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音乐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兼及区域音乐研究的点、线、面问题

康瑞军

大运河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的伟大创造，运河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景观。研究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创造性转化的必然要求。历史地看，无论是元代以前以洛阳为中心的分段式“横向运河通道”，还是元明以后，以大都（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纵向运河通道”，运河不但是沟通中国古代内陆漕运和政治统治的纽带，而且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正因为其有长期的经济、政治和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沿着运河沿线发展起来的政治城市、工商业城市/镇，不免带有强烈的跨地区的人文交流色彩。各类民俗性、娱乐性表演艺术，如民歌、吹打乐、秧歌、花鼓戏、柳琴戏等等，成为运河沿岸城市百姓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和研究运河音乐文化，也是传承弘扬运河沿线各个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一、运河音乐研究的时代语境

对于“运河音乐”的定义，学界未有明确说法，笔者借用有关学者对运河民歌的界定做如下描述，作为本文讨论的概念基点：所谓运河音乐，是指因运河而生、依运河繁衍、沿运河传播的音乐体裁及其活动。①周玉波、张昳丽：《大运河民歌及其整理研究谫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第55 页。文中称广义的大运河民歌“以大运河为依托，同样具有因河而生、依河繁衍、沿河流转的特征”。因此，围绕运河音乐文化展开的研究，必定是由运河这一地理空间、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所约定、所关联，并因此形成区别于其他人为或非人为空间的认识。又因为运河原初的溯流而上、物资沿城转运的性质，因此研究运河音乐文化，也必定是依托运河沿线码头城市而展开，具有地方性、流动性、开放性等外部特征，这是讨论运河音乐文化的基本前提，也是“运河性”的整体表现。与此同时，就运河的历史时段与涵盖区域而言，学界目前绝大多数著述，均以元明以来京杭大运河全程为对象，偶有涉及隋唐或者其他时期分段式的运河沿岸音乐事项者，②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544—556 页。因此，本文所述，是以京杭大运河全程为讨论对象。

图1 京杭大运河各河段分布示意图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国家地理》，2022 年第1 期，江苏专辑（上），第123 页。

自2014 年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运河沿线的城市纷纷行动起来，以当地知名的艺术体裁申报所在省市的非遗代表作，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兴盛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更使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与研究，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方案，为地方政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工具。

与此同时，围绕运河音乐文化的研究也乘势而上，成为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音乐类非遗研究等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特别是借着区域音乐研究在最近40 年间的热门进展，案例式的地方市域、省域研究，涌现出许多论文论著，催生了大量的研究课题，也先后举行了届数不一的区域音乐学术研讨会，陆续形成了以区域音乐为主题的学术群体——在这样纷繁兴盛的学术背景之下，运河音乐文化关联了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等多个领域，从而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范畴、研究焦点和理论模式。④如2018 年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三届燕赵音乐文化研讨会”即专题探讨了运河文化与燕赵音乐文化的关系，综述见单建鑫：《千年运河谣唱 今朝燕赵乐情——“第三届燕赵音乐文化研讨会”述评》，《中国音乐学》2018 年第4 期，第131—134 页。2019 年扬州大学主办的“新时代、新运河、新声音——2019 中国·扬州大运河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见胡亮、胡斌：《新时代、新运河、新声音——2019 中国·扬州大运河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艺术百家》2019 年第6 期，第209—212 页。

据“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22 年10 月，“篇关摘”为“运河音乐”的论文有361 篇，其中一般论文245 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13 篇。其中，研究“民族歌剧《运河谣》《运之河》等当代作品”的论文，与本文讨论的运河音乐文化主题关联较弱，因而不做专门分类和讨论。因此，直接相关的论文篇目共有131 篇。同时发现，这些著述的作者群分布并不限于音乐学学科，还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可以说，运河音乐文化已经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

二、运河音乐文化研究主题的四种类型

若仅仅从音乐学的角度观察，现有运河音乐研究论文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具体体裁或曲目在运河流域的传承发展研究，如流行于山东聊城运河区域的秧歌“伞棒舞”，流行于运河流域多个省份的民歌《茉莉花》，以及流行于苏鲁皖豫地区的传统戏曲柳琴戏等；第二类是运河音乐的区域特征研究，如“江南运河音乐”“江苏沿运河流域音乐类非遗”“运河山东段民间音乐”“运河皖北地区传统音乐”等；第三类是运河城市音乐的个案研究，数量分布较多的有河北沧州和衡水，山东临清、济宁和聊城，江苏淮安、扬州和宿迁等；第四类，是运河音乐的教育传承研究，由于各地高校开设专业特色课程的需要，以及各地中小学开发校本课程的需要，带动了相关研究。

