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

谢守红 洪 歌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专业市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促进商品流通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之下,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对带动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专业市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已迈入成熟阶段,但伴随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网络经济的大发展,专业市场陷入发展瓶颈,需要应对更大的市场压力,面临调整转型。在此过程中,很多适应性不强的专业市场被淘汰,引起专业市场整体上的规模缩减和效率下降。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表现不一,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客观评估我国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指导新时期专业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专业市场是指以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商品的场所,是一种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的市场制度安排。伴随着新技术运用和新业态的发展,专业市场的概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学界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此时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专业市场成为苏浙等沿海地区由农村经济向城市过渡的重要推动力(1)Bellandi M,Lombardi S, Specialized Markets and Chinese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Experience of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No.3, pp.626-638.,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专业市场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路径研究,代表性文献有金祥荣等(1997)(2)金祥荣、柯荣住:《对专业市场的一种交易费用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第74-79页。、郑勇军等(2009)(3)郑勇军、李婷:《技术创新、交易效率与专业市场制度演化》,《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4期,第1-4页。、陆立军等(2014)(4)陆立军、张友丰:《专业市场转型的路径与机制研究》,《经济纵横》2014年第6期,第38-42页。的研究。二是关于专业市场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如石忆邵(2005)(5)石忆邵:《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空间分布及其发展对策》,《世界地理研究》2005年第1期,第34-40页。、张旭亮等(2010)(6)张旭亮、宁越敏:《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时空差异及其形成机理探析》,《地理科学》2010年第4期,第481-488页。、孙畅(2016)(7)孙畅:《我国专业市场发展区域差异性实证分析》,《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20期,第132-134页。关注中国专业市场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曹卫东等(2013)(8)曹卫东、唐云云:《城市专业批发市场区位演化与城市空间的时空耦合——以芜湖市为例》,《经济地理》2013年第5期,第60-66页。、朱晓青(2015)(9)朱晓青:《专业市场型混合功能聚落的形态演进与机制解析》,《经济地理》2015年第5期,第111-117页。关注专业市场的区位分布及其形态演进。三是关于专业市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很多学者关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如陆立军等(2011)揭示专业市场可以通过带动产业集群促进地区经济发展(10)陆立军、于斌斌:《基于共享性资源的专业市场与集群企业竞争力:网络、信息与制度——基于浙江省绍兴市14262份问卷调查与分析》,《经济地理》2011年第2期,第259-265页。;刘乃全等(2011)(11)刘乃全、任光辉:《专业市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以两大“专业市场辐射圈”为例的分析》,《经济管理》2011年第4期,第24-31页。、马淑琴等(2021)(12)马淑琴、张友丰、陆立军:《分工深化、知识积累与专业市场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报酬递增视角的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21年第4期,第111-116页。提出专业市场可以通过深化分工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专业市场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如彭继增等(2014)(13)彭继增、赵恒伯:《专业市场:概念、历史演进及其集聚机理分析》,《财贸研究》2009年第5期,第50-55页。、谢守红(2017)(14)谢守红、王平、常梦竹:《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关系》,《经济地理》2017年第1期,第142-147页。。专业市场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张海霞等(2008)认为,中国专业市场推动型区域发展遵循特有的模式(15)张海霞、汪宇明、张旭亮等:《中国的专业市场推动型区域发展模式探讨》,《开发研究》2008年第2期,第43-46页。。四是关于专业市场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从传统的坐商式到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16)马斌、徐越倩:《论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的互动发展——以浙江省为例》,《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3期,第15-19页。(17)陆立军、刘猛:《电子商务诱致下专业市场交易制度的变迁:理论与模型》,《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5期,第22-29页。(18)张友丰、陆立军:《电子商务诱致新型专业市场生发的主观博弈机制:一个比较制度分析框架》,《经济问题》2015年第12期,第40-46页。,专业市场经历了持续的转型升级(19)李荣百:《我国专业市场升级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第126-127页。(20)朱文峰:《浙江专业市场的形成、发展与转型:一个理论评述》,《商业时代》2013年第12期,第131-133页。。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尚处在复苏期,国际局势动荡,专业市场发展依然面临巨大挑战,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专业市场已经被其他商业业态代替而消亡,很少见到关于专业市场的研究文献。

