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推动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机理研究
——以咸阳市袁家村和马嵬驿为例

吴冰， 张佳敏， 贾榕榕， 马瑛

1.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2. 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119；3. 陕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实验室，西安 710119；4. 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071

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步伐加快, 一方面城市与乡村联系更为密切, 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 乡村问题日趋突出, 乡村转型发展面临困境[1]． 作为缓解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乡村旅游在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发展迅速． 我国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是以乡村为活动场所, 依托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 生活风情和生产形态发展起来的旅游类型[2]． 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到30.9亿, 占国内旅游人次的一半, 总收入达到1.81万亿元．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乡村旅游接待人数有所下降, 但乡村旅游却在后疫情时代展现出极大的韧性和活力, 7月至8月总人次与总收入均已恢复到往年的九成多[3]． 作为乡村振兴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旅游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 生态保护、 民俗传承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也成为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4]．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使部分居民从“农业生产者”转为“旅游从业者”, 改变了居民自身的角色认知, 唤醒了居民对新型角色的期望, 居民对角色充满期待和认同[5]． 在新的角色期望唤醒中, 居民调整了过去单纯依赖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策略, 多样化的旅游—务工型生计模式逐渐形成[6], 改变了生计资本储量, 降低了生计风险, 生计恢复力提高[5]． 同时, 旅游开发使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发生演化[5], 提高了居民自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7], 进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 进一步而言, 提升居民的角色认同并调整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有助于提高居民可持续生计水平, 从而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5大要求[4]． 在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 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存在共生共存、 互相影响的关系, 以往研究割裂地探讨居民角色认同对乡村振兴[8]、 可持续生计对乡村振兴[5]的作用, 未将二者统一在一个框架下研究． 因此, 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 构建乡村旅游推动下居民角色认同—可持续生计互动结构模型, 选取咸阳市袁家村与马嵬驿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进行对比分析, 尝试探究乡村旅游发展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 并进一步阐释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 本文将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内, 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与机理, 拓展和丰富了角色认同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 在实践层面也为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和借鉴．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 角色认同

角色起初是戏剧中的概念, 最初是指舞台角色, 后来被用来解释个体社会地位与他人角色期待如何影响行为态度[9]． 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 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 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10]． 角色认同理论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分支, 指个体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时, 赋予角色典型的意义与期望[11]． BRICKSON[12]提出角色认同包括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和角色行为3个维度: 角色认知体现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扮演角色的认知程度; 角色情感体现个体角色扮演过程中的情感态度; 角色行为体现个体角色学习中的行为模式． 本文所研究的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是指居民在乡村旅游情境中扮演新的角色, 并在情感与行为上巩固这种角色[13], 以此强化认同．

角色理论与旅游研究的结合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分析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角色扮演, 进而解释其角色偏好[14], 或对游客进行分类[15]; 二是对不同旅游参与者的角色分析, 包括村干部[16]、 乡村精英[17]、 村民[18]在旅游参与中的角色行为和角色转变等, 实践证明居民在乡村旅游地所扮演的角色趋于多样性和综合性． 角色认同在旅游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主客双方在旅游供给关系中构建的角色认同, 如旅游地居民作为“东道主”和“表演者”角色认同的构建[19]; 二是强调旅游从业者角色认同对满意度[20]、 绩效[21]等的影响．

1.1.2 可持续生计

生计是人们维持生活的手段,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基于能力、 资本和谋生策略的方式”, 强调在解决传统意义的收入贫困外, 更应关注发展能力的贫困[22]． 20世纪80年代末,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其含义是指具备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充足食品与现金储备量以及流动量．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A)应用最广,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是其主要内容[23]． 对乡村旅游地居民而言, 可持续生计是反映居民生产技能和生存状态的重要标志, 是旅游开发如何实现改善居民生计目标的重要依据． 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其中自然资本指土地、 自然环境等, 物质资本指房子和生产工具等, 金融资本指收入、 储蓄和政府的福利补贴等, 社会资本指居民社会关系和村组织等社会资源, 人力资本指居民为追求生计目标所持有的知识、 文化、 健康、 技能等[24]． 生计策略指居民为适应旅游的发展根据自己的生计状况选择的生计组合形式[7]． 生计结果指通过参与旅游居民达到改善福利与提高能力等目标[25]． 可持续生计理论已成为研究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工具, 它系统地揭示了农户在环境脆弱性增加[26]的情况下, 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储量以实现多元化生计模式的变迁．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与可持续生计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成果, 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旅游发展对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 包括乡村旅游[5]、 社区旅游[7]等; 二是面向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居民个体, 探究了可持续生计框架内主要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25], 实践证明研究旅游情境下居民可持续生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2 研究假设

