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网络虚假信息对数字移民影响的数字反哺对策分析

吴欣欣 汪莉

［摘要］在技术赋权下，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去中心化”格局已然形成。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把关人”的弱化在提升公众表达权的同时，也使网络虚假信息层出不穷。而通过素养反哺、隔代反哺、预防接种反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方面规避网络虚假信息对数字移民的影响。因此，文章基于数字反哺视域，分析如何规避网络虚假信息对数字移民的影响，具有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反哺；网络虚假信息；数字移民；对策分析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所有未来的起点［1］。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媒介技术已发展到“万物皆媒”的阶段，技术与社会互动共同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信息时代，全球向媒介化社会进展的趋势不可逆转［2］，媒介具身化成为普遍现象。扫码点餐、网络购票、手机打车、移动支付等行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時，技术赋权也使得公众表达权提升。然而，当年轻一代对此习以为常时，还有部分数字移民却面临一系列“数字鸿沟”困境，甚至影响其正常生活。尼尔·波兹曼认为，每一种技术既是恩赐，也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3］。信息生产和传播权的下放也意味着信息“把关人”的弱化，在多元主体生产、多渠道传播和多种利益诉求的综合作用下，网络虚假信息频现，且溯源难度、治理难度大，这严重干扰了信息生态环境，数字移民也因缺乏良好的媒介素养等成为网络虚假信息的“重灾区”。媒介技术发展和网络虚假信息频发让数字移民向“数字难民”转变。因此，数字反哺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具有不言而喻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数字移民

美国学者马克·普伦斯基将社会人口划分成数字原生代、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4］，而我国学者周裕琼则将1995年互联网正式接入中国作为分界线，其认为在1995年已经成年的60后、70后是数字移民［5］。数字移民经历了互联网从无到有的发展变化，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也造成其思维习惯的差异，这使得其具备与数字原住民不同的惯习，因此，他们对待网络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媒介社会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当下，提升媒介素养、掌握媒介基础技能不仅成为数字移民的必修课，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生存和生活的前提。

（二）数字反哺

通常学界认为数字反哺是文化反哺的形式之一，是文化反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周裕琼等人认为，“数字反哺”是年轻世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6］。王倩则认为，数字反哺是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使用上的体现［7］。而文化反哺又被称为反向社会化和逆向社会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贝尔对反向社会化问题的研究［8］。1970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其中“后喻文化”指传统的受教育者（即晚辈）反过来影响施教者（即长辈），向他们传授知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反向社会化过程［9］。1988年，我国学者周晓虹首次把“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10］。由此，笔者总结认为，数字反哺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当数字移民在面对新技术和新事物时就成为“创新与扩散”中的“滞后者”，需要子代教授他们网络知识、媒介技能，以适应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生活需要。

二、数字移民难以识别网络虚假信息的原因

（一）技术赋权：拓展识别广度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采集与生产的权力基本由传统媒体掌握，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具有复杂的流程和多重把关环节，信息发布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媒介盛行，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生产门槛，但也增加了网络信息治理的难度。面对新奇的网络世界，卡兹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人都愿意通过各类媒介平台来展现自己，以满足社交需求、情感需求等。然而正如保罗·莱文森的预言一般，“一切技术都是刀子的翻版”［11］，媒介技术固然能让普通民众实现信息一键发布、即时转发、实时互动，但也使得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信息生态遭遇严峻挑战。CNNIC的调查数据显示，近20年中国网民的总体用户结构持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中等教育水平和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网络舆论场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下降，网络空间底层化趋势显著［12］。互联网的准入门槛降低，使得社会各圈层都能通过互联网发布和获取信息，这有助于拉斯韦尔所说的“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的实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表达权滥用，造成信息传播环境的混乱。例如，针对东航客机MU5735坠机原因的谣言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病毒式传播，国家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共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27.9万余条，其中谣言类信息16.7万余条，处置账号2713个，解散话题1295个［13］。在技术赋权下，信息发布的主体增多，且信息发布的随意性增强，形成众声喧哗的传播生态；同时，信息传播环境更加开放、多元，形成真实与虚假信息并存的局面；全方位的海量信息涌现造成“信息爆炸”。而在该背景下，信息供给数量增多但质量不高，甚至充斥大量的营销、虚假信息，数字移民真正的信息需求被忽视，使得其难以从海量的信息中有效甄别信息的真

实性。

（二）渠道多元：拓展识别深度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和广泛使用，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并且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更广的覆盖面和更持久的影响力，公众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识别网络虚假信息。例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大新媒体平台具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从深度上看，具有“强连接”性质的微信，其传播的信息具有“强信任感”的特性，经过微信朋友圈传播的信息更易让相互连接的用户产生信任，也更易产生持久的影响。从广度上看，具有“弱连接”性质的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由于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信息分发机制，其传播的信息覆盖面更广。传播渠道多样化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媒介更加多元，这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深度，部分网络虚假信息经由各种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增加“噪音”，造成“形变”，让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隐蔽。对数字移民而言，其难以从简单的表面信息判断信息的真假，识别身边的虚假信息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三）治理困难：增加识别难度

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匿名性和传播的即时广泛性，信息溯源追查难度大、治理成本高，导致信息甄别难度加大。一方面，由于现今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已从即时传播发展到实时传播的程度，任何信息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传播，信息溯源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传播覆盖面极广，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已成为现实，信息传播涉及的区域十分广泛，国内外信息能够很快互通，信息溯源的成本增加。由于网络信息难溯源、难追踪、覆盖范围广，因此网络虚假新闻的识别难度更大、治理成本更高。