梳理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关于专业市场的研究虽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大多集中于专业市场的高速发展阶段,而缺乏对近年专业市场转型调整阶段的关注。此外,现有文献虽然有对专业市场经营效率的相关研究(21)朱海英:《中国专业市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FA模型》,《华东经济管理》2016年第11期,第79-85页。(22)郭小钰:《专业市场经营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义乌小商品城为例》,《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19期,第100-102页。,但忽视了对效率的地区差异现象的关注。本文认为,不同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效率存在差异,特别是专业市场处于转型调整阶段,差异更加显著。从该视角出发,本文以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表示转型调整期的专业市场发展状况,选取2012—2019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专业市场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综合测度其转型发展效率,进而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客观评价专业市场发展现状,为促进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提升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对于我国专业市场发展阶段的划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彭继增等(2009)认为,我国专业市场发展可划分为产生发展阶段(1978—1983年)、高速发展阶段(1984—1996年)、成熟转型阶段(1997—2002年)、全球化阶段(2003年至今)四个阶段。周京(2015)则将我国专业市场划分为初始阶段(1978—1984年)、成长阶段(1985—1997年),成熟阶段(1998年以后)三个阶段(23)周京:《我国专业市场兴衰规律和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11期,第9-18页。。这些阶段划分值得借鉴,但也有待商讨,特别是专业市场迈入成熟阶段后,延续发展的时间较长,其发展表现并非平稳态势,而是存在明显的扩张与收缩过程。

2000年以后,我国才开始有了专业市场的详细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将2000年后我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量和成交额(以2010年为基期做GDP平减处理)数据,绘制折线图(见图1)。可以看出,我国专业市场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在2012年之前,专业市场数量稳定增加,表明其仍处于扩张阶段。2012年之后开始出现收缩下降态势,表明其发展迈入一个转折调整的新阶段。专业市场成交额的变化趋势与专业市场数量变化趋势大体相近,2012年以前,成交额稳定增长,2013年开始出现停滞并衰退。这个阶段正是我国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大发展的时期,专业市场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标志着我国专业市场告别了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了调整转型阶段。

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专业市场发展阶段划分应在现有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细化,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形成阶段(1978—1984年):专业市场产生,并快速发展,但商品种类、市场规模、辐射范围普遍较小。二是成长阶段(1985—1997年):专业市场数量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张,种类不断丰富,并开始由露天摊位市场向室内店铺或商业街模式转变。三是成熟阶段(1998—2011年):专业市场数量、规模稳步扩张,大型专业市场形成,全国专业市场数量由1 408家增至3 707家,年均增长率为9.1%。专业市场成交额由13 473.41亿元增至60 902.17亿元(以2010年为基期平减计算后),年均增长率为14.7%。四是调整转型阶段(2012年至今):受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冲击,专业市场发展遭遇困境,出现停滞和衰退现象,全国专业市场数量由2012年的3 802家减至2019年的2 843家,专业市场成交额也略有下滑,由67 034.29亿元降至66 088.18亿元。

二、研究设计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专业市场发展阶段的理解,为探究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并分析效率的空间特征及差异,本文进行如下研究设计,首先介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后分析选用的指标和变量,最后对数据进行说明。

(一)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效率测度的常用方法有:数据包络法、C-D生产函数法、增长核算法以及随机前沿分析法等。其中DEA使用较为广泛,该方法是由Charnes、Cooper和Rhode于1978年首次提出,被用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有效性。因其测算前不需要事先设定投入和产出间的函数关系,能处理多个决策单元,且不受量纲影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并不断丰富完善。本文也采用DEA对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进行评价。

图1 2000—2019年我国专业市场发展情况

DEA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型和产出导向型两种,前者用于评估既定产出条件下的投入最小化,后者则是评估既定投入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两者本质上等价。根据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又分为规模报酬不变(CRS)和规模报酬可变(VRS)两类。本文选用投入导向的VRS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θ(0<θ≤1)为决策单元(DUM)的相对效率衡量指标,值越大,表示DUM效率越大。λi为根据第i个决策单元重新构造一个有效DUM组合时第i个决策单元的组合比例,xi和yi分别表示第i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向量,s+和s-分别是输入、输出的松弛变量,x0和y0分别是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

