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韩毓海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曾在创办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就学，并把“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风推向高峰。

魏源的一生是个悲剧，当他的名声和著作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时候，在故乡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魏源呕心沥血所著之《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但他的思想最终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学到了很多，而且，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斩断也是一致的。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毛泽东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过三湾改编、确立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到1000人的部队，到达井冈山。这支军队原本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于是，改叫了第一师第一团。

毛泽东在井冈山起家，他依靠的是一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

“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见江东父老。”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认为，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亚里士多德说，善政的基础是美德，之所以要对从政者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就是为了使他们保持美德。同样，军队的战斗力也来自军人的美德，而对军人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就是为了使军人保持这样的美德。在奔赴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为他的部队规定了行军纪律：行动听指挥；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1927年11月，军官教导队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吕赤任队长，毛泽东主持授课，这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今天的国防大学的前身。

“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近千年了。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以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制止了帝国主义旷日持久的暴力，划分出三个世界的蓝图，这就是人间旷世之武德。

从1927年到1929年，就是在井冈山这个地方，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由原来的1000人发展到4000多人。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造成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它最终凝结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在那次讲话里，他说了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那些为大家而献身的人，就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摘自《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