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记忆的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路径探析

李星玫

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它建构起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表现为两种形态，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精神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其具有满足个人需求、构筑集体记忆、强化国家认同的功能价值。应该通过文化记忆载体的融合、环节的优化不断加强伟大建党精神的感染力、影响力，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关键词：文化记忆；伟大建党精神；价值；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3.03.014

文章编号：1009-6922（2023）03-107-06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1］8这一重要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和记忆源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中淬炼而成的精神文化与价值精髓。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意义重大，因此本文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就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进行阐释。

一、文化记忆与伟大建党精神

记忆是联结与解释过去、认识与理解现在、预测与展望未来的纽带和桥梁。记忆虽然是主观性的建构，但其总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记忆关乎着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形象，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只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记忆，才能牢记中国共产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初心使命。关于记忆，以往学界更注重个人记忆的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开始转向研究记忆的外在维度，即强调记忆的社会框架，如家庭、宗教、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个体记忆，提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3］，即集体记忆的概念。此后，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将集体回忆的形式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4］41。交往记忆形成于个体与他人的日常互动和交往中，通过语言维持记忆的传承；文化记忆产生于过度膨胀的社会交往所需的外部储存器，是对意义的传承。“文化记忆中储存着传统和社会交往，但它并不仅限于此……这些内容所涉及的，是与被现时化的意义相对的那些意义、被遗忘内容的重新提及、对传统的重建和被压抑内容的回归。”［4］14可见，文化记忆更能体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体记忆，被赋予“现时化意义”的文化记忆是一个群体所积累和凝结的精神文化、价值信仰、行为规范的意义集合体，彰显着集体共同行动的力量和信仰。文化记忆的传承在于对过去记忆的唤起、重塑与刻写，核心在于通过对记忆的周期性重复与现时化意义的赋予，从而实现群体的身份认同、社会的凝聚整合与未来的发展建设，即“文化记忆对象的文本能够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提供确定身份的立足点和走向未来所需的坐标系”［5］38。文化记忆虽然是集体性的精神文化与价值信仰记忆，但是并不把个体排斥在集体记忆之外。恰恰是文化记忆搭建了个体和国家的桥梁，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化。共同的文化记忆能唤起个体对国家同一性、身份同源性的认知，塑造个体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将伟大建党精神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8。从时间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一系列精神的根本源头，集中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被赋予“现时化意义”的文化记忆。从功能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文化记忆，是维护和增强国家认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精神动力，发挥着思想引领与价值导向的重要功能。总而言之，伟大建党精神是文化记忆的灵魂，文化记忆是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的重要形式和路径方法。

二、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二维形态

文化记忆在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中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精神力量，具有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争取胜利的作用；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外在的行为规范，具有引导群众和约束自我的伦理价值。精神力量是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行为规范是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外在形式，两者在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缺一不可，共同发挥作用。

（一）精神力量是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

文化記忆传承的核心在于精神的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不是空洞的回忆，而是具有载体的，存在于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记忆内容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既承载了伟大建党精神文化记忆的符号，如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历史事件；又承载了伟大建党精神文化记忆的价值意义，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二者共同构成了符号与意义的有机统一整体。人不仅生活在客观物质世界，同时也生活在由符号和意义共同建造的记忆世界。文化记忆具有超越时空、构筑当下记忆场域的特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共同文化记忆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场域，一段段生动的、鲜活的文化记忆共同编织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根贯穿过去、当下、未来的红线，不同历史时期具象化的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历史事件构筑成了不同时期的精神符号，从过去的时空汇聚到了当下的现代社会。借助于文化记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得以联结，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精神文化与价值理念得以代代流传。“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Kanonisierung）。所谓经典化，就是普通的文本和仪式，经过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士的整理之后，被确定为典范的过程。”［6］2021年9月29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形成了官方化、经典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经过权威人士与机构对其进行意义的阐释与宣传教育，将其构筑成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具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淬炼而成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锤炼而成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铸就而成改革开放精神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凝练而成抗疫精神等。

