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混合课本》及配套教学法借鉴

代冉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救亡途径，但在各种内忧外患的影响之下，普及义务教育之路困难重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教育环境愈加艰难，推进义务教育也变得更加迫切。1935年出版的《混合课本》是配合一年制短期义务小学的应时之作，它力图革除以往小学课本的弊病，以民族主义作为一贯的中心思想，打破了学科之间的门槛进行混合编制，同时注重儿童心理，采用了新式教学法增强教育实效。此套课本的发行不仅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如今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关键词：义务教育 《混合课本》 民国教材 民族主义

教科书是一定时期内的文化载体，是为达到一定教育目标的应时之作。致力于普及义务教育、推广民众教育的陈礼江、王倘等人为了实验四年义务教育于两年内完成的理想而编撰了《混合课本》。语文、数学、音乐、卫生等学科混合编制是本套教科书的编撰特色之一，符合当时一年制短期小学的现实需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学科之间分化情况愈加严重，教育与生活相脱离、教学与实践相脱离等问题愈加突出。近年来，大单元教学在国内引起一股研究热潮。本文以1935年出版的《混合课本》为研究对象，对其编撰背景、中心思想、混合编制的编排体例等进行相关介绍。

一.《混合课本》①之编撰背景

1.从普及义务教育到短期小学发展

从百日维新废科举、兴学堂的创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新教育思潮的涌动，发展教育业已成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时代命题。清末时期，普及义务教育思想首次由维新派人士提出。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对国外义务教育的考察分别撰写了专文传播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迫于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将初等小学堂规定为义务教育，这是中国从政府层面开展义务教育的起点。中华民国成立后，从1912-1913年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实施四年制义务教育到1928年“厉行全国的义务教育”口号在全国一次会议上提出，再到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将义务教育完成期限定为20年，其间，虽有个别时期与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呈现生机勃勃的新样态，但在国内政权更迭、国外列强侵略等各种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普及义务教育之路困难重重。[1]

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和1933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规程》规定：“为推行义务教育起见，各地方得设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2]1935年5月28日行政院第二一四次会议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其实施细则，其中第二条指出“义务教育之实施应注重实际生活之教育，分三期进行。”[3]规定各地区儿童至少受一年短期小学教育，当地政府要不遗余力推动此项计划进行。同年7月8日，教育部颁发《实施义务教育一年制短期小学规程》，对一年制短期小学的设置标准、入学年龄、学费、班额、教学编制、授课时间、课程内容、教师配置等进行相关规定。为了进一步明确短期小学课程实施，7月31日，教育部颁发《一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课程标准》，从说明、课程目标、每周时间分配、国语课程内容、算术课程内容、作文课程内容六个方面解释了课程实施的具体标准和目的。目标方面，将其概括为：三民主义为核心，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以期恢复民族之精神；开眼看世界，了解自然现象、社会概况与世界局势；识字、阅读、计算为基础，学习日常应用知识提高生活之能力。

“我们因为要实验四年义务教育于两年内完成的理想，在无锡乡间（王家宕）办了一所实验乡村学校。他的一切办法与普通学校有许多不相同，课本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件。”[4]此为《混合课本》的编辑动机。

2.《短期小学课本》与《混合课本》

实际上，1932年教育部國立编译馆胡颜立、王晋鑫等人为配合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政策，满足短期小学的教学需要已经开始编写了一套《短期小学课本》，并由教育部付印，先后颁行各省市短期学校采用。教育部指导编撰的《短期小学课本》共四册，每册七十课，内容涵盖三民主义、国民品德、历史、自然、农业等。[5]由于是紧随新颁布课程标准所编撰的一套教科书，与《短期小学课本》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从内容组织来看，《短期小学课本》各项内容混合编排，条理性不足且缺乏中心思想。《混合课本》全六册则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思想，按照我们的乡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三大部分有序整合；第二，从编排形式来看，《混合课本》将社会、历史、地理、算术等学科混合编制，每一单元后必有复习部分；第三，实用性更加突出，学习、复习和实践内容皆与儿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日常应用而言，尤其是数学基本运算部分《短期小学课本》几乎没有涉猎。

3.主要编者与民众教育实践

陈礼江（1893-1984）字逸民，江西九江人，毕业于私立九江南伟烈大学。1922年赴美留学，获普度尔大学教育学士、芝加哥大学心理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教务长、教授。1927至1930年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期间成绩斐然，积极改善教学条件，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五所，培育乡村师资推动了乡村义务教育的发展。1930年去职以后创设成人心理研究所、民众教育实验区，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6]

王倘（1900-19）号欲为，江西余江人，1920年于抚州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县任教三年。此后，先后进入武昌师范大学教育哲学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并于1928年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受困于经济而忍痛回国。1932年返赣后出任江西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兼出版编译处处长，因志不在官场决意投身于教育，不久便入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教育家俞庆棠和陈礼江的支持和领导下，他完成教授工作的同时带领同学到农村实习，积极进行社会教育实验。[7]

喻任声（1903-1963），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九江同文中学、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获西北大学教育硕士学位，于1933年受聘于江苏省立学院，任副教授。