1.2.1 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关系假设

乡村旅游地居民认识到单一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价值有限, 并意识到旅游发展可带来巨大的红利, 促使其转变生计模式, 形成了旅游主导型和兼业型两种生计策略[27], 生计的转变使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7], 收入、 福利、 居住环境等也得到了提升[28], 因此居民角色认知程度的加深对可持续生计具有积极影响． 同时, 正确、 恰当地引导居民参与, 给予居民更多的扶持与关怀, 有利于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提高资本积累[5], 促进乡村协调发展, 所以角色情感的强化对可持续生计具有积极影响． 此外, 乡村旅游为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 居民由渔猎、 耕作等角色行为转变为旅游小企业主角色或兼业角色, 促进生计资本积累[29], 从整体上改善了家庭生计水平[30]． 由此可见, 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其角色的认知程度、 情感倾向、 行为选择会显著影响其生计资本的提高、 生计策略的丰富和生计结果的改善．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有正向影响．

H1a: 角色认知对生计资本有正向影响． H1b: 角色认知对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

H1c: 角色认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 H1d: 角色情感对生计资本有正向影响．

H1e: 角色情感对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 H1f: 角色情感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

H1g: 角色行为对生计资本有正向影响． H1h: 角色行为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

1.2.2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影响的关系假设

从事旅游服务增加了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7], 改变了他们对过去农村生产生活的看法, 也改变了其生活方式、 社交网络和生活环境[31], 由此可见生计资本的增加对角色认同具有积极影响． 旅游开发改变和重建了居民生计策略, 使乡村居民角色发生转变[6], 提升其参与意识、 参与能力、 参与空间[32], 因此生计策略的重组与优化对于提高居民角色认同具有积极影响．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 居民收入增加、 福利提升、 环保意识增强, 居民对于生计结果的感知整体较好[33], 促使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和转化角色, 生计结果的改善对于提高角色认同具有积极影响． 由此可见, 居民生计资本的转变、 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结果的优劣对于唤醒居民角色认知、 激发角色情感和转变角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H2a: 生计资本对角色认知有正向影响． H2b: 生计资本对角色情感有正向影响．

H2c: 生计资本对角色行为有正向影响． H2d: 生计策略对角色认知有正向影响．

H2e: 生计策略对角色情感有正向影响． H2f: 生计结果对角色认知有正向影响．

H2g: 生计结果对角色情感有正向影响． H2h: 生计结果对角色行为有正向影响．

1.3 研究假设模型

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空间结构、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一方面, 为了更好地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 居民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我角色定位, 重构了角色认同, 提高了知识、 技能、 权利、 义务、 价值、 责任等方面的认知, 激发了参与感和责任感, 最终演化为多元角色, 能动地、 积极地参与农村产业融合[8]、 人居环境改善[29]、 精神文明建设[18]、 乡村治理体系完善[24], 追求共同富裕． 因而, 作为个体内部主观内生动力的表达, 角色认同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驱力．

另一方面, 在参与旅游服务过程中, 居民改变了原有的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 从事多种经营, 合作意识增强, 知识技能和整体素质提高． 居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的同时, 乡村产业黏性增强, 产业结构提升, 生态保护和开发趋于平衡, 文明建设与时俱进, 社会和谐有序, 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因而, 作为个体外部客观谋生能力的展示, 可持续生计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外推力[4]．

