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中国士绅传统再反思

左雯敏

摘 要：新乡贤是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之一，是构造村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从家庭、家族到村庄，新乡贤通过付出与“吃亏”，将自身与更大的共同体融为一体。在治理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不是一个圈层化的自私格局，而是由不同圈层格局里的领袖所统率的圈层化的共同体格局。新乡贤代表了乡村社会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念，“以身载道”的精神是他们成为村庄“道义上的权威中心”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原因。社会规范需要人格的支撑，有效治理并非仅仅依靠规则设计和技术治理能够实现。这也是讨论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之关系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新乡贤；有效治理；基层治理；中国士绅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2 - 0033 - 10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自从2011年《经济观察报》发表《新乡贤治村》开始，陆续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和讨论“新乡贤”的话题。1大体而言，研究者把“新乡贤”界定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2新乡贤虽然不是村庄治理中正式的行政力量，但却是村庄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活跃力量。他们有的长期在乡间生活，有的在外工作，但大都通过捐钱、捐物、花时间、出主意等方式支持家乡的建设。在当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新乡贤是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

“新乡贤”的背后，有一个悠久的士绅传统。中国的士绅传统与古代科举制和宗族社会的发育息息相关。传统时期，士绅是财富、权力、名望三要素集于一身的地方领袖。他们受过比较高级的教育，能说会写，知书达礼，借助于乡村礼俗和地方信仰的规范性，治理乡村基层社会3。他们是通过科举制与皇权体制产生联系的一群人，占据着在皇权与基层社会之间居中转辙的枢纽性位置。随着科举制的取消、帝制的结束以及共和国对士绅的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士绅逐渐湮灭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20世纪60 - 80年代，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士绅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士绅的角色与功能，如萧公权1和瞿同祖2，有的研究士绅的社会流动，如何炳棣3，有的研究士绅的收入状况，如张仲礼4，还有的研究士绅与现代国家的关联，如杜赞奇5和孔飞力6。這些研究将门阀衰落之后，士绅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7在这些研究中，士绅被视为考察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透视点。李猛称之为中国研究的“士绅模式”8。“士绅模式”的背后是国家社会二分的理论框架，其实践旨趣在于从中国士绅身上找寻中国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但这种简化却遮蔽了历史实践与士绅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反而让士绅的面目模糊起来，变成了一种相对脸谱化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士绅研究吸收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地方精英模式”。周锡瑞等学者认为，地方精英除了持有功名的士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地方精英人物，包括地方长老、商人、经纪人、教育家，甚至是军事强人和地方匪首。“地方精英模式”更加关注精英的统治策略、国家角色、精英竞技场、地区差异、历时性变迁等方面的内容。9例如，杜赞奇把地方精英区分为赢利型经纪人和保护型经纪人。他认为，地方精英的经纪性质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积极性”有关，更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密切相关。10实际上，中国的村庄精英常常徘徊于保护型的经纪角色与赢利型的经纪角色之间。也有学者指出，村庄精英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族代表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11西方语境下使用的“经纪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且外在于某个利益团体以“价值中立”的姿态来保证委托代理关系的公平性。中国士绅却常常是内在于乡村社区的“有立场”、有价值取向的内生权威人物。

从传统士绅到新乡贤的变迁，提供了一条思考乡村基层治理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关系的线索。新乡贤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典型案例，从价值观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新乡贤治理的有效性。本文还将以新乡贤的治理逻辑为切入点来回应和讨论“差序格局”这一经典社会学命题。

二、“地方绅士”与村庄治理

2019年，笔者在赣西北甲县1进行了半年多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乡村基层治理的议题。甲县的基层干部和村民常用“地方绅士”来形容乡村社会中那些不在行政岗位上的内生权威人物，也即是本文所说的新乡贤。在调研中，甲县黄村（行政村）刚卸任的老支书毛德来第一次跟我提到了“地方绅士”这个词。毛支书做了35年的村干部，农村工作成绩斐然，在甲县颇有名气、有口皆碑。访谈时，他谈起了自己提炼总结的乡村治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班子要团结。第二，每个自然村都有‘地方绅士，这个关系，一定要搞好；‘地方绅士的关系搞好了，就会很稳定。第三，要关心群众，想着群众。第四，要跟上面的领导搞好关系。”2毛支书在访谈中提到，在黄村，陈家自然村的陈贤安（化名）是最出名的“一号绅士”。

