在吧台前，桌上的坚果有着鼠尾草的味道……那里的女服务员穿着漂亮的带白色蕾丝边领的连衣裙，优雅而不失小心地行走在顾客间，她们端着的圆形的黑托盘上，是彩色鸡尾酒，还有一盘盘面包和一碟碟橄榄。另外，还有一位矮小的侍酒师像管弦乐队指挥一样进进出出。我点燃了一支香烟，看了看时钟，“天哪。”我惊叹道。我到得太早了，我不得不又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配苏打，点燃一支又一支香烟。

这时，一个女孩在我旁边坐下。

我们开始聊起来。她也在等人。“男人，”她说，“他们就喜欢折磨我们。”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说着，我转过身去。

终于到晚上八点钟了，前夫走了进来。他跟领班说了几句话，朝我的方向点了点头。他走到窗边的一张桌子旁，挥手让我过去。于是，我端着酒走向他。

“谢谢你来见我。”他边说，边脱下夹克。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打开酒水单。前夫清了清嗓子，没说什么，一如既往地唠叨着这家餐厅——杂志上是如何介绍这里的厨师，飞机上的食物有多糟糕，酒店又怎么样了，城里变化多大，菜单很丰富，这里、那里的天气，等等。

“你看起来很累，”他说道，“喜欢什么就点什么。”那感觉，好像我是他的侄女，而他是负责看孩子的。

“我会点的，谢谢。”我说。

一位女服务员过来告诉我们，餐厅有哪些特色菜。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对我前夫着迷。

他对女服务员总是比对我更友善。“哦，谢谢。非常感谢。你是最棒的。哇。哇，哇，哇！谢谢，谢谢，谢谢！”

我想好要点什么了，假装去洗手间，悄悄溜了出去，摘下晃荡的耳钉，把它放进手包。回到餐厅里，我松开之前交叉的双腿，望着他，他没有微笑，也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坐在那里，胳膊撑在桌子上……我真想念那时的他呀，他是那么随和，那么有绅士风度。

“薇薇安好吗？”我问道。

“她很好，升职了，很忙。她挺好的，代问你好。”

“我挺好的，也请代问她好。”

“我会转告她。”

“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说。

女服务员又端了杯喝的过来。我点了瓶葡萄酒。我想，我还是喝葡萄酒吧，不再喝威士忌了。

女服务员离开，前夫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他跟我说，请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

“不，我想我还会继续给你打电话。”我说。

“我付钱给你，不行吗？”他说。

“多少钱？”

他跟我说了个价码。

“好吧，”我说，“成交。”

菜来了。我们默默地吃饭。吃饱了，我站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回家了……那晚，我独自来回去了好多趟食品店……

没多久，银行来电话，通知钱到账了。

我给乌克兰天主教学校写了封信：

“亲爱的基什卡校长，”我写道，“感谢您让我在学校教课。请把教室后面纸箱里的睡袋扔掉吧。由于个人原因，我不得不辞职。想让您知道下，我一直在大考中为学生们造假。再次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

学校后面有座教堂——一座大教堂，里面有许多举着一根手指的塑像，似乎在说，保持安静。我想，我该进去把辞职信交给一位牧师。此外，我需要些暖心的暧昧，我想象牧师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叫我“亲爱的”，或者“甜心”，或者“宝贝”，或者“小家伙”“小东西”……我不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

之后好多天，我又开始迷恋兴奋剂，沉迷酗酒。把几个男人约到家里，玉体横陈，春光乍泄，几度销魂，然而，激情在几小时后迅速退却……给基什卡校长的信一直丢在床头柜上。该是告别的时候了。离开家前，我照着浴室里的镜子，注视自己。看上去，我很正常了，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吸完最后那点东西，我戴上棒球帽，抹点儿唇膏，出门……

去教堂的路上，我在麥当劳停下来，打算喝杯健怡可乐。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这么多人了，有一大家子坐一起，啜饮着吸管，有条不紊地喝饮料，像瘦马吃干草般，慢嚼着薯条；一个分不清是男是女的流浪者，翻着入口旁的垃圾桶……我忽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孤单。

