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

【摘要】《棉花垛》是中国当代女作家铁凝所创作的一篇优秀小说。对《棉花垛》进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解读，能够发现女性叙事权威是如何通过故事空间的转移、叙事声音的发出和叙述视角的选择进行建构的。女性叙事权威在《棉花垛》中完成建构的同时，还对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性别政治进行指认。

【关键词】女性叙事权威；女性主义叙事学；故事空间；叙事声音；叙述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5-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5.006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出现对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叙事权威构成了一种颠覆性力量。女性主义叙事学倾向于将“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 ①，也倾向于将“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 ②。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时，叙事声音、叙述视角、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形式及其功能等都是值得关注的，这些都属于叙事权威的构成因素，而叙述者的性别意识倾向又可能会造成叙事权威的不同性别指向。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对某一文本所呈现出的叙事权威性别指向进行研究时，会在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对为何出现这种指向及对其背后所隐现的性别政治进行深入思考。在众多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些女作家所创作的新历史小说是很适合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进行解读的。一些女作家所创作的新历史小说一方面在文本形式层面上体现了女作家对叙事立场与位置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体现了女作家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反省与自觉。

铁凝的小说《棉花垛》属于中国女作家所创作的新历史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在《棉花垛》中，铁凝采用多种叙事技巧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女性在历史语境中的发声与失语，并在最后选用一位男性人物对产生女性“失语”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使女性叙事权威在完成建构的同时，还对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性别政治进行指认。

一、故事空间的转移与空间隐喻

学者王华伟在《性别空间的重构及其共同体想象》一文中写道：“通过空间定义性别，依靠性别体验空间，对性别空间的共同体想象已经成为文学叙事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与表现手法。” ③诚然，文学叙事与性别、空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在使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一本小说进行解读时，该小说中的故事空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毕竟故事空间与性别政治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暧昧不清的状态。《棉花垛》中所涉及的故事空间较多，且故事空间一直在转移。《棉花垛》中的故事空间主要有窝棚、集市、乔家屋子、枯井和棉花地，这些不同的故事空间背后都有不同的空间隐喻，每一空间都暗含着性别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窝棚是米子用肉体换取棉花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场，隐喻女性身体的物化；集市是买卖物品的场所，米子在这里把用肉体换来的棉花卖给“国他爹”，得到了一笔钱，这一空间隐喻的是女性身体的间接商品化；乔家屋子是乔、小臭子和老有玩“过家家”游戏的场所，这一以乔为核心的小空间，隐喻的是女性主体意识之张扬；在枯井中，乔被日本人先奸（轮奸）后杀，这一空间隐喻性别政治与军国主义勾连在一起，戕害女性；棉花地是国对小臭子进行非正义审判的场地，这一空间隐喻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性别政治。在故事空间的转移过程中，不同的三位女性人物（米子、乔和小臭子）分别在不同的空间里发声，如米子在钻了明喜的窝棚后明确地说出想要明喜娶她的想法；乔在玩“过家家”游戏时不断地“发号施令”；小臭子告诉百姓们敌人的动向；等等。然而，她们最终都走向了“失语”，而她们的“失语”全都是由菲勒斯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米子之所以“失语”，是因为她在男权社会中成了一件用来换棉花的物品。尽管她也曾表露自己的想法，如她对明喜的表白、她和“国他爹”之间的那番对话，但处于男权社会中，她的声音注定会被淹没。因此，米子在完成为丈夫生孩子的使命后，便在故事空间里消失了。乔之所以“失语”，是因为日本男性侵略者对她的奸杀。在军国主义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合谋下，乔的生命被终结，她在历史中永远地沉默。小臭子之所以“失语”，是因为国对她的奸杀。小臭子的“失语”背后所隐藏的真相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迫害是不分国界的。如此看来，似乎唯有当处于“过家家”的——于虚构中虚构的——故事空间内时，女性（乔、小臭子）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并张扬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棉花垛》中，三位女性人物于故事空间里显现与隐匿时，隐含作者一直在以自己的女性意识为特定空间中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进行书写，试图唤起隐含读者对故事空间中的女性人物的关注与同情。作为真实作者的铁凝以自身性别意识的自觉，想象着历史场景中女性在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浮出”与“陷落”，在故事空间的虚构中企望达到对真实历史空间中女性命运的某种揭示，想要努力发掘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女性们的生命历程，通过小说中的叙述者替那些在历史语境中走向失语的女性们“发声”。

