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另一种地理”

2023-06-21 11:41张光昕
扬子江评论 2023年2期
关键词:朱朱情色越界

张光昕

人们总是偏爱用自己感到舒适的方式去看待世界。由于古往今来人类的天性几乎都相差无几,趋利避害、删繁就简、拈轻怕重、好逸恶劳向来都坐拥最大份额的赞成席,由此形成了一套“人性的、太人性的”思考方式和世界图景,在不同种族和文化中被接受和承袭下来,成为一种“自然正确”的视野。人们借此不断对眼前的现实进行解释和修补,也对这套视野自身进行着再生产。齐泽克(Slavoj ?i?ek)在他一本不太好读的著作《视差之见》的开篇,就晒出一对习以为常的概念:主体和客体。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主体站在主动一边,客体站在被动的另一边,主动的主体作用于被动的客体,这本无可厚非。但齐泽克逆流而上,去追问这对概念深层的动词根源,结果令人瞠目。他发现:主体(subject)的内在姿态是屈从(submit),即屈从于不可避免之事(比如权力、命运、必然性等);客体(object)则是抗议(protest)、对抗(oppose)、制造障碍,它驱动、骚扰主体,甚至反对和拒绝主体,从而让他们留下精神创伤。从这种被疏浚后的视野来看,主体反而是被动的、僵硬的,主动的是客体,它一出场,主体就浑身发痒、心神不安。b由此我们试着翻新一下常识,得出一个颇为新奇的结论:主体或许不主观,它反而是客观的;客体可能不客观,它没准是主观的。这种视差之见,一下子颠覆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脚下的地板好像也跟着晃动了一下:一对原本彼此对立甚至仇恨的概念,竟然始终互渗交缠、深入滋养、血肉相连。多么情色,多么政治,又多么人性!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多的是这类坚如磐石但充满裂缝的概念,如果找个机会重新去探望一番,它们是否都在暗地里捉着身上的虱子?重要的不是概念,以及那些貌似严格的推论,而是你在何种处境里以何种心态与概念相遇,因此,你需要的或许不是一把理论的卡尺,而是一对诗歌的触角:

这漫天的雪是我的奇痒,

巴黎像兽笼,在它的拱门,

全部的往事向外膨胀,

这是我的半首《烤鱼歌》,

赏一口酒如何?

某处门廊下停着一具女尸

你可以趁着微温行乐。

——朱朱《我是弗朗索瓦·维庸》

与诗人的天职和预言性相仿,齐泽克的视差之见为这个有点陈旧的世界激起了一些波澜。但这并非通俗的辩证法伎俩,让人庆幸能够辨认出A身上的-A,然后再被什么东西调和一下,形成进步的错觉;或者像著名诗人欧阳江河那样,集其毕生的心智和雄辩,去勾勒水的渴意、火的冷意,或词中的反词,收割几波独步天下的赞语。我们要做的,或许可以试着解除穿戴在概念身上的铠甲和面具,让自己不那么呆板地去认识和使用它们,也让这些长期被封控、监视和误读的概念解放出来,在春风里舒展一下久坐的筋骨。这不,在小镇上,一个永不疲倦的单车少年兴奋地喊着:“瞧呀,妈妈!我不用手!”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那里:“瞧呀,妈妈!我不用概念!”让这位批评家骄傲的,并不在于自己作品的观念价值和理论霸业,而是他的写作在概念的迷醉和持续的激情方面无可取代的天赋。c这意味着,并不是断然抛弃概念,而是要松开我们长久以来对概念的顽念和固持,在另一种手温和力道之下重新握住它们。冷漠之物需要在更会呼吸的掌纹里孵化和生长,这种天赋似乎已经落定于我们同时代极少数的诗人身上。在传统的阴影和影响的焦虑面前,他更尊重自己独异的处境和心态;相较于拘谨的概念,他更信赖自矜的词语;他缓慢伸出自己纤嫩的触角,哪怕微风一吹,就敏感得渗出晶亮的粘液。经营概念的理论家会赏给睡在词语里的诗人一口酒吗?让诗人续写理论家无力完成的后半首《烤鱼歌》!这极少数的诗人,尝试在板结的现实和充满禁忌的环境里挣扎着脱壳,抖擞出“一圈细密的茸毛”(《小镇的萨克斯》)。从巴洛克式的小镇出发,他带着一架破旧的地球仪,准备去勘探“另一种地理”:

即使有厚外套和围巾严密的封堵,

我们仍能从衣褶里分辨出肉的扭摆。

——朱朱《地理教师》

“扭摆”起来吧,不要用手,让那些生苔的客体发出主体般的嚎叫,去唤醒沉睡在概念缝隙里的词语。对于一群向往“落日、飛碟和时差”(《地理教师》)的蝌蚪,小镇中学的地理教师扮演了最初的情欲导师,她就是他们的好望角;朝着无限的方向,蝌蚪中忧郁而乌亮的一只,已随暗流游入自己的大河——诗人朱朱,这位“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d——正是那位脱把骑车的少年,“消瘦,沉默寡言,神情矜持,又多少流露出一丝紧张和冷淡”e,在黑压压的时代和黑黢黢的人群旁边一骑绝尘。若干年后,成为法律教师的朱朱将骑车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为了扮演课堂最后十分钟的诗歌导师,他在路上悠然地经过“一座观音庙,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天主教的圣·保罗堂”,如同在一只硕大无形的天蓝色球体表面鱼贯而行。f自从写出后半首《烤鱼歌》——《我是弗朗索瓦·维庸》——这首令人惊叹的作品,朱朱就已经在新诗史的最优阵型里登录了自己的名字。一段诗坛轶事可以佐证: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张枣在德国,跟尚未决裂的臧棣常有通信。有次二人在信中提议,各自列出“朦胧诗”以来排名前三十位的汉语诗人。巧的是,他们不约而同都把最后一位留给朱朱。

这位出生在扬州、求学于上海、栖身在南京的诗歌“储君”“后主”(后来又挥师北上),如今银河质地般的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印出非凡的《小阁楼之书》,也在溽热的南方写下“这漫天的雪是我的奇痒”这样炸裂的诗句。批评家张桃洲一直称道朱朱的写作,据近年由他主编的《寻找话语的森林——朱朱研究集》 (华文出版社,2019)显示,批评界对诗人朱朱的阅读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亦有精确公允的评价。但我们暂且撂下这些既有的成果,像那位少年一样脱一会把,从前面那个美丽而古怪的诗句启程,回到朱朱最初的沉醉当中。那令“我”感到“奇痒”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朱朱曾说:“我洁净,没有叙事的必要”,这则信条一度风靡于他的小圈子。直到他的笔邂逅了维庸,一位当代汉诗中晚来的巡夜人,像被一场漫天的雪耽搁在某处情欲的门廊,让朱朱的洁净如临深渊,也更坚如磐石。这位拖着戴罪之身亡命天涯的恋尸癖诗人,如同一管干瘪而稀缺的颜料,被朱朱挤在九十年代的诗歌调色盘里。这甚至让洁净的朱朱衔接了某个中世纪的异端之梦,“感到自身就像是明亮的器皿里最后一滴污汁,迟迟没有溶化”g。在一篇谈维庸的演讲中,瓦莱里一语道破玄机,道德的洁净或脏污,对于一首诗歌佳作毫无增损:“在诗人那里,法典里只写着惟一的条文,也是我的结束语:‘违者处以诗的死刑,我们的法律写着,有才华,甚至……不妨多一点。”h如同主体和客体的对倒关系,在一首诗中,洁净和脏污只是一念之差,这两顶帽子顺水漂走了,只有才华是一宗神秘的硬通货。它并不扮演那个调停的第三方,而是居住在概念自身的缝隙里,栖息在“一念之差”的那个“差”里。正是降临在朱朱身上如许余裕的才华,如漫天大雪,让他纸笔之间的物事徒生“奇痒”之感。携伴这才华的赠品,朱朱激荡着驶过写作的岬角,进入诗歌的极境:

我以那些纤微巧妙的词语,

就像以建筑物的倒影在水上

重建一座文明的七宝楼台

——《江南共和国》

朱朱的才华其来有自,除去后天的修炼,仅其天赋的一面,多来自他基因里“迟迟没有溶化”的地缘认同,即“江南性”,以及随之洇开的精妙语感和艺术信仰。拜“江南性”所赐,朱朱诗歌的启幕点常常是一座无名的小镇,但回避了恣意的叙事,只进入场景和氛围,悬留于轻巧的细节和油画般的光线,迂回在时间的耳蜗,速逝于沙漏的绵延,最终跃入宇宙中某个漫不经心的几何点。诗分南北,向来是历代诗家的“超话”,在当代新诗界仍形成鲜明的分殊。据诗人钟鸣观察,在梁任公铺就的“北俊”和“南靡”两种文化背景下,“文革”后广义的南方诗歌,正是为了严格区别于北方的“朦胧诗”而释放出的偏移信号和纠正意愿。“朦胧诗”确立起了当代诗强势的主体原则,如明确的主题性和思想性,调子绝对积极、无副作用,更不会触及朱朱词典里的“奇痒”或“扭摆”。即使一不小心涉及一丁点儿,也会训练有素地使用历史的习性、农业时代的浪漫主义或社会主义体系下的运动化加以清扫和剿灭i,如同朱朱的一句诗:“这消息像泥瓦匠的刮刀/瞬间抹平了所有人脸上的表情。”(《七岁·喇叭》)1970年代末遽然转向的中国政治,与正统的“朦胧诗”几乎可以看成是一场合谋和双簧。南方诗人蔑视、嘲笑和反对北方的经世之想、组织上的极权观念和那副动不动就板起来的脸孔,因此让他们成为美学上杀人越货的逃犯、醉生梦死的酒徒、贬谪发配的罪臣、众叛亲离的绝户、铤而走险的瘾君子和满眼血丝的色情狂……从江湖市井中的贱流、蠹虫和腌臜,到瑶台琼室内的帝王、琴师和才女,高傲、怪癖和疫病是他们仅剩的行李,带着饱经沧桑的触角和“奇痒”的余生,涌入“江南共和国”:

在这边,我们已经营造出一只巨大的浴缸,

我们的日常是一种温暖而慵倦的浸泡。

……

我们文明的屋檐

已经精确到最后那一小截的弯翘。

——《野长城》

朱朱是一位江南诗人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读朱朱的诗,你会发现,他在江南文化的羊水里浸淫的痕迹异常明显,他作品从头到脚的分泌物里都能检测出密集蓬勃的江南因子,如蓄势待发的蝌蚪。秦晓宇提取了朱朱《小城》里的诗句“我们的一生/就是桃花源和它的敌人”,从而将朱朱的写作定义为“江南”和它的敌人,既细致入微地追问了“江南性”的全部内涵和外延、正值和余绪,又敏锐地开掘出其中的“否定辩证法”、“色空辩证法”。秦文对这句诗的精心开采,似乎把个中奥义都说尽了,但依旧值得我们乘兴追击,用视差之见给这套形式方法“外部而来的重重一戳”(《江南共和国》)。让我们回到朱朱诗歌的“奇痒”和“扭摆”上来,去体察一下那些博学和细密的分析之外的异样征兆,重新造访那些居住在概念裂缝里的词语,打磨“最后那一小截的弯翘”,以便“可以趁着微温行乐”。

如果我们跟随齐泽克分辨出发痒的主体和能动的客体,那么能否对南方和北方这对古老的概念作如是观呢?或许南方和北方,也并不一定非要被放置在一套对称性的框架里,接受我们心安理得、人云亦云的对比和评说。撇去文化积淀和地理特征对我们视野的干扰,从人们内在的愿力出发,我们同样能接受这种判断:所谓的南方,其实是一种空间化的客体性。这里的客体性,就像本文开篇时重新被阐释的那样,饱含了“向外膨胀”的主动性内涵,就是一切围绕“我”的处境、习惯、利益和愿望而订制的世界观。为了心头的桃花源和乌托邦,客体宁愿向一切阻碍人们追求愉悦和幸福的因素发出挑战和诘难,并且维护它的内心洁净和美学崇高。秦晓宇提取得很准确,“江南”和“桃花源”,是一对可通兑的词汇。南方象征了一种捍卫理想、追求完美的人格姿态和形而上的冲动。在一个长期受到农耕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眼里,不论他身处何地,南方总是温润宜居的快适之所,总有机会坐拥良田美池、醇酒妇人。那是他梦想着能长久生活下去的地方,但因躲避北方战火在南方建起的小朝廷却常常红颜命薄。这种舍我其谁的特征,并不取决于南方本来如何,而是取决于它应该如何。南方因此轮回着悖论式的愉悦,像夜幕里一颗孤星、画布上一组华美而短暂的线条:

在南方的天空下,

阴影即使有厚度,

也是轻巧的一触,

就碎去。

——《和一位瑞典朋友在一起的日子》

跟南方那种相由心生的客体性和易碎的理想性相比,北方的内核写满惰性和顽固,干燥皲裂的城墙上摇晃着一片残损、失灵、自负的主体浓荫,揭示了一个丝毫不加修饰和美化、也不给人以希望的绝望现实:“带血的、未煮熟的肉太粗俗了。”(朱朱:《野长城》)北方的精神暗示我们,人们不得不屈从、驯顺于这种坚硬、腥膻、狰狞的命运。广袤的北方就是理想性的负极,令人焦虑、颤抖和疲倦,呈现出世界原初的冰冷、贫瘠和荒蛮。在严酷的自然条件逼视下,这里遍布着举目的疮痍和窘境,浸透了今生的艰辛和困厄。正是如此多的死亡恫吓和灵肉极苦,通过人性的透镜和自然正确的视野,一众蝼蚁般的北人在半空中投射出南方的海市蜃楼,即安宁、富足、良善地生活在世上的愿望。如果非要借拉康的概念做比附,那么北方有点类似“真实界”,模拟着宇宙诞生之初的凄清、荒芜和无意义,它并不被排拒在远古和远方,而是时刻将狡猾的使者派遣进“符号界”,制造事端和麻烦;南方却更靠近“想象界”,它重演着人之初的自我认同过程,并在“镜像阶段”里开启理想自我的追寻之旅。如果我们洞穿这套概念,想直接伸手抓取裂缝中那一把更精湛的词语,势必会触碰到朱朱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水体”。朱朱愿意把他的“江南性”安放在水上,引诱读者在盈盈碧波之上捞起他們最想得到的东西:

……你像

在倒影中变得圆满的桥孔,

甚至倒影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实体。

——《丝缕——致扬州》

……只有撞击过

才满足,只有粉碎了才折返,

从不真的要一块土地,一个名字

一座岸……

——《我身上的海》

“扭摆”于水上、比实体还逼真的“江南性”,呈现出一副撩人的情色姿态。这也让我们阅读的触角从朱朱诗歌洁净的庭院缓缓探进昏暗幽静的无尽内室,窥视到概念外套之下复杂精密的身体感知和心灵历险,犹如暗暗地启动了某个隐秘的器官,拉开了某条暗流的闸门。江南的形象,天然携带着它的对立面。在历史上,正是北方异族的豪横和威胁,暗中支撑着江南及时行乐的观念,让苟安、富庶和温润并非只是一场梦幻(比如今日三亚之繁盛盖因东北移民的攻占)。反过来,江南和中原发达、熟透的文化格局和制度魅力,终将征服北方的粗陋、僵硬和落后,形成妙趣横生的戏剧张力,让“胡服骑射”的改革故事一轮一轮接踵而来。对于这一系列合谋般的结构腹语和历史奇观,朱朱回敬过一句异常凶猛的诗:“有一种深邃无法被征服,它就像/一种阴道,反过来吞噬最为强悍的男人。”(朱朱:《江南共和国》)此外,还有一则案例也不妨一提。历史学者高峥(James Z. Gao)前不久出版的著作《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一书,就对这种戏剧性做出生动演示:同样是“进城“主题,开赴杭州这座远离革命的江南异托邦之后,肩负接管使命的中共南下干部犹如狮子闯入瓷器店,开展工作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当面对江南的潮湿、方言、越剧、茶叶、丝绸、西湖、佛寺等不那么革命的东西时,这群北方的革命人有些意乱情迷、举棋不定。该著活灵活现地诠释了革命者改造城市的同时也被城市所改造,这是个社会-心态的双向交互工程。

