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母亲态度的调节作用*

安叶青 七十三 曾小叶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内蒙古高校心理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呼和浩特 010022）

1 引 言

女性择偶与婚育问题是关系人口均衡发展和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女性晚婚、拒婚、不婚以及离婚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加剧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低生育率危机（常保瑞等，2021；陈卫民，李晓晴，2020）。而婚姻匹配困难是造成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俗话说“女怕嫁错郎”，如何找到理想伴侣是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生活中，很多女性的择偶标准看似“宽容”，如“有感觉就行”，但其实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择偶偏好才是导致其婚配难的本质原因（苗国，黄永亮，2022）。

虽然很多女性说不出其偏好和选择某个人进入浪漫关系的原因，但来自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性印刻理论指出，父亲会影响女儿择偶偏好，与父亲关系好的女儿更偏好与其父亲长相相似的男性（Nojo et al.，2012）。随着“父性教育”的回归，父亲在位成为衡量父女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父亲在位是子女心目中父亲的一种心理存在，即在子女心目中，父亲的地位总是重于他人，父亲总是能在子女有需要时及时出现，具有亲近感和接纳感（Krampe & Newton，2006）。父亲在位并不取决于家庭结构，那些生活中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仍然有父亲的形象以及父亲在位的内在感觉。因此，父亲在位不再仅是父亲的行为，更多指的是子女心目中父亲的一种品质（Ying et al.，2021）。父亲在位已被证明会影响子女性别角色发展、安全感、社会交往能力及生理和心理健康等（徐异，孙颖，2021）。

然而，很少有话题关注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两个重要问题尚不明晰。首先，父亲在位水平有高低之分，水平不同影响是否不同仍不清楚。其次，母亲态度在其中的作用还存在争议。“母亲态度”指母亲对于父亲应该如何扮演父亲角色的感知、认识和期待（邢学玮等，2014）。一些研究者认为，影响父亲在位的是父亲自身的因素，如父亲的性格、对父亲重要性的信念等（Thomas&Holmes，2019）。如果父亲认为，相比孩子母亲，自己的参与不太重要，便可能会将生活安排在其他优先于育儿的活动上，如工作或娱乐，即使母亲鼓励父亲参与子女教育，也会被视为要求或唠叨，未能促进父亲在位（Fagan & Cherson，2015）。而最近研究表明，母亲态度是促进或阻碍父亲在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亲在孩子出生前后认知和情感方面的生活经历在塑造早期的父子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Aytuglu&Brown，2021），而这一过程受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影响，父亲需要情感支持来维持他们的育儿角色，从妻子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的父亲会感觉有更高为人父亲的能力（Ross-Plourde et al.，2022）。

综上，本研究旨在从共同养育动力学视角出发，运用问卷法和实验法考察父亲在位的不同水平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并对其中母亲态度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从而为指导女性择偶偏好、提高婚育率提出心理学的应对策略。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校园内粘贴海报和网络宣传的方式招募女大学生，任务要求是：提供亲生父亲照片1 张（正面、头像、清晰、未经处理、不戴眼镜，无特殊表情）、填写父亲在位问卷、其母亲填写母亲关于父亲角色态度量表、愿意参加后续实验，最终获得有效被试110 名，年龄范围18 ～24 岁（M=20.86，SD=2.11）。参考Forlano 和Pinter（1941）的研究，按照前后27%的分组原则，将110 名被试在父亲在位问卷上的得分从低到高排序，前27%的被试30 名记为父亲低在位组，后27%的被试30 名记为父亲高在位组，中间50 名为父亲中等在位组。所有被试（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都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前均未参与过类似实验。

2.2 实验材料与研究工具

2.2.1 实验材料

被试父亲照片110 张，网上下载的中国男性1 寸证件照335 张（无名人面孔，中性表情），参考已有研究，对照片进行初步处理（Katja et al.，2007）。首先，用Adobe Photoshop CC 软件对所有照片进行标准化处理，只保留眉毛、眼睛、鼻子、嘴巴、面颊以及下巴等面部关键特征；黑底彩色照片，尺寸为350×463 像素。

其次，招募40 名女大学生对处理后335 张照片的面孔吸引力（1-毫无吸引力，9-非常有吸引力）和情绪效价（1-消极，2-中性，3-积极）进行评价，选出情绪效价评价为2 分且面孔吸引力评价为5 分的照片共计30 张。为避免照片唤醒度、优势度、愉悦度对结果的干扰作用，参考张妍等人（2010）的研究，采取属性相平衡的方式对这三个指标进行控制：将40 名女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对这30 张照片的唤醒度、优势度、愉悦度进行1-9 级评价，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唤醒度［（4.06±0.56）vs.（4.29±0.86），t（38）= -1.02，p= 0.316］、愉悦度［（4.45±0.51）vs. （4.53±0.54），t（38）=-0.47，p=0.637］和优势度［（4.65±0.57）vs.（4.57±0.75），t（38）=0.38，p=0.710］指标上差异不显著。

