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的诗学

2023-06-23 17:42周新民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3年2期
关键词:乡野道义自然

周新民

摘要:《乡野传奇集》是一部中国古典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有机融合的作品集。虽然在文体形式上,它回归到中国古典小说文体传统上,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它又别具一格,体现了向西方小说靠拢的倾向。《乡野传奇集》分别塑造了少年形象、中年人物形象、老年人物形象。这三类人物形象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人格。少年人物形象体现的是回归自然;青年人物形象体现的是对自由的呼唤;老年人物形象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对乡野之地的“野性”的呼吁与回归。

关键词:乡野;野性;自然;自由;道义

於可训先生的小说集《乡野传奇集》问世以来,受到过各种好评。其中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肯定其价值的居多。《乡野传奇集》在文体上的探索,的确非常有特色。作为学者型的作家,於可训先生对小说文体学也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发表过一系列的小说文体学的论文,尤其在笔记小说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在讨论《乡野传奇集》文体特征的研究中,多有肯定《乡野传奇集》成功回归到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论述。这一观点笔者亦深表赞同。不过,笔者认为从古典小说文体传统回归的路径来探究《乡野传奇集》,尚有不满足之处。无论再怎么返回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路子上去,《乡野传奇集》所收录的小说毕竟是现代小说。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虽然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之间有比较大的鸿沟,但是,经过百余年的融合、融汇,当今的小说已经有机融合了中国小说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这一论断是符合文学史和小说创作实际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说来说去,都离不开“实录”“传奇”“说话”“志人”“演义”等等。而无论怎么界定中国小说传统,写事或者以事为中心,是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共同特征。而从西方传入的现代小说呢?是以写人为中心的,有明确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当然,也有论者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也写人啊,例如,四大名著不是塑造了那么多的人物形象么?中国的古代志怪小说、传奇不是也塑造人物形象?是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确也塑造人物形象,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小说的根本目的不是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不过是事件、言行的一个载体而已。所以,才会有中国古典小说是以事为中心的论断。而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小说,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核心。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之间最大的分野。自从西方小说传入中国后,百余年来中国小说的发展开始走上了中西小说传统融合的道路。中西两种小说的融合从文体层面来讲,大概有两种融合方式。一是退回到中国故事传统之中。例如沈从文从佛经变文中寻找变革资源。也有像赵树理一样的小说家从民间文学那里寻找资源。这种路径重新把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传统召唤回来了,消解了西方小说的人物中心論。另外一种路径则是回到中国抒情传统那里。奇怪的是,在这种探索路径上,沈从文仍然是先锋。此后的小说家,如汪曾祺、何立伟等,继承延续了沈从文小说的遗产。他们消解了西方小说的情节观念。由于西方现代小说的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情节被消解,最终指向的也是消解人物。如此说来,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中国小说家如何回到传统中去,最终都以消解人物为最终归宿。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回归中国古典小说文体传统中去的时候,中国小说依然葆有西方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呢?依然以人物形象刻画为核心内容呢?笔者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再次研读《乡野传奇集》时豁然开朗。《乡野传奇集》在中西两种小说传统的融会贯通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这条新路径是,《乡野传奇集》在文体上回到中国传奇小说的叙述传统的同时,走上了中西融合的创作路数,仍然坚持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性,人物形象的刻画仍然是小说的中心。《乡野传奇集》刻画的人物形象可谓琳琅满目,既有水乡少年,也有青壮年,还有各类饱经沧桑的老者。无论哪一种人物形象,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古典小说的文体,现代小说的格局,《乡野传奇集》中西融会的特征为小说家探索中西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考。按照学者们的观点,《乡野传奇集》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乡野传奇集》也刻画了一系列很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是体现《乡野传奇集》中西小说融会最突出之处。