角色认同重构的过程中, 居民提高了生计资本积累, 丰富了生计策略和改善了生计结果, 可持续生计优化则进一步唤醒居民角色认知、 激发角色情感和调整角色行为, 二者形成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综上, 根据乡村旅游促进居民角色认同和可持续生计互动,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的研究假设, 构建研究假设模型(图1)．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 问卷由3个部分、 33个问项构成(表1)． 第一部分是角色认同量表, 包括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和角色行为3个潜变量, 主要参考CALLERO[34]认同构建原则与STRYKER等[11]、 曹翔[13]关于角色认同的研究量表; 第二部分是可持续生计量表, 包括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3个潜变量, 主要参考崔晓明等[7]、 鲁玉莲[35]的研究量表, 并进行情景化修改, 量表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 第三部分是居民基本信息．

表1 研究量表

2.2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2.2.1 案例地介绍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 2007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最美乡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荣誉． 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咸阳兴平市马嵬街道李家坡村, 以“马嵬驿兵变”事发地闻名, 距杨贵妃墓3.4 km, 2014年正式开放, 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 袁家村在村委会带领下, 由原村民、 新村民与外来投资者共同参与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 居民为经营主体, 参与度达到100%[17]． 马嵬驿则主要由个体企业家王永鑫投资建设民俗文化体验园, 雇佣本地居民经营与管理, 租赁部分商铺吸纳外来资本, 并通过建立商会进行日常监督与管理(表2)．

表2 袁家村、 马嵬驿基本情况介绍

2.2.2 案例地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袁家村和马嵬驿为案例地,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典型代表性． 袁家村和马嵬驿都是目前发展较好的乡村旅游地, 分别代表了村集体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现阶段发展较为普遍的模式, 但在开发主体、 开发模式、 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研究这两种模式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对其他旅游地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参考． 第二, 可研究性． 袁家村与马嵬驿以前都是贫穷、 落后的小乡村, 却在发展乡村旅游后一跃变成“富裕村”, 旅游助推两村实现乡村振兴效果显著． 居民作为乡村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研究其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对于如何更好地激发村民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第三, 实证可行性． 于2021年10月25日-31日、 2021年11月21日-26日开展了共计13天的驻村深度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法对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 其中, 袁家村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99份, 有效率达99.5%; 马嵬驿发放问卷170份, 回收有效问卷166份, 回收率达97.6%． 运用SPSSAU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对问卷进行处理和分析． 此外, 在发放问卷过程对居民进行深度访谈, 访谈时间从45至60分钟不等． 访谈在经过居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或记录, 共整理文本32 179字．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3所示, 从样本的性别分布上看, 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占总数的2/3以上, 显示出女性参与旅游的优势[13]． 袁家村从业男性(33.0%)比马嵬驿略高一些, 表明袁家村从业人员中男女比例更均衡． 从年龄分布上看, 袁家村从业人口年龄分布较均衡, 马嵬驿则集中于36～50岁的中年人(67.0%)． 从文化程度看, 样本学历主要集中于初中及高中, 袁家村居民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最高(49.2%), 平均文化程度高于马嵬驿, 对新知识、 新技能的接受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 从收入分布上看, 马嵬驿居民收入主要分布在1万～3万元(32.3%), 而袁家村居民收入多集中于6万～10万元(39.8%), 表明袁家村旅游发展给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表3 调查地居民基本信息

3.2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指标, 对6大基本维度进行信度检验, 其中标准化Alpha(α)系数值均大于0.7, 两地综合Alpha(α)系数值均大于0.8, 量表信度较好[37]． 采用KMO值作为效度检验指标[38]进行效度分析, 基本维度KMO值介于0.7～0.8, 两地综合KMO值均大于0.7, 巴特勒球形检验值均在0.000水平下显著相关, 量表可较好收敛．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 用因子载荷、 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对两地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37]． 计算发现AVE值与CR值均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需要对模型进一步修正[39]． 通过移除标准载荷系数小于0.5的题项X1、 X13、 X15、 Y4、 Y9等5项后, 形成新的测量模型． 修正后,AVE值与CR值均介于0.5至0.8之间, 数据达到理想标准． 接下来进行区分效度分析, 各维度AVE的平方根均高于其他相关维度的相关系数,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4 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因子分析结果

3.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4.1 结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分析

