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概念史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本文归纳了陈红娟《〈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一书各章节的重要内容，分析该书对于1920年前《宣言》在中国翻译、传播及话语的多元解读，呈现新中国成立前五个《宣言》汉文全译本的文本生成、译本刊布、版本传播，探讨“公理”“阶级”“暴力革命”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不同译本中的演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译本的文本考证及话语演变，并总结其话语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本文还对该书的相关问题展开思考，以期得到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和关注。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译本 话语 阶级 暴力革命

一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还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上革命之路的启蒙著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自己早期思想变化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自此，毛泽东与《宣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中，《宣言》往往被列入必读书目。不难看出，爬梳《宣言》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传播、阅读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认知演变是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要视角。

《宣言》不但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有着长远影响。国外现当代主要思想家，如德里达、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频繁出现过《宣言》相关内容，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仍然立足于《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将其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相联系，探讨其时代价值；二是在肯定《宣言》阐发的思想基础上，运用其相关理論、概念来分析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三是关注《宣言》的历史局限性问题，特别是聚焦于《宣言》发表之后现实中的全球化演变。概言之，《宣言》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这也是其价值所在。中国学者的研究大致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阶段学者聚焦《宣言》观点的解读与时代价值的挖掘；21世纪以来，基于翻译、传播视角的学术研究逐渐成为《宣言》研究的分支，并在史料挖掘、新方法运用方面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如翻译历程、译本版本的考证、某译本的专题研究、相关语词语句的考辨、传播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宣言》的探讨侧重微观、考证性分析，缺少运用“话语”理论对《宣言》译本进行专题性研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娟教授所著《〈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从术语、概念与话语的相关关系出发，将语义变迁、语法结构与语用实践考察结合起来，文本考证与历史考证兼具，以期把握术语及其背后的思想变迁。本书可谓将概念史分析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探讨译本演变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问题的力作，将中国的《宣言》问题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

《宣言》汉译本的话语形式、内容变迁反映了中国人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文本翻译、传播的开展则影响、形塑近代国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实践探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书的着力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往关于《宣言》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领域，侧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多，侧重文本、译本的研究少，聚焦《宣言》中概念、术语等话语分析的更少。即便是侧重语义、语词的探讨也是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而不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过程。但是后者恰恰呈现中国人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和细节，反映了中国人观念的新陈代谢。本书便是以《宣言》为个案，微观呈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问题的尝试，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二是将概念史分析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是重要研究方向。综观之，学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演进，或者以重要事件、重要理论为中心的分析和探讨，这不利于呈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完整脉络和革命实践的丰富细节。本书将历史学领域广泛运用的概念史分析引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暴力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分析之中，以微观深描的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单元术语的概念史分析，避免以往宏大叙事的研究不足。这些研究能够勾勒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中国语境中的嬗变过程，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互动。三是呈现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语义变迁，分析概念变化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本书着力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本概念的原初语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进程中的赋义、嬗变过程，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相关概念的形塑、修正、传播提供借鉴。本书对于“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资本主义”，以及“阶级”“革命”“剥削”在《宣言》多种全译本中的话语建构逻辑、主题性话语变迁问题进行考证与分析，精彩地呈现多种《宣言》全译本中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历史变迁。

二

全书字数达40余万字，共使用中文、日文、英文三种语言的历史文献，其中核心资料来源于中文、日文两种文献，且基本是第一手研究资料。这难能可贵，也奠定了本书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就本书的内容而言，除了导论与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导论主要论及研究缘起和问题意识，厘清了本书涉及的“术语”“范畴”“概念”“话语”等基本概念，围绕本书研究的问题述评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详细介绍了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以及译本的源流、勘定等问题。

在第一章中，本书根据1899—1920年18份《宣言》译文，分析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推进，探讨“社会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重要术语在《宣言》译文中对应词的语义变迁。本章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如传教士和士大夫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或革命运动时也对其进行了“过滤”，他们侧重从“消极层面”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与思想。而1900—1917年，《宣言》的翻译与传播以相对客观而非“反动言论”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马克思主义话语开始逐渐脱离以往的“音译”状态，汲取了大量的日语资源，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资本”等马克思主义术语。这时中国人对《宣言》的译介不断推进，1903年赵必振、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是最早系统介绍《宣言》的著作，书中第一次翻译了《宣言》最后一段。尽管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和翻译《宣言》有其局限性，他们挪用日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术语，结束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淆乱不一、难以固定的状态。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宣言》的片段式翻译占多数，文字片段缺乏连续性，但第一次出现了对《宣言》章节的完整翻译，如陈溥贤、李大钊分别翻译了《宣言》第一部分的11段文字、8个自然段，其中李大钊继陈振飞之后第二次对《宣言》的第一段进行完整翻译。词频的比较分析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特色。陈振飞1912年10月19日在《民生日报》发表《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译文，翻译了《宣言》第一章节的内容；李泽彰1919年11月1日在《国民》发表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译文，是对《宣言》第一章“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完整翻译。本书专门比较了两篇译文的形式、文风、译词，指出李泽彰译文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工人”一词，体现了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认识“阶级”概念的影响，这个外来术语经历了从不被接受到影响人们世界观的演变。