（一）陈家村的“地方绅士”

陈家自然村（后简称陈家村）隶属于甲县黄村，地属偏远山区，距离县城大约45公里。陈家村大约有500人，分在一河两岸居住，河北边是兴安片，河南边是陈家片。陈家片约250人，90%以上姓陈，兴安片也是大约250人，70%以上姓陈。从黄村村部到陈家村有一条3公里长的通组公路。3陈家村的村民大多在珠三角一带打工创业，主要从事服装加工销售和电子产品零部件回收，当地人称之为“做服装”和“捡洋垃圾”。陈家村的村民在外面赚到钱之后，会先在村里盖一栋漂亮的房子。虽然位置偏僻，但陈家村别墅林立、兴旺发达，完全没有空心村的衰败感。

陈贤安是陈家村最有威望的“地方绅士”。他于1957年出生，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到初中一年级就因贫辍学了。陈家村并入黄村之前是一个行政村，陈贤安在20世纪90年代还做过陈家村的村支书。1999年卸任之后，他去福建、广东等地打过工，2003年又回到村里，一边种地一边带孙子，直到2011年开始不再务农。陈贤安有两个儿子，在西北做奶粉生意，赚了大钱，在村里盖了一个大别墅。此后，陈贤安一家开始在家乡做慈善。每逢过年，陈贤安会给陈家村年满60岁的老人送400元红包和1壶油。重阳节和春节时，陈贤安会去乡镇敬老院慰问老人，送钱送物。2019年的重阳节，陈贤安自掏腰包买了1头猪，送给敬老院。据陈贤安自己介绍，他们家每年用于家乡的各种善款捐赠和公益事业支出超过了10万元。陈贤安为地方公益事业做出了颇有影响力的贡献，他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江西省每年一度的陈氏宗亲大会，陈家村也一般都是推选陈贤安作为代表前往参加。

陈贤安是陈家村的“绅士头子”（黄村村支书毛德来语），另外几个村庄精英也是他的支持者，包括陈贤隆、陈贤池、陈长华等。陈贤隆是陈贤安的堂弟，某知名服装品牌的广东省总代理，也是黄村的首富，年收入在千万以上。他常年在外经商，对陈家公益事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比较大。陈贤池是镇政府的领导干部，能歌善写，热心村庄公益事业，在当地颇具威望。陈长华是黄村的老会计，做了40年的村组干部，任劳任怨，本分靠谱，获得了陈家村民的高度信任。陈家村庙会的资金一直由陈长华保管。陈家村的公共事务主要是他们几个人商量办理，实际上又以陈贤安和陈长华付出尤多。多年来，两个人配合默契，不辞辛劳地为村庄公共事务辛勤奔走。实际上，陈家村的“地方绅士”们构成了一个跨越内外、沟通政商、团结合作、相互支持的新乡贤群体。

（二）陈家村的庙会

甲县的民间信仰非常发达。黄村有6个庙，每个庙都有庙会，陈家村的庙会是其中之一。2007年，陈贤安组织重修庙宇大殿，此后香火更盛往昔。陈家的庙会是每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庙会正好临近中秋，外嫁的女儿和打工的游子很多都会回来，附近的村民也来凑热闹。庙会当天，烧香拜神、唱歌跳舞、吃饭看戏，热闹非凡。2019年，陈家村的庙会摆了30多桌饭菜用来招待赶庙会的人，所有来参加的人都可以免费吃饭。那两天，村里家家户户不用开火，来了客人也可以直接带到殿上来吃饭。来的人多少都会敬献一些香火钱。2019年全年共收到香火钱20万。每年的捐款和开支，陈长华都会张榜公布。香火收入全部用来兴办村庄的公益事业。