三、数字反哺视域下数字移民规避网络虚假信息的对策思考

（一）认知：注重素养反哺，增强识别能力

对数字移民而言，由于在其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互联网还未广泛兴起，缺乏使用互联网的整体环境，因此，其具备的互联网思维还不够充分，使用网络媒介的技巧还有待提升，辨别网络虚假信息的经验不足。相比单纯弥补媒介“接入沟”，反哺媒介素养，提升数字移民对媒介的综合运用技巧，培养其合理的批判思维和怀疑精神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笔者从反哺信息获取素养和反哺信息核查素养两个方面提出以下思考。

反哺信息获取素养要求数字移民根据信息来源判断信息真实性，通过信息传播渠道鉴定信息权威性。随着传播权的下放，“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格局业已悄然形成，正如胡咏所说，中国网民具有“学生多、年轻人多、底层人群多”的特征［14］，低准入门槛为网络虚假信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对普通用户来说，由于缺乏专业素养或法律意识淡薄，其表达的随意性较强，时常不经深入思考就传播未核实的信息，这干扰了信息传播生态。对自媒体来说，由于其追逐“注意力经济”的本质，有时会夸大渲染事实情节，甚至故意发布虚假信息来博取眼球。对此，数字移民应认清信息来源，并非所有在网上传播、熟人转发的信息就是真实信息，而是要识别信息发布的主体是个人、企业，还是主流媒体等官方单位，通常个人或企业发布的信息可信性不如主流媒体。

反哺信息核查素养要求数字移民通过多平台搜索权威媒体报道来验证相关信息。每当涉及自身利益或社会敏感话题时，数字移民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容易轻信、盲从，因此，年轻一代需要帮助数字移民提升信息核查素养。例如，首先，年轻一代可教导数字移民在主流媒体的官方网站上查找关键词，检索主流媒体的相关权威报道；其次，年轻一代可教导数字移民订阅权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在其中查找相关信息后进行综合判断；最后，年輕一代可让数字移民通过“百度识图”“拍照搜索”等方式识别待核验信息的图片，判断其是否为盗用其他事件的图片。例如，2017年的典型虚假新闻案例“河南大学生娶同学妈妈”事件，稿件中并未明确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且2013年类似谣言已在多地传播，所用配图也几乎一致［15］，因此，无论是核查文字，还是图片，都能得知这是一则虚假消息。

（二）态度：合理隔代反哺，及时阻断传播

目前，学界对文化反哺的研究多是对亲代和子代两代人之间的研究调查，缺乏对“隔代反哺”的讨论。而中国素来存在隔代亲的情况，一方面是与隔代抚养模式有关，另一方面是与人生处于不同阶段其心境发生变化有关。加上相比单纯传播信息而言，人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影响用户的态度和观点，因此，家庭培养“隔代意见领袖”，隔代之间及时沟通，以阻断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影响就十分必要。

一方面，家庭可培养数字移民群体心目中的意见领袖，如孙辈一代人员等，通过他们的劝说来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通常这一代人是数字原住民，对网络的熟悉度更高，互联网思维更加明显；另外，作为更年轻的一代，其受教育程度更高，所接受的媒介素养教育更丰富，由他们辟谣部分虚假信息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家庭可发挥隔代亲在消除虚假信息影响的作用。有时数字移民碍于子代的强烈要求，虽然没有传播、转发网络虚假信息，但是内心仍认可一些“伪科学”信息，行动上仍倾向于网络虚假信息。此时作为具有“强连接”属性和“首属群体”性质的家人，由于关系的亲密性，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同时因为彼此熟悉，且孙辈一代的表达方式更具技巧性，能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有效阻断或减轻网络虚假信息对数字移民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行为：预防接种反哺，减轻实际影响

威廉·麦奎尔曾于20世纪60年代寻求抵御态度改变的有效方法，经研究后提出了预防接种理论［16］。威廉·麦奎尔将医学领域的接种法引入传播学，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探讨受众如何抵御传播者的宣传和劝服，从而保持原有态度。该理论在数字反哺过程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例如，子代提前向亲代进行信息“预防接种”，告知他们常见的网络虚假信息的来源途径如个人发布、截图传播等，表现形式如夸张的标题、模糊不清的图片、缺乏新闻五要素，话语模式如煽情的文字，宣传方式如“号召随大流”，最终目标如购买某产品、抢购某物品、点击某链接等。当年长一代即将采取具体消费行为时，如抢购倾向、囤货意图、消费冲动等，可能会想起子代的预防接种反哺，从而避免网络虚假信息造成的实际影响。

四、结语

随着媒介技术深度发展，网络虚假信息频现，数字移民成为接收这些信息的“重灾区”，而这导致数字反哺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我们探讨合理的文化反哺方式是题中应有之义。文章基于数字反哺视域，从注重素养反哺、合理隔代反哺、预防接种反哺三个方面提出解决策略，或能起到良好的数字反哺效果，减轻或规避网络虚假信息对数字移民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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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胡咏.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江海伦，等.2017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8（01）：21-31.

［16］刘雨丝，刘帅军.预防接种理论视域下的舆情公关研究：以特斯拉“刹车失灵”事件为例［J］.视听，2021（08）：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