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传承人文

刘军

【摘要】1978—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针对招录的工农兵学员，在社内举办文学进修班，集合该社精锐编辑力量，以及北京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师资，就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三方面开展业务培训。该班历时两年，将这批工农兵学员培养成今后行业的翘楚与栋梁。这既体现了严文井、韦君宜充满人情味的温暖呵护与解放思想的改革精神，又延续了抗战时期延安教学模式的传统。

【关键词】编辑 培训 文学 延安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招录了一批从北大、复旦等高校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编辑队伍得到了壮大与充实，但所招工农兵大学生因经历“文革”，大多基础训练不足，文化起点不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与老一辈学养深厚的编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面对这批暂时无法胜任编辑工作的工农兵学员，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文社，在思想尚未完全放开，人们心有余悸地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该如何对待这批大学生呢？

一、人文关怀：率先开设文学培训班

“文革”中的政治运动迫使工农兵学员中断了学业，同时他们又是幸运的，在许多人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这批人通过考试走进了大学校门，有了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但他們接受的大学教育却是不系统的。据当年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上课的老师洪子诚回忆：“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内容非常简单，也讲一些文学史、文艺理论基本知识、各个时期一些作品，但不系统，都是符合当时政治的，很多时间都是配合运动进行写作。”【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不过，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工农兵学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在学校期间，他们虽然学得不是特别专业，但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也是有所得的。据武汉大学中文系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的老师陈美兰回忆：“工农兵学员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但他们认真刻苦，勤奋好学，互相帮助，在参与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受到锻炼，普遍有所提高。”【陈美兰、孟德民：《我与湖北文学半个世纪的渊源》，《长江文艺》2017年第23期。】

1978年，全国上下清理工农兵学员，有些单位对工农兵学员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手段，譬如工农兵大学生杨剑龙自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与几位同学留校，后来却在中文系清理“工农兵学员”时遭剔除。曾任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汪木兰教授对这种剔除淘汰工农兵学员的做法表示了不满，汪木兰说：工农兵学员“是在‘文革中教育遭到极大破坏时进校的，极左路线妨碍他们正常学习，在文化知识方面是有缺陷的，这是历史留下的‘伤痕，不应让他们个人来承受。社会环境改善之后，我们应该安排他们进修提高，以弥补历史的缺陷，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怎么可以用无情的淘汰来打击他们呢？我们可以反省历史、批判历史，绝不能把这批年轻人看低。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要得到弥补的机会，潜在的能力就会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杨剑龙：《长青的记忆》，《创作评谭》2013年第5期。】。

同为工农兵学员的丁帆毕业之初，靠没日没夜疯狂读书，发表高质量论文，来保住自己的教职，他回忆道：“我没有给‘工农兵学员抹黑，尽管那个时代一些‘工农兵学员已经开始被高校‘排水，转入政府机关去工作，但我暗自下决心留在这个战线上，因为我自以为我有这个能力。”【丁帆：《为了忘却的纪念》，《芳草》2008年第1期。】

人文社这批新进的工农兵大学生，确实存在专业知识不系统、业务素质不过硬的情况。如人文社编辑李丹妮是197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当她见到编辑室张友鸾、王利器、周绍良、陈迩冬、黄肃秋等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时，就感到没有底气，她说：“十七年的教育本来不重古文，我无甚功底；在北大除了学过一点校勘知识，有关古典文学的书的读得很少，故而自知浅薄。见到这个编辑阵容，我一声都不敢吭。”【李丹妮：《四楼与三楼》，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曾经荣耀的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逐渐变得尴尬，甚至有多位后来通过自身努力而功成名就的工农兵学员在回望这个身份时，都觉得是耻辱的象征。在全国清理工农兵学员的大趋势下，人文社有的领导提出，要把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编辑赶出出版社，但严文井、韦君宜等出版社领导主张办个文学进修班，让工农兵学员学习两年，然后进行毕业考试，再根据成绩安排工作【苏福忠：《宁弯不折——忆诗人牛汉先生点滴》，石翔：《2014中国最美散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页。】。孟伟哉说：“社里有二十来名工农兵大学学员，难适应工作要求。文井社长不是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而是予以脱产培训。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如果他对这些青年人不理解、不爱护，培训决定恐也未必能形成。”【孟伟哉：《记忆严文井》，《当代》2005年第5期。】陈早春指出：“班底有三十多位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素质不错，但学的东西实在太少，难以胜任工作，于是她（韦君宜）就为他们办起了学习班，学中外古今文学。”【陈早春：《编辑家牛汉琐记》，《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有的社领导对工农兵学员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出版家。让你们拿着工资脱产学习，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成为这些专家。”【王瑞琴：《朝内大街166号往事》，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2页。】