如表5所示, 对修正指标后的两地结构关系模型进行拟合指数分析, 两地综合和单个案例地各项拟合指数基本达到理想标准．

表5 结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分析

3.4.2 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模型验证

为了检验样本数据对修正后的结构互动模型的支持程度, 对结构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参数估计(表6)．

表6 互动结构模型参数估计分析

1) 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总体来看, 在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中, 6个假设成立, 3个假设不成立． 乡村旅游的发展吸纳居民充分就业, 居民在参与经营和服务的过程中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个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成就感、 幸福感提高, 假设H1、 H1b、 H1c、 H1d、 H1f、 H1g成立． 但居民角色认知与生计资本之间目前关系不大, 角色情感对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确立以及角色行为对其生计结果亦未形成正向影响, 从自我角色确立到生计能力提升之间的路径手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假设H1a、 H1e、 H1h未得到验证．

在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中, 8个假设成立, 1个假设不成立． 居民在参与旅游服务过程中与外界的联系增强, 思想发生转变, 旅游带来的经济、 社会效应大大提升, 假设H1、 H1a、 H1b、 H1c得到验证． 其次, 为了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袁家村为居民提供了外出考察、 在夜校学习等进步的机会, 促进个人知识文化成长． 旅游业的突出发展也让居民以从事旅游业为荣, 角色情感得到进一步强化, 居民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旅游服务上, 改善了生活状况, 假设H1d、 H1e、 H1f、 H1g成立． 但由于问卷是在旅游淡季发放, 居民接待的游客相对较少, 影响了他们对生计结果的感知, 假设H1h尚未得到验证．

在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中, 6个研究假设成立, 3个假设不成立． 马嵬驿属于企业主导模式, 开发商从居民手中租赁土地, 进行统一开发、 统一管理． 一方面开发商督促居民转变角色认知, 快速熟悉业务, 参与旅游日常经营, 居民生计方式得到重组与优化, 提高了生计结果的稳定性, 假设H1、 H1b、 H1c成立． 另一方面, 企业充分利用资金、 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将乡村旅游较快地推向市场, 居民在企业引领下增强信心, 旅游带来的收益增加, 居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假设H1d、 H1f、 H1g成立． 但这种参与模式下, 居民缺乏经营自主权, 加上企业的培训与引导不足, 居民对自身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认知程度不深, 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与地位认知, 不利于生计资本的积累、 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假设H1a、 H1e、 H1h不成立．

2)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

总体来看, 在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关系中, 7个假设成立, 2个假设不成立． 作为乡村发展的新业态, 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居民获得了增加经济收入、 平等参与公共事务、 共建绿色生态环境等权利, 提高了居民角色自豪感与旅游参与热情, 更多居民选择回归乡村, 投身家乡建设, 假设H2、 H2b、 H2c、 H2e、 H2f、 H2g、 H2h成立． 同时,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计选择, 面对机遇与挑战, 由于教育水平不高等原因, 居民对于自身角色认知程度不足, 假设H2a、 H2d未得到验证．

在袁家村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关系中, 7个假设成立, 2个假设不成立． 袁家村通过成立合作社实现了旅游市场化发展与规模化运营, 旅游发展给袁家村居民带来的经济、 社会利益远远大于其承担的成本, 由于分配公平、 利益共享, 居民更加积极主动投入旅游开发、 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 假设H2、 H2a、 H2b、 H2c、 H2e、 H2g、 H2h成立． 同时, 袁家村“以居民为主体, 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增强了守护袁家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与客流量和收入的多少关系不大, 假设H2d、 H2f不成立．

在马嵬驿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关系中, 5个假设成立, 4个假设不成立． 通过雇佣本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 企业给马嵬驿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旅游收入, 居民生计模式走向兼业化, 抗风险能力提升, 激发了参与旅游发展致富的决心, 提高了居民的职业认知、 从业技能和服务能力, 假设H2、 H2b、 H2c、 H2d、 H2f成立． 同时, 由于被“打工人”的角色限制, 突如其来的变化可能引发不安全感, 部分居民缺乏角色自豪感和自信心, 也缺乏对于马嵬驿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感, 旅游资源有效利用不够, 不利于马嵬驿的旅游形象宣传和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提高, 假设H2a、 H2e、 H2g、 H2h未得到验证．