外面很热，麦当劳排队的人密密匝匝，大家胡乱地挤在一起，凝视着菜单展板，目光呆滞，一会摸摸下巴，一会指指点点，一会频频点头……

“你在排队吗？”我一直问他们。没有人会回答我。

我挤到柜台后面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年轻黑人男孩服务员跟前，点了健怡可乐。

“多大杯的？”他问我。

他按大小，依次拿出四个杯子。最大的那个，大约一英尺高。

“我要这个吧。”我说。

那感觉，就像参加一场盛大的活动。我无以言表，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股巨大的能量。我端过可乐，把吸管塞进嘴里，吸了一口，太爽了，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东西。等我喝完这杯，我想再来一杯。但，这好像有点浪费。要不，今天就喝这一杯吧。好吧，一次一杯，一次就一杯健怡可乐。

现在去找牧师。

我上次去那个教堂，是在某个天主教节日。漂亮的彩色玻璃窗，金光灿烂。我带着酒味，坐在后排，跪下，画十字，嘴里嘟哝着拉丁文……我不清楚，这些都有什么含义，但它们对我还是产生了影响。教堂里很冷，我的胸毛都竖起来了，手冻得发涨，背也很痛。我看到穿着制服的学生排队参加圣事，祭坛上，虔诚的人们全身心投入，让我不禁动容。

大多数时候，仪式都使用乌克兰语。我曾看到波普利亚斯蒂把玩跪拜用的软垫杆，举起又砰地放下。

那天，我带着信，来到教堂，大门却锁着。我独自坐在潮湿的石阶上，喝完手中的健怡可乐……一个光膀子的流浪汉走过来，“祈雨呢？”他问。

“好吧。”

我去了麦克索利酒吧，吃了一碗腌洋葱，把信撕了。

阳光依然灿烂。

二、为了更好的地方

我来自另外一个地方。它在地图上没有标识，我没法指给你看，它不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我也没有那个地方的地图。没有地图，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在附近，也不在地图里，但它并非不存在。我非常想念那里，如果我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也许我可以在地球上复制一个相同的地方……

瓦尔德玛说，这不可能。去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死亡。

“瓦尔德玛，”我对哥哥说，“我们得想法子回到那地方，怎样都行！”

“哦，你必须死，或者你必须杀死个合适的人。”哥哥说，“那你得找个合适的人杀掉。一旦你杀对了人，地球就会开个黑洞，你直接走进洞里，穿过隧道，回到我们来时之处。但要小心，如果你杀错了人，你在这里就会惹上麻烦，那就不好了。我会去监狱看望你，但你身边多半待着不合适的人。他们为小女孩准备的监狱，往往是最糟糕的……”

我不知道，要是没有哥哥会怎样。我非常讨厌我所待的地方，很多个夜晚，我翻身、出汗，哥哥拦着我，以防我踢墙或打破东西。我踢墙时，那女人会生气，问道：“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她认为我们在打架，威胁要把我们分开。她不知道那个地方，毕竟，她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像别的母亲那样，她给我们食物、衣服和一切……

一天早上，我们躺在床上。我对哥哥说：“瓦尔德玛，我想，我知道我该杀谁了。”其实，我只是做了个梦，随即编出了一个名字，道：“他叫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要找到他，并杀了他。”

“你确定？”哥哥问。

“是的。”我说。

突然间，我打心眼肯定了，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是我必须杀死的人，就像我敢肯定世界上存在那个地方，我和瓦尔德玛来自那里……

“你必须绝对肯定。”哥哥警告我说。他脸色黯淡，声音低沉而可怕，道：“如果你不能百分百肯定，会惹上麻烦。”

“就是那个该死的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哭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拉动拉绳，打开窗帘。瓦尔德玛和我的卧室朝向森林。窗外，柔和的灰色云朵挂在树林间，傻鸟儿唱着好听的歌儿。我太想念那个地方了，“我会找到你的，雅雷克！”我对着窗户说，“你藏在哪里？”