严文井、韦君宜等做出的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决定，是对员工负责且爱护的，不仅保住了该社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编辑的饭碗，还投入时间、师资、金钱来培养这批基础薄弱的编辑，使他们成才。在“文革”遗毒尚未彻底清理干净、人们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1978年，人文社率先在全国为工农兵学员的安置提供有温度、有人情味、有前瞻意义的处理方式，迥异于当时大部分单位对工农兵学员处理的粗暴方式，是富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的。

人文社文学进修班于1978年6月22日开学，在开学典礼上，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副总编辑孙绳武等出席，任命孟伟哉为班主任，王洁玉负责管理。韦君宜在“出版社有史以来举办的唯一一个进修班的开学典礼上”讲得很投入，定调在业务上。据与会的工农兵学员苏福忠回忆：“我知道她是在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趁着年轻多学些东西，避免老来徒伤悲的结局。”【苏福忠：《韦老太，你慢走》，《黄河》2002年第3期。】

二、阵容强大：权威渊博的师资队伍

文学进修班的师资阵容很强大，聘请的老师是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华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知名学者，如古典文学方面有余冠英、王力、启功、吴组缃、吕叔湘、林庚、顾学颉等，现代文学有王瑶、杨晦、严家炎、孙玉石、余飘、袁良骏、佘树森等，外国文学有柳鸣九、董衡巽、张玉、朱虹、叶水夫等，也有本社的陈迩冬、黄肃秋、林东海、弥松颐、陈建根等。

课程分为“中国文学史课程”“现代文学史课程”和“外国文学史课程”三大方向。袁行霈讲《魏晋南北朝小说》，黄肃秋、陈建根、林东海讲《唐诗隋唐五代词》，舒芜讲《唐文》《唐传奇》《宋文》，虞愚讲《佛经翻译》，陈迩冬讲《宋诗》；袁良骏讲《关于“革命文学”及其他》《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余飘讲《文学概论》，严家炎讲《阿Q正传》《家》《骆驼祥子》《倪焕之》以及茅盾、丁玲的短篇小说；柳鸣九讲《法国文学》，还有《巴尔扎克》《浮士德》《日本文学》《苏联文学》《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等课程。

文学进修班特别注重对学员写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几乎每两周的周六设置一次写作课。牛汉主持现代文学课程的课堂讨论，很民主，让学员畅所欲言，讨论叶圣陶的《倪焕之》，他还请来了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参与课堂的讨论。时在人文社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散文大家秦牧，也给工农兵学员上过写作课。为了写游记，他带领学员到东边的清陵去了一趟，自己动手写作，于1978年11月发表了《逛东陵》一文，言道：“秋高气爽，是旅行的好季节，我们去游览了东陵。东陵距离北京一百二十五公里，来回一趟，要跑二百五十公里，因此，就只好穷一日之力，‘驱车观陵了。”【秦牧：《秦牧全集》第2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出版社还给学员配有几位本社的资深编辑做班主任，分别是：负责古典文学教学的舒芜、负责现代文学教学的牛汉和负责外国文学教学的黄雨石。

