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中的劳资关系

摘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 ·哈特和安东尼奥 · 奈格里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理论 。他们认为 ， 就像物质劳动一 样 ，非物质劳动仍然在资本的控制下遭受着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表明：劳动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 。 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叙述语境中， 资本以新的方式对劳动进行着新一轮的剥削与管控，以获取剩余价值 ，具体表现为对生命政治生产基础和成果的破坏和掠夺 ， 对劳动过程稳定性的干涉 以及区域性劳动者流动障碍的设立。劳动范式转型的背后是资本新一轮的剥削和管控 ， 未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 ，也并未改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 。

关键词：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资本剥削；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1；B5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06-0042-04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特和奈格里①从生产领域出发去概括劳动形式的变化，回归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旨在生产领域揭示资本剥削的新形式，从而寻求主体政治解放的新型革命道路，因此提出资本主义劳动范式转型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1］284，即非物质劳动，又称生命政治劳动。

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叙事语境下，商品的信息化程度不断被加深，非物质劳动占据霸权地位，但资本从未停止剥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就像物质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仍然在资本的控制下遭受着剥削”［2］149。资本逐利的本质驱使他们采取更加多样的剥削方式和管控机制来对劳动进行剥削，从而形成了从剩余价值剥削到生命政治剥削的过渡。一、非物质劳动：一种新型劳动范式的出场

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加速全球产业分工并促进了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信息、科技、情感等要素遍布每个劳动环节。哈特和奈格里捕捉到信息与科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认为非物质劳动正在替代物质劳动在经济生活领域占据霸权地位，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劳动形式已经由“物质劳动”过渡到“非物质劳动”，指出马克思所处的物质劳动社会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难以计量当今劳动力价值，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产品则倾向于逾越这些量化计算，并且采取共同形式，这些形式很容易共享，但很难被圈定为私有财产”［3］108。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其他学者只是片面地概括了劳动形式的某一方面，如脑力劳动、情感劳动等，无法覆盖和概括当今劳动形式的所有领域，“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等概念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4］。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更能凸显和全面地概括这种劳动范式的特点和影响，并以此作为分析和研究当代经济发展趋势及影响、劳资关系的变化与革命潜能的理论出发点。

追根溯源，此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莫里兹奥·拉扎拉托提出，即非物质劳动可以称为一种生产商品的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之后，哈特和奈格里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特别重视非物质劳动的信息、情感生产的一面，指出“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则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1］285。

在著作《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哈特和奈格里谈到“非物质劳动——智力的、情感的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5］。随后，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对非物质劳动概念进行了再次补充和定义，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1］284。为了更加清晰地阐述其理论特点，他们将非物质劳动区分为三种类型的劳动，而第三种则是哈特和奈格里的侧重点即非物质劳动对情感、联系的生產与控制。他们在《诸众》中完善了非物质劳动的内容，即“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甚或情感反应的劳动”［2］108。同时，将“生命政治劳动”作为“非物质劳动”替代性术语，以期更为具有说服力去回应学界批评，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影响已经形成，且兼顾对这一劳动形式核心内容和特点的准确表述，在之后的著作中二人仍采用“非物质劳动”这一术语。

综合来看，哈特和奈格里所讨论的劳动新范式即非物质劳动的出现，重新强调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问题，为剖析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固有矛盾在劳动新形势下的表现和分析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

二、非物质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通过梳理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劳动形式的变化及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哈特和奈格里二人的理论建构思路，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叙事逻辑，他们首先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范式已经由“物质劳动”转变为“非物质劳动”，在此背景下资本对于劳动的新一轮剥削也产生了影响。厘清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发生的变化对资本剥削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非物质劳动背景下资本究竟采取何种剥削方式与管控策略。他们认为，分析和考查资本的“技术构成”对于认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尤为重要的。