（二）行为规范是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外在形式

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文化记忆是看不见的、无形的、内隐的，而行为规范是文化记忆看得见的、外显的重要形式。社会成员共同的行为规范源于价值是什么、什么是有价值的共同性道德认知与价值判断的一致遵循，即文化记忆“包含了一个群体所尊重的规范性和定型性价值，也即‘真理”［4］93，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表达了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样的文化记忆，传承什么样的文化记忆，实践什么样的文化记忆。伟大建党精神文化记忆产生于历史实践，作用于群体的意识情感，指导着群体的实践行为。可以说，文化记忆从实践中来，经过对记忆的有意识塑造和选择性建构，成为指引群体进行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有意识的塑造和建构就是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行为选择塑造为行为模范，从行为模范到行为规范彰显的是共同体所尊重的、认可的、一致的、遵循的行为准则，体现的是文化记忆凝聚价值共识、提供行为规范、实现身份认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功能。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的行为选择塑造着社会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记忆的政治认知与价值认同，引导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什么样的行为，约束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指引与精神激励下，在百年历史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外在行为选择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文化的当代践行，中华儿女在体会蕴含其中的内在道德认知与价值判断后，由此知觉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形象和价值理念，从而形成了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记忆。比如在面对艰难险阻时，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责任，勇于斗争、忠于人民、无私奉献的道德品格和行为选择，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文化记忆。基于文化记忆的伟大建党精神通过权威机构和人员，如学校教育；通过承载文化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如语言文本、节日庆典、纪念仪式等，全方位多层次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并逐渐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品格和行为规范，为日常实践交往中的人们提供共同体行为规范的价值框架，激励个人将内在的道德品格向对国家的责任担当转化。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的历史实践中展现出来的优良传统和行为作风通过文化记忆得以保留，形成的政治信仰和行为规范通过文化记忆得以代代传承，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规范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行为。

三、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功能

在探讨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和形态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功能。

（一）满足个人需求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消费主义的盛行，逐渐物质化的世界正解构着人们的精神家园与价值观念，消解着人的本真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我是谁”的身份归属感问题逐渐凸显。身份危机正成为当代危机之一，“国民身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7］。身份危机的核心问题指向国民身份归属感的确认。“无论他们多么珍爱自己的个体自主性，也无论他们对捍卫这种个体自主性有效地利用个人力量多么有信心，全球精英成员偶尔也会感到需要归属感。”［8］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都需要共同体的归属感来确认自我的国民身份，在现代性负面效应对个体的冲击下，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意义共同体的世界逐渐被摧毁，共同体归属的缺失催生了人們的焦虑感、孤独感、归属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为塑造社会成员的文化记忆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丰富历史素材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文化与价值追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彰显出追求理想信念的文化记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彰显出追求责任担当的文化记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彰显出追求艰苦奋斗的文化记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彰显出追求忠诚诚信的文化记忆。这些一方面从精神的维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的问题，同时共同的文化记忆寄托了个体对国家的热爱感、依恋感、忠诚感。另一方面从价值的维度回答了身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选择成为了社会成员进行国民身份识别与共识凝聚的基础。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的来源，满足了个体对国民身份归属感的需要。

（二）构筑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人的集体记忆。金寿福认为在文化记忆层面上，“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叠加。只有那些与整个集体的身份和命运相关的东西才构成该集体文化记忆的对象”［5］38。文化记忆不是碎片化、冗杂的个体记忆，而是经过整理归纳、简化重构，以超时空的方式汇聚而成的与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命运息息相关，彰显时代精神的集体记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对应不同的代际集体。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与伟大抗疫精神更多关乎“90后”与“00后”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区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更多关乎“70后”和“80后”的集体记忆。每一个时期的集体记忆形成了与每一个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记忆符号与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记忆构筑起了不同时代下的集体记忆。

（三）强化国家认同

在如今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从外显的军事转移到内隐的文化较量之中，“是文化，而不是社群，提供了内部的约束力”［9］。在面对和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的渗透时，必须要发挥文化记忆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所谓国家认同，是指人们能够知觉到国民身份同根同源的历史背景，在心理上形成相近的民族情感，并在国家重大事项和原则上保持一致的态度与行为。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确认。从生成逻辑上，政治合法性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推行国家的公民教育，另一种则是公民自下而上的情感生成，两种不同的方式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隐性教育。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关乎国民的政治认同，文化记忆规范和塑造了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的记忆框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一致的关于国家想象的记忆框架，即自上而下地规范了应该记忆伟大建党精神的什么内容，在回忆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内容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生成情感，引导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强化对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与正义性的信念感，从而增强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

四、文化记忆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路径探析

文化记忆如何更好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关键是寻找更好的路径来增强伟大建党精神对国民的感染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一）融合文化记忆载体来强化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

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离不开文化记忆载体的融合，伟大建党精神依托符号、仪式、空间来构建文化记忆，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强化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记忆传承。

