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王秦怡　陈佳莉

1973年2月22日，基辛格访华，毛泽东主席与其亲切交谈。

“只有基辛格既能吃鱼子酱又会用筷子。”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这句话着实生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消息公布后，美国《时代》周刊用恍然大悟的口气写道：“凡是眼睛管点用的人都能看出来，基辛格从中国回来胖了5磅。”而尼克松18年后回想访华细节时还不忘揶揄基辛格，“他在谈判时总是狼吞虎咽，特别是中国人做的花生米和其他零食，塞满一嘴”。显然，基辛格因为中国而学会了用筷子。在完成陪同尼克松访华的任务后，基辛格又迅速启动莫斯科之行，依然是为尼克松访苏打前站。而媒体问他为什么去莫斯科，他说：“我去搞点鱼子酱。”

跳一段“双人小步舞”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美妙，以至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基辛格，《白宫岁月》

1968年，尼克松赢得美国总统选举，邀请基辛格担任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彼时，中美处于近20年的隔绝状态，美国自己则身陷美苏争霸中的守势地位、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战的声势。基辛格说：“如果能够同苏联和中国都发展关系，这种三角关系将为我们维护和平提供巨大战略机会。我们（指自己和尼克松）各自得出了这一相同的认识。”

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6月，至少有10次，美国驻国外的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同中国官员搭了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兰那次“追着跑”。在华沙南斯拉夫驻波兰使馆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追着中国使馆人员传话：“我们是美国大使馆的，想见你们的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想恢复与中方的会谈！”

以往，斯托塞尔接到的指令是，碰上中国外交官立马掉头。而基辛格布置给他的新任务是，主动上前向中国外交官表达对话的愿望。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为中美接触开拓了空间，但如何“靠近”是门艺术。基辛格设计了“双人小步舞”的方式。可是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设想相反，在执行层面，美国低层外交人员怠慢得很。由于害怕与北京接触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只想蒙混交差，仅寻求着一些关于解决双方索赔、换囚等不痛不痒的尝试。

基辛格形容，双方于1970年举行的几次华沙“大使级”会谈，基本都是在“对牛弹琴”，完全说不到点上。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几次敦促谈判人员，要拿出斯托塞尔大使“追着跑”的勇气，直接表达美国“愿意考虑派代表去北京跟你们的官员直接会谈，或在华盛顿接待你们的政府代表”。

本国谈判人员的渠道走不通，基辛格设计了几条不同的第三国渠道。最终是巴基斯坦渠道奏效了。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带话给中国，“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

这才有了那场姗姗来迟的“破冰”。40多年后，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仍提出疑问：美国是否应该早10年就跟中国对话？20世纪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向中国的开放是否应该更早一些？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访华的基辛格。

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前排左）与时任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前排右）游览长城。

但历史没有如果，齿轮相互咬合，滚滚向前。

在派谁去的问题上，美方商谈多次都无果。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本来并没有考虑派我去。我们一致认为让戴维·布鲁斯当这一使节最为理想。但后来意识到，由于布鲁斯在美越巴黎会谈期间担任美方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可能会让中国人觉得是明摆着的阴谋。”

基辛格最终被选中，很实用，也很功利。“当时压倒一切的动机无疑是，我最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也熟悉我們思想复杂的首长（尼克松），因而能给他安排到北京的访问。另一个因素则是，所有使节中我最受其管束。我是白宫工作人员，除了通过白宫新闻处以外，我无法公开宣传自己的活动。可以说，我的成功也就是总统的成功。”基辛格说。

“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

伦敦《电讯报》的特约记者贝格当时恰好在机场，那不是基辛格吗？是啊，一名不知道此事需要保密的机场官员回答道。他这是去哪儿？中国，官员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贝格屏住呼吸，拨通了伦敦编辑部的电话，而他的编辑以为他喝醉了，礼貌地听完，然后就抛到了脑后。

——沃尔特·艾萨克森，《基辛格传》

飞机呼啸着落地、减速，缓缓停留在跑道尽头，一名中年男子从舱门处走出。他用手压了压帽檐，黑框镜片后的眼睛机警地望向周围，似乎担心被认出来。

这是一趟绝对保密的行程。飞机取道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泰国曼谷、印度新德里，才终于到了巴基斯坦。但要抵达真正的目的地，还需再往北走。那就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零星几人知道，其中一人是时任总统尼克松。