黄村的这些庙会大多是由“地方绅士”进行管理，行政村不予干涉。每逢各自然村举办庙会，村干部也会去随礼，这是对“地方绅士”和片区村民的尊重，也是对地方神的尊重。比如，老黄村（新的黄村由老黄村、陈家村等4村合并而成）举办庙会的时候，黄村村主任以个人名义捐了1 000元，他说：“如果他们搞庙会，我们不去，他们会觉得我们看不起他们，操办的都是‘地方绅士，是他们的面子，也是融洽一下工作感情。”1

陈家村的红白喜事也是“地方绅士”在操持。每遇红白喜事，陈贤安就会出面组织，明确分工。比如礼房、主厨、帮厨、采办、礼桌、茶水、洗碗、鞭炮、打杂等。兴安片4个小组和陈家片4个小组都属于陈家村，他们同属一个白事互助圈。以前，两边发生白事都会互相随礼，但不用互派人手帮忙筹办丧礼。近年来，由于外出打工者增多，帮忙操办白事的人手就不够了。陈贤安和陈长华留意到这种情况，召集大家商议，约定两个片区的白事，对方片区的每个村民小组各派3个人帮忙操办。此外，庙会对村庄的红白喜事也是一样支持。黄村大部分自然村举办红白喜事所用的桌椅板凳都是用庙会的香火钱置办的。有些自然村没有庙会，便会在春节期间组织龙灯队外出“化缘”。弥散在乡间的民间信仰是村庄精英的治理抓手。以庙会为中心的公共活动，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还可以集聚香火钱推进村庄公益事业，庙会间接承担了陈家村集体经济的功能。庙会和红白喜事具有一定的风俗和民间信仰支撑，自然而然具有正当性，“地方绅士”出面主持只是因势利导，倒不足以体现出“地方绅士”在有效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那些具有一定难度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成功，更能凸显“地方绅士”的治理功能。

（三）陈家村修路

从陈家自然村到黄村村部有一条3公里长的通组公路。笔者2019年去调研的时候，这条马路宽敞漂亮，通行方便。实际上，在这条公路硬化之前，从陈家自然村到黄村村部的通组公路坑坑洼洼、崎岖难行，村民接送小孩上下学或者到镇上赶集都不方便，还有一个陈家村村民因为道路难行而拒绝出任黄村的村干部。2010年以后，陈家村的小轿车越来越多，山路狭窄，不时发生剐蹭。拓宽和硬化这条公路成为陈家人的热切心声。而出面主持修路的正是陈家村的“地方绅士”陈贤安。

修路最先遇到的问题是资金问题。陈贤安和当时的村支书毛德来积极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资金，努力了两三年，终于在2012年成功争取到了一个林区公路建设项目。但是项目资金仅够硬化公路，陈贤安需要另外筹措资金来开山切坡，准备道路初胚。他整合了村庄的自有资金，包括庙会的香火钱40多万元，流转本村山林的收入30多万元，还发动村民募捐了13万元。这80多万元并没有把道路加宽占用的山林田土和青苗补偿计算在内。陈贤安召集村民开会，他说服大家，修路所占用的山林田土一律不予补偿，在村民大会上大家都表示同意。从村民那里募集的13万元，最初交给陈家片片长陈贤万管理，结果陈贤万没有记好账，钱和账对不上。管理陈家村财务的陈长华对笔者说：“有人说他儿子做生意亏了本，从里面拿了钱给他儿子还债。到现在也说不清，就是一个存折扔在我那里，上面还有400块钱。后面大家也不愿意捐钱，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要大家凑了。”1由于陈賢万管账不力，号召村民再集资的难度就比较大了。陈贤安只好“舍财取义”，“最后我给几个老板打电话，陈贤隆拿了10万，舒敏志拿了6万，我家出了4万”2。这样总算是凑够了修路的资金。