4 互动模式及机理对比分析

在农村, 农民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 随着旅游的发展, 农民的身份被剥离, 旅游的发展引导农民改变了限制性的身份, 多元的业态带给农民不同的角色体验, 农民角色定位发展转变, 继而引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 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 “伴生模式”源于生态学中“互利共生”一词, 生态学上将共同生活, 互相依靠, 彼此受益, 称为互利共生[40]． 本文引用“伴生模式”描述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深度访谈分析(访谈信息见表7), 发现在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中, 村集体经济主导的袁家村形成了“主动伴生模式”, 企业主导的马嵬驿形成了“被动伴生模式”．

表7 访谈信息汇总

4.1 “主动伴生模式”: 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分析

1) “主人翁”角色的复苏与觉醒: 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理

袁家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体现了全民参与、 共同富裕的繁荣景象． 居民被给予参与旅游决策的权利并履行一定的义务, 主人翁意识得到强化, 在访谈中多以“俺村”“俺们这儿”指称, 内在强烈的角色认同驱动居民主动改变传统的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和角色行为, 对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参数估计值显著高于马嵬驿, 对于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角色认知． 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冲击了居民传统的角色认知(我以前觉得我一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YJM8), 居民在经营理念、 服务技能、 责任意识等方面认知程度加深(村里教我们如何经营与服务, YJM6), “参与旅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观念深入人心(村里天天给我们讲啥是旅游, 咋赚钱, YJM2), 调整了原有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 对于优化生计资本结构、 提升生计多样性具有积极影响(以前家里能干的都出去打工了, 现在又都回来干这个挣钱, 半年比我们打工一年都挣得多, YJM6)．

角色情感． 袁家村实行造血式扶贫[41], 鼓励全民参与旅游, 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被给予平等参与旅游和共享成果的机会(我们的钱一直是村集体给我们分红的, YJM5)． 不仅是本村村民, 连部分邻村村民也以“我们村”自称, 旅游发展给村民带来极大的归属感, 相比种地和务农, 感到更多的快乐和自豪(这份工作让我感到幸福和骄傲, YJM4), 并在情感驱动下愿意一直从事旅游(我愿意一直在这儿干, YJM5), 居民收入增加(每天卖的不像别家多, 我也能分到不少钱, YJM5),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房子也翻修了, YJM8)．

角色行为． 发展旅游改变了居民背井离乡求生计的现状, 促使居民角色行为发生转变, 由过去的“农田守望者”转变为“旅游兼业者”[6], 除自身投入旅游发展外还积极向亲朋好友介绍工作(隔壁是邻村的, 就是我介绍过来的, YJM3)． 除了职业行为, 旅游的发展促使居民投身公益行为,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这里的卫生都是我们自己打扫, YJM7), 自觉维护袁家村品牌形象(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最为重视, YJM6), 提高了袁家村持续就业能力(我已经在这里工作10年了, YJM3), 推动袁家村产业兴、 生态美与居民富．

2) 共享模式的利与赢: 袁家村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作用机理

利益共享机制是袁家村居民脱贫致富的关键[42]． 旅游发展使居民生计资本积累、 生计策略转变和生计结果改善, 并反过来增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显著提高居民的角色认同．

生计资本． 通过发展旅游使袁家村自然环境改善(村里特别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YJM6), 家庭收入增加(辣子酒一年经营下来能挣100万, YJM5), 居民间的联系增强[42], 返乡青壮年增加(我就是看这儿发展好回来创业的, YJM1), 品牌吸引力增强(目前西安、 咸阳、 宝鸡等城市开设了17家体验店, YJM2), 自然、 物质、 金融、 人力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使居民思想观念发生转变,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乡村集体事务, 充分利用信息资源、 技术资源、 物质资源等发展旅游, 提高参与感与成就感．