严文井等社领导也时常到班上讲话【张福生：《蒋路先生教我做编辑》，《出版广角》2001年第7期。】。孟伟哉给学员布置作文，他如实指出学员作文存在的不足，学生反映强烈，孟伟哉说：“无奈之下，我将全部作文送到文井社长审阅。他看过后，同意我的讲评，更坚定了培训决心。”【孟伟哉：《记忆严文井》，《当代》2005年第5期。】严文井还跟学员张福生开玩笑，指着排队吃饭的人文社编辑，说：“你从第一个开始，问到最后一个，我有没有资格给你们上课！”【张福生：《文学进修班的故事》，屠岸等：《朝內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1页。】

老师们授课是严谨认真的，这批学养渊博的学者，所授课程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对学员影响很大。夏晓虹回忆：“我上大学的那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提高本社工农兵学员的业务水平，开办了培训班，学养深厚的舒芜叔叔被任命主持其事。开班的那天，我也去旁听，只见舒芜叔叔衣着整洁，神采奕奕，口若悬河，那一种从容自在，我前所未见。”【夏晓红：《与舒芜先生结邻》，陈半湾：《读忆舒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牛汉说：“我当时很忙，但精力充沛。一边筹备刊物，还有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同时为调进人文社的工农兵学员讲课。我管现当代文学，舒芜管古典，黄爱管外文，孟伟哉是总管。我前后讲课八个月。”【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3页。】

据张福生回忆，秦牧教写作课，带学员实地考察；虞愚教佛经，像考古那样做学问；启功讲《红楼梦》，轻松幽默；舒芜全面系统讲中国古典文学，谦虚严谨；牛汉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拘无束；黄爱（黄雨石）主持外国文学史学习，主要请社外高校老师和外文所专家上课，他只负责组织工作和批改作业。事实上，这是黄爱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据苏福忠回忆，在进人文社之前，黄爱在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进修班学员苏福忠也在这个编译室，苏福忠等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翻译水平亟待提高，黄爱主动请缨来教他们。据苏福忠回忆：“老黄教学方法十分特殊。他事先不念不讲，只告诉我们自己查字典，争取自己读懂，然后读熟，争取用原文解说自己的理想。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方法跟自学差不多，生词查了，课文读了。接下来，老黄给我们上课，让我们轮着一句接一句解释自以为懂的原文。我们分明自以为懂的句子或单词，在老黄的追问下，渐渐地迷糊起来，最后竟又弄不懂了。这下该老黄讲解了：词的源、词的搭配、语法现象、词与词的差别……慢慢地我们明白起来，清澈起来。”【苏福忠：《老黄今年八十岁》，《人物》2000年第1期。】

孟伟哉曾毫不客气批评学员的作文，惹恼学员，很有火药味。张福生说：“不过，他给我们讲的如何观察生活、留心细节，如何刻画心理、塑造人物倒是很生动，也很受用，对提高我们对文学描写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张福生：《文学进修班的故事》，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1页。】

这批专家学者，大多数之前被打为“牛鬼蛇神”，划为右派，文学进修班开班之初，学者的右派身份刚刚平反，还有少数未获平反，邀请他们来上课，是需要一定的魄力和勇气的。陈早春说：“牛汉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头上仍戴有‘帽子，脑后留有‘辫子。韦君宜慧眼识珠，安排他去这个学习班教现当代文学，并实际上成为这个学习班教务的总负责人。”【陈早春：《编辑家牛汉琐记》，《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

而这些专家学者的讲课效果良好，广受学员欢迎。譬如精研宋词的社内编辑陈迩冬，在粉碎“四人帮”后，过了两三年才平反，其时文学进修班关于宋词的讲课已经结束，舒芜说：“那时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分配来社工作的工农兵学员举办的业务培训班中，主持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立刻请迩冬来讲宋词，学员听了大为佩服，有人来问我：已经讲过的宋词课，当时为什么不请迩冬担任？我说：‘现行反革命，谁敢请？”【舒芜：《未免有情——舒芜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97页。】