二、叙事声音的发出与叙事权威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之一——苏珊·S·兰瑟曾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围绕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用女性主义話语重构叙事学理论” ④。兰瑟在其专著中所阐释的“‘作者型叙事声音可以理解为第三人称叙述模式” ⑤，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外，不受时空、生理或心理的限制，因此具备无限的知识与权威，从而直接把故事情节及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自由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 ⑥在《棉花垛》中，铁凝正是运用“作者型叙事声音”展现了三位女性人物在故事空间内的“发声”和“失语”，建构了女性叙事权威。

米子不想一辈子依赖父亲，有给自己攒体己的意识，但她嫌摘棉花“摘的多，工钱少” ⑦，却又没有别的赚钱技能，只能将美貌和身体作为自己的资本，以“钻窝棚”的方式换取棉花，进而拿棉花去卖钱。虽然，米子逃脱不了被客体化的命运，但她仍想要张扬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米子并不对明喜唯命是从，当明喜让她别再钻别人的窝棚后，她仍去钻。米子这种我行我素的姿态挑战了男性话语权威，彰显了她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之后，在卖棉花的过程中，米子也勇敢地挑战了“国他爹”作为男性买主的权威，成功地让“国他爹”买走了她的花，还顺带着把父亲宝聚的花也卖了出去。在这两个情节中，米子都让男性权威成功就范，反转了自己的弱势地位，突出了自己的女性“声音”。然而，当米子带着体己从东头嫁到西头后，她注定要在完成自己于男权社会为妻为母的使命中逐渐走向“失语”，变作一个“空洞的能指”，隐匿在故事空间中。

乔身上有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玩“过家家”游戏时，她一直是“意见领袖”，左右着男孩老有和女孩小臭子的想法。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当乔成为虚构的游戏空间中的权威时，她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女性叙事权威。然而，乔是处在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的，当她从虚构的游戏空间回到故事空间内时，面对的只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和成为“国”这一男性抗日者的追随者并在最后被日军奸杀的“失语”命运。在小说中，叙述者深入历史现场，向受述者讲述了乔的悲惨命运，而乔之死正是女性叙事权威对性别政治与日军侵华的男权交集的曝光。

小臭子的命运是米子和乔的结合。虽然，她同乔一样在“过家家”的虚构游戏空间中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声音”大大弱于乔），但当她进入社会历史语境中时，她仍只能宿命轮回般地复刻母亲米子“钻窝棚”的命运，成为客体般的存在。当抗日队伍需要她时，她也只能以客体的身份参加抗日：她被当作抗日队伍过沟的工具。在受到敌方威胁并向敌方妥协，背叛抗日队伍之后，她被国先奸后杀。于一声枪响中，小臭子的工具性命运被终结。将小臭子的被奸杀和乔的被奸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男性而言，不论是同宗同族的女性，还是敌对方的女性，都只是欲望的对象。” ⑧女性叙事权威在为女性的悲惨命运进行带有深切同情的“发声”时，也在揭示着毛状形态的性别政治对男性群体在思想意识上无孔不入的渗透。

在故事空间内，三位女性人物渐次消失，但棉花地中小臭子的尸体形象却永远地存留于老有的记忆里。铁凝在《棉花垛》的最后以“作者型叙事声音”进入男性人物——老有——的内心世界，从老有想要对一位很像国的男性进行指认（即想对历史上残酷的性别政治进行指认）与陷入无声沉思的叙述中，借男性人物之思警示隐含与真实的男性读者们对历史中的性别政治进行辨认与反思，思考女性的悲剧性历史命运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女性叙事权威在此要求男性受述者树立起对性别政治的审辨与自审意识。

三、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女性意识

叙述者选择使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可让受述者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一般而言，选择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全知叙述者总是居高临下，基本不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受述者也基本无法感知人物的内心情感；而选择内视角进行叙述的叙述者往往能够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进行深入挖掘，叙述者往往与人物达到感同身受，受述者也会产生一种共情。在《棉花垛》中，叙述者采用了内视角中的“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深入地揭示了不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米子要攒体己寻夫家，不想贱卖自己用肉体换来的棉花，但由于棉花总体品质不好，她最后又不得不将棉花卖给“国他爹”。在米子卖棉花给“国他爹”这一情节中，米子的心理斗争过程被很好地展现了出来，而这一心理斗争的过程便是其女性意识流露的过程，她有自己的属于女性个人的思考。

