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顿《欢乐之家》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黄思杰

内容摘要：作为华顿的代表作，《欢乐之家》不仅描写了纽约上层阶级老纽约的社会规约，也记录了这个群体在镀金时代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该小说对老纽约社会风俗的展示，还应注意到华顿作品中的历史维度。新历史主义的产生为解读文本的历史维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即文本和历史之间存在一种互文性。历史文化语境影响文本的创作，而文本也会参与到其他社会话语的交互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主要以《欢乐之家》中的历史维度为出发点，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中“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为理论指导，探寻华顿作品中文本与历史的交互模式。本文认为，老纽约小说既是一定文化和时代下的社会产物，也是华顿对那个时代纽约上层社会及其历史进程的主观性叙述。

关键词：华顿 《欢乐之家》 老纽约 新历史主义 美国文学

伊迪丝·华顿是首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女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意义非凡，更有甚者将其称为“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美国作家”[1]161。华顿的作品多关注镀金时代纽约上层阶级的老纽约（old New York），其中以《欢乐之家》和《纯真年代》等最为著名。作为华顿早年的作品，《欢乐之家》自出版以来，就颇受关注，批评界从女性主义、自然主义和消费主义等方面对这部作品展开了多角度的文本解读。然而，批评界的多数解读均是把《欢乐之家》作为一个虚构小说来看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它所反映出的历史真实。事实上，《欢乐之家》记述的不仅是镀金时代老纽约的社会风俗，更是这个群体在社会变迁影响下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欢乐之家》的分析不能仅局限于文本之内，而是应置于历史语境之中。想要探析一个文学文本中的历史维度，新历史主义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批评方法。因此，本文以新历史主义为研究方法，着重分析《欢乐之家》作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和作为历史文学的文本性，以揭示华顿小说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模式。

一.新历史主义之“新”

在1970年代末期的后结构主义浪潮中，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双重扬弃的“新”文学批评方法已初露端倪[2]。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路易·蒙特罗斯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学主体的历史构成和文学文本在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实践效用”[3]。这种对文学和历史关系模式的探讨不由让人想起发端于18世纪末期的“历史主义”，但人们很快发现，格林布拉特和蒙特罗斯等人的文章远非历史主义的回溯，而是对其的反拨。新历史主义虽然强调文本解读中的历史维度，但与将文本视为某一历史时期特定世界观的“反映”（reflection）的历史主义不同，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处于构成某一特定时间、地点的整体文化的制度、社会实践和话语之内，而文学文本与历史相互作用，同时扮演了社会活力与文化代码的产物与生产者的角色[4]。此外，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和历史相互作用的强调也表明其打破了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了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矫正了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对文学的“狭隘”解读[5]131。由此可见，新历史主义的“新”在于它解构了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对文学和历史二元对立关系的假设。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与文本之间存在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蒙特罗斯所提出的“对文本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的交互关注 ”。一方面，文学文本并非游离于整个社会文化话语系统之外，而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是历史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历史以历史文本为载体，而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皆是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叙述性和可解读性。正如新历史主义另一位集大成者海登·怀特所言：“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 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5]133。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这种互文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学和历史的壁垒，强调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学的共通性和相互作用力场，为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因此，本文旨在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通过解读《欢乐之家》作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文本的文本性，揭示华顿小说对镀金时代老纽约群体的文本记述和历史影响。

二.《欢乐之家》作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

由于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作品视为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文本的意义存在于由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相互关联的话语所构成的历史文化体系中。想要解读一个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则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一、作者生平； 二、文本中的社会规约；三、文本对历史境遇的反映[6]134。《欢乐之家》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处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老纽约群体。因此，该小说的历史性就在于其对纽约上流社会老纽约在镀金时代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再现。