戴眼镜的男子就是基辛格，其余几人是他所带领的美方人员——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越南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和两名安全官。

基辛格尚未到达北京之时，就已经受到了中方的礼遇。外交部派出一个4人小组，提前一天即1971年7月8日飞往巴基斯坦陪同基辛格一行来京。成员包括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和美大司翻译人员唐闻生。

唐闻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为了保密，他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伊斯兰堡机场一个特别的停机坪，下飞机后，一行人直接被专车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而后，大家都有意识地避免跟使馆人员接触，否则若被问起“来做什么”，也不方便讲。

次日一早，双方又分批次赶往机场。见到唐闻生，基辛格直接称呼她“南希·唐”，使中方人员不禁有些吃惊。

后来，唐闻生才意识到，称呼她的英文名意味着他们此行做了充分的准备：“基辛格因为是秘密访华，不可能公然带一名中文翻译，会显得很扎眼。随行的霍尔德里奇自称能听懂我们是否翻译得准确，但自己做翻译还不行，所以只能用我们的翻译。因此，对于我方翻译水平怎么样，他们估计做过一些背景调查。毛主席在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由我担任翻译。斯诺回到美国后写过相关文章，其中提到过我。我推测基辛格就是从斯诺那里知道了我的英文姓名。”

1971年，基辛格（左）秘密访华后返回美国，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乘车到专机边迎接。

7月9日中午12时20分，这架由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派出的专机，载着中美双方共10多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等人在机场迎候。简单寒暄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因为是秘密访问，轿车车窗上统一挂着深棕色的纱帘。

按照安排，当天下午美方人员先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休息，4小时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国宾馆看望大家。

“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心理压力。”2011年，基辛格写作《论中国》一书，他在书中坦陈，此次访华原定在北京停留约48小时，而基辛格听说，中方还安排了4个小时参观紫禁城，“这样，48小时中已占去了8小时”“再去掉两个晚上1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两个20年来没有实际外交接触并曾兵戎相见、后来又险些再次动武的国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可用于第一次谈话了”。

唐闻生的观察与基辛格的回忆正好呼应。“周总理到来之前，基辛格等4人在门厅里一字排开，站得整整齐齐，表情严肃地直瞪着那扇门，脸上写满了未知和紧张。尤其是基辛格，他的衬衫领子紧紧地卡着脖颈。”唐闻生了解到，基辛格原本特意备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没想到落在了巴基斯坦，不得已，只能跟霍尔德里奇借了一件衬衫，但霍尔德里奇个子比他高，脖子比他细，衬衫并不合身。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左二）和基辛格（左一）正式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右二）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专家”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时，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

——基辛格，《论中国》

突然，一道光透进来，门开了！摄影灯一时间全亮，基辛格看到一个男子大步迈进来，身体瘦削、风度翩翩。光看相貌，他就知道来人就是周恩来了。

直到今天，这次会谈的场景同样印在唐闻生的脑海中。“这么大、这么厚一个活页本，会谈开始后，基辛格就照着这个本子侃侃而谈。”唐闻生边说边向记者比划：“后来我才知道，来华之前，他们准备了一大堆资料，包括我国历史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领导人、要谈哪些问题、问题背景、中方观点、美方立场，以及会见到哪些人、人物情况等。拿到桌面上的只是这一本，背后准备的东西远不止这些。”

霍尔德里奇的回忆录里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如坐针毡地听着基辛格讲了很长一篇华丽的辞藻”，好不容易讲到了霍尔德里奇起草的一段话，“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臺或者‘台湾独立”。话音刚落，周总理马上说：“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了。”

“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专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基辛格回忆。之后，基辛格把活页本收了起来。“大概是看到周总理面前只放了两张纸，纸上仅用铅笔简要写了一些字，他觉得自己作为哈佛大学教授还要稿子，面子上挂不住，索性把准备好的东西推到了一边。”唐闻生这样推测。

美方似乎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氛围。唐闻生注意到，美方随行的两名安全官，面无表情地坐在离基辛格背后很近的地方。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手提箱。“不知道是否怀疑我们会图谋不轨，看起来精神紧张。后来得知，他们是临上飞机才听说要到中国来的。”

