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经验

2023-06-28 03:03柳森
关键词: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积极开展对外工作,经历了“革命党”“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注重国家利益政党”“负责任大党”和“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的社会身份的转变,从最初的孤立无援到现在的高朋满座,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包括认清自己的社会身份,确立正确的社会身份认同;明确时代主题;淡化和超越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用正确理论统领对外工作,做到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

关键词:对外工作;光辉历程;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A81;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3.01.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3)01-0015-08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加强党的对外工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为线索,梳理其对外工作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对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演进

1.“革命党”的对外交往(1921年7月—1949年9月)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所以,其一成立就面临着处理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中共一大就决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2]6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2]141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无民主、外无独立,怎样摆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我们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各个阶级都在试图寻找国家出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开明地主阶级发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相继失败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艰巨任务直接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这一时期,我们党把自己的社会身份定位为“革命党”,我们党的对外工作紧紧围绕自身的中心工作,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和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一大至六大期间,共产国际派代表长驻中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鉴于共产国际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中共六大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让中共派出代表常驻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国国内革命。在国内,为了处理对外工作,我们党于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委员会,曾经留学苏联的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红军长征结束后落脚点——陕西省保安县,毛主席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和他促膝长谈[3。斯诺在陕北还采访了大量的红军将领,最后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在国际上出版,使国际上了解了真实的中共及其主张,扩大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1938年,我们党先后在武汉和重庆等战时中国国际活动中心积极开展对外联络活动。1939年4月,刚成立不久的南方局专门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改称外事组,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交友、了解国际形势和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动向,重点是了解英美对华政策,并力争扩大影响,不断加强对外宣传。1944年7月,以谢伟思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延安,这是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946年,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调部,争取停止内战,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这一时期,中共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革命党”这一社会身份出发,一方面交往对象主要是苏共和共产国际,还有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共产党,交往对象比较单一;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在野党的身份和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扩大自身影响。在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党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从“被领导”到“半独立”,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的对外交往(1949年10月—1956年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三个问题:(1)如何使新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如何巩固新生政权,保障国家安全,防止列强干涉;(3)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建设寻求国际援助。根据我国面临的不利国际形势,围绕我国的中心工作,我们党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外交战略,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为了加强对对外工作的领导,1951年1月,我们党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各国兄弟党与侨党的联络工作,王稼祥任第一任中联部部长。这一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是中苏两党之间的相互支持,与东欧国家执政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对朝鲜、越南等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以及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积极发展关系。另外,和日本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英国工黨,冰岛统一党等资本主义国家异质的在野党存在有限的交往,交往中遵照毛泽东的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的党际交往原则。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290名代表参加[4,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初见成效。这一时期,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党把自身社会身份定位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交往对象主要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异质政党的交往很少。这一时期,我们党冲破了西方国家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干预,巩固了新生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3.“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的对外交往(1957—1978年底)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展开争论,演变成大论战,最终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和国际共运分裂,我们党逐渐把自己的社会身份定位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开始承担大量的国际义务,以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世界革命。1956年4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标志着为期十年的中苏大论战开始。特别是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为了答复《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中共中央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文章(简称九评),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共中央拒绝参加,中苏两党交往完全中断。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文革”爆发后,“支左反修”“以苏联划线”“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支援世界革命”成为指导我们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只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关系,致使对外交往陷入困境。

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我们党主动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资本主义性质政党的交往开始增多,试图摆脱政党外交的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外交往取得的主要成就为,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71年,我国被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抬进”联合国。

4.“注重国家利益政党”的对外交往(1978年底—2002年11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我们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5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原来的僵化封闭转向改革开放。时代主题转换,工作重心转移,使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6]240。他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6]241,我们的对外工作要“为国内四个现代化服务”。邓小平指出,党际交往应该不计前嫌,不纠缠历史旧账,超越意识形态,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政党之间不分强弱、大小、执政还是在野,都应该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党际交往原则,不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和评价别国和别党的是非。虽然政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但党的对外工作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党际交往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外工作的指导原则得以明确,交往范围逐步扩大。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放弃输出革命战略,把党际交往的原则归结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7这一表述说明,我们党的对外交往指导原则得以明确,我们把“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称为“党际关系四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我们发展党际交往的基本指导原则。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政策,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8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彻底打破了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继续坚持“党际关系四原则”,“同各國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9。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坚持“党际关系四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10。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坚持“党际关系四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党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1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的发展,我们党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注重国家利益,对外交往的对象越来越多,对外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支援世界革命”转移到“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经济建设和国家利益。我们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大调整:从逐步淡化意识形态到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确立“党际关系四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恢复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维护国家利益,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交往原则上,坚持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和江泽民党际外交思想,赋予独立自主以新的内涵,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在党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形成“党际交往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局面,把发展经济贯穿于我们党的对外工作之中。

5.“负责任大党”的对外交往(2002年11月—2012年11月)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念。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们党以“负责任大党”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原则,

实现了我们党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国际上倡导建立和谐世界,在国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十分重视党的对外工作,一贯强调“政党外交是国家关系的组成部分”,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2。这一阶段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融入全球化大潮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更加主动。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取得了较大成绩: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外交部署,与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广泛接触、坦诚交流。在双边关系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发挥了“人脉联络”“柔性外交”“全天候交往”等显著优势,积极跟进、主动介入,为推动国际关系的缓和、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的顺利解决另辟蹊径。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外交往进入大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淡化,经贸议题成为我们党对外工作的核心议题,强化了外交为民、以人为本宗旨,出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交往对象多样化、交往方式多边化和政党交往机制化等特点[13。201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14截至2012年底,我们党已经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600多个政党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新格局正式形成。