如果一定要给《乡野传奇集》中的人物形象分类的话,《乡野传奇集》的人物形象大概有少年人物形象、青年人物形象、老年人物形象。这种分类似乎很老套,无甚高论。其实,之所以这么分类,是因为《乡野传奇集》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已经不是典范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所定义的人物形象。《乡野传奇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心理性的人物形象,而是文化人格意义上的人物形象。换而言之,《乡野传奇集》不是要塑造栩栩如生的、逼真性程度高的人物形象,而是具有现代派小说意义的文化人格形象。少年人物形象、青年人物形象、老年人物形象分别对应着《乡野传奇集》要呈现出来的不同文化人格。简而言之,少年人物形象体现的是回归自然;青年人物形象体现的是对自由的呼唤;老年人物形象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哪一种文化人格,归根结蒂都是对乡野之地的“野性”的呼吁与回归。

少年人物形象是《乡野传奇集》最为动人之处。《乡野传奇集》开篇《元贞》就是一篇书写少年形象的佳作。元贞和“我”去抓虾捉鱼逮野鸭,一派天真烂漫之气。即使元贞怂恿“我”卧冰抓鸭,在大人看来充满了算计,而在元贞看来,只是不愿意弄湿好不容易做上的新衣服。这种考虑也是孩子之间的孩子气与“小计谋”。如果说《元贞》还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古典小说写人的某种特质:记言写行,尚具有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痕迹的话。那么,其他塑造少年形象的小说已经在中西小说的文体上达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少年形象的塑造已经摆脱了言、行、事的束缚,走向人格精神的塑造。这些小说的代表主要有《生人》《国旗》《金鲤》《男孩胜利漂流记》。这些小说在走向中西小说融合上的最特出的特点是,在塑造少年形象时,从“人”与“物”的同构关系入手,而不是简单的凭借人物的言、行、事的记载来塑造少年形象。

《生人》刻画了村里一男一女两个生人形象。男生人名叫秀,女生人名叫明。两位生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愿意和村人打交道,成天和村里的家禽牲口打成一片。秀模仿家禽牲口的叫声,惟妙惟肖,成为家禽家畜的队长。明模仿家禽家畜的动作,成了他们的领袖。因为秀和明脱离人而与动物厮混在一起,因而被称为“生人”。其实,倒不是他们退化到和动物同等水平的智力、行为的水准,而是他们的心理被成人世界所扭曲而产生的亲近自然的情感反映。秀本为男性,家里一定要扭曲他的形象和心理,把他当作女孩养,导致了他也从心理上扭曲了自己,失去了男性的自然天性。模仿动物叫声的技能,是秀归自然天性的一种特别方式。同样,明的心理和行为也被扭曲。明本是女孩,其父亲为习武之人,因为她的兄长不愿意继承父亲的武学,她的父亲就把希望寄托在明的身上。明的心理与行为也因此被扭曲。明对于父亲的武学倒是不在意,而对于父亲“自创”模仿动物的武术套路却是喜欢,也因此走上了模仿家禽家畜的道路。无论是秀还是明,他们在成人世界被扭曲的心理和心灵在动物世界那里重新被找回来。小说通过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同构式书写,确立起贴近自然返回自然本性的少年形象。

《国旗》是另外一种写法。国旗是乡野少年,他精通于抓鳝鱼,对于乡村风物非常熟悉。这是一位不喜欢上学的少年,在父亲的安排下,担任村里的保水员,主要的工作是查看田间是否有鳝鱼打洞,避免稻田里的水流失。他喜欢这项工作,也精于这项工作。此外,他还对乡村的各种鱼类的习性非常熟悉和了解,同时,对于乡村各种风物的特性也是了如指掌。应该说,国旗是一位与自然乡村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这样一位畅想乡村的少年,与自然乡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然而,随后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人为地在国旗和乡村之间树立起了一堵无形之墙。国旗被动地卷入教育大辩论,承担了宣讲教育“大跃进”的社会责任。随着教育“大跃进”的落幕,原本要去省城上学的国旗,最终回归到乡村,重新回归他熟悉的生活。