我转身看瓦尔德玛，他已经回到被窝里，胸膛起伏……

早餐时，女人给了我们一碗温暖的新鲜牛奶、面包，以及加糖和柠檬的茶，额外给了瓦尔德玛些用蜂蜜煮熟的洋葱，因为他一直在咳嗽。

“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低声提醒自己，我很快就会远离这个恐怖的地方。每次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我的头都会感觉好一点。“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对瓦尔德玛说。

他苦笑。

女人听到我说雅雷克·贾斯科尔卡的名字，放下了长木勺——它落在厨房地板上，滴着美味的牛奶……她冲我走过来。

“乌尔苏拉！”她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你从哪里听到的？你干了什么？”她不像往常那样生气，而是脸色苍白，双目圆睁，嘴唇紧抿，眉頭紧蹙，充满恐惧，抓住我的肩膀……

“哦，他只是一个人。”我边说，边眨眨眼睛。

“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是个坏人，坏人！”女人摇着我说。我不再眨眼。“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他，你就赶快跑，躲开他。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喜欢做坏事。他过去住在格里切瓦地区我小时候家的隔壁……许多女孩从他家出来时，鼻青脸肿，血迹斑斑。你看到我的伤了吗？”

“哦，别，母亲！”瓦尔德玛喊道，“别给她看！”

为时已晚，女人把裙子拉过膝盖，指了指。

那里布满如蚯蚓般增生的伤痕，可怜的女人。

“雅雷克·贾斯科尔卡也会这样对待你！”她说。“去上学吧，别犯傻了。如果街上遇到那坏人，赶紧跑，好孩子都跑。你也是，瓦尔德玛。谁知道雅雷克？贾斯科尔卡现在在做什么？”

女人通常会坏了我的好事。

……

“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在那个女人身上留下了伤痕，但那又怎样？”我在去学校的路上问瓦尔德玛，“那些伤痕有什么不好？”

“你不会想要那些伤痕的。”瓦尔德玛回答，“如果你被伤害了，你会变得和母亲一样，爱发火，噩梦不断……”

“但我已经做噩梦了……”我说，“我所有的噩梦都围绕这鬼地方，所有无聊、愚蠢的事和人。”

“你言过其实了！”瓦尔德玛说，“这里的情况没那么坏，事实上，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即使回到那里，也会有烦恼。”

“不可能！”我说，“你认为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对那个女人做了什么？那些伤痕是怎么来的？”

“有些事情只有男人会做，就像魔术表演，没人能弄明白。”

我觉得，未必那么深奥，魔术很容易被破解。镇上广场有个老人，他表演吞火节目，大树下磨蹭的乌鸦瞬间消失在一阵烟雾中，可任哪个傻瓜都能看到，它们飞到树枝上躲起来了。

“你能帮我找到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吗？”我问瓦尔德玛，“我真的很想离开这里，尽管我知道，我离开后，会很想念你。”

“我试试吧！”他皱着眉头答道。哥哥生气时，会从路上的灌木丛中摘下毒浆果，把它们放在鼻子上。大脑在哪？就在鼻子上面！瓦尔德玛便用这种方式毒害自己的大脑，这能使他情绪释放。我则像吃药片一样，吞下毒浆果……所以，瓦尔德玛采浆果，我也采浆果，再一个接一个地吞下去。浆果又软又冷，如果我用牙尖咬，果汁黏液就会溢出来，很苦，像毒药。

我们走出大石头堆砌的教堂时，我问瓦尔德玛，道：“你能帮我找到他吗？不仅为了我，也为了那个女人。也许我杀了他，女人就不会一直生气了，她对过往的伤害一定耿耿于怀。”

“我不会帮你！”瓦尔德玛说，“你不用劝我。你最好找到他时，想办法杀死他。我不会帮你的！”

是的，我需要一把刀来杀死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还需要毒药……灌木丛中的毒浆果让我们的大脑困倦，如果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吃了很多毒浆果，也许会睡着，我便可以用刀杀了他，再走进黑洞，回到那里。这就是我的计划。