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检验研究对象是否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常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测度。本文也采用该方法来检验我国不同省域间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全局Moran’s I指数公式如下:

(1)

3.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能检验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及空间差异,但并不能反映局部空间差异的变化情况。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本质则是通过将Moran’s I分解至各个空间单元当中来找出空间聚集点或子区域,从而反映两个地理单元的相关程度,因此本文还借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来进一步分析低效率省份和高效率省份在空间上的集聚或离散效应,弥补全局自相关分析检验时的不足。对于单个空间单元i,计算公式为:

(2)

|Moran’sIi|越接近1,表明空间单元i与相邻单元空间相关程度越高。根据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绘制局部Moran散点图。散点图共划分为四个象限,其中第一到第四象限的含义分别是:高高(HH)集聚区、低高(LH)集聚区、低低(LL)集聚区和高低(HL)集聚区。

(二)变量选取

投入产出变量的合理选取对效率测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产出指标通常围绕收益等进行选择,投入指标则多从资本、劳动等要素角度进行选择。借鉴朱海英(2016)的研究(24)朱海英:《中国专业市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FA模型》,《华东经济管理》2016年第11期,第79-85页。,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分别选取市场营业面积、市场数量、市场摊位数为投入指标,市场成交额为产出指标进行测度(见表1)。

表1 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

市场成交额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专业市场的经营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专业市场成交额作为产出的测度指标。对于投入指标的选取,考虑到现有资料缺乏固定资本投入、从业人口数量等直接描述专业市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统计数据,用其他相似指标替代。其中,资本投入方面最主要的是经营场所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其经营面积密切相关,故选择市场营业面积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指标。仅仅用商品市场营业面积替代资本投入过于片面,故再选取市场数量作为资本投入补充。专业市场是摊位制,其从业人员数量与摊位数量密切相关,故选择市场总摊位数作为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指标。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投入产出数据均来自2013—2020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数据截止于2020年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打击了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重创了专业市场的经营,但随着疫情的结束,预估专业市场的经营将会回归常态,因此2020年至今的数据对评估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缺乏参考价值,使用截至2019年的数据更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可获取的专业市场的翔实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该年鉴更新暂止于2020年,之后年份尚未有权威且全面的统计数据,用其他数据替代难以保证结论的准确性。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选取2012—2019年的数据。此外,由于年鉴缺少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统计数据,本文最终选用的样本为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统计数据。

三、实证分析

先对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然后呈现不同省(区、市)间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

(一)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测度

本文基于BCC模型,运用Deap 2.1软件对我国2012—2019年30个省(区、市)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进行测算,限于篇幅,仅列出2012年、2015年、2019年的结果(见表2)。表2中,TE、PTE、SE分别表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是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也就是本文所指的转型发展效率。

表2显示,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整体较低,2012—2019年间全国平均值为0.24,除了上海的效率值处于效率前沿面之上,其他省(区、市)的效率值均低于0.5。12个省(区、市)转型发展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多达18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江苏、天津位于全国前三,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1.00、0.46、0.36,而海南、内蒙古、山西和青海的效率值居于最末行列,分别为0.11、0.10、0.08、0.08。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在2012—2014年有所提升,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2014—2017年下降速度较快,2017年后下降速度放缓,趋于平稳。究其原因,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兴起对传统专业市场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使得部分专业市场被淘汰,专业市场数量开始萎缩,效率不断降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市场逐步适应新业态的发展,并结合新技术促进自身创新,冲击效应逐渐有所下降,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趋于平稳。

纯技术效率能粗略反映专业市场在规模一定的前提下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表2显示,上海、江苏、海南、浙江、青海2012—2019年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位于前沿面上,表明这些地区转型发展效率由技术因素占主导。规模效率表示投入一定的情况下,技术效率生产边界的产出量与最优规模产出量之比,其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生产规模越接近于最优。表2还显示,我国平均规模技术效率是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且我国各省(区、市)专业市场的规模效率值均大于纯技术效率值(除上海处于前沿面上外),表明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主要由规模因素占据主导。相较于2012年,2019年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之间的比值由0.49上升至0.64,表明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呈现缩小态势,我国专业市场近些年正在由规模主导向技术主导过渡。