《金鲤》可谓是对于少年形象塑造最为突出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塑造了两位少年形象,一位名叫细女的女孩子,一名叫水伢的男孩子。细女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没有参加互助组,在太白湖放鸭为生。水伢和爷爷生活在一起,在太白湖的另一边以打鱼为业。一对少男少女天真无邪,结下了纯真的友谊。二人以太白湖为自由天地,快乐地、自由地嬉戏。一切以一条叫金鲤的鱼的出现发生了变化。被细女、水伢称为金鲤的鱼,受伤后被这对少年救治,金鲤养好伤后,细女、水伢把它放归太白湖。金鲤回归太白湖之后,时常回来找寻细女、水伢,它回来的标志就是摩擦船板,引起细女、水伢的注意。本来就和太白湖融为一体的细女、水伢,又因为金鲤的出现而对大自然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感情。在细女、水伢二人淳朴的情感之外,以金鲤为纽带,增添了人和自然之间纯真的感情。小说这样描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至纯的情感:“突然,水伢的爷爷用手指着脚下的湖水说,看,金鲤,金鲤回来了。细女的爷爷顿时停下不唱了,弯下腰去看湖中的金鲤。水伢和细女听说金鲤回来了,也从船舱里跑出来,趴在船头跟金鲤拍手招呼。月光把四人长短不齐的倒影投射到湖面上,照着金鲤窈窕的身影在他们中间穿梭游动,像是跟他们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93页)这种自然的、不被尘世玷污的情感,自然与社会生活是格格不入。不仅细女、水伢的情感受到鄉村少年的玷污。太白湖的鱼类也遭受到乡村人的恶意捕捞,更加可恶的是,小岛上护山的石头被村人挖走,小山裸露出大大小小的坑,暴雨来临之时,崩塌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而小山之下正是金鲤等鱼类产子的地方,即使在小山崩塌,产子的鱼类也只会一动不动,难免会受到伤害。为了保护金鲤和其他产子的鱼类不受伤害,水伢决定守护金鲤。金鲤产子之夜,暴雨不期而至,为了保护金鲤,水伢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细女、水伢两位少年形象带有中国古典齐物论的意味,他们自然天成,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超越了前两部作品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对话的审美层次。这两位少年形象,即使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也是具有独特审美意识的人物形象。

《男孩胜利漂流记》则营造了另外一种少年形象。《生人》《国旗》《金鲤》都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同构中确立人物形象。《男孩胜利漂流记》则是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确立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男孩胜利希望怀孕的母亲给他生下一个妹妹,这是他最为真切朴素的想法。一次洪水来临,胜利在树上捡到一个挂桶,木桶里装着一名小女孩。小女孩还很小,尚不能言语,胜利认为这就是他的妹妹。为了在洪水里保护这个小女孩,胜利就随着木桶漂流,最终被营救上岸。整个故事充满传奇性。但是,书写传奇故事不是这篇小说的目的。这篇小说虽名为《男孩胜利漂流记》,按照一般的理解,胜利是小说的主人公。 不过在笔者看来,小女孩才是小说真正聚焦之所在。在小说的叙述视野里,胜利和小女孩之间的互动是小说的主要内容。胜利是小女孩的救命恩人,是他发现了盛装小女孩的扁桶,救下了小女孩。也是胜利一路用蒿芭汁、鸟蛋、米泡喂养小女孩,一路也是胜利照顾小女孩,给她换尿片,给她搭建凉棚。值得注意的是,胜利作为小孩子做这些事情的经验来源于父亲和母亲。正是来源于父亲和母亲的经验“教会”了胜利去喂养、照料小女孩。但是,在小说叙事视野里,父亲也好,母亲也罢所建立的成人世界,并不懂得儿童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例如,胜利发自本能就是想要母亲生一个妹妹给他。但是,从小说的叙述来讲,父亲和母亲并没有给予胜利情感需求上的满足,最终给胜利生下了名叫“抗洪”的弟弟。源于成人世界的生活经验和孩子出自本性的情感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缝隙,所以胜利“复制”父亲、母亲照料孩子的经验从价值上看,并不是小说要叙述的中心。小说要叙述的中心其实是小女孩子,这个懵懂未知、年龄尚小,还不能开口说话的小孩子才是小说聚焦的核心。当凉棚上站满了鸟的扁桶漂流到岳家湾时,一幅神话图景出现了:“村里有个每天驾船在水上捞浮财的,昨天一大早就跑回村里对太爷说,他看见水上漂着一个扁桶,扁桶上还搭着凉棚,凉棚顶上有很多鸟儿护着,正向村里飘来。他怕是神物,不敢靠近,也不敢乱动,特来向太爷爷禀报。岳家是个大姓,传说是岳飞的后人,什么事都是太爷爷说了算。太爷爷说,有神鸟护着在水上漂流,那必定是岳王爷转世,岳王爷当初就是坐在一口花缸里,从河南省汤阴县漂到河北省大名府的,花缸上就有许多鸟儿搭着翅膀,像凉棚一样护着岳王爷。太爷爷对那人说,这是他老人家投胎转世,来看我们来啦,你这是遇到贵人了,贵人啦。千载难逢的贵人哪。太爷爷就要村里准备船只吃食,备好香案台子迎接。”(119页)