那天放学后，与瓦尔德玛回家的路上，我像个农家女孩一样，掀起裙子，兜满毒浆果。我让瓦尔德玛把浆果装满口袋，但他不愿意，说那样浆果会被压扁……

“你觉得这些够杀死他吗？”我问哥哥。

“哦，不知道。别问我。”瓦尔德玛一脸不高兴。

瓦尔德玛有时太宠着我了，他觉得我最好和他一起待在地球，而不是抛下他，去另一个地方逍遥。“即便你死了，我们仍会在一起。”我安慰他说，“也许你也能找到你该杀的人，别放弃。回家路上，我感觉腿很冷，但因为收集了那么多毒浆果，我仍旧很高兴。“我要做毒浆果酱。”我说。

“我见过那个女人做樱桃酱，可她不会让你用她的锅。”瓦尔德玛看着我说。我本可以让瓦尔德玛帮我做果酱，但我不想那样做。他对我生气时，我感到他更爱我了，这让我感到又欣慰又难过。

……

我们回到家，女人在两棵树之间的绳子上晾衣服。我想起了她大腿上的伤痕……我躲在瓦尔德玛身后，向女人挥手，就进屋了。我从橱柜里拿出一口大黑锅，把毒浆果倒进去……

“怎么做果酱，瓦尔德玛？”我问哥哥。

“加糖，一直熬。”

“哦，我喜欢糖。”我说，“今晚，趁着女人熟睡后，我就做。”

“你最好不要尝太多。别忘了，熬熟了，浆果的毒性就会更强。”

“你能提醒我吗，瓦尔德玛？”

“不！”他说着，往鼻子上搁了几颗毒浆果，道，“我晚上得睡觉，要不白天会难受，我可不想带病上学。”

“哦，可怜的小瓦尔德玛！”我嘲笑道，随即吞下了几个浆果。我把锅拖进卧室，藏在壁橱里。

女人晾完衣服，说：“孩子们，去外面玩吧。瓦尔德玛，趁有阳光多跑跑。乌尔苏拉，去吧，活动活动。你看上去严肃，像个老太太，出去开心下。”

“我不喜欢出去玩。”我回答。

瓦尔德玛“哼”了一声，出去外面玩了。我想和瓦尔德玛一起玩，但我必须在房间里看着壁橱里的那盆毒浆果，要是被女人找到，那就坏了。她不会允许我去杀雅雷克·贾斯科尔卡，那样我会永远和她被困在地球上。我能想象到，她要知道了我的计划，会怎么说——“你没问题吧，乌尔苏拉？”

“没有！”我会告诉她，“是这个地方有问题。你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没有！”

不管怎样，我必须先找到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没法杀了他。瓦尔德玛在外面玩，我就进了厨房，里面飘荡着饭菜的味道。

“你好！”我对女人说，“雅雷克·贾斯科尔卡还住在格列切瓦吗？”

“当然不了，除非他打算住在地洞里。那里的房子都拆了……希望他搬得越远越好！他妹妹在图书馆工作。”

“那个肥婆？”

“别那么说话。”

“我想去借本书读。”我说。

“那就去吧。”女人生气地说，“真不明白你要干什么，但你牢记我跟你说的关于雅雷克·贾斯科尔卡的话，还有伤痕的事。去吧，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不管了。”

“你生氣，是因为我想看书吗？”

“你可真是的！”她嘟囔着出了厨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到外面看瓦尔德玛堆的松果塔。我想，这女人真是又小心眼儿又愚蠢，全世界都这么愚不可及。

我从厨房抽屉里找了把锋利的刀，拿进我房间，藏到书包里，又踢了一会儿墙。然后去图书馆找那男人的胖妹妹。

……

“贾斯科尔卡？”胖女人问，“我现在已经嫁人，不用这姓了。你要干什么？为什么问这些？”

“我只是好奇，拆迁时发生了什么？我妈妈也曾住在格吉切瓦。”