虽然村民都口头答应，修路所占山林田土和青苗不予补偿，但真正到了施工的关口，个别村民还是反悔了。“有两兄弟就不肯，因为他们占得多。我们就开会，路还是要通的，就拿钱给他，结果他们两兄弟分不平，因为还差500块，贤安也很来火，发了火，当时5个人在场，一人凑了100块给他们。”3陈家村绝大部分村民还是积极支持村庄修路，自愿放弃补偿。但是在隔壁的老黄村那里，少数村民对损失却是锱铢必较。“（在老黄村）加宽路要砍两棵板栗树，要补钱，还不是一点两点，说一棵板栗树一年可以打多少多少斤板栗，要补多少多少钱。我就要他帮我在那里守车子，不让车子从开山这边上来，要注意安全。这样拿点工钱给他。没想到，后来他还是不肯，没办法，两棵板栗树补了8 000块钱。有这样的人，没办法”4。

陈贤安“施惠”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为了这两棵天价板栗树，毛德来和陈贤安做了很多工作，依然不管用，最后只能花钱消灾。没想到类似的“刁难”再次发生，还是发生在老黄村的地界上。“公路走那里过，加宽了，占了他一点田，他就是不同意，要赔钱。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就不修了，这十几米，空了大半年，村里的干部就总说他，我们也说他没人情味，村民走过路过都要骂几句。过了几个月他来找我，松了口，说要我私底下补2000块钱给他。这个事情别人都不知道，我私人掏的腰包，就当少抽几条烟吧”1。从2014年夏天开始破山开路，到2015年底道路竣工，陈贤安在这条路上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每天都在路上看，钢模要看住，事情要协调，质量要保证。一年多，我没拿一分钱，车子加油都是自己掏腰包的。”2由于这是甲县第一条6米宽的通组公路，而且质量很好。时任县长看了以后非常满意。因为这条公路，那一年陈村所在乡镇考评荣获全县第一名。

修路把庙会的钱都花光了，陈贤安决定每月拿出1 000元“公路私养”。“现在庙会上又有钱了，我同贤安说，养路钱庙会上来出。贤安说，庙会的钱留着，将来还要盖一个仿古的大殿，还要100多万”3。由于道路养护得好，宽敞的马路非常干净，路边也不见杂草。同样是山间公路，其他几个自然村的马路布满了茅草和杂枝。黄村村主任在访谈中曾经对比过陈家村和镇上另外一个明星村劉家村的情况。“陈家跟刘家不一样，他们刘家是政府投资打造的。我们这边的陈家是大家共同打造，民间推动为主，大家出资出力，大家凑钱，不要补偿，有的还投义务工。刘家那边的老表是不管的”4。陈家村修路的壮举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地方绅士”带动了村民，激活了村庄内生动力。陈家村修路的过程，虽然也遇到了诸如账目丢失、村民闹事之类的波折，但绝大多数村民，包括不计补偿的普通村民以及慷慨捐资的村庄富人，都投入这条公路的修建过程中了。

笔者在陈家村调研的时候，还了解到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事。“过年的时候，村里路灯没钱交电费，大家都在的时候，我说电费快没了。大家你一百，我两百，马上就几千。你拿了我不拿不好意思的，我们这里都会愿意拿，小钱无所谓的”5。在这样一个“叫农民掏腰包好难”的年代，陈家村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大方热心，确属难能可贵。其实，陈贤安主持修路的整个过程，并不是一路释放人格魅力的高光过程，反而是夹杂了很多的无奈和憋屈，吃了不少的亏，但他还是挺过重重阻碍修成了这条全县最好的通组公路。这条通组公路的成功修建，也把陈贤安的个人声望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陈贤安为首的“地方绅士”是构造陈家村公共秩序的关键力量。“地方绅士”在村庄基础设施的修建、村庄公共活动的兴办及村庄文明风气的塑造等方面都发挥了领袖和组织功能。“地方绅士”不仅仅是在双轨政治格局中发挥上下连通转辙的功能，也在调理村庄人际关系，甚至连超越性的庙宇也在“地方绅士”的统领之下。“地方绅士”是村庄治理有效的关键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资源和策略之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探析，什么样的观念因素才是“地方绅士”达成有效治理的原因。