再如舒芜安排了“佛典翻译与中国文学”科目，邀请佛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虞愚主讲，舒芜回忆：“请来了北山（即虞愚）先生来讲七八个课时，我随堂听了课。我原来担心这个题目比较枯燥，学员平素对有关基本知识从无解除，加以教室临街，噪声干扰太大，深恐讲课效果不好。不料北山先生不用扩音器，声如洪钟；压倒街上的噪声，讲得有条有理，深入浅出，学员听得津津有味，原计划只有四课时，学员强烈要求不要匆匆结束，只好再加了一倍课时，事后学员反映，是讲得最好的几门课之一。”【舒芜：《难忘壮雪负之回》，刘培育主编：《述学 昌诗 翰墨香——纪念虞愚先生》，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据舒芜的女儿方竹回忆：“‘文革后，父亲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农兵学员讲习班，请虞先生讲授《佛经翻译与文学》，原本怕学员觉得枯燥难懂，谁承想极受学生欢迎，纷纷反映两个小时太少了。”【方竹：《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记我的父亲舒芜》，《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中国人民大学余飘教授给这批学员讲授的是文艺理论，其内容包括：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文学的形象思维、文学的典型化、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的艺术技巧，以及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等，对“文革”时期“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做了批判。后来，他根据讲座的内容，于1982年出版了《文学理论讲座》一书。他在后记中说：“这本《文学理论讲座》，是根据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编辑进修班和人民大学语文系的部分讲稿摘要整理而成的。”【余飘：《文学理论讲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时任人文社戏剧编辑室编辑的杨景辉为人文社工农兵大学生进修班开办了题为“郭沫若的历史剧”的专题讲座。

三、回炉冶炼：羽翼渐丰的编辑群体

参加文学进修班的正式学员是1975年至1977年分配到人文社各编辑室工作的20多名工农兵学员，分别是仝保民、胡真才、王瑞琴、张敏、魏新民、刘会军、陶庆军、李炳银、张福生、苏福忠、姚淑芝、李丹妮、刘引梅、岳洪治等人。他们脱产学习，学制两年（1978年6月至1980年4月）。除了全脱产方式外，人文社同时还制定了另外两种进修方式：一个月脱产和每周两天进修【张福生：《文学进修班的故事》，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页。】。这两种方式主要针对编辑出版校对部门的三十多位同志，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参加旁听【《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文学进修班》，《出版工作》1978年第16期。】。

进修班设有班委会，李丹妮是学习委员，负责接送老师，收发作业。二十多个学员被分成几组，每小组一间自习室，上课在大会议室，不上课就在自习室看书。每个学员还配备了辅导老师，例如资深编辑王笠耘是李丹妮的辅导老师。

学员们学习态度大部分是端正认真的。据岳洪治介绍，学员们上课时都是一面听讲，一面认真做笔记。课堂秩序比当年在大学的时候还要好。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在进修班的学习成绩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日后工作岗位的分配【岳洪治：《深切怀念牛汉先生》，《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

但开班伊始，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现象。苏福忠说：“部分受训对象有抵触情绪：在接受了近20年的反文化的教育之后，一下子归并在业务的轨道上，不习惯是很自然的。再者，韦老太有言在先，进修班是一次机会，抓住的留在编辑部，抓不住的另作安排。”【苏福忠：《韦老太，你慢走》，《黄河》2002年第3期。】