在这幅神话里才会出现的图景里,被神化的是躺在扁桶里的小女孩子,而胜利是被看作是护送有功的“恩公”。小说叙述到这里才显示出要塑造的核心人物,是懵懂未开的小女孩。只有这样的儿童形象才是小说要礼赞的价值之所在。胜利虽然表现出少年难有的聪明、勇敢,但是,他毕竟受到成人世界的“玷污”,还不足以封神礼赞。

爱情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地黏合在一起,成为表达社会文化发展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五四时期爱情书写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此后,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爱情书写又和具体的社会政治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爱情书写也进入了精神解放、爱欲解放书写的重要阶段。总而言之,爱情书写并是不简单地叙述男女双双的精神追求,而是包含着更多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含义。《乡野传奇集》也有一些篇章叙写爱情。不过,从这些作品来看,爱情书写所指向的恐怕不是社会文化意义,而是指向突破规范的野性力量。《乡野传奇集》里的爱情书写并不指向社会政治、文化意义,也不指向精神解放和愛欲的解放,它指向的是来自乡野的野性力量。这样解读《乡野传奇集》的爱情书写,就会发现《乡野传奇集》构建爱情的压抑与释放的二元对立机制。但是,构筑二元对立的两极,爱情的对立面不是政治力量、不是社会制度、不是文化约束,而是野性的释放与压抑,这样的叙事机制使得《乡野传奇集》的爱情书写具有很特别的意义。

《白先生列传》主要写白先生和刘先生之间的爱情,白先生来自白族,是镇上中心小学的老师,刘先生也是同校教师,两人在相处之中产生了爱情。他常常在晚上与白先生对唱白族著名歌曲《蝴蝶泉边》,以表达相互爱慕之情和因爱而产生的悲伤与痛苦,对歌是白族青年男女谈恋爱时表达情感的方式。白先生和刘先生的对歌歌声充满了悲伤与痛苦,因为他们的爱情不合时宜,白先生的父亲是干部,刘先生的父亲是反动军官,白先生的父亲反对白先生与刘先生的爱情。因为白先生未婚先孕,刘先生犯下了流氓罪,被捕。白先生下孩子后,在水港自尽身亡。因为阶级出身问题而带来的爱情悲剧,已经有很多作品探讨过,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叙述套路,这些作品要表达的无非就是不合理的政治环境对于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因此,爱情叙事成为政治控诉的工具,这已经是习见的叙述套路。但是,《白先生列传》显然不是要重蹈叙述陈规,其爱情叙述目的不是政治控诉,虽然它有一个貌似政治视域下爱情叙事的框架。但是,细读文本我就可以发现,《白先生列传》关于爱情的叙述有其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白先生和刘先生的爱情是按照白族的男女传统爱情表达方式来进行的自由恋爱。他们的爱情更多的是建立在白族的民间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虽然,他们的爱情也以乡下人所惊讶的“现代”恋爱的方式进行。其次,我们注意到,小说在叙述的时候并没有把白先生之死上升到政治批判的角度,而是以乡村的民间传说来解读白先生之死。小说以佛祖出世的奇异方式,来升华白先生之死,传说佛祖的母亲因为未婚先孕生下肉球,肉球被抛弃到港中喂鱼,佛祖母亲去找肉球失足落水而亡。肉球逆水而上被一得道高僧所获,肉球剖开,五祖就此而诞生。小说以这样的故事,来为白先生在港中落水而亡做注脚。《白先生列传》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白先生因为爱情而亡从政治叙述之中解放出来,置于民间文化的叙述框架之中,白先生和刘先生的爱情也自然只是乡间的爱情悲剧而已。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白先生列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的神性女性形象。