三、吃亏精神与差序格局

陈家村分为一河两岸，南岸的陈家片和北岸的兴安片都以陈姓为大姓，两边都有几个富裕的大老板。陈家片居住集中而兴安片相对分散。从公共事务的操办上看，陈家片明显更加兴旺团结。兴安片片长丁运来说：“我们分散一些，他们集中一些。人口散一些，人心也散一些。这个小组要顾这里，那个小组要顾那里。我们这边修路，不靠国家项目可能修不来，协调不了，叫农民掏腰包好难。”1笔者就两个片区的差异性请教过陈贤安，他对这个对比做了一番分析。他认为，关键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那边条件差不多，有事缩手缩脚的，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如果那边有几个吃得亏的人，就能说话，能站得住脚，能力也要有，要做得平，要吃得了亏。为地方办事，自己要出力，要人工去跑，车子要油，要带头，要多出钱。他们那边的人就不愿意嘛，如果什么都为了自己，领工资啊，加油啊，人家就看不起你，集体事业也是，要吃得了亏，吃不了亏就带不了头，领导是关键”2。

陈贤安的这番分析让笔者开始留意他所谓的“吃亏精神”。为什么“吃不了亏就带不了头”？还是以一河两岸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陈家村兴安片片长丁运来在并村以前也担任过老陈家村的村支书。并村之后，镇里希望他到村里去当村干部，他以交通不便为由拒绝了。而后他被选为兴安片片长，却不太上心。但他非常关注家族事务。丁运来一共6兄弟，丁氏在陈家村是小姓，他发动兄弟们建了一个丁氏祠，这是丁运来一生中最自豪的事。陈家村准备建一个凉亭，陈长华带笔者去找丁运来访谈的那天，陈贤安正好打电话约陈长华去商量凉亭的选址和建造方案。陈长华叫丁运来一起去，丁运来婉拒了。陈长华对笔者说：“你看我叫他来，他来看一下也好，他不下来。你做事我们陈家去不去？你不来我们也不会去的。他就是管着他那个祠堂，其它的不太管了。”3

与“地方绅士”相比，普通村民非常依赖自己的家庭、宗族、庙会，他们的视野和利益往往囿于这种社会边界之内。诚然，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能够护住一个家庭，便是一件可圈可点的好事。但是，一些村庄精英不仅可以照顾好家庭，还可以调理家族间的关系和村庄秩序。丁运来可以说是家族的领头人，但影响力无法像陈贤安那样遍及整个陈家村。如果丁运来囿于小家庭的利益，他就不会带领他的兄弟们去建丁氏祠。如果陈贤安囿于本家族的利益，他也不会费力地张罗整个陈家村的公共事务。

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地方绅士”吃亏了。他们亏了时间和金钱，付出许多操心和劳累，甚至承受了不少误解和委屈。但是，从家庭到家族再到自然村的这个层层外推的结构，我们又看到，“地方绅士”比普通村民有着更加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他们尝试着跨越差序格局的圈层边界去调理更大范围内的利益关系，建立起跨越差序格局圈层边界的声望。“地方绅士”能超越一己之私，从某些局部的物质利益和组织约束中超拔出来，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发挥出“反结构决定论”的力量。这种“吃亏精神”，可能是“地方绅士”与普通村民最本质的差别。“地方绅士”可以跨越内外之别，跨越关系边界，从而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现代世界重新构造地方社会秩序，他们也是乡土社会可以成功步入现代世界的关键支点。

差序格局的亲疏原则，容易走向内外有别的利益固化，而“地方绅士”身上吃亏、忘我、无私的精神恰恰是克制这种固化的精神药方。“地方绅士”所吃的亏，本质上是调适倾向于自私和利益固化的差序格局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这种调适有助于防止差序格局的僵化，可以说是差序格局和关系伦理再生产的必要手段。从士绅精神境界的角度来说，牺牲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德性放大的过程。从家庭、家族到自然村，甚至更大的共同体或组织，为之吃亏的过程，也是将自身与更大的共同体或组织融为一体的过程。差序格局并不是一个圈层化的自私格局，而是由不同圈层格局里的领袖所统率和维持的圈层化的共同体格局。