然后，参考李龙（2015）的研究，采用Magic Morph 1.95 软件将这30 张照片作为底板分别与被试父亲照片合成，合成比例以5%的差距依次从父亲照片占比95%降到5%，得到570 张面孔图片。然后招募30名无关女大学生对这570 张照片与被试父亲照片的相似度进行评价。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父亲照片占比为55%与45%时，相似度评价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1），随着父亲照片占比的增大，这种差异越来越显著（p＜0.001）。为避免被试一眼认出照片与自己父亲相似或不相似，更好地测得其对父亲相似、不相似面孔潜意识层面的行为反应，将合成时父亲照片占比45%作为与父亲不相似面孔的临界点，按照这一比例分别将父亲照片与上述30 张一般男性照片合成，获得“与父亲不相似组”实验材料；将父亲照片占比55%作为与父亲相似面孔的临界点，按照这一比例分别与上述30 张一般男性照片合成，最后获得“与父亲相似组”实验材料，两组照片均为30张。

2.2.2 研究工具

采用蒲少华等人（2012）翻译和修订的父亲在位问卷中文简式版（Brief version of Chinese revision of Fath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FPQ-R-B），测量成年子女对父亲的具体感知和体验。该问卷共31 个条目，包括与父亲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3 个高阶维度和8 个分量表（对父亲的感情、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父亲参与的感知、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母关系、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父亲与祖父的关系、父亲影响的概念），采用1（从不）～5（总是）5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父亲的在位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采用邢学玮等人（2014）翻译和修订的母亲关于父亲角色态度量表（Maternal Attitude Scale，MAS），测量母亲关于父亲角色的态度。该量表包括18 个条目，包含父亲角色重要性、教养动机、教养技能、教养天性、母亲对教养质量的评判5 个维度，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母亲关于父亲角色的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2。

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采用3（被试类别：父亲低在位组，中等在位组，高在位组）×2（面孔类型：父亲相似面孔，父亲不相似面孔）的两因素混合设计。被试类别为被试间因素，面孔类型为被试内因素。择偶偏好测量指标：面孔吸引力评分（王雨晴等，2015）。

如图1。被试单独在电脑前完成实验。屏幕上先呈现指导语——告知被试这是一个面孔评定实验；在“+”注视点消失后，会呈现人脸照片；被试需要对照片的面孔吸引力进行1（毫无吸引力）～9（非常有吸引力）评分，在键盘上按下相应数字键。所有照片随机呈现，被试做完按键反应后照片消失。5 张照片作为练习，用以熟悉实验任务和流程。

图1 面孔评定实验流程图

2.4 数据分析

研究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可解释变异为22.43%，小于40%。因此测量中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采用SPSS 26.0、SPSS 宏程序PROCESS 中的模型1 进行调节效应的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的效应检验

分别以面孔类型和被试类别为自变量，母亲态度为协变量，面孔吸引力评分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类别主效应显著，F（2，107）=8.02，p＜0.001，η2=0.13，BF10＞1000，父亲高在位组比中等在位组、低在位组对父亲面孔的吸引力评价更高；面孔类型主效应显著，F（1，108）=20.73，p＜0.001，η2=0.16，BF10＞1000，被试对父亲相似面孔的吸引力评价高于不相似面孔；被试类别和面孔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2，107）=6.87，p=0.001，η2=0.11，BF10=205.92。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父亲相似面孔，父亲高在位组（6.32±0.36）比中等在位组（3.82±0.29）、低在位组（3.96±0.43）有更高的吸引力评分，F（2，107）=14.75，p＜0.001，η2=0.22，而中等在位组与低在位组（p=0.790）之间差异不显著；对于父亲不相似面孔，三组差异均不显著，F（2，107）=0.49，p=0.620，详见图2。

图2 三组被试对父亲相似与不相似面孔吸引力的评分

3.2 母亲态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减少父亲在位、母亲态度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在用回归分析作调节效应检验时，首先将父亲在位得分、母亲态度得分和对父亲相似面孔的吸引力评分作中心化处理（温忠麟，叶宝娟，2014）。以中心化处理后的母亲态度得分和被试类别为自变量，与父亲相似面孔的吸引力评分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在位与母亲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p=0.001），说明母亲态度在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存在，见表1。