1933年，王倘和喻任声分别任无锡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主任、副主任，期间，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体会民生疾苦。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日救国教育，先后创办民众学校20余所，建立多种农村合作社和农民抗日自卫训练班等。一系列农村教育改革实践向当地农民传授了基础文化知识和生理卫生知识，提升当地农业生产力。在实验的基础上，陈礼江、王倘、喻任声合编写了《民众识字课本》和《混合知识课本》，这些课本经王倘增删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出版，即自1935年8月开始出版的《混合课本》。《混合课本》一经出版便畅销各地，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除三位主编外，该套教科书另有徐经纶、胡琦蕴、叶岛、周载贵、陈石真、解炳如六人助编。其中，徐经纶、胡琦蕴、周载贵三人时为江苏教育学院在惠北民众教育试验区王家宕分区的实习同学。叶岛是江苏教育学院学生，时为中国社会教育社干事。陈石真、解炳如长期关注中国民众教育工作，时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此六人与江苏教育学院、中国社会教育社关系密切，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了民众教育试验区的工作。

二.《混合课本》之内容、编排与教法

1.中心思想分析

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思想是编辑本套教科书的核心特点之一。民族主义萌发于清末民初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8]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学校教育目的不仅在于减少文盲的数量以及增加国民日常生活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培养健全的民族成员以及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混合课本》以民族主义为中心，依据儿童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從认识乡土到认识国家进而认识世界，从爱家、爱国再到爱全人类。尤其是在国家这一层次，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有呈现，以增进儿童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信心，进而自觉承担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随便什么民族，要能独立生存，一定要有民族的自信力。”[9]46培养民族自信力是特殊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鲜明主题，也是让儿童了解学习国家历史文明的原因。

建立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要义，六册教科书中编者无一不在潜移默化地向儿童传播独立、民主等民族复兴思想。如第一册第十七课《我们的区长》末段国语（公民）：“本区公共的事，已经做过的不少。每做一大件事，都要开会商量。经过大家决定，方才合力去做。[10]第二册第一课《我们的县城》末段国语（公民）：“前天下午一时，县城里举行公民大会，许多男男女女，大家准时到会。开会的时候很有精神。”[11]3第三册第七课《中华民国》首段国语（社会）：“中华，中华，是我们的老家！各省同胞多，全国疆土大。东和日本隔海相望，北接俄属西比利亚，西南与印度安南交界，东南是临海无边无涯。气候温和，江山如画，是多么可爱的国家。”[12]第四册第六课《悲壮的五月》末段国语（音乐）：“同胞！同胞！觉悟要趁早；同胞！同胞！团体要结劳。打起精神向前干，同心协力把国保。伸公理，保障人道，发扬我中华民族的光耀！”[13]第五册第十八课《不平等条约》首段国语（社会）：“列强要侵夺我国的利权，时常借端压迫，订立不平等条约。我国对外贸易上，所以有许多入超的原因，便是因为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我国关税不能自主。洋货进入中国，抽税很轻；土货在本国，反而捐税很重。外货的价钱可以比国货便宜，因此市场上国货的销路，渐受外货的排斥。我们要挽回利权，大家应当提倡国货；还应当设法废除不平等条约！”[9]56第六册第三十六课《世界和平运动》首段国语（社会）：“现在的世界上，共有五十多个独立国，但是握得支配权的，只有少数的列强，他们中间，利害很不一致，所以到处都有互相对立的形势。虽说，自从国际联盟成立以来，他们的冲突，非但没有减少，反有增加的趋势。然而世界和平运动，已跟着战争风声的高涨，正在一天天的扩大起来。维护和平，这是大家应有的责任！凡我国民，都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再三叮嘱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14]字里行间之中，对于建立民主、统一国家的渴盼溢于言表。

为了应对当前的国难，《混合课本》第三册注重介绍我国的自然地理情况，中华文化发展中重要的历史节点、伟大发明以及近代以来的自主权利丧失的耻辱，旨在激发民族意识进而自发雪耻的决心；第四册主要内容围绕党义进行，旨在对儿童进行现代国民的政治基础教育，包括对中华民国建立的历史回顾、三民主义的相关阐释以及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第五册主要展示我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财富，指明民族复兴的途径在于团结与进步。民族的独立在于国民的自立自强，民族主义的诉求最终回归到民族的希望——儿童身上。第六册首先介绍地球概况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情况，最后一单元《世界大势与我们的任务》指出国际和平的威胁和儿童的任务，呼吁儿童树立职业平等观、正确选择职业，毕业后继续自主求学以紧跟世界进步潮流。从为自己谋生计到为民族谋复兴再到为世界谋大同，《混合课本》在思想上紧扣“民族主义”这一中心，号召儿童将自身生存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思维上形成“个人-民族-世界”的逻辑闭环。