“你是谁的女儿？”胖女人问。

“我叫乌尔苏拉！”我这么回答。

“格吉切瓦的房子很破旧简陋，幸好都拆了，要不那些房子早晚会塌，大家非得被砸死不可。”

“会被砸死？”我问。

“你非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们搬到了河边的小公寓。”

“你和家人？你哥哥呢？”

她放下手里的橡皮图章，合上前台的书。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脸上，她靠近我，问：“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我在找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得杀了他。”我说。

那女人毫不在乎地笑了笑，又拿起橡皮图章，道：“那就去吧。他住在墓地对面的房子里。要是有人找他，他会很高兴。”

“我要杀了他！”我郑重地告诉那胖女人。

“祝你好运！可别哭着跑回来。”她说。

“你什么意思？”

“哦，没什么。”

“我会杀了他，我跟你说！”我说道，“所以我问他住哪儿……”

“爱咋咋地。”她说，“安静点儿，大家都看书呢。”

……

回家路上，我穿过墓地，穿过爸爸的坟……太阳落山，天空呈现美丽的色彩，真希望瓦尔德玛就在身边握着我的手。“为什么会这样，瓦尔德玛！”我会问他，“这里真美，我怎么只想死？”

“因为你想到了另一个地方……”瓦尔德玛会对我说，“最美好的地方。”

雅雷克·贾斯科尔卡的房子是绿色板材做的，像一池浑水的颜色，朝着马路那面的窗户被深色的窗帘遮着。台阶坍塌成大块的碎石，周围是灌木丛，到处都是橙色的云雀。我捡起块小石子，扔到窗户上，但玻璃没碎。石子只在玻璃上发出叮当的声音，云雀开始对我叽叽喳喳，像婴儿哭泣般呜咽，我蛮不在乎！如果我愿意，我还会向它们扔石子，我还可以用鞋跟踩它们。我躲在灌木丛里，等着看会怎样。随后，我又扔了块石头……这次，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来到窗口，撩开窗帘张望……他那长满皱纹的大手抓窗帘的一霎那，我看到了他的脸。

他看上去像个普通的老爷爷，眼睛下垂，长着白胡子和满是皱纹的脸颊，鼻子像融化的蜡烛。他离开窗户时，用指甲敲了敲玻璃，那指甲又长又黄，跟食人魔一般。很明显，他只是位虚弱的老人。我想，给他吃果酱，再用刀砍死他，并不难。老人很容易对付，就像根枯胡萝卜。也许，一刀就够了，然后我跳进黑洞里，回到那另一个世界。

他的窗帘拉上，我跑开了，穿过墓地，踢着那些标着来来去去蠢人的墓石……我想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们每个人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去？爸爸是否真的像那个女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一个比这更好的地方……

……

那天晚上，女人又对我发火了，她想知道我在图书馆都读了什么书。“我希望你读的不是让你发疯的书。”

“图书馆里没找到什么好书。”我说，“都很无聊。”

“啊，乌尔苏拉！”女人说，“你觉得你比别人都聪明，对吧。”

“难道不是吗？谁比我聪明？你跟我说。你不是总是说这么说嘛……”我振振有词。女人以前总对我说：“不要介意学校里其他孩子对你的取笑，你是最聪明的，也是最好的，永远永远是。”

“忘了这些话吧！”女人说，“你应该学会尊重别人。”

“为什么？为了你？”

“上天保佑！”她转过身，用刀砍着面包，不过那刀没有我偷的刀大。我迫不及待想马上杀死雅雷克·贾斯科尔卡，离开这地方。我又希望女人才是我该杀的人，但她不是，我很清楚这一点。

“还有你，瓦尔德玛！”女人转过身来，说，“谁偷了你的糖？你为什么像个迷路的小孩子一样皱着眉？”

瓦尔德玛握着汤匙，看起来很伤心，他也不看我。

他从女人手里接过一大块面包，没有说话。

“你都干什么了？”女人问我，“又让我心爱的儿子伤心了吗？”

“我永远不会做任何让瓦尔德玛伤心的事。我为什么要让他伤心？我最爱他。”