在厘清非物质劳动下资本的技术构成发展趋势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便更加显而易见。因为他们认为“生命政治生产以及我们所归纳的三种主要趋势，明确的昭示出剥削和资本主义控制的新机制”［3］109。

（一）对生命政治生产基础和成果的破坏和掠夺

第一个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应用，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他们指出非物质劳动体现在质量上的主导作用而并非体现在数量上的主导作用。他们认为，就定量而言，在经济上非物质劳动并未占据主导性地位，但就定性而言，非物质劳动显然占据霸权地位。归根结底就是说明非物质劳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倾向性影响，它更像是一场风暴，不断吸附和影响身边的事物。

资本为顺应非物质劳动霸权的潮流，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深度或广度的策略去破坏和掠夺生命政治生产的基础和成果。就深度而言，资本通过控制某种前哨，借用私人机构或者国家的权力对于一些具有生产性的生命政治基础进行破坏，并采取某种规训或强制措施加以控制和分化。例如，资本通过控制大众教育来达成对劳动者早期创造力的控制和压制，通过控制大众最为基础的活动领域来达成对公共教育基础的破坏。就广度而言，资本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购买知识专利的方式进行劳动者创造性成果的私人占有。

这种控制策略背后凸显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个矛盾，即资本对于生命政治劳动的基础性成果的占有同非物质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共同性财富之间的矛盾。

（二）对劳动过程稳定性的干涉

工作的女性化趋势模糊了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界限。工作的女性化趋势即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中不断增大，在全球经济社会中，女性劳动力在雇佣劳动力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我们可以与非物质劳动本身联系起来，非物质劳动创造的是一种情感、信息与交流，而女性群体劳动力本身就善于进行情感性的劳动，因此这种工作的女性化趋势“正成为所有劳动部门的核心，虽然在全球不同地区表现形式有所不同”［3］106。

资本针对工作的女性化趋势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加剧劳动力的不稳定性达成对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控制，而不稳定性的核心在于使得劳动力难以对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和自由把控，她们对时间的分配失去自主性，而迎面而来的是随时为准备工作待命。而生命政治生产要求生产者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进行创造价值、创造自身。他们认为“你可以根据要求进行思考并产生感受，但这只是以一种机械方式所进行的生产，它会限制创造力和潜在的生产力”［3］117。恰恰因为非物质劳动霸权对劳动者生活、生产的影响使得这种剥削和管控充斥各地，以至于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资本的剥削和管控。

资本仍在继续加剧这种不稳定性构成了第二个矛盾，即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要求同资本强加不稳定性之间的尖锐矛盾。

（三）区域性劳动者流动障碍的设立

移民和社会劳动力流动的新形势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影响。“劳动的技术构成的第三个主要趋势，源自移民与社会和种族混合过程的新模式。”［3］107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农业劳动还是工业劳动，家务劳动或是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成本的稳步流动可以间接地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低水平发展地区的劳动力本身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适应社会发展，使得他们必须不断流动以谋求更好的职业来维持生存。

资本为维持生产要素与获取剩余价值的稳定性，同时应对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移民和劳动力的混合，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建构以此来完成对现有边界的加固和对新边界的构造。而生命政治生产所需却是一个更为开放、交流的动态化社会氛围，进而才有利于创造性财富的生产。因此，哈特和奈格里明确指出劳动行为和劳动者无论是时间和空间上都在遭受着资本的管控与剥削。

第三個矛盾由此显现，即封闭空间及社会等级制的确立同生命政治生产迫切需要开放性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通过梳理上述三种“技术构成”的三种趋势及相应的资本管控策略，可以发现在非物质劳动范式下，资本仍继续对劳动进行剥削和压榨，“所有这三个矛盾都表明，资本的策略以及剥削和管控的技术日益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力的障碍”［3］119。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剥削和占有仅仅是针对非物质劳动创造的劳动成果和价值，但并未对劳动间的合作关系进行组织和占有，因为非物质劳动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个体劳动者都具备自身联系与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可直接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这种相对独立性不同于以往依赖于资本去组建联系。