(二)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分析

1.地区间总体差异分析。为了分析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将全国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区、市)。为直观反映这种空间差异,对2012—2019年东中西部地区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值走势绘制折线图(见图2)。

图2直观地反映了我国近年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效率在各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整体效率较高,且各年份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2019年,东部地区效率值均在0.30之上,最大为2014年的0.39,最小为2019年的0.31,而2012—2019年全国专业市场平均转型发展效率值为0.24。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体效率较低,平均值均为0.18。中部地区效率值在2012—2016年优于西部,在2016年后被西部地区反超且拉开差距。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区专业市场的前期发展过于依赖规模效应,在转型发展后期表现乏力,而西部地区专业市场虽然也是规模因素主导,但相对中部地区依赖性较小,发展后劲较大。

表2 我国30个省(区、市)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

图2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效率

2.转型发展效率分类。根据各省(区、市)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值,将其划分为三个类型:转型发展效率高(大于0.25)、转型发展效率中等(0.15—0.25)、转型发展效率低(小于0.15)(见表3)。由表3可见,转型发展效率高的省(区、市)在2012年为7个,2015年上升至10个,2019年下降为6个,且各年间东部地区省(区、市)分别为6个、7个和5个,占比分别为85.7%、70%、83.3%;上海、江苏、浙江、辽宁一直属于转型发展效率较高的地区,均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以此为中心,向北、南、西三个方向转型发展效率表现出递减趋势。

2012年、2015年、2019年转型发展效率中等的省区均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较为均匀。与2012年相比,2019年重庆、天津、福建由转型发展效率高的类型下滑至效率中等的类型,而河北和四川由效率中等的类型上升至效率高的类型。

转型发展效率低的省(区、市)2012年为6个,2019年上升至9个,增长明显,反映出近年来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下滑的现状。2012年,转型发展效率低的省(区、市)中,东部地区1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4个。2019年,东部地区没有,中部地区5个,西部地区4个,可见中部地区专业市场明显衰退。

表3 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分类

3.地区内差异分析。为进一步探究我国不同地区间转型发展效率的差异程度,本文计算了2012—2019年全国和分地区的转型发展效率变异系数,并绘制成折线图(见图3)。由图3可见,全国转型发展效率的变异系数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2014年达到最小值0.61,之后不断扩大,2019年达到0.80,表明2014年是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中的关键年份,自2014年开始,我国各省(区、市)间专业市场发展出现分化,转型发展效率的不均衡程度持续扩大。

从各地区的内部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变异系数最大,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变异系数较小,表明东部地区离散程度大,而中西部地区离散程度较小。东部地区既有苏浙沪等转型发展效率非常高的省份,也有海南等转型发展效率非常低的省份,而中西部省份转型发展水平均较低,内部差异较小。

图3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效率变异系数

(三)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为进一步探究2012—2019年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的空间相关性,本文运用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方法,测算了全国30个省(区、市)各年份的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2012—2019年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发展趋势来看,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12—2015年提升明显,2015年达到峰值,然后下降,表明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从2015年开始减弱。

表4 2012—2019年全局Moran’s I值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Moran’s I反映出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不能反映局部空间特征。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012年、2015年和2019三个年份的数据绘制局部空间聚类表(见表5)。可以看出,我国30个省(区、市)大多集中于第一象限(HH集聚)和第三象限(LL集聚),表明各省(区、市)之间在地理位置上呈现正向空间关联的特点。2012年有5个省(区、市)位于第一象限(HH集聚),2015年6个,到了2019年降至4个,分别占比17%、20%和13%。位于第二象限(LH集聚)和第四象限(HL集聚)的省(区、市),2012年分别为2个、3个,2019年分别增加到4个、5个。而大部分省(区、市)还是聚集于LL区间,2012年、2015年、2019分别有20、18、17个省(区、市),说明我国大多数省区的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较低,在空间上呈集中连片之势。下面对各个集聚区做进一步分析。