生计策略． 相比传统的农业生产, 居民拥有更加多样的生计方式(以前种地, 现在干什么的都有, YJM2), 经营农家乐、 民宿、 关中小吃、 非遗文创店等多种业态, 感到比之前更加充实、 愉快(每天很忙很快乐, YJM5)． 但由于缺乏从业经验, 居民在劳动报酬、 从业技能等方面认知不够深刻(不会维权, 法律我们基本不懂, YJM6)．

生计结果． 随着旅游发展进入成熟期, 袁家村形成了良性循环产业链, 增强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持续竞争力, 居民收入、 福利、 居住环境改善, 抵抗灾祸的能力提升(以前没钱, 不敢生病, 现在敢去城里看病了, YJM7), 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经验增强(现在会用微信、 支付宝, 也会用抖音看, YJM5), 居民更加认同旅游发展对于提高生计可持续能力的重要性．

4.2 “被动伴生模式”: 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分析

1) “打工人”角色的塑造与发展: 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理

马嵬驿属于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 在企业和商会的引导下, 居民由过去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职业打工人”, 在访谈中多以“人家”“老板说”指称, 受企业“管理”被动地使角色认知、 情感和行为发生转变, “打工人”意识得到塑造并显著影响可持续生计水平．

角色认知． 居民作为“打工人”, 通过为企业工作赚取劳动报酬(人家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 MJM2), 由于企业对居民缺乏思想引导与技能培训, 居民只是被动、 盲目地参与旅游事务, 加上部分居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偏低, 自我学习能力有限, 对自身权利、 义务缺乏认知(老板给发多少钱算多少钱, MJM4), 更缺乏责任感(有保洁打扫这里, 与我无关, MJM5)． 由于无法实现高层次的管理、 决策的参与, 影响了生计资本的积累．

角色情感． 传统的兴平旅游是由茂陵、 贵妃墓组成的历史文化线路, 由于缺乏活力与体验难以吸引游客, 马嵬驿民俗文化村的开发填补了这一空白, 通过美食、 文化、 民俗体验等满足了旅游者多样化需求, 居民为推动兴平旅游发展感到自豪(边吃饭边听我讲故事, 我很骄傲, MJM7), 提升了成就感(每卖出去一件, 我很有成就感, MJM8), 居民收入增加, 生活条件改善． 但由于疫情影响, 马嵬驿游客减少, 考虑改变职业(本来就是一份工作, 现在不打算开下去了, 挣不到钱了, MJM7)．

角色行为． 随着旅游发展趋于稳定, 居民根据游客特点、 旅游偏好将民俗与时尚创意充分结合起来(吃的上写了马嵬驿, MJM1), 绣楼、 关中婚礼等特色项目应运而生(客人都觉得新奇、 好玩, MJM6), 居民收入大大增加． 但由于少部分居民不注重对马嵬驿形象的维护, 游客重游意愿不强, 不利于维持自身持续就业能力(之前拉客人下去要20块钱, 客人说再也不来了, MJM4)．

2) 多元主体的控与破: 马嵬驿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作用机理

马嵬驿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居民整合生计资产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提高, 生计策略趋于多样化, 居民收入增加, 个人教育、 医疗等福利状况提升, 驱动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重构角色, 对提高角色认同有积极影响．

生计资本． 发展旅游完善了马嵬驿公共基础设施(路变宽了, 家家有了热水器, MJM8), 提高了家庭收入和储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 MJM5), 增加了从事旅游的劳动力(现在我们都来干旅游, MJM1), 生计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参与热情, 但居民合作意识有待加强(平时各干各的, 不怎么交流, MJM4), 影响居民在知识、 技能、 责任、 地位等方面的认知．

生计策略． 居民在企业和商会的监督下, 经营餐饮、 休闲和游乐等旅游项目活动, 收入来源多样化(干啥的都有, MJM3), 但由于缺乏决策权, 村上所有的投资决策都由企业及商会决定, 突如其来的上传下达可能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有时突然通知个啥反应不过来, MJM4)．

生计结果． 马嵬驿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居民改变了贫困的现状(收入比以前高了, MJM4), 居民抵抗风险的能力提升(生活有了保障, MJM3), 但参与旅游的程度及从事旅游业的类型会导致生计资本积累能力存在差异, 再加上缺少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 马嵬驿部分居民存在无序竞争现象, 降低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度(我们这儿没有专门旅游接送的车, 就是居民每天弄一个三轮车来接客人, 但是每个人收费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人多的时候还把价格抬高了, MJM8)．