1.具体体裁或曲目在运河流域的传承发展研究

在现有论文篇目中，有超过50%的成果属于这一类，说明聚焦微观体裁和曲目的形态研究，在目前的研究中最受关注，也因此形成了侧重形态分析的主导研究方法。比如，周青青 《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⑤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 年第1 期，第83—88 页。，运用劳动节奏与衬词衬腔的关系分析、旋律结音分析、调式分析、特性音程分析、方言声调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北京通州运河号子的山东音乐渊源及成因。何丽丽《“东柳”与运河文化互动关系研究——以客腔曲牌为例》⑥何丽丽：《“东柳”与运河文化互动关系研究——以客腔曲牌为例》，《中国音乐学》2014 年第1 期，第91—98 页。，运用乐句骨干音和特性音、音阶构成、间奏位置、调式等音乐形态分析，以及移民群体中的山陕会馆戏楼等演戏空间、戏班船流动演出方式等表演形式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山东柳子戏“多元一体”的艺术特征和运河移民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作者谈及柳子戏的“客腔”——皖北传来的“青阳腔”的艺术特征时，认为“错用乡音”“改调歌之”体现了青阳腔的灵活性，进而提出“柳子戏”是现今研究各大声腔历史的“活化石”。

表2 四类运河音乐研究论文数量分布图

2.运河音乐的区域特征研究

较有代表性的是杨曦帆《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初探》⑦杨曦帆：《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初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10 年第4期，第37—41 页。，作者从区域民俗文化视角切入，运用笔记、诗词、地方志等材料，描述了江南地区“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景象，以及家乐、家班盛行的民俗场景。特别提出了“江湖”戏班、乐社沿着运河沿岸城市的茶馆戏院的巡演，对于江南运河城市音乐“地方性”“运河性”文化属性的建构意义。

3.运河音乐的城市个案研究

较有代表性的有陈萧芸《山东运河音乐文化研究——以济宁与临清为例》⑧陈萧芸：《山东运河音乐文化研究——以济宁与临清为例》，《山东艺术》2021 年第2 期，第49—55 页。，结合当地微山湖“排船”习俗，介绍了济宁“端供腔”的演出形式、功能和曲目，介绍了“微山唢呐”王家班的代表曲目，“八角鼓”牌子曲的结构，“船号”的旋律和节奏与南方穿号的相似性等。同时，讨论了黄河汛期对临清修堤防讯劳动形式而孕育产生筑堤号子、硪号体裁的影响。作者认为，临清的码头方便了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以及其他戏班的流动演出，也方便了南北小调的荟萃流行，因此，运河枢纽地理位置是临清京剧、时调、乱弹、船号盛行的重要因素。

4.运河音乐的教育传承研究

代表性论文如丁昕春《论音乐文化遗产在地方高校中的传承——以运河流域（淮安段）民歌文化为例》⑨丁昕春：《论音乐文化遗产在地方高校中的传承——以运河流域（淮安段）民歌文化为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3 期，第406—409 页。，从地方非遗代表作切入，介绍了当地“金湖秧歌”“南闸民歌”“白马湖劳动号子”等非遗音乐体裁，通过“活态传承”方式进入地方高校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可行性，以及所在高校在师资、田野采风、课堂学习、学术讲座等具体传承工作中的经验。实际上，绝大多数讨论运河音乐在广义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方式的论文，皆因地制宜，扩大特色音乐体裁在地方学校和社会中的影响。

以上所述，是占据数量较多的论文类运河音乐文化研究成果。实际上，还有一些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丛书、著作，其中的某些专题研究体现了较高的原创性。比如，程志《柳琴戏研究》一书，先后从其历史发展、艺术形态（主奏、伴奏、表演、行当、唱腔、语言、剧目、题材）、班社、艺人、现状等几方面展开论述，探讨了这一地方剧中的艺术特色和当代传承的危机与措施。特别是作者归纳的“经费、场地、人员、剧目创新、管理体制等问题”，可以说是所有运河沿线传统艺术面临的共同处境，不过，随着近十多年来各地艺术院团的转型与市场化条件的成熟，各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出文旅融合的创意演出活动和艺术剧目产品，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方音乐艺术体裁的转型发展。至于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能否长期坚持，作者认为“还要等待实践的检验”；同时指出，开药方的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高喊创新，一种是呼吁守旧。事实上，过犹不及，任何极端都是不对的，停滞不前固然错误，抛弃传统、另起炉灶，也是有悖初衷的。⑩程志：《柳琴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6 页。应该说，这样的认识和判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学者们在描述分析运河特定流域的音乐案例之后，除了归纳相关流域音乐文化特征并获得相应的文化理解和解读，更关切的是这些体裁或曲目在当下非遗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可靠出路，尤其自2014 年以来，相关研究体现出越来越鲜明的现实指向，这从相关论文数量发表时间上有明显体现（见图2）。