表1 母亲态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然后根据选点法（Preacher et al.，2007），采用SPSS 宏程序PROCESS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母亲态度值为52.05 是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显著与否的分界点。当母亲态度值大于52.05时，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显著（p=0.010），95% 的置信区间为［0.007，0.058］；当母亲态度值小于52.05 时，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略微显著（p=0.050）。说明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会随母亲态度得分的升高而变大。

为进一步明确母亲态度调节效应的意义，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当母亲态度得分较高时（M+SD），父亲在位水平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simple=0.10，SE=0.02，p＜0.001）；当母亲态度得分较低时（M-SD），父亲在位水平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βsimple=0.01，SE=0.02，p=0.430），见图3。

图3 母亲态度在父亲在位和女儿择偶偏好之间的调节作用

4 讨 论

4.1 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亲高在位女儿更偏好父亲相似面孔，而中等在位、低在位被试未表现出这种偏好。因为与父亲中等在位和低在位被试相比，高在位被试的父亲与女儿之间有更积极的情感互动。而面孔吸引力的评分不仅受面孔特征影响，还受社会信息影响，当面孔被赋予积极的社会评价时，个体对这一面孔的吸引力评分就会更高（Vukovic et al.，2015；甘烨彤等，2021）。且女性在与男性建立稳定的长期关系时，会对男性身上的特质进行评估进而做出择偶决策，当代女性获取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在资源获取方面对男性的依赖变小，择偶偏好已逐渐从“好资源”转向“好爸爸”（张璟等，2020）。那些与她们中等在位和低在位父亲相似的伴侣会传递出一种信号——他们成为一个好爸爸的可能性较小，个体择偶时就会一定程度上“规避”这样的个体。

4.2 母亲态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受母亲态度的调节。家庭系统理论特别重视夫妻关系，将其称为家庭的执行子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夫妻双方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相互影响，对“父母—子女”子系统有重要调节作用（Zvara et al.，2013）。

其中，母亲态度调节了父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参与度以及父亲对孩子的可及性（Schoppe-Sullivan et al.，2021）。母亲态度得分较低时，母亲是父亲和女儿之间关系的抑制剂，母亲可能持有“父亲不擅长教养子女、主动参与教养意识不强，相比之下自己更内行”“母亲是子女的第一责任人”等信念（邹盛奇，刘畅等，2019）。这类型的母亲往往通过教育子女的过程获得身份认同和家庭影响力，而父亲的参与可能会让母亲产生危机感，对母亲身份确认的需要、对父亲照顾孩子能力的悲观评价或对照顾孩子的严格标准，导致母亲对父亲参与育儿扮演了“守门员”角色（邹盛奇等，2019）。这进一步限制了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削弱了父亲在位水平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的正向预测作用。

母亲态度得分较高时，母亲是父亲和女儿之间关系的催化剂，母亲认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增加了父亲参与度。这类型的母亲尊重丈夫、与丈夫恩爱且认为父亲在孩子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孩子能够自由地接近父亲，而不用担心受到母亲的责难（Schoppe-Sullivan et al.，2021）。母亲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信息表述影响子女的父亲在位水平。如果母亲对父亲充满感情，将父亲描述为充满爱的、易接近的人，那么子女将发展出父亲在位，这进一步加强了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影响的正向预测作用。

4.3 研究意义、不足及展望

该研究在理解父亲在位对女儿择偶偏好的影响及其中母亲态度的调节作用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唤醒父亲回归家庭教育的同时，揭示母亲可以改变自身态度提高父亲在位水平，很多父亲往往愿意也有能力照顾孩子，只是母亲没有意识到；提示女性应重视父亲在位对其择偶偏好的潜在干扰作用，如果深陷父亲的影响不能自拔，就会给恋爱甚至婚姻带来系列问题。择偶的机遇窗口稍纵即逝，婚育的黄金年龄弥足珍贵，只有看清自己的内心才能找到婚姻匹配难的最优解。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仅选择母亲态度作为研究变量，未来研究应比较不同类型母亲态度的具体影响。其次，仍是行为层面的横断研究，结果有待纵向研究进一步证实。因为母亲“守门”可能是父亲行为的结果，也可能是原因，当父亲参与增加时，母亲的消极“守门”行为就会减少。且父亲在位还会受到孩子气质的影响，父亲不太可能参与到脾气不好的孩子身上，这又会让母亲失望，进而可能反过来破坏父子、母子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情况在育儿中可能随时发生，需要长期纵向研究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