1.突出伟大建党精神的符号象征。人们对纷繁复杂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对符号的解码上，“符号是用来代表事物的。每个符号都有‘用什么来代表和‘代表的是什么两个方面，这叫做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也叫符号具和符号义，符号学中称为‘能指和‘所指”［10］。能指代表的是象征，而所指承载的是信息，能指和所指构成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从广义来讲，能指包含着文字、语言、建筑场馆、历史遗迹、规章制度、节日、纪念日、纪念物等象征符号。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了重点党史著作和教材，首次颁授“七一勋章”等。这些能指的象征符号展现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折射出人们对国家和政党的强烈情感。象征符号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历史记忆相联结，以符号象征的能指规范与激发社会成员对所指的记忆的想象框架和情感，在想象、情感与文化记忆的交织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强化伟大建党精神的仪式记忆。仪式是一种规范化、形式化、程序化的实践语言，是延续文化记忆、彰显政治权力合法性、整合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大卫·科泽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中写道：“仪式能够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况下为政治组织提供团结的纽带。”［11］仪式将过去的记忆通过庆典活动联结到当下的时空场域，在权威机构的组织下进行程序化的操演，通过仪式中凝结的象征符号，将历史文化记忆渗透进当下人们的内心深处。仪式发挥着构建与延续集体共同的文化记忆，增强国家认同的功能。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高7.1米、宽7.1米的党徽和“1921”“2021”的字标，100面红旗，钟摆、国歌、71架战机，10万只和平鸽与彩色气球等一系列的象征物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历史记忆，在红色歌曲、致献词、庆祝表演等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仪式中唤起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记忆，在重复性操演的仪式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3.拓展伟大建党精神记忆空间。互联网拓宽了人们文化记忆的空间。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记忆通过媒介的融合提高社会成员的覆盖面，实现传播方式的多向互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采用了现场直播的形式，首轮相关报道跨媒体总触达人次超112亿［12］。直播使得传统构建记忆之场的方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实时互动，拓展了文化记忆的功能场域。此外，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还创作了一系列的红色文艺作品。比如，纪录片《山河岁月》、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长津湖》等，在网络记忆空间和文化记忆作品的结合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二）优化文化记忆环节来助力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

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离不开文化记忆环节的优化，文化记忆的传承包含唤起、重塑、刻写三个环节，可以从三个环节入手助力伟大建党精神文化记忆的传承。

1.以记忆之场的营造促进伟大建党精神的唤起。唤起表现为记忆的提取与情感的共鸣。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之场，记忆之场是记忆与空间场域的联结，是过去在空间场域的还原与再现。存在于过去的抽象的无法触摸的历史凝结、重现于某一当下的场域，使之变得形象化、视觉化、可感可知。记忆主体在代际的更替下，由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走向历史的回忆者，伟大建党实践活动中逐渐模糊的历史通过超时空的记忆之场构建在场的、体验的历史，营造出休戚与共的情感氛围，深化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共通感，唤起了人们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以记忆维系情感，以情感促进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

2.以时代内容的融入助力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塑。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完整性重复，而是有意识的选择，重塑是有意识地对记忆内容进行选择的过程。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内容具有权威性和开放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经过历史的检验、时间的沉淀、学理的支撑，而后按照政治与现实的需要进行的选择与提炼概括。同时伴随着时代发展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彰显着时代价值与民族风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被纳入到文化记忆内容之中。比如在新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涌现出的一批批鞠躬尽瘁的医护工作人员、基层党员干部、抗疫志愿者等，彰显了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展示了甘于奉献的品格风貌，淬炼而成的伟大抗疫精神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记忆内容。

3.以周期仪式的开展保障伟大建党精神的刻写。刻写是记忆传承的保障。保罗·康纳顿强调身体实践和重复性纪念仪式在记忆延续上的重要性，记忆传承的目的是国家认同的稳固。在扬·阿斯曼看来，认同源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的循环促生了一种‘共识”［4］146，在场的身体实践通过面对面的意义共享保证了文化意义的循环与再生产。周期性、重复性的仪式展演解码为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社会习俗、社会规范、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得以通过记忆的实践而传承。文化记忆规范了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的记忆框架，其中以纪念日的设立开展定期性的纪念仪式，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庆典与纪念活动将社会成员分散的认知与情感的表达统一为凝聚性、持久性的价值共识，从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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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香港展映活动启动［EB/OL］.（2021-08-09）［2023-02-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622958440240884&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