好的学术研究，必有与学界前期研究成果的对话，本书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本书第二章主要对1920—1949年五个《宣言》汉译本，即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博古译本、陈瘦石译本的产生背景、译者、写作过程、文本刊布、版本源流及文本价值等进行考证。关于陈望道译本的首次出版时间，本书在“四月说”和“八月说”基础上进一步考证认为，该全译本第一次出版是在1920年8月，准确地说是1920年8月17日之前。至于该译本的底本是英译本还是日译本，或者是英日俄底本，本书指出陈望道翻译《宣言》必然会有对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中概念和术语的借鉴与转化，译本中“有产者”“无产者”等与1906年日译本中“绅士”“平民”等语词的不同之处不能推翻其底本是日译本的基本判断。1930年左右华岗译本出版，该译本将《宣言》最后一句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已经十分接近现行译法。该译本刊行、传播有限，不过作为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它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便于懂英文的读者准确理解《宣言》。1938年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宣言》译本的传播区域不局限于延安，广泛传播到上海、山西、武汉等地。该译本是第一次根据德文本翻译，本书将该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对比，指出该译本同时采用“有产者”“资产阶级”两种译法，但是后者使用次数更多，表明译者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比“有产者”的翻译更为合适。本书分析的第四个译本是自1943年开始作为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课本的博古校译本，该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译本，仅1949年就出版了49个版本。本书估计，博古校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前至少发行了39.2万册，由于当时提倡“欢迎翻印”，所以其翻印量十分巨大。第五个译本则是陈瘦石译本，该译本在正文前面阐述了《宣言》拟定的背景，作者立场相对客观，翻译目的性较弱。与各译本相比，陈瘦石译本语言通俗易懂，如将第一部分标题直接翻译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语句方面也更为通顺。本书用一章专门论述五个译本的文本、译本、刊布、语词，将横向、纵向比较视野贯穿全章，并置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发展脉络中考察，体现了文本分析与实践探讨的有机统一。

第三章通过对前述五个译本中重要范畴、核心话语的对比分析，揭示《宣言》从言语到行动影响中国革命的过程。本书将其内在逻辑归纳为为什么要革命、“谁”革“谁”的命、怎样革命三个子问题。“公私观念”的诠释事关中国场域革命的合法性，《宣言》中关于革命正当性的论述又重构了中国革命话语。首先，强化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世界性趋势的合法性，从而为革命在中国的出场奠定了正当性；其次，对“合私为公”的论述使个人获得利益变得正当，由此激活了革命力量；最后，围绕共产党革命目标、正当性特征来阐释“公”的价值，“共产”二字使用的频率普遍较高，各译本对“废除私有制”均有表述。关于第二个问题，本书通过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劳动者”词频的统计分析，指出与“阶级斗爭”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至1938年以后“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比较成熟的概念被娴熟运用，并呈现出“符号化”趋势；对于“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的解释逐渐深入——从“财产”层面上升到“生产手段”方面，概念界定逐渐明晰。这些词汇、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建构阶级话语的重要载体，促使人们通过革命行动来改变自身命运。关于第三个问题，本书通过词频统计、表述比较，指出“暴力”一词由陈望道译本的“打破”到华岗译本的“强力打破”，再到成仿吾、徐冰译本和博古译本的“暴力”“推翻”，语气煽动色彩不断增强，凸显了革命的迫切性，而非共产党人陈瘦石的译本则感情色彩淡化很多。总之，随着与中国革命经验的结合发展，“暴力革命”也由“暴动”演变为“武装斗争”，体现着话语演变与革命探索的互动结合。

理解和认识20世纪的中国历史，应注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宣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翻译、刊布、话语变迁，也体现出这种连续与变化的双重特点。本书第四章围绕新中国成立后的谢唯真译本、1978年成仿吾译本、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展开，考察这一时期《宣言》汉译本的文本和话语嬗变。1949年谢唯真译本第一次将全部七个序言完整呈现。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宣言》是对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的《宣言》译本的修订，也是对1949年莫斯科百年纪念版译本的再次修订。本书将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发现，不包括注释在内的内容修改，仅第一章就达到了1571处，其中插入790处，删除781处；1958年译本在话语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转换，更接近现代语系，如“底”全部变成了“的”。1978年成仿吾译本力图打破“一本书主义”和崇拜权威的倾向。将该译本与1964年中央编译局译本对比会发现：修改了之前不准确的译文或错译之处；修正了修辞、语气；尊重原文，去掉了不必要的、附和式的语句。至于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宣言》译本系统，则从技术层面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更加科学；建立专有名词、术语、外来词等卡片库，实现外来词汇译名、译法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译本话语和国家话语权威得以树立和强化。综观新中国成立后各译本，《宣言》汉译本逐渐完成了从苏联话语向马克思主义话语原初状态的回归，“消灭私有制”“革命”“暴力”“剥削”等核心概念实现了语义重构。当然，本书的论证不仅基于“绝对词频”，还将其置于整体词频变化中定位和分析，即考察“相对词频”、进行“情景化”解读，体现了定性分析与量化比较的结合。

