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战略”对冲中国崛起的缘起、路径与因应策略

2023-06-19 11:06韩佶
荆楚学刊 2023年3期
关键词:印太战略中国之治倡议

韩佶

摘要:随着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被美国认为客观上正改变着其创造的亚太地区秩序和政治生态,进而改变由其所主导的全球秩序。这正是美国进一步推出“印太战略”并稳步实施以防范和制衡中国的深层根源。通过“印太战略”,美国加强印太地区战略伙伴的协作,依托日、澳、印以及东盟有关国家和港台地区,各有侧重地对华进行遏制,企图将中国限制在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范围之内,但是这种策略是否真实有效,仍然需要评估考据和事实检验。面对“印太战略”,中国应把握问题实质和新时代中美关系矛盾本质,最为关键的是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对持追随战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化瓦解,寻找利益交汇点,力争“化敌为友”,妥善化解危机和摩擦,坚决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核心利益,反对域外国家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完善落实“一国两制”,加强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为应对“印太战略”带来的一切可能的挑战做好充足准备。

关键词:“印太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战略应对;中国之治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3-0005-06

一、美国“印太战略”的历史脉络和发展演变

“印太战略”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理论,多重源头,多方参与”的理论发展特征,即美、日、澳、印乃至东盟和欧盟国家都提出了各有侧重但互有交集的“印太战略”构想。“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印太”(Indo-Pacific)是“印度洋-太平洋”的简称,这一地理概念在地缘政治学领域可以追溯到德国法西斯御用学者、宣扬“生存空间”论的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著述中。美国官方使用“印太”概念可以追溯到時任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于2010年10月发表的题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的演讲中,即美国官方首次使用了“印太”概念。2011年11月,希拉里在一篇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中指出“亚太地区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引擎”[ 1 ]。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一直在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印太战略”曲高和寡。直至2017年3月美国宣布终止“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才被决策者们重新提出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特朗普政府是“印太战略”理论正式提出者,这也反映美国所关注的全球战略重点已经延伸到印度洋地区。2017年12月,美国将“印太战略”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这一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成为美国新的亚洲战略并付诸实践;2018年6月的香格里拉防长会议中,美国详细颁布了“印太战略”的“五项原则,四种手段”;2019年6月,美国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标志着“印太战略”这一宏观决策的理论上的成熟;2019年11月,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发布一份题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的报告,表达了美国对“印太战略”的持续承诺。拜登(Joe Biden)政府上任后,美国“印太战略”构想继续丰富和发展——在题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主旨演说中,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着重阐释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构想的“五大核心要素”;2022年2月,美国正式发布了拜登政府任内首份《美国印太战略》,这也是目前为止(2022年8月)美国官方对“印太战略”最为详细、系统、全面的阐述和定位。2022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补足了“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

将“亚太再平衡”战略升级到“印太战略”,重塑亚太联盟伙伴关系,从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上强化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是美国亚太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改变是美国试图采取“印太战略”的根本性原因。在本质上,美国的“印太战略”企图实现涵盖从“东北亚到印度洋”整个区域的全方位战略地带,其中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东盟等主要国家和组织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从“印太战略”发展演变的过程表面来看,该战略“形象上”较为柔和,表面上没有侵略性和攻击性,也没有具体的攻击目标,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对美国的“基辛格秩序”(Kissinger  Order)构成挑战,“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东亚的地区均势,中国模式挑战着美国的“软实力”。出于对不同的利益考量,美日澳印四国在对华政策上找到了利益和目标的交融点。美国利用环绕中国周边的日澳印对中国的崛起心存芥蒂和不同的利益考量,逐渐形成了“印太战略”下美日澳印的“四国同盟”。

二、美国“印太战略”对冲中国崛起的路径与实施

美国是整个“印太战略”的领导者,以新战略替代旧战略,反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美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活动和影响力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使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军事外交这三个主要的手段,具体落实地点和主要抓手则是通过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这“四国同盟”中的成员所构成的“战略核心框架”以及与该战略紧密相关的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分析“印太战略”对中国制约的实质影响,需要具体和细化到主要国家和地区上。

