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表达

朱以撒

1969年，康同璧去世。

如果说去世前比较开心的一件事，那就是过了最后的一个生日。

那一天，康同璧的世交、故旧，她们的上一辈有交往，延至下一辈，也有交往，说起来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品位的人。如果用当时最简洁明了的表达，就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这么一些女士。她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前往康家祝寿。这些女宾带着大的小的口袋走出家门，穿过大街、小巷。天还寒冷，她们看到行走中的人们的服饰，不是蓝色、灰色，就是黑色，如同这冬日有些晦暗的调子。当然，她们的穿着也一样，那年头的正常色就是如此。

她们走到康家东西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门前，停下了。胡同里往来的人无多，有些清冷。这也好，她们手脚敏捷地打开袋子，把里边的旗袍、纱巾、高跟鞋和胭脂、口红、粉霜取出，开始了迅速的化妆。这些已经沉睡多时的生活用品，因为康同璧的生日，开始复活。身材被这些清丽的、艳丽的旗袍映衬着，让人看到了青春、鲜活、高贵，尤其在当时更见出稀罕。她们相互瞧瞧，分外满意，有一人上前，叩动了康家的门环。可以想见，这一天的主宾会如何地开怀。这个大院里，高跟鞋笃笃笃的醉人声响，配合着旗袍的摆幅，唇红齿白，神采飞扬。加上都是声气相投者，有着共通的审美趣味——在大环境不可能的条件下，在小环境里成了可能，说起来真有一些探险的快感。

只能说，内心所向往的那些优雅，尽管革命的浪潮汹汹而来，横扫一空，连服饰都在约束之中，但是那种骨子里所具有的某些喜爱、习惯、癖性，因为深到骨子里，无从抠去、剜去，逢到机会，就又会心机跃动，不能平息。

如果没有机会，你真的不知道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向往，她们低眉敛目，对于苦痛含着、咽着，不使流露出来，生毕竟为人之首要，也就顺应潮流，藏起那些不可为人道的屑小的优雅。

以前读张洁的文字，觉得有一篇的题目起得特别隐忍——爱是不能忘记的。

只不过，藏得深了，平素看不出来。

有一次，张伯驹到朋友家，朋友让张看了家中所藏。张是收藏大家，所见尤多，自然水波不兴。当看到书房里收藏的古琴、古筝、箫、排箫这些乐器时，张伯驹还是吃惊了，问他家中何人通晓声律。其实，家中无人通晓，主人把这些乐器买回来纯属不忍——当时的古董店里，这些可以弹拨和吹奏出优雅之音的器物，正和一些杂物堆在一起，蓬头垢面。他把它们都买了下来，擦拭清楚，排列起来，光线明朗使它们熠熠地发出光泽。如果从这件事看主人心境，似乎主人是个有钱有闲之人，心情好得很，才会关注到这些自己全然陌生的老旧乐器。其实这个人当时已经是过街老鼠，置于命途、仕途的错舛之中，友朋四散，形影相吊，却会在路过古董店时不经意地朝里瞥了一下，就不能放手。它们成了这个家的一部分，也就在一闪念之中。家中无人抚琴吹箫，使物不能尽其用，但是每日看着，感受着其中的古意古韵，还是让人暗暗怡悦，淡化了一天的愁烦。每个人的日常中总是倾向于实用，人是务实的，帮人建房、拉货，都因为能获得实效而保持生存的继续。没有谁可以脱离这样的实际，是它构成了我们日常重要的成分。而余下的不实际、不实用的空间究竟有多少，那就看每一个人的情调了。或许是很少的凌空蹈虚的浪漫，挤入到和实用脱离的缝隙里，它们不创造具体的财富，也不解决世道人情上的繁杂问题，只是作为实用的对立面留存下来。显然，它们归属虚幻、远方这些范围，小众的、隐私的，是个人情意、趣好方面的，说不清为何要如此，却做去了，使庸常的时日有一些松弛、散漫，不那么死硬、结实。譬如安平从西湖畔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在北平的徐志摩，务实的人知道了觉得莫名其妙，是非现实生活状态，而另一些人却引而申之，以为非超逸之人不能如此，它拓宽了我们感官世界的空间，觉得没有比寄桃花这一举动更浪漫的，灼灼桃花，单薄欲透，让人想起水汪汪的江南，烟雨芳草，小桥幽巷，黛瓦粉墙，都是诗意。天下邮件千千万万，如安平这一寄，多年过去还让人乐道不竭。我的猜度是，俗常生存的沉重、重复、无趣，是很需要有一些灵动鲜活的非正常态来补充，说起来不实用，却又得倚仗于此。

古琴名家管平湖去世之后，他手斫的一张琴“大扁儿”在学生王迪手中。忽一日一位青年琴手来访，王迪便让他在“大扁儿”身上试手。古琴都是以木为本，都是人斫的，说起来是相同的。但具体到何人斫、何人抚过，这张琴就显出差异了。对于一名青年琴手来说，能够触及并得以弹拨，在他有感知的精神生活里，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隐秘的问题，足够他长久品咂，心弦颤动却无从说明白。