本书第五章全面总结了《宣言》话语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指出《宣言》汉译本的刊布经历了从片译到段译再到全译的演变，翻译质量从直译转向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态势，传播对象由知识精英到普罗大众。就历史经验而言，《宣言》所表达的阶级话语是在日本、苏联的外来话语与中国本土话语的竞争、国民党革命话语与中共革命话语竞争所形成的场域中实现了蜕变、发展与完善。关于当代启示，本书强调应当重视通过制度、体制等具体可操作性层面的运作，使话语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以上便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本书基于微观、实证研究对《宣言》译本进行横向分析、纵向对比，为读者呈现百余年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丰富细节、历史过程，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三

以上是陈红娟教授的研究构想和本书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笔者想与陈红娟教授讨论的几点读后感想：

其一，正如本书所言，语词的变迁体现的不仅是译者对《宣言》认识和理解的变化，更是外在现实的反映和革命发生的潜在动因。本书第三章试图厘清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范畴、核心语句的变迁，揭示从“言语”到“行动”的转换过程，从该章三节标题和主要内容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宣言》译本构建了“公理—阶级—暴力革命”的内在逻辑：“公理”指出了中共革命的合法性，“阶级”揭示了“谁革谁的命”，“暴力革命”指出了具体革命方式问题，这与中共领导的革命实践具有内在契合性。本书第四章的第四节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主题性话语的变迁问题，就该节内容来看具体围绕“消灭”“消灭私有制”和“革命”“暴力”“剥削”。其内在逻辑是否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这与第三章的逻辑体系不是完全对应，是否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宣言》译本的话语逻辑与新中国成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原本立足于中国历史场域的“公理”不再重要？或者说新中国成立前的某些革命话语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退场”？当然可能是限于篇幅，本书没有专门讨论、比较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种变化，不过这也是笔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否暗含着在全国建政后中共对于暴力革命问题的认识变化？

其二，将概念史理论与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助于呈现马克思主义话语如何参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等问题，搭建起跨越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之“沟壑”的桥梁。本书从非常广阔的时空探讨术语、概念、话语问题，呈现出了从近代西学东渐到中国先进分子接触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多维面向，这种学术关怀贯穿于本书各个章节。就中共党史不同时期来看，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受限于成立不久、人才稀缺等因素，很多中共领导人兼具宣传工作者、实践探索者双重角色，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人，而中共的中央与地方组织的界限也不明显，更谈不上广泛存在基层组织。但是，从苏维埃运动时期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本书在探讨《宣言》话语对于各地土地革命或改革政策的影响方面着墨不多，如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认知与苏区土地革命政策的关系。再者，本书选择的新中国成立前的《宣言》五个译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是不同译本对于中共中央政策、中共文件的影响涉及较少，如果能专门比较译本在白区与苏区、敌后与大后方、党务干部与军队干部“阅读”与“接受”方面的差异，论证将更加出彩。当然，这也属于吹毛求疵的范畴，陈教授可能会在未来本书的“续作”中进行讨论。

其三，本书谈论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主要指进入中国语境初期、尚未形成稳定意义之前，而概念则指马克思主义术语融汇中国经验之后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反映着中国人的理解、接受过程。本书所讨论从“术语”到“概念”的发展过程，涉及不同语词的竞争问题，如图3—5所呈现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五个译本中出现频率的变化，并揭示1938年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被娴熟运用，成为中共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中对立的“符号”，这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经典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几乎同步。本书还讨论了从“阶级斗争”“阶级对抗”“阶级战斗”“阶级争斗”在不同译本的差异问题，揭示了背后的不同革命语境问题，可谓言简意赅。不过，本书对于不同语词竞争问题的探讨分散在各个部分，尚未对《宣言》主要语词的竞争问题作整体性讨论、宏观总结，这样是否较难把握百年来中国革命话语与汉语语词的互动关系？这也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以上是筆者个人阅读之后的浅见，所提问题主要是向陈红娟教授请教。本书以《宣言》汉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译本的版本、译本间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述语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的语义、指涉等发生的变迁，勾勒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就整体来看，无论是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还是一般社会大众来说，本书都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佳作，笔者衷心推荐。

〔作者贾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An Excellent Work of Introducing the Analysis of Concept History into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 Review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Written by Chen Hongjuan

Jia Kai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ach chapter of Chen Hongjuans works，analyzes the books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before 1920，presents the text generation，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five version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uch as axiom， class and violent revolution in different versions，as well as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ourse evolu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its discourse sinicization.This paper also ponders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book， in order to get further discussion an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lation， discourse， class， violent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