总之, 乡村旅游依靠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纯朴的民俗民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发展起来, 对于增强居民角色认同与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 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对比袁家村与马嵬驿, 首先在发展阶段上, 袁家村2007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而马嵬驿比袁家村晚7年, 对于居民的角色唤醒较晚, 以“打工人”自称的马嵬驿居民“主人翁”意识有待提高, 参与旅游事务的主动性偏低, 相比袁家村在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改善生计结果方面的感知较低． 其次在参与模式上, 袁家村以村民自治为基础, 居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更有责任心, 而马嵬驿部分居民被“打工人”的角色限制, 旅游参与的热情相对较低． 总体上, 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和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更加积极, 对于推动乡村振兴的成效更为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 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下居民角色认同—可持续生计互动结构模型, 并对袁家村和马嵬驿两个乡村旅游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 比较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 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存在角色认同3个维度(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 角色行为)和可持续生计3个维度(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结果)的多维交叉互动过程, 角色认同对于可持续生计具有提高、 丰富和改善效应,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具有唤醒、 激发、 调整效应． 通过分析, 发现有13个假设成立, 分别为H1、 H2、 H1b、 H1c、 H1d、 H1f、 H1g、 H2b、 H2c、 H2e、 H2f、 H2g、 H2h, 其余5个假设不成立．

第二, 不同旅游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结构模型存在差异． 袁家村二者间的互动是一种“主动伴生模式”, 而马嵬驿是一种“被动伴生模式”, 前者的互动关系更加积极显著． 村集体经济主导的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中, 有15个假设成立, 分别为H1、 H2、 H1a、 H1b、 H1c、 H1d、 H1e、 H1f、 H1g、 H2a、 H2b、 H2c、 H2e、 H2g、 H2h, 其余3个假设不成立． 企业主导的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中, 有11个假设成立, 分别为H1、 H2、 H1b、 H1c、 H1d、 H1f、 H1g、 H2b、 H2c、 H2d、 H2f, 其余7个假设不成立, 袁家村居民以“主人翁”自称的角色相比马嵬驿以“打工人”自称的角色在角色认知、 情感、 行为方面的表现更具为积极主动．

第三, 乡村旅游通过促进居民角色认同和可持续生计互动, 形成合力驱动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可持续生计作为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 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促进二者互动, 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5.2 讨论

目前,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直接效应[4], 忽视了内在系统性逻辑机理的构建[43], 乡村旅游开发中依然存在忽视乡村本地实用人才、 过度依赖外来资本等问题, 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机制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4]． 本文研究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 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也是对村民这一微观主体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的初探． 村集体经济主导的袁家村体现了以角色认同为内驱力, 居民主动提高、 丰富和改善可持续生计, 同时可持续生计也对角色认同起到进一步唤醒、 激发和调整效应, 二者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振兴． 企业主导的马嵬驿则体现了“由外到内”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 虽然居民在被动参与过程中, 也能促进乡村振兴, 但居民的主体性还可进一步充分调动． 根据主要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要坚持以居民为主体, 保证居民当家作主, 提高居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提高内生发展动力． 其次, 生计问题需要引起政府、 企业等利益共同体重视, 保证居民平等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的机会, 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提高他们的可持续生计能力． 同时, 我国乡村幅员辽阔, 各乡村在资源条件、 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因而各地区乡村发展模式也不同． 我国乡村地区无论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 都要把乡村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切实提高当地居民的获得感与参与度,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乡村共同富裕．

同时,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本文基于重构角色认同和优化可持续生计两方面, 提升乡村居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能动作用, 鉴于居民参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未来还需要更加深入研究, 探讨多因素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过程和机制． (2) 从经营方式看, 我国乡村旅游目前存在政府推动型、 企业开发型、 居民参与型、 混合发展型等多种模式[44], 本文仅探讨了村集体经济主导和企业主导这两种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机理, 未来有必要对多样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