类似于主体和客体的对倒关系,人格化、故事化的南北方形象,在朱朱的诗中连绵起伏地上演着暗示、渴求、诱惑、求欢、挑逗、抗拒、反转、复仇等微型戏剧,像一颗“奇痒”的种子,在才华力比多的滋养和鼓动下,勇敢地胀破自己封闭的膜,朝向世界和心灵的不可知领域进发,涉足“另一种地理”:“即便他远行到关山,也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将辽阔和苍凉/带回我们的诗歌。”(朱朱:《我想起这是纳兰容若的城市》)如果用朱朱诗歌中的情色术语来表达,南方“阴道”之深邃无常,擅长吞噬专制、极权和海量的陌生人,以空无之姿含纳交融的诗学和共通体的梦;南方的“岬角”孤傲挺拔,经受着无数次的撞击、粉碎、折返,刻写着冷峻、紧张和枯守,“以千万道闪电在一个词语上纵深”(《我身上的海》),把空阔和舒缓留给下一片海域。

在朱朱诗歌的南北之辨中,如果有什么新东西值得我们注意,那一定不是反转的戏码,这会让我们走回老路上去。真正要关注的,是反转之上的视差之见,即越界思想。正应了它的内在要求,越界思想还需要反复验证和讨论,对着自身一再越界。靠倒影筑就的“江南性”,已经不再是那个与所谓的“北方性”对称并提的形象了,它超越了南方和北方的二元关系,但它并不是两者之间更高的综合和升华,不进入辩证法的自动程序。毋宁说,“江南性”是两者的视差,在南方和北方(包括主体和客体)的意义互动过程中,在严丝合缝地执行对接、转化和替代任务的过程中,总有极小部分的误差、断裂和空隙,那正是经典的意义框架中不忍直视、欲盖弥彰、无法化解的最小差异。拉康振聋发聩的命题“性关系并不存在”,亦是这个道理。男女之间的性爱不可能直接面对面完成,他们中间需要迂回曲折,需要情色的幻象和他者目光,需要知觉之外的“非知”。在大一统的常识世界和主流历史中,最小差异是被禁止的,是各文化中的禁忌之物。禁忌担保了正常世界的规范认知和有序运行,我们才能畅通无阻地使用概念、二元关系和辩证工具去称量和阐释周围世界,让它变得清晰可懂、不再神秘。一旦我们的目光触碰到那个不甘被忽视的最小差异,它就可能在成熟发达的思想机器的精密部件之间引发短路,造成难以忍受的“奇痒”和冲破局限的冲动:禁忌被解开了,概念和理性失灵了,世界进入漫天大雪的无政府状态,朱朱这样少数诗人的才华和天赋也终得认可。诗人就是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里瞥见最小差异的人,这道目光将转化为别致的词语经验,绘制出生活世界的“另一种地理”:

你向我们展示每个人活在命运给他的故事

和他想要给自己的故事之间的落差,

这落差才是真正的故事,此外都是俗套……

——《拉萨路》

朱朱诗学最核心的机密或许就隐藏在这句赠给友人的诗作中,他隐晦地讲述了一个故事或所有故事。像一名飞镖运动员,在滚滚红尘中,他瞄准了宇宙和人生中的“落差”,轻巧地一掷。要么是命运的墨线(被动的主体),要么是手中的锯子(主动的客体),“落差”(视差)就是那个引起“奇痒”的精神创伤,它似乎只为了冲击那座等候它的“岬角”,迎来命运里“惨烈的迁徙”(《隐形人》)。这是越界后的发现,要求诗人必须拿出直面破碎和空无的勇气。在“另一种地理”观照下的“江南性”,在朱朱那里形成了自身的越界。它不止越过自身,抵达对立面;还仰仗气势如虹的吞噬力,悖论般地自造出“江南性”中的北方品格:旷寒、单一、无人。它越界的目标是“另一种地理”,与弗洛伊德常说的“另一个场景”(即无意识)相似,“江南性”意欲朝向的是自身的不可能性,以便形成自己的越界经验:不能定义、不能描述、不能传递,也难以分享。越界擦除了一切的边界性和分际感,取消了身份认同和界限意识,从而获得自身整全独立的内在性。与那些俗套的人生愿景不同,越界的诗人“从未真的想要一块土地”,却并未“错失了这部离乱的史诗”。(《隐形人》)