2.编排体例概览

《混合课本》采用单元混合制，按照（一）我们的乡土；（二）我们的国家；（三）我们的世界，三大单元进行组织编排，注重各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全套课本共分为六册，第一、二册为乡土教材，第三、四、五册为国家情况，第六册为世界大势。每学期用三册，每一个半月用一册。每册分为六个单元，每一单元共六课，另外还有一课的复习供学生课下回顾。每课分为三段供一天教学使用，首末段为国语（内容包括社会、历史、自然、公民、劳作、卫生、音乐等），中段为算术、三段内容逻辑统一。[9]如《混合课本》第二册第二十二课《小菜场》，首段国语（自然）“小菜场里，蔬菜的种类很多：有青菜、白菜，有茄子、芋头；还有萝卜、豆腐，和各种瓜果。蔬菜的价系最便宜，所以买的人很多。”中段算术“小菜场边，有一家兑换店，买菜的人，都来兑换，国币一元，可换大洋10角又可换小洋12角，大洋一角，可换铜元30个。”末段国语（卫生）“豆腐是大豆做成的，豆腐的滋养料很丰富。新鲜的蔬果，滋养料也很多。我们要身体健康，应该多吃豆腐和蔬菜。”[11]67-69整节课的编排紧紧围绕“小菜场”这个主题，内容选材贴近儿童生活，文字表达轻松活泼。

这套课本整体页面布局（复习课除外）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上部是课文，语言表达质朴平实，文字从右向左竖向排列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断句；中部是插图，图画内容与课文一致；下部是生字，每一生字旁有拼音注释。随着学习任务的推进，课文字数逐渐增多，插图数量逐步减少。国语学习以说明文为主，不用故事、童话、寓言等；内容选择围绕儿童个体生活经验展开，从学校到家庭、村子、县城、省市、国家再到世界；主题涵盖了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基本文化常识、劳动技能、民主先进思想等。算术学习包括心算、珠算和笔算，从最简单的数理逻辑开始学起，大小、多少、图形、数字，逐步过渡到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再到分数、单位换算，及至日常生活应用题演练、记账、算账等。复习安排体现编者对学生从理解到应用的期盼。第一册的复习主要是呈现该单元的主要内容，帮助学生进行回顾。从第二册开始则提高了复习要求，以设问的形式引导学生回顾重点信息，进一步检验学习效果。问题呈现从记忆性封闭式问题到开放式问题，封闭式问题包括填空、算术、读拼音等，如：县城里有（ ）政府，县政府里有（ ）长；86＋74＝？开放式问题意在启发学生思维、加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包括讨论、调查、作文等形式，如：日本怎样自强？把本地所有的商品，手工艺品，各调查数种；写一封关于儿童节的书信。

3.教学方法介绍

教学效果的关键在于实施。位于每册（全六册）扉页的编辑要旨及使用须知提到：“本书编制体裁较为新颖，颇与教学法有关，特另编教学法六册供教师使用。”[11]与《混合课本》相配套的《混合课本教学法》为教师进行半日制教学提供了方法指导。该教学法为节省教师的精力，將教学时应有的问题、答案以及练习，教师应准备的教具和参考资料详细列举。每一课的教学顺序分为五步：一是教材，即本课中之原文（图画不附印）；二是目的，说明教学本课之目的；三是准备，列举教学前应有之准备；四是教法；五是参考，备教师考察之用，或提出指导儿童，作为补充材料（有时省略）。[4]具体的教学法因国语和算术的学科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包括引起动机（从谈话、看图、观察或发现事物引起）、课文研究（生字学习，课文解释、诵读及讨论）和练习（语言、书写和应用）三方面。

由于该套课本采用各科混合编制因而与一般教学法不同，编者特别提示教师不要拘泥于形式，应当因时制宜、灵活的选用适合的方法开展教学。

20世纪30年代，众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积极开拓教育事业，希望启发民智，借由国民的自立实现国家的自强。推动义务教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的基础，而“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载体”[15]的教科书更是基础之中的基础。基于当时现有小学教科书组织形式混乱、内容选材脱离儿童实际生活等现实流弊，陈礼江、王倘等人汲取了民众教育实践中的有益成果，同时结合实用主义教育、科学主义教育、教育心理学化等理论与实践成果创造性地编纂了《混合课本》。《混合课文》及其配套教学法是适应社会、国家与儿童个人发展需要的应时之作，产生于民众教育实践，进而又促进民众教育实践，在近代国民教育的历史画卷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的车轮滚滚滚向前，但经典永不褪色。人民自立、民族复兴、世界和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义；以儿童为主体，知识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一贯的教育原则、手段和目的；对于大单元混合编制的探讨仍在进行……借鉴此套诞生于88年前的《混合课本》，我们仍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省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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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礼江，王倘，喻任声.混合课本（第五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陈礼江，王倘，喻任声.混合课本（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5.

[11]陈礼江，王倘，喻任声.混合课本（第二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陈礼江，王倘，喻任声.混合课本（第三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1.

[13]陈礼江，王倘，喻任声.混合课本（第四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8.

[14]陈礼江，王倘，喻任声.混合课本（第六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26.

[15]石鸥，石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33（04）：92-97.

注 释

①本文分析的《混合课本》以“第1册，1936年12月26版，120页;第2册，1936年2月10版，114页;第3册，1936年6月14版，12页;第4册，1936年7月6版，123页;第5册，1936年5月初版，121页;第6册，1936年6月初版，130页”为参照。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