现有的运河音乐文化研究成果，很明显地呈现出音乐学、文化学、文化地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取向，以及多元的方法论。但是，如果将运河音乐放置在区域音乐研究语境中观察，又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区域性的体裁或曲目个案，方法上侧重于体裁特征的音乐学分析，而对于特定体裁与所在城市、区域的内在文化联系，或者说，对于该歌种、曲种、乐种的“地方性”“运河性”，尚未能有显著的突破。对此，一些学者已有呼吁，但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应就“大运河音乐文化”的核心与外延进行明确思考、明晰内涵，重点对依托大运河而存在的、因大运河存在受到深刻影响的、沿大运河实现异地文化传播与流变的音乐文化现象，进行关注与研究。⑪胡亮、胡斌：《新时代、新运河、新声音——2019 中国·扬州大运河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第210 页。

结构上看，区域音乐与大运河音乐文化的研究，有着内在关联。一般认为，区域音乐研究要处理的是一地区的传统音乐与其文化地理、民俗、政治、语言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区域内音乐体裁之间的源流关系。如乔建中所说：

20 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都具有区域音乐研究的性质……狭义的区域音乐研究，专指以特定的自然、文化空间所存见的各类民间音乐为对象，在梳理其流传分布、体裁类别、曲目/剧目使用、音乐风格及其功能的同时，追溯该空间的自然环境、古代文化状貌、方言语音、民俗民风等与相关音乐现象的深层关联，从而把人文地理学引入传统音乐研究。⑫乔建中：“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 年”主持人导语《区域音乐研究》，《音乐研究》2011 年第3 期，第5 页。

他强调的是区域音乐研究中，音乐与环境、语言、民俗等人文地理因素内在关联揭示的重要性。同时，作者对区域音乐研究对象的界定，在文化属性上偏重于民间音乐。而同样是对区域音乐概念的界定，孟凡玉认为应当以音乐形态的“稳定性”，作为考察区域音乐对象的一般尺度：

（一般意义上的区域音乐）是以较为稳定的形态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并且和该地区的地理、历史、语言、风俗等诸多人文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内在必然联系的音乐……其中包含原生性区域音乐和一部分外来音乐……广义区域音乐，是某一特定区域全部音乐的总和。⑬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 年第2 期，第87 页。

这一界定与乔建中的上述表述，有着十分接近的思考路径，即与音乐共生的地理、历史、语言、风俗等人文地理因素，是界定一地音乐体裁是否具有所在区域“地方性”的重要指标；但是，孟凡玉在此基础上，按照摄入“外来因素”的程度，把区域音乐事项归类为“原生性”“次生性”“新生性”三种成分，又在传播学意义上设定了四对“两极变量”：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⑭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第86—91 页。以此来容纳区域音乐中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这里的三种成分、四对变量框架，就可以把区域音乐研究的对象从传统范畴中延伸出来，在理论上明确了当代音乐生活在区域音乐中的合法身份，也为区域音乐与城市音乐的联袂研究，提供了新的合作窗口。在笔者看来，诸如杭州著名的主题公园“宋城”的《宋城千古情》歌舞表演，苏州评弹博物馆收费点唱的评弹节目，徐州的传统柳琴戏，北京通州运河公园的“草莓音乐节”等等，都可以成为当地区域音乐研究的对象。孟文与李玫提出的“在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地方性音乐文化呈现怎样的存在方式”，以及“对于音乐地方学的思考，应该不只是要理解文化载体，发现文化行为的初衷，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人们创造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和影响”等主张，⑮李玫：《“音乐地方学”——区域划分的版本3.0？》，《人民音乐》2015 年第12 期，第63 页。有着同样的因果逻辑。即，我们的区域音乐研究，是要研究历史的，还是当下的“音乐区域”？是要研究区域/城市本位立场的区域音乐，还是研究区域之间因人口流动而联结起来的音乐变衍关系？如果今天被区域内音乐文化持有人、局内人认定为“地方性音乐”的体裁，事实上是由周边甚至更遥远的区域所共享，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区域音乐地方性特征？比如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的《茉莉花》《剪靛花》《凤阳歌》变体，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区域间存在着音乐传播变衍上的共有性、过渡性、流动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三、区域音乐研究的“运河路线”：点—线—面