(一)日、澳、印——“印太战略”核心架构

1.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着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东海海域纷争

自从“美日同盟”关系建立以来,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紧密关系至今已持续七十余年之久。日本是美国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尽管美日同盟关系张弛相间,历史上两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但是日本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追随美国这一大方向上始终没有改变。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影响,美国认为强大的中国将借助这种影响力、塑造力、感召力逐渐改变着亚太地区美国所主导和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秩序,以此达到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目的。在新旧秩序过渡阶段,中美两国危机感、不信任感将逐渐增加,权力概念将重新界定。因而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进行积极全面制衡的心态愈发迫切。

2016年8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肯尼亚的非洲发展会议上提出日本视角下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构想,期待建立地理上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同盟制衡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影响。2019年6月,日本正式发布《朝向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的报告,指出“日本为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的三大支柱:其一,促进和建立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其二,追求经济繁荣;其三,对和平和稳定做出承诺。”[ 2 ]在2020年5月,日本发布了《日本为自由开放印太的努力》的报告,进一步希望“通过促进和巩固基本原则、促进经济繁荣连通性和对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的全面的努力来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3 ]

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晚于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但和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有诸多的相通之处;作为太平洋东部一个岛屿国家,日本有着内在的不安全感和严重的现实忧患意识,相比于陆上“一带”,日本更担心中国海上的“一路”对日本的制约和威胁;同时为了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减少对美日同盟关系的负面影响,因此日本对于美国所提出的“印太战略”表示积极的欢迎。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在中国东海、南海进行军事航行活动,对中国领海权益进行挑衅,加强美日联合军演,部署先进武器,更新导弹防御系统,加强美日同盟框架下的“一体化作战”能力和水平。

总之,美国将日本囊括进“印太战略”,对扩大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和促进日本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改善中日关系,现阶段介于日本经济发展缓慢,出于经济利益和考量,日本希望改变“印太战略”过度遏制围堵中国的方法转而和中国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但是长远来看,日本依然会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得力助手。

2.澳大利亚:利用地跨“两洋”地缘优势,重点关注南海地区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面积最大和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国土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与美国所设想的“印太战略”核心区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联系。澳大利亚突出的地理位置特点是地跨“两洋”,这是与日、印等其它“印太战略”参与国相比最为突出的地缘优势和地缘特征。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尤其对于东南亚区域关注由来已久,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美苏冷战时期。当时澳大利亚被美国视为“南锚”,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达到“高潮”的时期,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与其毗邻的东南亚区域进行战略研判,浅层目的是避免受到美苏冷战的波及,但深层次上澳大利亚一直有介入亚太事务和东南亚事务的希望。

美国“印太战略”同澳大利亚“印太构想”有相同之处;同时澳大利亚因其特殊地理位置也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一个可靠的同盟支点。由于“第一岛链”中的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背离,美国依靠澳大利亚仍然可以削减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此外澳大利亚北部有达尔文港等优良港口,美国在其北部地区有军事存在,可以制约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因此澳大利亚成了美国遏制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最佳选择。2016年2月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指出“印太战略”为其指导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原则。在2017年11月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中又进一步指出“澳大利亚政府将扩大和深化美澳联盟合作,并鼓励美国在‘印太区域尽可能有力地参与经济和安全事务。”[ 4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印太战略”步调较为同步,十分强调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凸显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军事上追随美国,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增加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影响。

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地区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角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澳大利亚周边的外交环境尤其是南海政治生态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因此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中澳大利亚态度十分积极。同样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具体实施上举棋不定,左右徘徊,因此澳大利亚在《2017年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又指出“加强與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4 ]2021年9月,新“盎格鲁-撒克逊”军事同盟——美英澳联盟(AUKUS)正式成立,该联盟是拜登政府新“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积极拉拢澳大利亚用以抗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