不少村庄精英并非没有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比较优势，但是却未必有这样一种“吃亏精神”。这种“吃亏精神”是“地方绅士”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价值要素。当我们把这种“吃亏精神”放入差序格局中来讨论时，会发现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个人特质，而且是某个共同体或组织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的整体表达。如斯科特所说：“保护者的道德地位取决于其行为同整个社区共同体的道德期待相符合的程度”。1历史地看，这种从己身推到不同圈层的共同体或组织的“吃亏精神”，正是中国传统士绅身上那种推己及人的价值观念。他们不会囿于一己之私，而是勇敢地推己及人，即使明知道要吃亏，也敢于承担道义。

总结来说，“地方绅士”有三个特征。第一，处事公道，在群众中有威望；第二，有能力组织村庄公共事务；第三，对政府抱有一定的同情，比普通百姓更加理解政府的运作逻辑。“地方绅士”不仅具有道德品质和实践能力的过人之处，而且具备在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居中协调的威望与能力，并自觉地承担起整合地方社会的领袖职责，这样才能称之为“地方绅士”。至于“地方绅士”的职业身份反倒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这里的“自覺承担”与上面所说的“吃亏精神”，本质上都是“地方绅士”挺身而出、“以身载道”的精神。

“地方绅士”之所以在村庄能产生“呼得拢、喝得散”的号召力，可能是因为“地方绅士”本身的财富，或控制着村庄资源的具体分配，或掌握着村庄舆论的风向标，也可能因为其掌握着村庄红白喜事的“礼权力”。这些方面都能产生出一种使普通村民服从“地方绅士”的“势能”。但是，村民对“地方绅士”的服从更多表现为内在的服膺，而不是凭借外在的强制。村民如果不服从，会有各种各样的“弱者的武器”。这种服膺更多是因为“地方绅士”遵从并发扬了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共享的那些“道理”，特别是公道正直的精神和能力。“地方绅士”通过“以身载道”而产生的人格感召力是他们成为村庄内生权威人物的关键。

“地方绅士”的产生，并不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而是在熟人社会中自然而然“冒尖”冒出来的，是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过程。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地方绅士”有一个长时间、全方位的检视，这种检视并不分公德和私德，而是在具体的关系和事件中对一个人的人品和能力的综合考察。这个“出类拔萃”的过程，是一个从“类”中分化出“萃”的过程，是一个建立亲和关系和凝聚人心的过程，也是形成村庄社会结构的独特路径。经过社会分化而出现的“萃”，是引导地方社会风气、整合地方社会的关键力量。大而言之，这也是形成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特殊路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不是一个个体化的、人人平等的团体格局，而是一个由“萃”来团结带领“类”的差序格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并不是一个自私格局，而是圈层化的共同体格局。

四、新乡贤与有效治理

由于区域经济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新乡贤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留在乡间，则发财发展的机会比较少；如果在外工作，又对村庄公共事务鞭长莫及。传统士绅的财富、权力、声望三位一体的权威构造很难维系，“绅权”的结构发生了形态上的重要变化。

陈贤池是这样叙述陈家村的新乡贤群体的：“主心骨一样的人，是陈贤安，他这个人，大公无私，说话公道，人家服他。还有陈长华，他没钱，他就是踏踏实实，老表都放心他，集体的钱给他保管。还有陈贤隆，是大老板，陈贤安的儿子也赚到了大钱。陈贤隆小事不记挂，大事会拿钱，也有影响力，在陈家那些商人里很有威望。”1陈贤安是“绅士头子”，是“主心骨”，但他不是孤军奋战。当资金不足的时候，可以资之于企业家陈贤隆；当联系政府时，可以依靠陈贤池；当具体落实村务的时候，可以交付于陈长华。传统时期，绅权三要素（财富、权力、声望）可以集于一人，但是在一个高度流动开放的时代，我们看到，新乡贤的财富、权力、声望三要素是通过一种组合或群体的形态实现的，其背后支撑性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团结的新乡贤群体，既包括村庄内长期生活的乡村精英，也包括村庄外创业发展的社会贤达。