通过这两年的脱产学习，进修班学员都很有收获，这也为他们日后成为行业精英和佼佼者奠定了基礎。进修班学员都很感激这两年的脱产学习，王瑞琴说：“我在大学里学的虽是外语专业，但因偏重于口语，所以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胜任编辑工作的。我非常感谢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他们在1978年至1980年为刚进社的大学生举办的全脱产古今中外文学进修班，使我获益匪浅。结业后我以优异成绩重被分配回外国文学编辑室（当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留任编辑工作）。”【王瑞琴：《王瑞琴小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优秀中青年编辑小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从版本图书馆研究室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岳洪治，正赶上文学进修班的成立，他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他说：“每个阶段的学习，都请一位对该阶段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且有一定权威的老编辑，担任主任教师……这样的安排措施，对我们这一批踏上编辑工作岗位不久、知识尚不丰厚的青年人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益的。”【岳洪治：《关于如何提高青年编辑业务能力的几点感想》，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出版研究年会文集（198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李丹妮说：“通过这次较为系统的学习，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对于文艺理论也有了认识。”【李丹妮：《四楼与三楼》，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张福生说：“现在回想这两年的学习，更觉得收获是巨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最主要的是提高了我们对文学的感觉，对文学的认识。”【张福生：《文学进修班的故事》，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0页。】苏福忠说：“文科的学习与提高需要的是良好的氛围。如此多的超一流专家学者营造出来的氛围是十分难得的。我能在后来的文字生涯中产生一些定力，不断自我完善与提高，指哪儿打哪儿，获得一些成果，多亏了这个进修班，多亏了韦老太撅天抢地先行一步，为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苏福忠：《韦老太，你慢走》，《黄河》2002年第3期。】

曾任人文社社长的聂震宁回忆说：“当时，人文社为工农兵大学生办脱产进修班这事很让别的出版社年轻人羡慕，好几家国字号出版社的青年编辑闻风赶来旁听。人文社这批大学生经过这一番回炉冶炼，后来大都成为各方面的业务骨干。”【聂震宁：《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239页。】

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通过文学培训班的学习，圆满结业，回到原部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但也有个别学员另有安排。譬如原来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的魏新民，他被分配到出版科，做繁重的印制工作。他说：“虽然那时思想上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受工作热情极高、干劲十足的张克平科长奉献精神的感染和鼓舞，我很快淡忘了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印制工作。”【魏新民：《在精神家园经受历练》，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7页。】

经过文学培训班系统训练的这群工农兵学员，一方面接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优秀文科师资教育，另一方面跟随舒芜、牛汉和黄爱三位班主任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知识。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写作实践，古今中外，熔为一炉，他们的业务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大多在编辑出版、文艺创作等岗位上独当一面，没有辜负出版社领导在办班之初的期望。

如刘会军、张敏等人成长为人文社的得力骨干，岳洪治成为著名文艺批评家，李炳银成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福生在俄语、苏福忠在英语、胡真才在西班牙语、仝保民在德语、王瑞琴在阿拉伯语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翻译成就，姚淑芝等在当代文学创作界是人脉很广的名编辑，陶庆军后来还成为中国人口出版社社长。

举办为期两年的文学进修班，是人文社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举动，它让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右派重新站上出版社的讲堂，让这批资深的专家学者和编辑名家言传身教；它让在“文革”中缺少知识储备的工农兵大学生重新回炉，在工作岗位上脱产学习，接受丰富深刻的文艺教育。文学进修班的开设，是让这批底子薄弱的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年轻编辑，狠补知识，形成较为科学的知识体系和个体认知，从而使得人文社的人文精神能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四、薪火相传：延安模式的当代转化

孟伟哉在《记忆严文井》一文中指出，人文社这种培训班模式，是因为严文井进过延安的“抗大”和“鲁艺”，可称为“延安模式”。

延安模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全国青年奔赴延安，而我党又急需业务人才的情况下，开展的特殊教学模式，一般采用短期培训的方式，譬如用三个月时间集中文化培训，三个月时间深入实践生活，再用三个月回炉继续文化培训等，这种教学方式辐射到当时的美术、音乐、新闻、文学和科技等教育领域。严文井说：“那时候有多少年轻人，日日夜夜，几千里路，几万里路，爬山越岭，漂洋过海，不顾一切危险同艰苦地直奔一个地方，延安。他们比一些宗教徒去圣地巡礼还要虔诚。”【严文井：《延安的回忆》，《生活报》1948年5月31日第2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开展培训班、在延安建立高等教育大学等方式，延安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青年人才，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1938年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根据战争和地方的需要，举办普通科、前方艺术干部培训班、部队艺术干部班、地方艺术干部班，短期培训过大量前方部队和边区剧团剧社的文艺战士【武小川：《“延安模式”——20世纪美术学院教育的决定因素》，《西北美术》2014年第2期。】。这种短平快的文艺人才培训班模式，在短时期内能看到培训的效果，为现实所用，对后来新中国的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都有积极意义。