赵萝蕤在她的自述中谈到自己自从七七事变之后一直是失业的，计有八年之久。那时的教授工资不及保姆，她这八年也就成了家庭主妇，从大家闺秀到熟练炊爨的主妇。日子实在得要命，精通外国文学的教授也必须学会讨价还价，使谋生本领逐渐具备起来，使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就像林语堂说的：“凡是动物便有一个叫做肚子的无底洞。这个无底洞曾影响了我们整个的文明。”人的实用总是先基于此，不论学识高下。有一个细节把赵萝蕤失业状态下的精神罄露无遗——“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虽然不是电影中的片断，但阅读这段文字还是让我眼前浮现出那个真实的场景。尋常人和不寻常人的差别，有时就是在烧菜时区别了出来——很自然的、不经意的又意味深长的。在这个动作的背后，有过多少累积、浸润、滋养。赵萝蕤曾列出对她学业有过传授的师长，国内的、国际的，真是灿若星辰。有一个例子我一直觉得近乎童话，却真是如此——赵大学毕业时只有二十岁，父亲说怎么办呢，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考那里的外国文学研究生吧。考试就三门，英语得了一百分，法语刚好及格，德语未曾接触，吃了零分。吴宓先生认为可以，入学后再补德语。于是就录取了。这样的时光不会再有了，且天下又几人吴宓。成为师生也是要有缘分的——就如我几次发现应考中的才俊，可就是外语达不到要求。这时，一个教授无能为力，吴宓那个时代已经因为不合理翻过去了。

是这些人以自己的辉光照彻他们的学生，这样的教养最终和腿上的那本狄更斯，是一种必然。

吕纯离开这个世界有两年了。估计认识她的人想起她，就会想起她娇小细瘦身材上的服饰的色彩。只要走出家门，她永远都是把自己打理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是绝不含糊的，大概是她应对外边世界的一种方式，成为日常。她宁可起早一点，从容地化化妆，配搭衣裳。她说她有一千件衣裳，如果善于计算，可以算出配搭出多少花样，每日身上不重复。这点有点像宋美龄，极少有人能看到她的素颜还有松松垮垮的样子。一个人对于美的倚重、珍视，和她的声名、地位无干，全然是内心的一种倾向，如此为则开心，不如此为则心有不甘。因为有把握把它做细致了，时间多花上一点也没什么，然后不留造作痕迹地走出去，到单位忙碌。生活的态度千万种，到了现在，衣饰、装扮都可以依从自己的审美意识，那么，每人各自选去。吕纯的办公室更多的像一个闺秀居室，有一个冰箱，里边是饮品、水果，用来招待合意的客人，从陈设、摆件来判断，驱赶了办公室的行政气味，是柔美和婉转的那一种指向，人进来放松了，而非紧张了。那时她任文学院院长，常有艺文爱好者过来找她，她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说话，会随意和活泼一些。有一次她让我坐下，她出去处理一些事情，说这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翻翻看看。我看了一叠她写的散文，是用手抄写在三百格稿纸上的，字如古人说的，是算子字，说不上艺术性，个个工整。特别是卷面毫无涂抹，清雅之至。记得她曾说卷面出现三个写错的字就撕去重抄——这个标准也是当年茅盾先生自己约定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有洁癖，也就会串穿在她许多的行为里。

吕纯曾说办公室的这个情调有关方面检查时以为不妥，要求改回去。我后来去了几次，似乎还是老样子——一个人的脾性如此，有时就很难扭转，实在顶不住了才敷衍一下，可没多久，又故态复萌。吕纯的愿望是退休后开一个小店，卖点老旧杂项，同时还有看书的空间，还有茶案，可以慢悠悠地品着肉桂，或者水仙老枞。她早早就注意到收藏，看上眼就买了下来，积少成多。这个愿望在退休后实现了，在古老的坊巷里，老树的浓荫匝地，内河流水潺潺，空寂时想起这个坊巷曾经过往的人事，和店内这个闪动旧日辉光的器物，何等契合。如果一位文士浸润于自己的艺文之好而持守下去，那会再好不过。我一直觉得清人金圣叹说的是文士的一种境界：“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如果吕纯侧重于此，她的优雅不会戛然而止。她努力工作而透支的那一部分一直在扩大，以至瓦解了她优雅的继续。

她退休后说了许多话，有一句我记住了：“秋风来时，就是最高处的那片树叶，也要被吹落在地。”那时，正是晚秋。

我开着车在行走时，有时会闪过身体娇小而服饰配搭协调的女士，恍惚之间，我以为是吕纯了。

这些年置一方书案，摆上文房四宝习练书法的人家多了起来。究其缘由，趋尚都是时运使然，少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与古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时理应去学点别的，不必好书法这一口。时之所轻者，我必所重，反过来也是如此，不必和俗常人一般趋之若鹜，还是把自己那一摊守好。有人来谈书法，流露出羡慕——当很多人此时才开始执笔而学时，我已经是书法教授了，他们认为我真是赶上好时光，好像我撞上狗屎运了。我只是笑笑，觉得没什么好辩白的。毕竟是自己的喜好，与时运、他人无干。