6.“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的对外交往(2012年11月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我国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日趋严重,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全球正经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阶段,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15]436,明确了我们党的社会身份定位,指出我们党要担负的责任,“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16。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党的对外工作,他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对外工作要服从党的事业的总体目标,服务于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全球大约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上的各种差异,就建设美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15]435

这一时期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呈现的特点是:一是以习近平新型政党关系理论为根本遵循,指导新时代我们党的对外工作;二是注重我们党自身建设和经验交流,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突出我们党的政治引领作用,讲好中国故事,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四是以国家重大外交理念为指针,密切配合国家重大外交议程,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把政党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主体。

二、百年来我们党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百年来,我们党的对外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凯歌行进、改革开放的突飞猛进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积累了深刻的历史经验。

1.认清自己的社会身份,确立正确的身份认同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8毛澤东的这一表述明显就是一个社会身份认同的问题。纵观我们党对外交往的历史,社会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把自己的社会身份搞错了,从这一身份认同所发出的行动也会出现错误,这些错误会危害到政党自身,更会危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1921—1949年,我们党把自己的社会身份确立为“革命党”,其所有行为都是围绕这一社会身份展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积极对外宣传自己,积极和外国政党与政府取得联系,扩大自身影响,争取同情和支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9—1956年,我们党把自己的身份确定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出于这一身份认同,我们党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好团结,积极协调国际共运中社会主义各国政党的关系,搞好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干预。这一时期,苏联帮助我国建了156个大中型项目,为我国的初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新生政权。1957—1978年,我们党把自己的社会身份确立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采取输出革命战略,使我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先后把自己的社会身份确立为“注重国家利益政党”“负责任大党”和“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其社会身份认同是正确的,其对外工作也是有成效的,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的中心工作,恢复老朋友,结交新朋友,政党交往常态化,对外交往机制化,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局面形成,并向纵深发展。

2.明确时代主题

所谓时代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世界基本特征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战略性意义的问题,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9。随着国际形势与世界矛盾的演变,时代主题也会发生变化。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是科学制定政党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广大亚非拉国家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首先取得民族獨立、国家解放,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和平的手段来取得民族独立,只能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20世纪上半叶,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绝大部分亚非拉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到1960年,非洲已经有41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20世纪60、70年代,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时,时代主题就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由于对时代主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党的对外工作还停留在“以苏联划线”“以美国划线”,既反“苏修”又反“美帝”,这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党的对外交往。

3.淡化和超越意识形态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但政党交往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不能仅仅与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政党交往,而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老死不相往来。采取这种策略,只能是自缚手脚,阻碍政党交往,妨碍国家关系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党的教训深刻。我们党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并于中共二大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领导。所以,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的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在改革开放前,囿于意识形态,我们党只与无产阶级类型的同质政党交往,忽视了政党交往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基本原则。1956—1966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道路的理解不同,中苏之间展开了大论战,大论战最终导致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各个政党淡化和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做到求同存异,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消除误解,增进共识,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美丽的世界。

4.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政党对外交往,一方面向国外政党宣传本党的宗旨原则、方针政策措施以及领导人任免等;另一方面了解国外政党发展状况、政治趋向,吸取其他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通过相互间的交流沟通消除误解、求同存异。政党交往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不像政府交往那样呆板,具有亦官亦民的特点,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的发展起着积累、补充、促进和配合的作用。所以,这就要求政党交往要紧紧围绕国家利益,不能偏离,否则政党交往就会失去意义,甚至发生错误。1949—1978年,我们党的对外交往是为国家建设取得国际援助,其中国际主义在我们党对外工作中占据首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们忽视了国家利益,支持世界革命,承担了巨大国际义务,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

5.用正确理论统领政党交往,做到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17我们党在对外交往活动中,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对外交往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自己的政党外交理论,来指导政党外交工作。毛泽东主张政党交往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团结互利、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原则,同时主张不算历史旧账,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绝不当头等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主张。江泽民在坚持“党际关系四原则”的同时,坚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处理政党外交,在政党外交中要注意经济优先,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等。胡锦涛继续坚持“党际关系四原则”,主张政党外交要服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倡导“睦邻、友邻、善邻”政党外交主张。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坚持“党际关系四原则”,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建立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我们党的政党交往原则,指导我们党的对外工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的政治交往到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交往,党际交往理论的不断创新功不可没。

三、我们党对外工作的展望

我们党对外工作的一百年,是在世界范围内和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为我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造外部条件、借鉴外部经验、争取外部支持和扩大外部影响的一百年,也是在国际战线和世界舞台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不懈努力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百年。回顾一百年来我们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演进,总结和汲取其中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开创21世纪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60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党作为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始终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致力于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指引下,勇于变革、勤于探索、善于创新,在与世界政党的全面深入互动中凝聚政党智慧和政党力量,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世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历史、时代、人民、世界交出新的更加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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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丽娜 武威]

引用格式:柳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经验[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1):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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