《白先生列传》以民间文化与文化信仰突破了爱情叙述的政治框架,突破政治框架也因此成为《乡野传奇集》叙写爱情野性力量的一种尝试。《阴婆二奶传》也是一篇叙写乡野爱情的作品,二奶出落得貌美如花,具有过阴本领,她和外水佬(外乡人)铁汉相恋。但是,由于乡村习俗,其父母不同意二奶和铁汉成家,为了和铁汉在一起,二奶决定和铁汉私奔。私奔半途,二奶被追回来,铁汉却不知所踪。回到家的二奶,发挥出能过阴的特异功能,在家一人扮两角色,和铁汉拜堂成亲。此后,在二奶“扮演”的世界里,她与铁汉相厮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还生下孩子。现实乡村“规矩”让二奶和铁汉难以实现爱情梦想,二奶只有通过过阴的方式,实现在现实世界里难以实现的爱情。乡村习俗极力破坏二奶和铁汉之间的爱情,而二奶则以乡村过阴这一不具备科学但是符合乡野文化的心理需求,在虚拟世界里实现了爱情。有意思的是,最终铁汉回归,与二奶有情人终成眷属,在“阴间”世界演绎的爱情在现实世界里一一实现。与《阴婆二奶传》相类似,《博士外公传》也叙写突破乡村文化桎梏寻求爱情的故事,塑造了乡村敢爱敢做的乡野人物。《博士外公传》演绎的是民间私奔的爱情故事,外公在二外婆家做宁波雕花床,这宁波床是二外婆的婚床,二外婆家准备招赘女婿养老,没想到在外婆家制作婚床的外公,竟然和二外婆相恋。由于外公已经娶妻生子,不能入赘二外婆家,于是,二外婆决定和外公私奔,背着宁波床的花板,逃至外公家里。这段传奇故事演绎为戏曲作品《背花板》,四乡演唱,轰动一时。

《乡野传奇集》的爱情叙写最为动人的是《歌子三嫂传》,《歌子三嫂传》塑造了为爱情而疯癫而献身的女性形象。三嫂和三哥最初萌发爱情和最终喜结良缘,原本就是一件传奇,三嫂人美,刚考上中央美院的何树林对三嫂一见钟情,何树林每隔两三天就写信给三嫂,由于三嫂文化水平有限,就让三哥给她读信,一来二往的读信过程中,三哥和三嫂逐渐萌发了爱情。三哥和三嫂之间产生爱情具有传奇性,读信之人和收信人之间产生的爱情,竟然源于第三方写给收信人的书信。一旦终止读信,三哥和三嫂竟欲罢不能,三哥和三嫂最终走到一起,成为幸福的夫妻。在一次回家途中,三哥三嫂的船沉没,为了搭救三嫂,三哥献出了生命。小说叙述到这里,我们以为高潮已经到了,小说叙述该结束了,不过,事实上这才是《歌子三嫂传》高潮的前奏。三嫂因为怀念三哥,最终陷入了疯癫状态:“三嫂唱的,还是打湖草时跟着那些年轻媳妇唱的山歌小调,有时候吟的也还是新婚之夜跟三哥吟的那四句,每天都有一大群孩子跟在她后面,听她唱。她不打人,也不吓唬这些孩子,孩子们都很喜欢她,跟着她这条弄里出那条弄里进,像大年初一挨门串户赶着拜年一样。三嫂有时候也哭,哭得惊天动地,痛彻心扉。哭过了也会清醒一阵子,口里叫着三哥的名字,把对三哥说的私房话,也说出来了,比电影里的洋学生说得还肉麻。村里的嫂子媳妇就忍不住嗤嗤暗笑,笑过之后,又鼻子一酸,禁不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了。”(250页)三嫂对于三哥的痴情还表现在,她认为三哥的船只之所以出事,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灯塔来指引行船的航向。于是,三嫂就站在湖边的巨石上,手持白布或者马灯、灯笼,为来往的船只指引航向。小说到这里只是写出了三哥和三嫂之间的坚贞爱情,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思念三嫂而疯癫的何树林,病情恢复完成学业后,听说了三嫂的故事,在三嫂常站的巨石墩上,建造了一尊雕像,雕像像极了三嫂,雕像手举火把(电子),为来往船只导航。《三嫂歌子传》通篇洋溢着爱情的颂歌与悲歌。三哥与三嫂之间的爱情悲歌,缺乏必要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它本身就是爱情的自身的合乎逻辑的展开。他们相爱缺乏社会性意义,三嫂为三哥的死而疯癫而自愿充当“航灯”,自然也无法以道德去定义。因为,它源于三嫂对于三哥的怀念与深切的自责。而何树林自愿修建的雕像,也不是出于道德责任,因为,他和三嫂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恋爱关系,他所作的其实一如当初给三嫂写信一样,纯粹属于爱情的表达。《歌子三嫂传》写出了一篇出于爱情终于爱情的乡村爱情赞歌。