“有时候你很粗暴，乌尔苏拉。你表达爱意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你上次言行妥当是什么时候？你上次说谢谢是什么时候？”

瓦尔德玛站起来，离开了桌子。

“瓦尔德玛，请回来，你的汤快凉了……”女人温柔地说。

“让他走吧！”我告诉她，“他哭，是因为你给我们看了那些伤痕，他认为这是他的错，但那是你的错。”

女人坐下来，垂头，神色黯淡，一抹悲凉浮上脸面，似乎灵魂出窍，似乎它也不想待在这里，似乎它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轻声说，伸出手去触摸桌子下女人柔软的膝盖。

“啊！”她迅速缩了回去。她缩回去时，椅子腿在地板上剐蹭着。“有虫子！”她叫着，站起来，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开关橱柜。我想她可能是在找我藏在壁橱里的铁锅，但她没有问我是否拿过。她也未曾注意到，她的大刀不见了……她解开围裙，走到窗边站着，眼神虚无，望向黑暗的树林。

……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小镇广场上的老魔术师。“你只是个小孩。”他说，“为什么这么关心那些还不知道的事情？”

我醒来时，屋内黑暗而沉寂。女人的鼾声隐隐约约从墙那边传过来，那架势就像火车头“咕噜咕噜”叫唤。我想，她一定是满脑子想坐火车离开这里。我知道她每天都不开心，她喜欢瓦尔德玛，不喜欢我。如果我离开这个地方，她会很开心，但瓦尔德玛会伤心吗？

我悄悄地從壁橱里拖出那一大盆浆果，带到厨房里，开始点火熬浆果。我把椅子拖到炉旁，站在上面，倒一杯糖，搅拌，听着浆果的歌声，看着热腾腾的蒸汽……几颗孤星的光芒，穿透黑暗的窗户和蓝色的火焰……“雅雷克，这是给你的！”我低声说。我不停搅拌，一个人在暗夜的厨房里不免伤心，多么希望瓦尔德玛在一旁帮我，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晚。我在这儿，如那女人每天在炉旁辛苦劳作一样……

“哈！”我笑了，突然觉得自己的厨艺可笑，就像我在取笑那女人和她愚蠢的生活。大功告成后，回到卧室，我躺床上，把热得烫手的毒果酱罐子放床头柜上冷却，睡了一会儿，没有再做梦。

……

早上，我把毒果酱放进书包。“早上好，瓦尔德玛！”我说。我假装一切如常，但瓦尔德玛一眼望穿了我的心思。

“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高兴？”

“哦，没什么，我今天要杀了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回到那个地方。很遗憾，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我不喜欢这主意，乌尔苏拉。我觉得雅雷克·贾斯科尔卡不会吃果酱。相反，他会像对母亲一样，给你留下一些伤痕，你很快会变成像母亲一样容易愤怒的女人。”

“你让我着实生气！”我说，“伤痕不伤痕的，有什么关系？我要离开这里！我要是能穿过黑洞，回到那个地方，即便腿上真的爬满虫子，也无所畏惧！”

“虫子？”

“虫子。”

我的思绪突然转到墓地，肥沃的黑土被挖出来，为爸爸腾出空间下葬。我想知道，一旦我穿过黑洞，回到那个地方，我的肉身会被留下吗？将来瓦尔德玛会站在墓地前，看着我下葬吗？

虫子想吃我的肉吗？它们咀嚼我的肉，吐出泥巴吗？老师说这有利于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能和瓦尔德玛讨论这个问题，这会让他太难过。我们穿好衣服上学，去厨房吃早餐。女人正在切洋葱，流着泪。我不敢看她，我担心她会看出我前一天晚上用过炉子。我惴惴不安，空气里仍然能闻出毒果酱的味道。

“你看起来很累，乌尔苏拉！”她说，“你是不是病了？也许你今天应该待在家里，估计你被瓦尔德玛传染上咳嗽病了。”