严文井和韦君宜这两位人文社的领导，都曾投身延安，见证了延安的教学模式，并成为这种教学模式的推动者。1938年5月，严文井抵达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四期的学生，“他们所学的是最多数人所想知道的而且也是目前抗战必需的学问，《抗日民族运动》《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政治工作》《哲学》等等”【杨恬：《“抗大”的生活》，《战地》1938年第1卷第4期。】。10月，他从抗大提前毕业。同年年底，严文井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研究员、教员、研究室主任、代理系主任【《严文井同志生平》，《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韦君宜1939年年初抵达延安，曾于1941年在延安的中央青干校执教数月，后又任米脂中学国文教师、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干事等职。韦君宜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中，指出战时延安和陕北青年知识极度匮乏的现状，并与同事组建文化班，与鲁艺毕业的青年教师合作，普及文化知识。通过这些细节可看出，严文井和韦君宜相继在延安工作多年，都有在延安战时教育系统工作的经历，延安这种短期文化培训班的教育模式，對二人而言，是有影响的。

人文社的文学进修班，有当年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战时延安开展文化培训班的影子，如果说延安模式的培训班在文化培训的同时，更注重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以适应抗战的需要，那么人文社的文学进修班更侧重于业务素质的培训，与延安模式相比，在时间长度、设置模式等方面又有所突破和发展，它介于培训班与高校教育之间，是针对人文社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紧扣该社的文学业务和文学编辑岗位的需求来设置课程，并聚集了该社老一辈优秀的编辑家和北京著名高校的一流文科学者，在突出文学业务和编辑能力两个方面，提升工农兵学员的综合素质，为人文社编辑队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是延安模式的当代演绎。

这种延安模式在人文社的转化体现，不仅表现在文学培训班上，还表现在人文社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上。当年抗大、鲁艺等延安教学机构，在进行军事知识、政治知识和文艺知识普及的同时，也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和体育活动。严文井、韦君宜很看重编辑们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生活，会组织和安排多种文体活动。例如作家冯骥才当年住在人文社招待所修改小说《神灯前传》，他身材高大，曾是天津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时任社长严文井得知此事后，请冯骥才担任教练，帮助人文社筹建一支男子篮球队，经常比赛，编辑刘会军说：“我们的水平属中等，虽然没有取得过可喜的成绩，但这无疑活跃了出版社气氛，像跳动着的脉搏，显现出出版社的活力。”【刘会军：《享受生活》，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有一次，冯骥才带着人文社的球队去马路对面的外交部打球，把外交部赢了，“社长严文井知道后很高兴，说给人文社争了光，居然奖给球队一人一套红白相间的运动装，一双回流球鞋，背心白底红字，上边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七个字”【冯骥才：《凌汛：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不多久，人文社还成立了文体组，让社内工作人员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可以通过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拉手提琴，弹奏扬琴等方式，来放松身体和心情。刘会军认为：“严文井和韦君宜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在鲁艺待过，这可能就是他们从‘圣地带过来的‘延安风，属一种成功的普及和传承。”【刘会军：《享受生活》，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作者劉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Liberating the Mind， Inheriting Humanities：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s Training Course

Liu Jun

Abstract：From 1978 to 1980，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held a literature training course for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they recruited. Its elite editorial force and teachers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uch as Peking University were gathered to carry out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ver the two-year course， thes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underwent training to become the future leaders and cornerstones of this profession. This was a reflection of Yan Wenjings and Wei Junyis nurturing kindness and their reformative spirit in their willingness to liberate minds. It also continues the legacy of the Yanan teaching model us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editors， training， literature， Yana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