3.印度:与中国陆上毗邻的唯一一国和“印太战略”的陆上前哨

印度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交往史。在二战后,两国先后实现民族独立。由于西方势力的插手、两国意识形态的冲突、殖民时代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中印之间存在“九段线”等历史矛盾,两国之间产生围绕领土划界争端始终不断,最终导致两国发生了中印边境冲突、“洞朗对峙”、拉达克地区冲突等严重的政治事件。此外,自从印度国父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947年建国以来的七十多年里,始终没有放弃重振历史辉煌的“印度大国梦”,一直视印度洋地区为自己的后院和传统势力范围。

在“印度大国梦”构想框架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大国认可、实现多极化世界秩序、推进‘东进政策和确保印度洋是‘印度之洋为目标。”[ 5 ]中国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日益灵活务实的多边外交不断塑造着中国的“巧实力”,印度迫切希望美国的介入来平衡中国对南亚和印度洋等印度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也希望借此提升印度的战略地位,同时增强印度在该地区经济军事活动的“合法性”。印度的期望和焦虑使得美国看到了进入南亚的契机。在2018年11月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中,美、日、印三国就共同推动“印太战略”实施进行商讨和研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印两国签署《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等多份军事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2021年9月,两国发布《美印联合领导人声明:为全球造福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拜登政府重申对印防务伙伴关系的承诺。总之,基于美国“印太战略”深入印度洋,印度在“印太战略”和南亚的战略位置显著提升,全面增强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政治活动影响了印度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相对于美日澳之间早已形成三边同盟,而印度没有和美日澳任何一个国家结过双边或者多边同盟,在“印太战略”核心四国里面有种边缘化感觉。更重要的是,印度是1961年不结盟运动发起国和创始国之一,因此印度也不希望美国等域外势力过分介入,以免降低印度在地区影响力,破坏地区国际环境,损害印度的南亚中心国家地位,削弱印度国家自主性。总之,美印两国的“印太战略”存在概念偏差。尽管印度担心邻国中国的日益强大和“一带一路”倡议对南亚地区的影响,“但印度有根深蒂固的不结盟文化,也非常珍视自己的战略自主性……印度也担心‘四国同盟将强化美日澳(特别是美国)在印度洋与南亚的影响力。”[ 6 ]因此,对印度来说最有利的选择是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

(二)东盟国家——“印太战略”重要支点

除了“印太战略”四国同盟核心成员之外,美国还积极利用东盟国家的特殊地位制造事端。这些国家起着相对次要但依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在“印太战略”构想中,美国期望东盟国家起到遏制和包围中国南海地区的作用,同时东盟诸国也希望借“印太战略”提升自己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积极响应“印太战略”的主要国家有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国。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的狭长地带,海岸线分布从北向南中部凸起呈弧线形分布。越南的领土分布自然特征,利于越南对中国南海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监视。长期以来,越南就对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南海大陆架油气资源进行侵扰、占领。面对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构想,越南的表现非常积极。越南是美国东南亚支点的重要助手。

印度尼西亚:由大大小小1.7万个岛屿组成“千岛之国”,这些岛屿之间贯通着连接两洋的国际间重要海峡和水道,如巽他海峡(Sunda  Strait)、望加锡海峡(Makassar  Strait)等重要的海上通道,为战时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印尼也是东盟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分布最广的国家,因此印尼战略位置尤其突出,十分重要。正是这种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印尼希望加强在东盟和东南亚影响力的心理被美国所看重,希望印尼成为对冲西太平洋和中国南海的“关键性战略支点”。

新加坡: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其樟宜军事基地是美国在新加坡乃至东南区片区内最为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因此新加坡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东南亚的核心支柱。不论是李光耀时代还是李显龙时期,美新关系始终较为融洽和紧密,新加坡是美国“印太战略”东南亚支点的理想重要伙伴。但是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矛盾,因此新加坡在对待“印太战略”问题上表现相对不是很积极主动。

马来西亚: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逆全球化浪潮涌动以及国内经济衰退背景影响下,未来几年中马关系走势不甚明朗,充满不确定性。鉴于中马之间在南海岛屿主权上存在争议,因此拥有链接两洋咽喉的马六甲海峡要道的马来西亚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积极争取的合作伙伴。