从华顿的生平来看，她本就是老纽约群体的一员。如华顿本人所说：“命运让我出生在纽约，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直觉建议我使用最接近手头的材料，而且最熟悉的材料恰恰就是我亲生经历的”[7]170。出生于纽约名门的华顿自幼浸润在老纽约的奢靡氛围之中。在1890到1900这十年间，华顿甚至放弃了写作，全身心地以一个初进社交界的上流少女（debutante）身份参加各类纽约上流社會的社交活动[8]。可以说，以《欢乐之家》为代表的老纽约小说取材均来自于华顿成长阶段和婚后生活的真实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华顿的一生并非均囿于老纽约群体，华顿曾先后出游欧洲60余次。在欧洲的经历对华顿的老纽约小说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第一、与同时期身处欧洲的“迷惘一代”流浪者（expatriate）作家一样，欧洲华丽的城市和深厚的历史令华顿深感震撼，也不由心生对缺乏历史底蕴的美国故地的反思。第二、在亲眼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冲击后，华顿开始有了一种记述老纽约历史的紧迫感，因为她意识到：“我年轻时紧凑的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在最后一个知道它的人去世之前，最小的生活碎片也值得收集和组合”[7]6。由此可见，华顿的生平被分为了纽约和欧洲两个部分，前者使得华顿成为了老纽约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后者使华顿成为了老纽约历史的反思者和记叙者。

《欢乐之家》所记述的时代和它的创作背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社交活动与消费文化。作为老牌贵族的老纽约仍然沿袭英国贵族的生活习惯，热衷于举办乡村宴会，婚礼，舞会等各类社交聚会。对老纽约来说，这些社交活动是展示财富地位的平台和维系内部紧密性的纽带，是他们的生活中“最有力和最有意义的”[9]的一个部分。从《欢乐之家》关于此类聚会的细节描写，就可以窥见老纽约在社交活动中的社会规约，比如女主角莉莉·巴特为了维持参加聚会时的体面，在经济条件窘迫的情况下仍购置了大量珠宝和服饰；最为富有的特雷诺夫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要求莉莉做诸如写便签和邀请函的无聊工作。这一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出了老纽约社会规约中的奢靡性和封闭性。除社交活动外，华顿对老纽约的住宅和服饰描写也映射出了老纽约消费文化蕴含的社会规约。作为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的社会群体，老纽约向来追求物质消费，在住宅和服饰上尤为讲究。莉莉每每进入一个新的住宅空间，华顿都会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屋内奢侈的装潢陈列。但读者明显可以发现，华顿在描绘老纽约和新贵的住宅时，虽然都尽显其奢华，但总会刻意突出二者之间的区别：老纽约的住宅是维多利亚式的，新贵的房子是现代化的。正如约翰·克拉博曾提到：“《欢乐之家》的成功部分源于华顿煞费苦心地把莉莉和她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而她所处的环境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室内空间和装饰组成”[10]，华顿意在通过描绘室内装潢的方式，展现老纽约不同于新贵的阶层特征，凸显老纽约消费文化中对奢侈和传统的双重追求。而在服饰描写上，华顿同样展现了对老纽约消费文化的刻画。莉莉每年都要偿还裁缝店和时装店大量欠款，因为她知道，在老纽约的圈子里，“邀请女人要看她本人，同时还要看她的穿着。衣服是背景，或者就得算基础。衣服本身不能取得成功，却是成功的组成部分”[11]12。莉莉的想法折射出老纽约赋予了服饰独特的社会隐喻，使得服饰成为了老纽约社会身份的象征。和住宅一样，《欢乐之家》中的服饰选择成为阶级属性和阶级差别的标志[12]。老纽约女性与新贵女性虽同样追求时尚奢侈的服装，但老纽约在服饰选择上并不注重展示“新女性”的个性，而是强调穿着与个人身份的适配。