次日，双方的正式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这个厅是以位于台湾对海的中国的一个省命名的。”基辛格后来说： “过去同斯诺会晤也是安排在这里，可惜我对这种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奥妙，因为当时我不懂这个厅的名字，惭愧得很，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天会上的气氛和前一日完全不同。双方对台湾、越南、亚洲、日本和世界形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周恩来先阐述了中方观点，基辛格当场和周恩来争论起来，“故意粗暴地逐点驳斥”。周恩来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吃烤鸭，“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美食当前，一句话就缓和了会场剑拔弩张的气氛。随后，双方经过两天坦率地交流，终于在基辛格11日离京前商定尼克松的访华事宜。

“中国和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的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基辛格曾多次回忆，周恩来是如此有耐心，从第一次访华到后来的每一次，两人每天会谈时间6至10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基辛格感慨：“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在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的居所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只是离别的房子略远一些。这里没看见警卫，也没有其他的权力标志。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桌占满了。我们被直接带入了毛泽东的书房，书房不大，三面墙的书架上杂乱地放满了书稿，桌子上、地上也堆着书。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者却愿意被看做是一个哲学家。

——基辛格，《论中国》

这是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抵达北京，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基辛格在1971年两度访华时，有意对毛泽东“避不求见”：“因为我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希望成为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美国官员……考虑到一旦见了毛，我回美国后会让尼克松不悦甚至动怒，我还是按捺住了见毛的强烈愿望。”但对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基辛格却有了领教。1971年10月，基辛格被尼克松第二次派往北京，任务是起草公报。按照常规做法，基辛格先拟好了初步的草案，将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则用套话加以掩盖，以此显示共同点似乎很多，然后交给周恩来，请其给出中方的修改意见和备选。

令美方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看后很恼火，认为都是陈词滥调，签时就缺乏诚意，以后也不会贯彻执行。他觉得，中国不怕承认跟美国有分歧，指示周恩来在公报中重申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人想要讲什么就随他们讲什么。

周恩来将新的草案拿给基辛格。基辛格“吓了一跳”，除了共同立场的部分，中方语气那样强硬，立场与美方截然相反，这将是一份各说各话的文件。“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基辛格说，但他冷静思考后又不得不承认：“这种非传统的格式倒是能把双方的问题都解决了。各方都可以重申自己的基本信念，讓国内人民和疑心重重的盟友们放心……并使意见一致之处更显突出。”

在《上海公报》的草案中，关于反对霸权的那一段意见最为一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

1973年11月24日，基辛格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从1972年到1975年间，基辛格跟毛泽东有5次见面。基辛格常常感到“他的话不是高深莫测就是难以捕捉”，“在中国外交革命的每一阶段，毛泽东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热情之间挣扎。他冷静地做出了必要的选择，决定走实用主义路线，但永远心有不甘”。

1972年会晤时，尼克松说自己“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毛泽东则开玩笑道：“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联想到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言下之意，是希望美方不要认真看待这些口号。但基辛格坚信，毛泽东的内心对革命始终是充满热情的。他做出这一论断的原因是，毛泽东对“自力更生”有一种无法让他理解的坚持。

1975年10月、12月，毛泽东与基辛格进行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两次谈话。他已进入耄耋之年，需要护士搀扶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但“两次谈话思路却异常清晰”。了解到前一日基辛格和邓小平大吵一架，说中美彼此并无所求。毛泽东说：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眼神忧郁、强悍的小个子”

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进屋时就像有风力相助，坐下来就直切正题。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也觉得没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以寓言为包装掩饰锋芒。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有一种亲切感，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把我视为哲学同道。

——基辛格，《论中国》

飞机终于不用再绕道巴基斯坦，可以直接从西半球飞往远方“雄鸡的心脏”了。随着飞机缓缓降落，基辛格想起来，距离他首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经过去了11年，舷窗外的风景也已经大变样。“喧嚷的城市、兴旺的建筑业、拥堵的交通、因增长率偶尔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而左右为难的人们……”这是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在前一年，美国刚刚经历了领导层的巨变，“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延续的一个障碍是政府定期换届带来的全面改变。由于任期限制，至少每隔8年，助理国务卿以上所有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就要大换班”。这给中美关系的走向又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1985年1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基辛格。

就在这时，创办了国际咨询公司的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私人访问，与邓小平就改革话题深入交流。

基辛格对邓小平说：“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才好。”

邓小平回复：“我是政治局常委、顾问委员会主席，又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我想把它让给别人，我的头衔太多了……我的头衔太多，我要干得越少越好。”

基辛格感受到这些话背后的非同寻常。邓小平“没有自认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谦称自己没有专长”。另一层含义是，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干部队伍年轻化，他干得越少，相当于越鼓励下属去创新。