绅权的群体化身可以说是区域经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下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城乡发展趋近平衡之后，乡村社会可能会重新产生一批集财富、权力、声望三者于一体的新乡贤。近年来，浙江等地的村庄开始组建乡贤参事会，通过建立组织化的平台，把新乡贤的力量导回乡村建设中来。乡贤参事会是村庄外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流回乡村的通道和载体。新乡贤基于对村庄的熟悉程度以及自身的号召力，使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理念，使现代理念和传统价值得以协调起来，因此新乡贤也是以恰当方式激活优秀传统价值的载体。朱晓阳根据对云南“小村”的长期观察认为，“士绅”仍然可以用来描述地方精英的信念和行为，“士绅传统”并没有从乡土文化中消失。他认为，随着“地势”2的演化，“士绅”的消失和复现都是可能的。近年来，发挥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也反复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新乡贤作为新时期的“地方绅士”与传统绅士既有重要区别也有明显延续。通过科举制与皇权产生体制性关联并分润皇权和占有土地的绅权消失了，但是社会结构和共同体意义上的绅权并未消失，承载历史文化传统和士绅精神的“地方绅士”并没有消失。“地方绅士”承上启下的结构位置、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能力和公正无私的道德品质却延续下来了。“地方绅士”通过自身的结构位置、道德威望和实践能力整合乡村社会，激发内生动力，组织公共事务，塑造乡村风气，他们也是撬动乡村社会以适应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绅士”的基层治理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建立起局部性的支配关系，1这是笼罩性的权力无法直接到达的。与其说绅权分润皇权，不如说绅权是皇权的必要支撑。绅权出自地方社会，扎根基层社区，与地方社会的利益紧密联结，绅权天然不同于国家权力。2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力量，“绅权”治理与权利契约意义下的村民自治不一样，并不要求国家权力退出乡村，而是希望国家力量进入乡村与乡村社会形成一种可持续的、上下互通的均衡关系。

“地方绅士”的这种局部支配具有权威基础。本研究认为，“地方绅士”对有效治理起到关键作用的观念是一种“吃亏精神”。“地方绅士”与“吃亏精神”的结合，发展出超出一己之私的行动伦理，将村落家族共同体视为自己的责任范围。“地方绅士”身上承载着乡村社会共同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所谓的“以身载道”。杜赞奇曾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指出，权力与地方文化的适应性促生保护型的村庄经纪，享有内生权威的乡村领袖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3也正是在这种共享价值的意义上说，“地方绅士”或内生权威人物才能成为文化网络中正统权威的载体。“地方绅士”代表和发扬了乡村社会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念，这种以身载道的精神才是“地方绅士”成为村庄“道义上的权威中心”4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原因。

有研究者认为，“乡贤治村”是以个人权威替代了制度的规范作用，而且无法保证总有品德高尚的乡贤出现。5从“以身载道”的角度来说，这个“身”也许具有特殊性和不稳定性，但这个“道”却不能说是不稳定的。因为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共享价值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乡村精英未能成为乡村社会共享价值的担纲者而获得村民的服膺，那这样的治理便不能称之为有效治理。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清理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共享观念，并且找到承载和发扬这种共享观念的担纲者和组织方式。可以说，治理有效的关键即在于找到“以身载道”的实现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规范需要人格的支撑和发扬，仅仅依靠规则设计和技术治理不能实现有效治理，这也是讨论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之关系的意义所在。从“以身载道”的角度来理解基层治理的权威来源，本研究认为，正是因为乡村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以身载道”的实现方式，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上下、内外和先后相互转化的基本通道，关系社会才有题中之义。这是社会构成的中国特色，也是基层治理有效性的一个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