三、非物质劳动中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实质

非物质劳动中资本对劳动采取的种种剥削和管控机制表明劳动者没有因为劳动范式的转型而使得资本停止剥削的脚步，事实表明非物质劳动范式并未改变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地位并且在遭受着新一轮的剥削。

（一）劳动范式的转变并未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

资本无限逐利的本质要求它们必须通过压榨劳动者劳动获取大量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用于自产自销，另一部分用于扩大企业再生产，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扩大产业范围，提高劳动者效率，然后作为资本增加利润。企业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决定了企业必须进行价值和财富积累，因此才能保持产业的正常运作和生产扩张，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

资本并未因为劳动价值的难以被盘剥而放弃剥削，相反，随着非物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社会公共环境中的扩散与转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愈加抽象化和普遍化，这表现为对于“共同性”财富的剥削和占有，以及工作不稳定性的加剧，劳动力流动障碍和社会阶层日益增加。

因此，从劳动产品价值的角度来看，资本仍在进行对劳动产品公共财富进行私人化占有，不过是从物质财富的占有延伸到对一般性生产能力的剥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剥削和支配的对象已不再是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而是一般性的生产能力”［1］205。本质上并未因为劳动形式的转变而改变到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

（二）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未改变劳动与资本关系中劳动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物质劳动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动是与资本的从属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从属关系又可分为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6］。由此看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和劳动作为雇佣劳动所处的地位。马克思指出“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7］371

随着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的体力劳动逐渐被大型机械的生产所取代，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机器技术所占据的固定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步取代了那些具备技术娴熟的劳动者的主导性地位。机器的不停运转逾越了劳动者工作的生理极限和社会道德的谴责，减少了对工人技艺、劳动环境、劳动时间的依赖度，由此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进程，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和从属程度也不断加深，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题，其目的是在机器的基础上增加资本。同时，“劳动对资本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7］583。

国外学者对非物质劳动理论提出了质疑，大卫·卡姆菲尔德指出“根据产品的非物质形式所规定的非物质劳动，其方法论是有问题。该研究方法受到了意大利工人主义传统的影响。他们对劳动的定义是从产品的形式，而不是从劳动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方面来界定的”［8］。

这体现出哈特和奈格里二人具有一定经验主义倾向，其理论缺乏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使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尽管非物质劳动相较于物质劳动发生了一定转变，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继续处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中，并且仍在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仍属于雇佣劳动，因此劳动形式的转变并未影响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

结语

针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发展变化，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理论，对于新劳动范式下资本与劳动的新一轮剥削与控制展开论述，但哈特和奈格里从劳动成果不可测量性以及资本无法控制劳动两个角度去否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却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同时，哈特和奈格里过于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劳动主体性，以此作为劳动逃离资本控制的反抗性能力和依据，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对资本从属关系的实质和影响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的转型只是资本剥削方式和工作机制的调整与转换，并未触及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本质，更没有改变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雇佣劳动的角色和地位。

注释：

①哈特和奈格里：哈特（MICHAEL HANH）：1960年生人，美国当代左翼学者。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主题为德勒兹研究。1986 年遇到奈格里，他也是奈格里的学生和后来的主要合作者。現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除去与奈格里合作的论著，1993年出版博士论文《德勒兹：哲学学徒期》 。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活动家，毕业并任教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曾因激进政治行动入狱，后流亡法国，在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多年。以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三部曲而闻名，他也是斯宾诺莎思想的重要研究者。其他主要著作有《〈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野蛮的反常》《颠覆性的斯宾诺莎》《狱中书信》等。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

［3］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1.

［5］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1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DAVID CAMFIELD.The Multitude and the Kangaroo：A critique of Hardt and Negris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ur［J］.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7（2）.

作者简介：冯世纪（2000—），男，汉族，河北邯郸人，单位为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方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