运河音乐文化的研究，恰恰是以上问题与特征最为集中的呈现领域，因此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近年来，“交叉学科”成为新的学科门类，音乐研究与人文社科乃至自然科学的交融交叉成为司空见惯的学术现象，区域音乐研究与人文地理学、语言学、文化学、音乐史学等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富于创见。因此，区域音乐研究已有的经验和成果，必然能为运河音乐文化的研究，带来学理上、材料上的新可能。进一步说，如果区域音乐研究处理的主要是音乐与区域地理、文化、政治以及区域内音乐体裁之间的“横向关系”的话，那么大运河音乐文化研究，则重点需要处理的是沿岸城市与上下流域之间音乐及其文化上的“纵向关系”。从文化空间关系看，前者需面临“中心与边缘”问题，后者则要处理音乐体裁之间的“先与后”或“上游与下游”的发展源流与变迁问题，从而呈现依托区域水系流布路线而形成的音乐形态风格上的亲缘关系：

大江大河由于流域长、流经区域地貌变化大，形成其空间气候、植被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信仰乃至音乐体裁、品种、风格的明显差异，由此成为研究音乐地理区划的理想对象。依此，我们或可以将某一水域划分为上、下游或上、中、下游……（江河）是不同地区音乐传播、扩散、相互交流的“文化通道”，从而使水域音乐既形成整个流域的共性，又呈现了上、中、下诸流段间互有区别的异性。如果要研究文化扩散主题，水域音乐现象将可以提供非常典型、非常丰富的个案。⑯乔建中：《水域音乐文化研究初见》，《黄钟》2017 年第1 期，第103 页。

根据以上讨论，区域音乐语境下的大运河音乐文化研究，一方面具有沿线城市音乐及其文化意义的“点状”特征，即我们在现有的四类论文成果中所看到的后两类（“运河音乐的城市个案研究”和“运河音乐的教育传承研究”）；另一方面，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又特别呈现出“线”与“面”的特征。所谓“线”的特征，是在沿岸城市（流域）之间音乐曲目的交流变化中体现出来，而“面”的特征，则存在于“点”与“线”的周边，产生显著音乐影响力的区域，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与其他山脉、水系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区域。现有的运河音乐研究论文的前两类（“具体体裁或曲目在运河流域的传承发展研究”和“运河音乐的区域特征研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前面提到的北京通州运河号子和山东民歌的渊源关系，以及江南运河音乐的总体风格，即为明证。如此“点—线—面”结合的运河音乐研究路线，或可与一些运河城市服务于旅游宣传的理念“城为珠（点）、河为线、线串珠、珠带面”作关联思考。⑰澎湃新闻网址：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850062.访问时间：2022 年10 月25 日。为简明期间，现将以上“点—线—面”关系图示如图3。

图3 运河音乐研究的“点—线—面”路线示意图⑱网址：http://1024rd.com/mediatek/98.html.访问时间：2022 年10 月15 日。

从人文地理角度考察，某些音乐体裁沿运河流经区域形成“点—线—面”分布传播的状况，与我国自然地理特征有很大的关系。乔建中指出，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多山、多水、多植被”的特点。如果说山脉对文化传播产生阻挡与分割的作用，那么江河水系常常扮演一种“文化通道”的角色。他以黄河、长江、珠江为例，归纳认为三大水系的上游一般以歌、舞体裁最为盛行，中、下游地区主要是说唱、戏曲的天地。其中黄河流域的传统音乐具有深沉、雄宏、刚健的色调，长江流域的音乐倾向于清丽、明快、婉转的风格，而珠江流域的音乐往往透露出古朴、苍劲的气息，似乎是古代中原音乐“流”到当代后与当地风土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多种因素通过“水系”显露出的整体差异。⑲乔建中：《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4—285 页。从这个层面来说，运河作为中国历史上开凿时间长、以漕运带动了流经区域的人口文化艺术交流的文化通道，其联通城市码头之间文化交流，辐射各码头、各城市周边区域音乐生活的显著功能与影响，理应在学理上纳入区域音乐研究的范畴中，与现有的民歌色彩区、音乐地理研究等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区域音乐研究走向深入；而所谓运河音乐研究的“运河性”，也应在文化区域、节点城市、码头音乐塑造出来的流动空间中考察，方能透视其跨区域音乐演变的本质。

结语

本文从现有的运河音乐文化研究主题分布、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以代表性案例归纳了现有研究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就运河音乐文化研究的前景、路径提出了思考。笔者认为，如果把运河流经区域视作一个文化通道，那么研究特定音乐体裁在运河流经城市及周边的“点—线—面”式的传播变衍过程，无疑有助于深入把握许多优秀传统音乐传播变衍的过程及其跨区域的性质；同时，这样的分析视角也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区域之间某些“同宗”音乐素材在不同体裁之间的共用关系。在这双重力量的推动下，运河音乐研究必将为区域音乐研究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