然而，尽管身处镀金时代的老纽约始终在尽力维护自身的阶级属性，却不得不面临他们的社会规约被新贵阶级挑战甚至瓦解的历史境遇。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在19世纪末期迎来了西进运动的高潮时代和第三波欧洲移民浪潮，大量的资本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新贵（new money）。作为传统贵族阶级的老纽约面对着新贵阶级的不断冲击，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充满了担忧。《欢乐之家》的故事主线就是以莉莉试图以婚姻维持老纽约身份所展开，而莉莉的求爱史就是部分落魄的老纽约群体在面对社会身份丧失危机时的挣扎象征。虽然莉莉总在寻求与上层男性的结合，但在故事的开始，她也曾因为对纯真爱情的追求拒绝了富家公子珀西·格赖斯的追求。在与赛尔登的初期交往中，莉莉也展现出了对他口中的摆脱了“金钱、贫困、闲适和忧虑等一切物质因素的精神共和国”[11]35的向往。在这一时期，莉莉在老纽约社会规约中依然保有了一定的伦理意识和个人尊严。但随着在婚姻市场的屡屡碰壁，莉莉的想法开始转变，逐渐“把自己的美貌当作一种对她有利的力量，能够向她提供机会，使她得以在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11]11。对自身美貌的完全物化标志着莉莉个人悲剧的开端，与朋友丈夫格斯·特莱纳的“灰色交易”、与柏莎夫妇之间的“第三者”传闻、与犹太商人罗斯戴尔的婚姻等事件更是使得莉莉被老紐约驱逐。莉莉的悲剧折射出了部分落魄的老纽约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成为了阶层流动中的逆向“牺牲者”。即使是在镀金时代家境依然殷实的老纽约群体，也不得不向新贵妥协，被动地接纳其进入上层阶级。比如，罗斯戴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老纽约欢迎，但最终罗斯戴尔还是如愿跻身上流社会。罗斯戴尔的阶级流动是“纽约上流社会生活处于解体和重建的状态”的历史缩影[13]27，标志着老纽约社会规约的消解。

三.《欢乐之家》作为历史文本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和历史是一对近义词，均是社会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才能产生意义[6]134。新历史主义的这一看法揭示了文学和历史的相似性，即二者均由主观性话语叙述组成，并且均要在互动中才能得以阐释。而在《欢乐之家》出版后，早期的文学批评家她列入“风俗小说家”之列，称赞她的小说精确再现了19世纪末纽约的人情世故[1]165。尽管近年来，批评界对《欢乐之家》已停用“风俗小说”的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的确充满了华顿对老纽约群体的现实主义式描写。因此，《欢乐之家》可以算做是记述老纽约群体的历史文本。而通过分析华顿的话语叙述模式和与历史的互动，我们可以一窥《欢乐之家》作为历史文本的文本性。

在《欢乐之家》的话语叙述模式中，对女性角色的叙述是极为突出的一个点。这不仅是因为女性是华顿小说的绝对主角，更是因为华顿小说中所展露中的女性意识是对当时社会话语体系的真实反映。以莉莉的父母为例，华顿对莉莉父亲的描写是模糊的，读者只知道他“从不被人注意，其地位介乎男管家和钟表修理匠之间。”[11]31；莉莉的母亲则是书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在称之为家的这个乱哄哄的地方，主宰者是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母亲”[11]32。在莉莉父亲濒死之际，她的母亲表露出的悲伤并非对丈夫垂死的哀悼，而是对经济来源丧失的惋惜，因为在她看来，“他或生或死已无足轻重，因他一旦不能对这个家庭履行应尽的职责，实际上他就等于不存在了”[11]32。由此可见，通过对莉莉母亲的人物塑造，华顿敏锐地指出老纽约社会规约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并非绝对的和单向的。但华顿并非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欢乐之家》也并非一部讨伐男权中心主义的檄文。这是因为华顿所记述的是恪守维多利亚风气的老纽约，这个群体中的女性虽并不心甘情愿成为男性的附庸，但也绝不会加入美国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之中。就像莉莉的母亲，在失去了丈夫的经济来源后，她迫切地对女儿说：“你一定会把一切都夺回来的——你会夺回一切的，就用你这张脸”[11]27。莉莉母亲的话表明，对于老纽约女性来说，美貌是用来保证社会地位的工具。在母亲的影响下，莉莉的阶级意识和女性意识成为了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莉莉难以克服对金钱及社会身份的渴望，认同母亲对女性美貌和身体作为挣钱的工具。另一方面，莉莉始终保有着一定的女性意识，比如她对塞尔登“精神共和国”的强烈认同和她拒绝插足柏莎的婚姻等。为此，《欢乐之家》曾经饱受激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们认为华顿对女性主义持消极态度，没有在男权传统之外建立独立的女性传统[1]163，更没有在社会话语体系中为女性发声。但正是这些批评印证了《欢乐之家》作为历史文本的文本性特征，因为华顿并不意在编造一个理想国般的老纽约社会，而是以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记述真实的老纽约历史。在工业革命和女性运动的双重影响下，老纽约女性既在男权主义的消解中产生了对老纽约社会规约中的性别结构的“颠覆”，也在身份危机的阴霾下受到了男性权威的“遏制”，而对这种“颠覆”和“遏制”文学化描写恰在理论上契合了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的文本性主张。