值得注意的是,《乡野传奇集》书写爱情的时候往往聚焦到极端表达爱情的方式。《白先生列传》中白先生落水而亡,以死明志。《阴婆二奶传》则突破了现实经验世界,以阴间的方式展示对于爱情的追求。《歌子三嫂传》则以疯癫来表达爱情。这种极端处理的爱情的方式,无非是为了突破爱情所遭受的束缚与压制。上文多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乡野传奇集》刻画的人物形象,还有活跃在乡野的民办教师和各种手艺人,这些人物也是乡村社会的重要角色。他们不同于农民,有一定文化和社会阅历与见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都有乡村的野性力量,所遵循的仍然是乡村伦理与信仰。

首先,我们来看乡村民办教师形象系列。民办教师是中国乡村的独特存在,他们维护着文明和乡野之间的关系。何为民办教师?《吴先生列传》从社会功能上做了界定:“乡村教育者,不独教孺子识文断字,且兼有移风易俗、教化乡民、服务乡村政治经济之务,所以彼时之乡村教师,身份虽微,其作用却大。吴先生以其微末之躯,补此乡村教育之空白,泽被乡里,非一代也。”(148页)然而,《乡野传奇集》并非一部乡村教师社会面貌的展览,更多的是刻画了一系列乡村教师形象。综观这些乡村教师形象,其核心仍然是一个“野”字。这里的“野”从社会身份来说,乡村民办教师是国家公办教师之外的一种身份存在,带有不入国家体制的性质。而从文化属性来说,这里的“野”带有浓厚的民间属性,和广袤的中国乡村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勃勃生机的原始力量。我们谈乡村民办教师文化属性上的“野”,是指乡村民办教师的“根”在中国乡村,和乡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如此。《吴先生列传》刻画了一乡村民办教师的典型形象。吴先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机缘巧合,她成为乡村民办教师。作为乡村民办教师,吴先生的人生轨迹和乡村社会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除了教学和通过教学工作移风易俗之外,吴先生承担过宣传婚姻法的工作任务,教育农民打算盘的工作,指导和帮助农民各种技术性和文化上的工作。吴先生虽为文化人,但是,她的“根”在乡村,她的行为、思想和乡村始终紧密相连,这是乡村民办教师的根本底色。因此,《乡野传奇集》刻画民办教师形象时,并非按照民办教师应该有的社会形象来刻画,更多的是强调“野”。这个“野”字突出乡村民办教师的教育大都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充分满足和利用乡村资源而不是对文明社会的简单的移植。《张先生列传》就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张先生当过兵,来校担任民办教师后,把部队的作风、号令带到了学校。更重要的是,他还因地制宜,把河滩当作运动场,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他还把河滩当作上音乐、图画课的课堂。张先生的教学让孩子们在大自然的野趣中自由地伸展野性。