东南亚国家在东盟首脑会议(ASEAN Summit)、东盟防长会议(ADMM)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合作交流对话机制下,在《东盟友好合作条约》(TAC)框架下,有效地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秩序的稳定。相对于“印太战略”牢靠的“四国同盟”来说,东南亚国家是“印太战略”布局相对薄弱的地区,因此美国通过扩大军事领域合作,强化美军基地存在,在提升合作水平方面“补短板”,积极拉拢东盟国家。但是东盟国家不愿意失去中国方面的经济依赖,印尼甚至一度提出东盟有关国家缔结“印太条约”设想。2019年6月,东盟发布《东盟关于“印太”展望》报告,该文件于2021年1月修订后再度发布,体现出东盟对“印太战略”独立思考和自主立场,突出东盟的主导地位。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中,虽然东盟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但是美国依然没有放弃东盟地区这一对冲中国的重要支点。

(三)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印太战略”实践前沿

“印太戰略”背景下,中美之间大国博弈出现向地缘政治领域延伸的倾向。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因为其特殊地位而受到美国的关注并率先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实践前沿。

台湾: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来,美台关系几经张弛离合,但美国依靠台湾企图实现“以台制华”的战略总体上一直不变并不断升级。在1979年美台断交以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台湾政策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美国依然保持着与台湾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拥有特殊地缘位置的台湾在美国的战略视角下从绝对的“制衡角色”到“制衡角色”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亚太示范区”两种角色的兼顾并重方向转变。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对话几乎出于停滞状态,冲突大于合作。美国希望台湾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而台湾当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和“新南方政策”的经济战略与“印太战略”的政治战略相融合,认定台湾是“印太战略”的利益攸关者,在台“外交部”中新增“印太”科等都是蔡英文当局回应“印太战略”把思想转成实践、执行“联美拒中”路线的具体落实。

香港: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的同时,开始积极插手香港问题,填补前殖民者英国的留下的政治空白。半年多以来,因修例事件所引发的香港版“颜色革命”、“街头政治”愈演愈烈,作为美国战略棋子的香港成为中美博弈的最前沿。香港问题在逐渐发生质变,延展蔓延到大学校园。香港发生严重动荡,背后离不开美国和台湾民进党身影,“反中乱港”损害国家主权,挑战中央政府、全国人大、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特区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权威以及全国人民的底线。

“美国打着所谓‘民主与‘人权的幌子,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公然破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严重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7 ]“反中乱港”已经对香港造成社会动荡、商业旅游业萧条等一系列负面影响,美国通过并签署系列涉港法案对香港动乱局势推波助澜,其目的是“乱港遏华”。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混淆在一起,成为制约中国的新制高点,也表明中美竞争从海外向海内转移的动向。

三、中国回应“印太战略”挑战的策略

(一)应对挑战的关键是处理好新时代中美關系,避免产生“新冷战”

美国亚太政策即以中国的内政外交动态为制定依据。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新一轮对华遏制战略,在处理新时代中美大国关系中,更应注重方式方法,坚守中国的战略传统,“中国应继续奉行安全方面自我克制的战略传统,通过‘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如在自己的岛屿和礁石上修建工程、修建道路、改善边境设施等),以较低的成本和可控的风险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而不与美国和其他印太平洋地区的主要邻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 8 ]中国也可以依照国家利益将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选择性的对接“印太战略”,创造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环境。此外,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崛起的软实力构建,对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做好增信释疑工作,通过“中国通”、“知华派”做好宣传工作,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避免陷入西方语境下的“锐实力”陷阱。

“尽管最近局势紧张,但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完全没有二战后美苏竞争那么危险,潜在的合作关系对中美两国的福祉和全球公域来说都要重要得多。”[ 9 ]中美双方都应保持战略克制,展开政治对话,保持经贸联系,寻找利益交汇点,减少中美“新冷战”错误知觉下的战略误判,防止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进而产生“新冷战”前奏的“技术冷战”,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

(二)对于“印太战略”有关国家,有针对性地处理双边关系,做大做强“朋友圈”