除话语叙述模式外，《欢乐之家》中也充满了与历史的互动。在华顿之前，鲜有记述老纽约的文本资料，老纽约作为上层阶级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强调自身的排他性。而《欢乐之家》一经出版，便成为了全国畅销书榜首，“美国各地的读者对莉莉·巴特去世的消息反应热烈，一场激烈的辩论如火如荼……读者不断争论华顿描述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准确性”[14]。老纽约中的一些成员公开表示被这本小说冒犯，甚至华顿的家人和朋友都抱怨她在书中所表现出的刻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老纽约成员对《欢乐之家》的出版颇有微词，但随后也开始利用媒介来展示自身的社会地位[13]71。从这个角度来说，《欢乐之家》不仅向公众揭开了老纽约的神秘面纱，还迫使老纽约阶层开始打破阶级壁垒主动向外。此外，如果说《欢乐之家》的故事主线是莉莉的求爱史，那么故事暗线就是老纽约与新贵的“斗争史”。与一般记述新贵阶层崛起的历史不同，华顿倾向于从守成阶级老纽约的角度出发，重点描述了老纽约如何接受新贵阶层的冲击。读者可以轻易发现《欢乐之家》中新贵们经常以负面人物的形象出现，比如不折手段想要进入上层阶级的罗斯戴尔和身陷金融丑闻的贝尔福特等。这主要是因为华顿虽然在小说中批评了老纽约在物质上的奢靡和精神上的空虚，但她自身依然是老纽约的一员，对她所处的阶级有一定的认同感。因此，在描绘老纽约和新贵的阶层流动冲突时，华顿本能地站在老纽约的一边，重点突出了老纽约对新贵的同化。《欢乐之家》向人们展示了，以老纽约为代表的旧贵族阶级并非马克·吐温口中“在新秩序下只能目瞪口呆、束手无策”[15]，而是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试图将新贵阶层同化，使其接受自己的社会规约。诚然，华顿的记述带有很强的主观局限性，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老纽约历史。但正因如此，作为历史文本的《欢乐之家》才拥有了文本性。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的文本性在于“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 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5]133，经过创造的历史自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经过创造的历史在本质上来说也是对真实的历史一种表达。因此，《欢乐之家》是记述老纽约的历史版本之一，为我们探寻老纽约历史，甚至是纽约社会变迁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作为老纽约的一员，华顿在镀金时代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感受到了记述即将消逝的老纽约群体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使得华顿在创作《欢乐之家》等小说时，将老纽约历史融进了虚构的故事之中。从文本的历史性来看，华顿的个人生活经历为她的小说提供了真实的史料支撑，使得华顿笔下记述的老纽约社会规约和历史境遇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而从历史的文本性来看，华顿对老纽约群体的现实主义式描写凸显了她精心设计的话语叙述模式和与历史的互动。因此，《欢乐之家》不仅仅只是镀金时代历史语境的产物，也是华顿对处于这一时期的老纽约群体的历史记述。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正是在《欢乐之家》所体现的文本与历史的交互中，读者才得以一窥社会转型时期的老纽约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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