“是呀！”瓦尔德玛说，“你应该待在家里，不要去任何地方，就躺在床上看书。我会帮你把功课带回家，不要去做任何疯狂的事。”

“你说起话来就像那女人。”我对瓦尔德玛说。

“叫我妈妈！”女人说。

女人给了我们面包和酸奶，也给了我一份用蜂蜜煮熟的洋葱，跟给瓦尔德玛的一样。

“谢谢你，妈妈！”瓦尔德玛说。

我翻了个白眼。

我们默默地吃饭，瓦尔德玛吸了吸鼻子，清了清嗓子。我盯着破旧的木地板。“再见，愚蠢的地板！”我默默念道。

“再见，丑陋的，愚蠢的，破地板！”我干吗关心那破地板呢？

一幢房子，可能头一天还充满生机，第二天就被拆成了瓦砾……接着，有轨电车通了……数以百万计的蠢人在地球行走，却永远不知道所经之处建造过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谁埋在我们脚下。这么多人来了又走，他们现在在哪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小声对自己说，我不想让瓦尔德玛或那女人听到，我不想再有麻烦，我已然把他们两个都抛诸脑后了。

书包很重，毒果酱和刀在课本下面。瓦尔德玛主动提出帮我背书包。

“你看起来很累。”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帮你背？”

“哦，你认为你行吗？你只是个小男孩，只比我大一天。你以为你比我聪明吗？你认为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瓦尔德玛没再说什么……一想到很快能离开这儿，我就非常兴奋。我终于要回家了！我试着去恨瓦尔德玛，但我做不到；我尽量不去想我有多爱他，但这很难做到。

我们前行着。我呼吸急促，心跳狂乱，像个疯子。“不要做任何疯狂的事！”瓦尔德玛警告过我。我正在干的，疯狂？“疯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见过的一个“疯子”，她是位老太太，住在市场后面的垃圾桶之间。她用卷心菜叶和涂有动物脂肪的旧蜡纸遮住自己，自言自语，抽著男人扔给她的烟屁股……她每天随心所欲，没有人会靠近她，没有人会让她变得鼻青脸肿、血迹斑斑……作为成年女性，她身上的味道像厕所，但她无所谓。如果我不能杀死雅雷克·贾斯科尔卡，我宁愿像那疯女人一样，生活在垃圾堆里。

“你疯了吗？”瓦尔德玛问道，踢了踢路面的一块小石头。

“对不起！”我说。

当我们到了广场，我转向墓地的方向，瓦尔德玛转向学校的方向。我们停下来，看着对方。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瓦尔德玛问道。

“试试呗！”我耸耸肩。

“我跟你一起去。”瓦尔德玛说，“如果他真的是你该杀的人，你就杀了他，黑洞打开，也许我可以和你一起跳过去。”

我有些担心他会破坏计划，凝视着他的眼睛，不，他不会妨碍我，他是我哥哥！于是，我同意瓦尔德玛跟我一起，走向通往墓地的路。我们很快到了雅雷克·贾斯科尔卡家，一只云雀飞过来，用喙敲击玻璃，徘徊良久。接着，另一只云雀飞过来，直接撞到玻璃上，摔断了脖子，身体倒在地上……

太阳从云层后面出来，我小心翼翼地放下书包，搂着哥哥。

“对不起，”我说，“我必须一个人进去。你知道黑洞只够一个人，对吧？”

瓦尔德玛点点头。

“你会回来找我吗？”我可爱的哥哥问，眼含泪水。他看起来那么弱小、怅然而悲哀。我站在比他高的地方，告诉他，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但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地球上。

“如果可以的话，从那里给我寄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回来，就来找我。”

“好的，瓦尔德玛，我会的。”我说着，心想，我永远不会回来了。我把书包扔地上，胳膊放在背后，一手握着刀，一手提着罐毒果酱，踢了一脚雅雷克·贾斯科尔卡的门。瓦尔德玛哭着躲在屋子墙后，手里拿着死去的那只云雀……

“我会想念你的，瓦尔德玛！”我低声说。

我正等那坏人开门。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