美国“印太战略”构想试图通过政治上的“民主价值观同盟”、经济上的“排他性经贸体系”、外交上的“印太利益共同体”、军事上的“军演和军售”等综合手段,通过环绕中国周边的关键国家和核心地区,有的放矢、各有侧重地发挥不同作用,从各个维度削弱中国崛起。中国要将危机和挑战转化为机遇,防止冷战时期的历史重现,避免出现亚洲版北约是需要深思熟虑、审慎判断的问题。

针对“印太战略”中“四国同盟”核心参与国家和其他国家地区应区别对待,总体上将矛盾和冲突阈于已有的双边和多边体制机制框架内,增进安全互信,扩大共同利益,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战略冲突,寻求共同的、复合双边利益的价值观:中日之间超越历史记忆的藩篱,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日本式“印太战略”经济对接,坚持对话解决政治问题,严防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因素产生;中印之间弘扬历史上文化交流、友好交往的共同历史记忆,将中印分歧在G20和上合组织峰会以及金砖国家会议框架中进行商讨,妥善处理边界事件和历史遗留问题,加强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澳之间应该加强政治和安全互信,加深拓宽经济合作,加强双方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的共同利益。

利用“东盟10+3”机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实与东南亚国家各种双边和多边议程和机制,加强经济联系,增强东南亚国家的信任感、认可度,在领海和资源问题上,以和平安定大局为重,暂时“搁置争议”,确保南海局势稳定和南海海上通道畅通,不断巩固维护发扬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吉布提等国家的传统友谊,加大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强中国和平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影响力;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同中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维护西部边疆稳定,利用中朝“特殊关系”促进朝鲜半岛问题和平解决,维护东北亚地区政治稳定,继续在“准同盟”关系框架下发展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防止美国倒用中美俄“战略三角”制约中国。对“一国两制”进行详尽的战略部署,坚持“港人治港”,坚决反对域外势力干预中国内政,严防台湾独立势头,尽快平息香港暴乱,不断完善对港台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推进中国完全统一,最大限度地创造稳定国际环境。

(三)以“中国之治”为引领,妥善做好国内工作,增强综合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体系性的结构,表现为宏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10 ]坚持“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方向、实现“中国之治”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盼。新时代召唤着新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的,也即召唤着“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突出表现在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是“中国之治”的精髓所在。实现“中国之治”,有利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进,有利于新形势下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统筹兼顾及风险挑战和复杂局势的应对,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中国之治”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既蕴含着大量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理念,又不是简单的升级和再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与超越,彰显强大生命力和比较优势。“中国之治”的引领能更好地消除收入差距和削减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在经济“新常态”下,不断“保增长、调结构”,促进经济与科技的优化升级,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短期来看,“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是经济和军事的较量,但长期来看,是两者之间号召力、动员力和对第三方的吸引力的综合比较:竞争并非急速短跑,而是百年马拉松。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培养高素质科研人才,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基础性因素。

四、结语

“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不变的关注重点,而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是中国新时代国际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11 ]“印太战略”难以取得理论上的有效成果,不论“四国同盟”里核心成员日、澳、印三国还是东盟中的利益攸关国,对“印太战略”持欢迎态度同时又对与中国交恶持谨慎态度。同时,“印太战略”理论逻辑和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尤其是经济支柱的缺失使得“印太战略”难以发挥真正功效。本质上,“印太战略”是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新月形”包围圈的升级和扩展,将原有的美日澳三边同盟扩展到美日澳印“四国同盟”,目前来看依然是“联盟乌托邦”。“四国同盟”从理论上可行,但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美日澳印四国利益迥异,难以形成一个“固若金汤”、立场上“步调一致”的“实质同盟”,充其量是“准同盟”或者一种类似历史上欧洲协调相类似的“四国协调”体制。

“对中国而言,美日印澳的印太合作目前更多是信号性的。”[ 12 ]作為印太地区重要国家,中国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解决“印太战略”困境的关键点。新时代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将分歧和风险纳入基本解决框架和轨道,坚持合作共赢,在保持“冲突、竞争、合作”新平衡背景下,中美一道为印太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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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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