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团泊洼，也是诗人郭小川的团泊洼

周凡恺

团泊洼这个名字，我最早是通过郭小川的那首诗——《团泊洼的秋天》知道的。因此不论提到团泊洼还是郭小川，总会让我想起诗人说过的那句话：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团泊洼原为天津市静海县（今静海区）的八大洼之一，因其地势极低，多处都在海平面几米以下，故三面而来的河水注入到这里之后，再也无力流向并不太远的大海，千百年来便慢慢地形成了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湖，其近岸则丛生着芦苇和各种水草，是典型的湿地样貌，也是各类水鸟儿的天堂。

1970年，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由河北省怀来迁到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共有七百余名学员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多的时间，这其中也包括周扬、华君武、秦兆阳、吕骥、吴祖光、江枫、宋扬、郭小川、王朝闻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而郭小川则在一片连一片的芦苇荡中，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让这个渤海湾旁边一直默默无闻的大洼迅速声名远播，由此可见，文化的力量该有多么强大！

其实，生于河北省丰宁县的郭小川先生与天津还是颇有些缘分的。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的炮火还在漫天纷飞，由《冀中导报》和冀热辽《群众日报》精选出来的两批新闻编采人员便已在河北省胜芳集结，他们冒着弹雨向天津城内徒步挺进，准备在天津解放的第一时间创办出版第一张《天津日报》。在这支刚刚组建的新闻队伍中，就走着包括郭小川和作家方纪、孙犁等先生，当然还有郭小川先生的夫人、记者杜惠和方纪先生的夫人、编辑黄人晓。郭小川先生此前曾是《群众日报》的领导人，与孙犁先生并不太熟悉。多年后，孙犁先生在他的散文《忆郭小川》中说：“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我们）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我是副刊科（注：后来的文艺部）的副科长（注：科长为方纪先生）。……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

1955年，郭小川先生奉调进京赴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其后的经历，孙犁先生在文章中也有简略叙述。时光推进到了1970年前后，郭小川先生被下放，曾先后在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而诗人之死，孙犁先生在此文中也有描述。他写道：“（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河南）安阳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这与另外一些作家的回忆形成了相互印证——小川先生是酒后躺在床上吸烟，不想竟睡着了，烟头引燃了被褥和床，小川先生不幸罹难，这种走法，真可谓是万般憋屈！

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的好友、作家冯育楠和吴若增邀我陪同他们去团泊洼故地重游。冯育楠先生是山西汾阳人，吴若增先生则是黑龙江人，但他们都是在天津念的大学，毕业后均曾被分配到静海工作了许多年，对静海是十分熟悉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们在团泊洼捉鱼，将鱼直接扔到盛了湖水的大铁锅里炖着吃；我们在郭小川先生劳动过的干校旧址背诵《团泊洼的秋天》，缅怀诗人；我们坐在吴若增先生曾教过书的乡村学校操场边，看夕阳西下，看远处军用机场的歼击机起起落落，看近处草丛中的蜻蜓纷飞，透明的翼翅在晚霞中闪亮如箔。如今两位仁兄均已作古，有时忆及当年，我并无太多的悲伤，倒是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觉。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又曾无数次地去过团泊洼，我喜欢那个大湖。我甚至差一点儿就把房子买在了团泊洼的旁边，即便是现在，我的居所离团泊洼也不远，秋高气爽之日，登高远望，便可看见那片大水。

记得是2010年左右，我的单位打算与有关部门合作，筹建一座郭小川、孙犁、梁斌、方纪纪念馆。这一工程虽然至今也没有上马，但当时单位确实曾指派我和另外两位同事，负责征集各位先生的遺物。郭小川先生的夫人杜惠老师听说此事后，约我们到北京一晤。

那是一个冬日，我和两位同事驱车进京。杜惠老师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见到我们这些小字辈儿，老人十分高兴，拉着我们的手，连说了几次“娘家来人了”。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话题，杜惠老师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傍晚临别，老人将郭小川先生穿过的一件大衣捐献出来，说将来若纪念馆建起来，还会提供一些其他文物。

回津的路上，我一直抱着那件大衣，仿佛还能感受到小川先生的体温。望着越来越近的灯火闪耀的单位大厦，我不停地抚摩着那件大衣说：小川先生，咱们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