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有一本叫做《内在经验》的著作,为这种异质思想展开一份草图。上文诸多论述在他的如下文字中找到了知音:“不再有主体-客体,裂开的缺口存在于他们之间。在缺口中,主体与客体相互消解了,有通道,有交流,然而不是彼此之间的:一个与另一个失去了区别性的存在。主体的问题、知的愿望被消除了:主体不再存在,他的追问不再有针对主体的意义和原则。同时,任何回答都不再可能。当不再有被区分开的客体,回答就应当是‘客体就是如此。”j内在经验并不是我们日常谈论的那种经验,甚至够不上经验,而是主体不可能掌握和描述的经验。面对内在经验,我们只能用消极和失败的口吻去谈论它,我们必须承认语言的苍白无力和思考的孱弱贫瘠,我们必须带着莫可名状的挫败感去触及这种无法承受的内在经验之“奇痒”。当我们面临强烈的痛苦、万分的恐惧、巨大的疑惑和不可遏止的极乐之时,脑海里泛起一片空白,只留下海洋的浩瀚无际,身体失去控制,陷入止不住的痉挛、麻木、歇斯底里,直到昏暗的僵直和旋即的遗忘。人类在瀕死边缘(包括最惨绝人寰的“凌迟”)和抵达性高潮(西方文化中又称“小死”)时,正是被这种癫狂、尖锋和崩裂所包围,进入更大的匮缺和不满,闯入知识之外的“非知”领域。朱朱在自己的诗歌中,用触角般的词语严肃地描述过这种极限体验,也暗示了他的写作原则:

我想要死得像一座悬崖,

即使倒塌也骑跨深渊里的一切!

我想要一种最辗转的生活:

凌迟!每一刀都将剜除的疼

和恐惧还给我的血肉,

将点燃的引信还给心跳,将

僵冷的标本还给最后那个瞬间

它沿无数个方向的奔跑——

——《清河县Ⅱ·围墙》

这是朱朱在《清河县》第二部中虚构的潘金莲临死前的内心剖白,与她淫荡的情色体验和生命异彩水乳交融。无独有偶,巴塔耶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凌迟”这种中国酷刑。当他看到一幅晚清的北京街头一场凌迟处决的照片时,受刑者正经受这无限延宕的极刑,在这异常可怕的献祭时刻,肉从他身上被一片一片割下,他的表情中有种混着极苦和极乐的迷狂。这难以索解的画面令巴塔耶久久痴恋:“只有绕一段无尽的弯路,我们才抵达了这样的瞬间:那时,相互矛盾的方面似乎明显地连接了起来;那时,献祭中给出的宗教的恐怖,和情色的深渊,和唯有情色方能照亮的最终的啜泣,连接了起来。”k情色与死亡,构成了内在经验这张面具的两面,形成最高的越界。在一本最初名为《诗之恨》的小书里,巴塔耶写道:“唯有死亡和欲望拥有压迫人的力量,切断人的呼吸。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极端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l

从不可能性中汲取的暴力,让诗歌在可能性的前提下成为表达内在经验和越界思想的最佳形式,并一起汇入诗歌的情色书写之中。诗歌,代替了上帝,让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事物在语言中建立了联系,这本身就打破了惯性思维中的禁忌,让情色书写更加带有元书写的诗性意味:“概念的系词(copula)和身体的性交(copulation)一样令人兴奋。当我高呼我就是太阳时,一种全然的勃起便产生了,因为动词‘是乃情欲之狂乱的载体。”m或许本着与巴塔耶对“是”这个系词共通的迷恋,朱朱的诗擅长书写一个人立体意念中情色的一角,猫身一样模糊的色情的一团,枯草上的盐粒一般情色的一点。情色不是某个场景、某种风格、或某种语言,它已锤炼为一种思想,鲜明地袒露着诗歌的内在经验。情色不只跟身体和欲望有关,也跟喘息中的政治有关、跟变迁中的地理有关、跟遺忘中的历史有关、跟隐秘的私人记忆有关,泛着霍珀画作的光泽。情色甚至是一套欲盖弥彰的符号学,是语言中万类自由的思维方式。情色张开一张细密纵深的网,落成为欲望繁星般的图表(相反,色情则是一幅意义单一的图像,带你走进幽闭的死胡同),神秘、危险,肯定生命的力与美,敞开无穷探索,鼓励越界精神,朝向不可能性:

每一次,你就是那洗濯我的火苗,

而我就是那件传说中的火浣衫。

——《寄北》

《寄北》是朱朱情色书写的名作。洗衣机的性爱隐喻和主人公的性爱体验形成天然的联旋结构(两者间隐约也在调情、做爱),情色让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消失,“扭摆”为双重的莫比乌斯跑道,这是晕眩的深渊现场,是生存界面里更大的不满。洗涤的水、性爱的水,是经验的一环;而性爱的火、洗涤的火,以及异质而性感的火浣衫,则形成了走向洁净的内在经验的另一环。水与火虽连绵状,却讲述着各自的救赎。两个旋转的环相互嬉戏,散播着情色的光谱,也修正了拉康的金句:有了受情色之火洗濯的词语,性关系非但是可能的,更是值得的。这项孜孜不倦的努力,探触着人类无法餍足、总想再来一次的梦想和潜能:“为你内心的飞机场造一个世界尽头/情欲不过是我最初使用的脚手架。”(朱朱:《霍珀·科德角清晨》)说着,另一边有个声音决定铤而走险,并成就这一切:“现在雨大得像一种无法伸量的物质/来适应你和我,/姐姐啊我的绞刑台,/让我走上来一脚把踏板踩空。”(朱朱:《清河县Ⅰ·顽童》)攀上情欲的脚手架,再一脚踩空踏板,这是朱朱诗歌内在经验最简洁传神的表达,也是欲望耗尽之人的欲望(布朗肖语)。在这个不可书写的极限处,濒死或小死的片刻,一切都突然中止,陷入无边的沉默,头顶闪现出磷火般的永恒。

忠实于内在经验,为不可能性而写作,也让更高锚点的汉语新诗成为可能。内在经验,可以被完整地表述为“内在经验-越界思想-情色书写”的三位一体,归根到底体现了人类以有限的生命激情面向不可能性做出挺进和冲锋时至尊般的荣耀感,以及摆脱孤独、融入共通体、抵达永恒的真诚渴望。从江南出发的朱朱,在驶向“另一种地理”途中,触摸到了汉语诗歌的内在经验之弦,自我历练为“汉语的神射手”(《我想起这是纳兰容若的城市》),将不可言说的三位一体研磨为他诗歌中的内在精神,再将这套异质精神引入更广阔自由的汉语写作当中,并同时激活和穿越汉语传统中被压抑与遗忘的禁忌和空白。一种理想的诗歌将写在“传说中的火浣衫”上,是污迹还是真理?它宣谕着人类尝试与宇宙相混淆的意志。当经历了炼狱般的越界、“惨烈的迁徙”,及种种“濒死”和“小死”之后,那无法用理性把握的不可能性,人类精神的内在之神,是否能悲悯地许诺给我们一次宽恕、一种轮回、一个来世?

暂时关闭了历史的雷达,你在想:

真的会有一种蝾螈,存活在自携的火?

有一种生活,可以让所有的诗人不必再言说?

——《越境——致宋琳,1991年》

2023年2月,北京东隅。

【注释】

a 朱朱《地理教师》中的诗句,本文所引朱朱作品均源自朱朱:《我身上的海:朱朱诗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b[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c参见[美]乔纳森·卡勒:《巴尔特》,孙乃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d语出汪继芳对朱朱的访谈标题。参见朱朱、汪继芳:《“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朱朱访谈录》,《晕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e刘立杆:《岬角》,见张尔主编:《飞地——孤独与狂欢》,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

f参见朱朱:《法律课》,《晕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g朱朱:《晕眩》,《晕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h[法]瓦莱里:《维庸与魏尔伦》,《文艺杂谈》,段映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i钟鸣关于南北诗歌的论述,参见钟鸣:《自序:诗之疏》,《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j[法]乔治·巴塔耶:《内在经验》,程小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9页。

k[法]乔治·巴塔耶:《爱神之泪》,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5页。

l[法]乔治·巴塔耶:《不可能性》,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m[法]乔治·巴塔耶:《太阳肛门》,尉光吉译,见朱嘉汉:《夜读巴塔耶》,逗点文创结社2020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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