如果说“野”指的是乡野的某种本性的话,“野”的内涵里难免少不了不被外在力量所扭曲的“真”。而这“真”也是乡村民办教师身上表现出来的难得的精神品质。《熊先生列传》和《梅先生列传》对此有比较深入的叙述。《熊先生列传》中的熊先生是一位“书腐”,较真。这较真的品质还不是迂腐的意思,而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不流于时俗的难能可贵的品质。比如,“大跃进”时期学校给六年级的学生制定了初中学生的劳卫制标准,为了让学生达标,熊老师一丝不苟地制定训练计划,帮助学生提升素质,而不是容忍作弊与作假。大炼钢铁年代,他反对弄虚作假、冒功领赏。熊老师反对毫无科学依据的深耕密植,坚持科学,反对将麻雀列入“四害”予以驱赶。熊先生的“书腐”与较真,体现了不被某种主流的价值观和时俗所扭曲的品质,熊先生也因此被人称作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其“书腐”、较真,本质上是一种淳朴的、未被玷污的宝贵品质。

《梅先生列传》中的梅先生其实也和熊先生一样,具有淳樸的宝贵品质。只不过,与熊先生的“书腐”不同的是,梅先生表现的是“真人”。作者对于梅先生的“真人”品质有如下判断:“二十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人称共和国之艰难时世。余正值年少,不谙世事,唯知饥饿难当。梅先生生当斯世,染饿痨之疾,言之不得,治之难愈,诚可恤也。然先生安然独处,不改自性,不畏人讥,欲其欲,私其私,皆不悖于情理,是真人也。”梅先生的“真”表现为作为一名深染饿痨之人,在面对食物时的自然而又真诚的表现,毫不做作。为了多喝一口糠糊糊,答应给每一位学生画肖像画。和学生值守包菜之时,“监守自盗”。为了多吃一口萝卜圆子,他主动和学生去守夜。毫无疑问,梅先生对食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为了得到哪怕可怜的一点食物,他可以放下尊严,甚至是作为一名老师的尊严,表现出“不悖于情理”的“真人”形象。

如果我们只是从民办教师和现实社会之联系,从民办教师的个人品质上来理解乡村民办教师,可能还是有些狭隘化了。民办教师身上所体现的“野”的品行,更多的基于与乡村社会、乡村自然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和民办教育本身的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乡野传奇集》书写了乡村教育的“野路子”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提升了民办教师的“野”所具备的不平凡的价值。这一点在《小徐先生列传》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小徐高中毕业后来到大伯所在的乡村。这里是穷乡僻壤,村民几乎都没有受到过教育。小徐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乡村少年陈细伢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于是决定给陈细伢上课。徐老师给陈细伢上课,并非在教室里上课的,而是在野外就地取材。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有魅力的乡村野地教学图景:“每天早晨,只要队上不用牛,这老少三人就把牛赶到山上放牧。常常是陈细伢和小徐先生赶着牛走在前面,小徐先生的大伯肩上像挂褡裢一样,前面一个书包,后面一个小凳,跟在后面。到了山上,小徐先生的大伯取下肩上的小凳,找个地方坐下来,一边看书,一遍看牛。小徐先生就找一个背风的崖壁,教陈细伢读书。崖壁上有一块光滑的石板,就作了小徐先生的黑板。陈细伢画画用的红砂石,就做了小徐先生的粉笔。荒郊野外,没人打扰,也不怕吵了人,可以安静地演算,也可以大声地朗读。学习间隙,小徐先生就教陈细伢唱外面的流行的革命歌曲,做小学学过的几套广播体操,或让陈细伢自己打个八叉,翻翻筋斗什么的。”(205页)虽然小徐先生对陈细伢的教育还谈不上在学校教室里进行的正规教育,而是在野外按照小徐先生的知识背景和体系进行教学,但是,陈细伢最终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著名通讯工程领域的专家。

乡野之人除了野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属性,那就是“义”字当头。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乡野传奇集》所刻画的民间艺人形象上。《乡野传奇集》刻画了大量民间艺人,例如,木匠、看相人、武术教师等等。《乡野传奇集》刻画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突出这些人物的“义”。作为中国古代重要价值观,“义”一直是中国文化所要维护、提倡的价值观。不过,历代文化典籍所记录的更多的是居庙堂之高者的“春秋大义”。民间之“义”的叙述更多的属于侠义公案小说之内容,其含义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乡野传奇集》对于“义”的阐发具有新的内涵,也具有新方式。