(1)高高(HH)集聚区。相较2012年,2019年高高聚集区减少了福建,苏浙沪和北京在各年份均位于高高集聚区。苏浙沪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无论是在经济、交通、金融还是科技、创新、开放等方面均有较大优势,并且三省市之间联系紧密,形成了“强强集聚”,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对周边省市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保障苏浙沪始终处于专业市场转型发展的前沿。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亦具有完善的交通设施、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丰富的文化、教育、创新资源,这些都为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

(2)低高(LH)集聚区。2012年仅安徽、山东位于该区间,2015年新增江西,2019年又新增了天津和云南。安徽、江西同隶属于长江经济带,其发展弱于下游的苏浙,故呈低高集聚。不过,得益于地理位置邻近,皖赣若能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下游苏浙沪地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那么其专业市场能实现较好的转型发展。山东、天津地处东部沿海,周边均有专业市场转型发展好的省市,如天津紧靠北京、山东毗邻江苏,如果能加强地区间合作,将有助于其专业市场转型升级。

(3)低低(LL)集聚区。我国大多数省份的专业市场转型发展仍处于低低集聚,且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2012年、2015年、2019年该区间中、西部省份占比分别达到85%、83.3%、88.2%。这些省份地处内陆,产业基础较弱,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阻碍了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

(4)高低(HL)集聚区。相较2012年,2019年高低集聚区减少了重庆、天津两市,新增了贵州、河北、四川、新疆4个省(区),这5个省区自身转型发展效率较高,但其周边都是转型效率较低的省(区、市),说明近年来专业市场转型发展的极化效应有所增强。

表5 局部空间聚类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2—2019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度了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省(区、市)在转型发展效率上的空间联系规律,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整体较低,各年间均值仅为0.24。转型发展效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态势,在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第二,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效率最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近年间转型发展乏力,整体效率下滑趋势明显,西部地区表现相对稳定,与中部地区效率差距不断缩小,并于2017年实现反超。第三,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在各地区内存在显著差异。整体变异系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2014年达到最小值0.61,表明自2014年开始全国各省(区、市)间专业市场发展出现分化,转型发展效率的不均衡程度持续扩大。其中,东部地区变异系数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变异系数较小,表明东部地区离散程度大,而中西部地区离散程度较小。第四,专业市场转型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演变态势为先上升后下降。其中,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最为明显,高高集聚区以苏浙沪和北京等东部沿海省区为核心,以此为中心,向北、南、西三个方向表现出递减趋势。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呈集中连片之势。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转变发展视角,推进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

我国专业市场的发展已经渡过了由规模扩张带动整体发展的阶段,技术推动已成为主要动力,需要对专业市场发展有新的理解。新时期应更注重专业市场质的提升,充分依托信息化建设的机遇,转变发展方式,促使专业市场推陈出新、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专业市场设施现代化建设,强化硬件设施的支撑作用,并注重制度和服务环境的优化提升。不断拓展专业市场的新功能,如会展、旅游等,促进专业市场的多功能化发展。加快专业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商品走向国际市场,促进专业市场的国际化。

(二)重视地区差异,促进不同地区间专业市场协同发展

我国专业市场在地区间和地区内均存在巨大差异,地区间发展协同度不足,造成专业市场发展的不均衡,难以发挥中西部地区优势。因此,应优化改进专业市场的分工网络,使更多地区能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分工网络,进而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提升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这就要求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地区间的协同配合。

(三)总结先进地区经验,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江苏、浙江、上海、辽宁、北京等地区经济基础雄厚、交通设施发达、人口数量众多、教育资源丰富、科技创新领先、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在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通过与周边省(区、市)间的交流合作,可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首都都市圈周边的天津、山东、河南以及东北的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并进一步带动其他中西部地区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

(四)利用高高集聚优势,打破低低集聚格局

我国专业市场转型发展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对于专业市场发展态势好的高高集聚区域,应充分利用现有优势,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对于基础薄弱的低低集聚区域,应扬长避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市场,培养专业市场增长极点,逐渐打破低低集聚的整体格局。同时,应加强高集聚区域与低集聚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促进地区间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