想想自己在许多方向都有变化，但是像古人那般执一杆羊毫写字，这个姿势还是保持了下来，我感觉到了以不变应万变还是有其道理，会让自己专注得多，也单纯得多，譬如，一个人就几十年地关注书法语言的魅力、结构形式、内在意蕴以及提供给精神世界的美感这些问题。沉浸其中，就足够了。

其实，我的执笔书写态在当年当农民、当民工这么艰苦的时段里能不放弃，我内心十分清楚，这肯定是此生不能放下的一件事，或者只是这么一个动作。

时代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变得快起来了。最明显的就是一些动作改变了，标识着我们有感的生活中，一些动作将消失，一些未曾有過的即将出现，不论雅与俗，都得面对。总是有一些人跟上了时光的节奏，越来越快，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应。而另一些人则跟不上，被曾经的那些习惯绊住了，拖泥带水地挂在原有生活的链节上。不说远得很的唐、宋，单是靠近的民国，我觉得和这些文士相近——总是有些镜头是如此怀旧，穿丝绸的女子一脸愁容，给在远方的男人写信；得了肺病的书生低声地咳，手却不停地写，要把一本书赶出来。写。这个动作贯穿在他们的日常里，自知不谙世事、不察人情，也就不常在广众之中，倒是小楼一躲，继续写去。有机会的话我衡一个人的雅俗就看笔迹，他写出来了，存于纸上，不会如烟水那般散去，我就从字相获得一些信息，毕竟他写下来了，不管当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字迹总会照亮那些隐藏的部分。这样我就看到了一个人字迹背后的矫饰、怯意或者信手、散漫。而对于字迹的雅俗，则于内心所感，它是隐藏于字相之下的，那么，我就要有能力钩沉而起。我想，这就是写字和看字的乐趣。尤其，我带的这么多学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笔下也就差异太多，这种差异之写的丰富性被我体验，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职业带给我的福利。

我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发表了，都会寄一份到老家给母亲。母亲有时翻翻，有时也不翻，但都一本本地叠了起来，每年都增长它们的高度。有一年教会来找我父母，说新的教堂即将完工，希望我能给教堂写六个字作为殿堂名字，父亲一口答应，让我快快写来，他们送到教堂去。一些年过去了，父母也故去了，偶尔路过这个教堂，上头的书法已经红漆斑驳，色调参差。里边还在传道、祈祷，唱赞美诗，却不愿意弄个梯子爬上去，把那六个字重新油漆一新。总是把书写这个动作视为简单。每年清明扫墓时，我都要重新对墓碑上的刻字上一道红漆，最早的长辈的墓碑，还是我几十年前写的，我一笔一画地填上，还原我青年时的动作——每个时期的动作都有它的审美价值。

在母亲眼里，我最后当了一个教人写字的教授，全然是主的恩典——对于虔诚信奉的人来说，她们对人的某些成功，不会认为是人的作用，而是归荣耀于神。母亲忽略了我对于写字这个动作的喜爱，我觉得这是自己的隐秘快乐，也就没有告诉她，她也无法想象我是如何地热爱于写。如果一个人不想在场面上风光，不想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纠葛，我还是赞成他去写写字，读写字这个专业。能坐下来写就好办了，许多事情可以得到实现。以前，我以为书房里的精神自由度是比外面世界大得多的，一个人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培养自己的脾性，好的，或者不好的。虚构往往是书房中人的拿手好戏，神游无端，纵横幻境，又可细微至一笔一画矩矱准绳。如果一个人没有长久时日的书房生活，那么要固定一种习惯、一个动作，都不会实现。书房的幽禁气氛是我后来发现的，除了自己，罕有人进入书房，即便有人提出要看看，我大多是不太情愿的，他们可以到地下小展厅看看我的许多作品，可以到后院去看看秋花满庭，它们都有着等待客人欣赏的准备。可是书房从来没有这个准备，因为没啥好看。书房让你孤独穿行，和那些死去的人打交道，琢磨他们的笔下之路如何过了奈何桥，尤其在晚间，一个人恍惚中，会看到这些已经过往的人，五官不全，只是一个轮廓。我想，这都是迷醉于写字造成的。

想想我外公是一个厨师，祖父则是一个小商人，靠印染谋生，没有什么艺术素养，也没有什么字迹留下来，直到父亲母亲这一代，才写个不停。母亲晚年一直用楷书抄《圣经》，直到神智不清不能动笔才罢手。父亲也是写个不停，废纸堆积作品也堆积，虽不似文徵明那般在写字中去世，至少去世前的几天也还是没有放下毛笔。我们大概都以此为雅，借此使生活有一些乐趣，因此上升为日常化的自觉——有时坐着，随手抽一张纸，就想写什么，旁人面面相觑，不知我所做为何。

塞弗尔晚年说：“生活中毕竟有一些我们喜爱的事物是能够用我们的双手和心灵把它们保存下来的。”

他说得很对。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表达，出现。

选自《满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