《看相细爹传》是一部典型的民间艺人志。细爹十多岁被乡人带到了九江,因为为人讲义气,被义扒金先生收为徒弟,从此开始了职业扒手的生涯。成为一代著名扒手之后,细爹也很讲义气。细爹后来还从事过牙医。不过,他为了不骗人,不再从事骗人的除蚜虫的勾当,只是帮人拔牙而已。细爹还从事过看相的营生,也是因为不想骗人钱财,主动拆除了看相的摊子,回乡养老。细爹的一生虽然从事过多种职业,但是,讲义气贯穿了他的一生。《饭铺冯奶传》书写了一名开饭铺的冯奶和干儿子黑皮之间的故事。冯奶在大沙河外边的路边开了一家饭铺,为过往行人提供饮食茶水上的方便。冯奶原本有一儿子。有一年发大水,冯奶的儿子为了堵住鱼庐的洞口,被吸进鱼庐而亡。黑皮七岁那年山洪暴发,全家除了他一人,都被淹死。民间传说是有人代替黑皮而死,他才保住性命。多年后黑皮认为是冯奶的儿子代替他而死,于是认下冯奶为干妈。冯奶和黑皮認亲,显然是民间的“义”使然。此后,冯奶和黑皮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多年后,黑皮发迹,帮助冯奶把被洪水冲垮的饭店重新建起来了。

《汉流齐大爷传》是一篇非常典型的书写“义”的作品。齐大爷放牛时贪玩,牛吃了别人家的庄稼,为了避免被父亲责罚,逃到了九江,加入了汉流。齐大爷儿时的好朋友三胖从事革命工作,为了保障队伍的医药和武器装备的供应,他来找齐大爷出手相帮。齐大爷出于对儿时朋友的友情,答应了在山堂为三胖输送军用物资。随着革命队伍的发展和时世的变化,齐大爷所掌握的汉流山堂,成为革命队伍的秘密的红色运输通道。日本占领九江后,齐大爷委身于日军,继续为革命队伍提供军事物资。齐大爷为革命队伍提供运输上的帮助,倒不是出于革命觉悟,也不是主动帮助革命队伍。他所做的一切纯粹出于朋友之间的义气,为了帮助三胖而已。一次为三胖运输了大量军火后,齐大爷的船队尽毁,招募的川军队伍也牺牲殆尽。还是出于义气,齐大爷变卖了堂内所有财产,只身入川,挨家挨户地去寻找他们的亲人,护送他们的灵位回家。为此,齐大爷辗转数年,直至解放才回到九江。此后,齐大爷把对待川军的情义转移到对四川逃荒过来的盲流身上。这些盲流流落到大街上,露宿街头,齐大爷把这人都接到家里来住。齐大爷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把这些从四川过来的盲流看作是那帮川军英烈之后。齐大爷的情义,的确是感人肺腑,虽然外人并不理解他。

《乡野传奇集》以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文体融合的形式,书写了乡村社会的文化人格。这份书写是为了向乡村致敬,也是为了向童年敬礼,更是对一种自由自在充满野性的生命的礼赞。《乡野传奇集》的后记有这样一段话:“我小时候放过牛,顺带也放过猪。早晨起来,跟小伙伴们一起,骑在牛背上,驱赶着脚下的猪娘和它们率领的一群小猪,迤逦向前,远远望去,像一条黑色长龙。到了湖滩上。猪牛都是野放,我们也把自己野放了。傍晚时分,等我们在湖滩上疯够了,才收拾它们回家。我在草原上见过牧马,在高原上见过放羊,都不及我小时候在太白湖的湖滩上放猪放羊,没有套马杆的阴影,没有头羊的约束,那份随意自在我至今觉得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乡野传奇集》的点睛之笔。为了野性的生命而赞,这就是《乡野传奇集》的精华之所在。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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