基辛格还记得1979年春天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就对中国的未来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姿态。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内部意见完全相左者不少，如有人坚持用传统苏联模式刺激经济生产，邓小平却“拒绝这些条条框框”。一次宴会上，邓小平没有顾忌基辛格这些外国人在场，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必须让老百姓关注自己的生产；消费品应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共产党需要少管一些，政府必须权力下放；要送几万名学生出国留学，西方教育没什么好怕的……

“邓小平没有提高嗓门，但这时邻桌都鸦雀无声。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挨着椅子边坐着，真诚专注地倾听着这位老人勾画他们的未来远景。‘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邓小平说，‘我们已经错了太多次了。”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了基辛格的脑海中，他预感到，“以后十年，邓小平就将他1979年宴会上的话付诸行动”。

之后中国的发展一如基辛格的预感。他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华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

1975年，基辛格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

1989年秋，中美关系处于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的最低谷，基辛格再度受邀访华，以避免中美关系完全破裂。邓小平始终强调两个主题，即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稳定，中国不接受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指手画脚。基辛格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中国领导人：“对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國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是19世纪中央政府的崩溃，外国于是趁虚而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殖民国家争夺的对象。”

“我爱这个地方！”

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

——基辛格，在北京天坛的留言

时间倏忽而过。2013年，在北京天坛公园里，一对“老外爷孙组合”在人群中显得分外显眼。老人的精神不错，头发也很茂盛，只是被时间染成了白色。跟在老人身后的小孩瘦瘦高高，兴高采烈地向老人描述着什么。

“我爱这个地方！”这位老人便是基辛格，这是他人生中第十五次造访天坛，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孙子、儿媳等家人。

带家人游览中国，在基辛格心里打转很久了。早年，他就常常和夫人南希一同来中国。南希的个子很高，一次会见中，毛泽东指着南希对基辛格开玩笑，说“她试图使你望而生畏”。基辛格也笑了，跟着打趣：“是她的身材比我高还是智识比我高？”

1971年10月25日，基辛格第一次参观天坛。车由大门而入，越过柏树林间的御道，停在盛开着美人蕉的丹陛桥下。据天坛原副园长徐志长回忆，基辛格漫步到祈年殿的位置，把祈年殿里里外外都参观了一圈，又回到大殿门前，感慨道：“这真美啊！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能再造出一个或者几个祈年殿这样的建筑，但怎能再造出具有500年以上树龄的古柏林呢？怎么能再造出这样的氛围呢？”

当时正是秋季，园内的果子、蔬菜很多都成熟了，工作人员忙着在地里拔萝卜。第一次来中国的基辛格，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他朝工作人员要了一个大萝卜，请随员削掉皮，毫不客气地咬了一口，说：“好吃，有点辣。”

后来，基辛格又数次参观天坛。每次参观，他都能找到新的兴奋点——这位美国老人遗传了其犹太祖先好学的基因。一次，他听导游解说了回音壁的传声现象后，无比兴奋，马上紧贴着墙壁试了试，不无幽默地向陪同的乔冠华说：“这里的墙砖像无线电一样，能够传声。我能不能带一块砖头回国，就用它跟你建立联系。”还有一次，基辛格临走时看到了远处的斋宫，诧异自己怎么从没去过。后来再去天坛时，他还记得这件事，特意跑去斋宫游览。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基辛格的身影。

基辛格曾在1982年、1996年，两度访问三峡。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环境及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王儒述回忆，1982年10月，基辛格和南希从北京飞抵重庆，南希对三峡的秋色流连不已，担心三峡大坝的建设影响鱼类生存。基辛格不失时机地跟她开玩笑：“光有鱼没电行吗？鱼还要用电烤熟呀。”1996年再访三峡时，他又提起这些话题，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就好。”

后来基辛格常常致函给王儒述。信中，基辛格的话很简短，但饱含温情。2009年2月，基辛格来函：“欣悉三峡工程进展顺利，希望下次访华时能有机会再访三峡。”仅仅4个月后，他再次来函表示感谢：“亲爱的王先生：感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三峡电力生产快速发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高兴经常和你保持联系，希望下次访华时能有机会晤面。”

“中国是我交往最久、最为深入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朋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2011年，88岁的基辛格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而中国也把一个既朴素又充满沉甸甸的感情的称呼给予了基辛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