在乔、小臭子和老有扮大人玩“过家家”游戏时，老有成了“聚焦人物”。小男孩老有对情爱懵懵懂懂，他喜欢乔，无论乔对他发出怎样的命令，他都不渝地遵循，可当他最终屈服于小臭子在游戏中所提出的要“女婿”来确认她身份的需要时，他回头看到的是“乔的眼里含着真泪” ⑨。小说中的细节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的。通过老有的眼睛，我们竟能从小孩子们的“过家家”游戏中发现女孩情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必然是有着丰富女性经验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女作家才能赋予故事空间内的观察者的。在这之后，从提醒父亲把自来水笔送给乔到关注小臭子进入棉花地后的动向，老有自小至大一直都保持着对女性的关注。女作家铁凝的女性主体意识显然投射在了这一男性“聚焦人物”身上。

当抗日的时刻到来，抗日队伍需要小臭子的帮助时，小臭子成为“聚焦人物”。小臭子由于母亲米子曾用肉体换棉花和自己与秋贵“靠着”的缘故，在村里名声不好，但抗日队伍正需要一个和秋贵熟识的人才能过沟。如此一来，小臭子便成了帮助抗日队伍过沟的工具，并顺带打探一些敌方情报。时间一长，小臭子便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日本人的恫吓下，她出卖了抗日队伍，并直接导致了敌人抓走乔。在这一过程中，小臭子的内心无疑是矛盾复杂的，她作为一位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农村妇女是无力承受当一名情报工作人员所需要经受的巨大精神压力的。小臭子一方面舍不得乔，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会被日本人杀害；在两难中，她终究还是牺牲了乔，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暂且不对小臭子作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从个体角度而言，我们能看到她的精神困境，而她的窘况其实也代表了某些处在历史语境中无权无势的女性的境遇，她别无选择，只得苟且偷生。然而，民族国家中的叛变者必然要受到审判。国作为国家话语权威的代言人，本来要带小臭子去敌工部听审，可他竟在半路上对小臭子先奸后杀。在国对小臭子先奸后杀的过程中，小臭子始终以屈服状态面对这一权威。作为一名想要洗心革面的叛徒，小臭子希望权威能对她宽大处理。她本以为国对她的强奸便是国代表权威对她进行宽大处理的一种方式，可当她听到枪栓响，国说出“你得穿着衣裳跑。跑，莫非还能光着？” ⑩时，她才明白自己的希望落空了。一聲枪响让国的男权本质暴露无遗，也让小臭子的生命彻底消亡，她最终沦为男权统治下的无声客体。透过小臭子的视角，女性叙事权威所质疑的是：国是否真的还能以“国”来为自己命名？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一名男性代表对女性叛徒的处罚与敌国男性侵略者对待女性俘虏的方式有何二致？这是作家铁凝的女性主义的“声音”在小臭子尸体所在棉花地上的回荡。

四、结语

对铁凝的《棉花垛》进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叙事权威是如何通过故事空间的转移、叙事声音的发出和叙述视角的选择进行建构的。在女性叙事权威建构的过程中，铁凝于虚构故事空间的同时深入历史现场，对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进行了综合展现。《棉花垛》中不仅有女性（米子、乔、小臭子）的“发声”与“失语”，同时还有男性（老有）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沉思，这体现了铁凝对性别政治的深入思考：历史中女性的悲剧性命运是由父权制社会和男权文化共同造成的，而男性作为父权制社会和男权文化中的“第一性”，应该重新进入历史现场，指认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至于女性到底能否在历史语境中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有绵绵不断地回响，这需要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共同进行思考。

注释：

①②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第195页。

③王华伟：《性别空间的重构及其共同体想象》，《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④黄必康：《译后记》，见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⑤张译文：《梅娘小说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⑥雷小燕：《〈奥兰多〉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浅析》，《海外英语》2013年第2期。

⑦⑨⑩铁凝：《棉花垛》，《铁凝文集1：青草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第93页，第124页。

⑧陈晓润：《遮蔽与还原——解读〈红高粱〉与〈棉花垛〉中的女性形象》，《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郭力.女性历史叙事与性别定位[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6]王宇.国族、乡土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7]马婷.叙事与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陈鸣镝，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