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如何改变周边语言环境：来自捷克的观察

吉里·内克瓦皮尔 塔玛·谢尔曼

提要跨国公司能够对分公司内部的交往和交际过程施加影响，并改变其所在地区的语言环境。本文对分别位于捷克弗雷斯塔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德国和韩国企业展开长期近距离观察，运用“语言管理理论”（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的理论和方法，描写它们如何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文化管理改变其所在和邻近城镇的社会语言生活和语言景观。调查发现，德国公司和韩国公司采用类似的国际化策略，均希望自己被视为全球企业，而非仅为德国企业或韩国企业，因而在运营中积极推进英语化战略，但措施不同，结果也不同。德国与捷克两国文化一致性较高，捷克民众中能使用德语和英语的人较多，德国总部无须派出大量员工入驻弗雷斯塔，因此德国公司对當地语言环境施加了较小的影响。而韩语对捷克民众而言十分陌生，韩国公司管理人员英语水平又相对较低，而且韩国公司派驻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人员较多，因此韩国公司对当地交通、街道、餐饮、住宿、学校、网络等领域的语言环境施加了较多的社会文化管理，影响也较大。

关键词跨国公司；语言管理；捷克共和国；德国；韩国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1014（2023）02-0040-12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4

How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hange Their Linguistic Environment：An Observation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Ji?íNekvapil and Tamah Sherman

Abstrac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an relatively easily a?ect the social and communicative processes taking place not only within their branches， but also in their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This feature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in the specialized sociolinguistics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how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at operate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are based in two countries， Germany and South Korea， change the social and language life， and also the appearanc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neighboring towns. We begin by detailing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at has led to the current project. We then take a more critical look at the context we are currently examining and introduce our theoretical-methodological approach， based in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Jernudd&Neustupn? 1987; Nekvapil 2016）. We detail the most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rman and Korean communiti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ical-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assistus in our analysis （cf. Tollefson 1991）. We then examine the cases of two municipalities， Fren?tát pod Radho?těm and Fr?dek- Místek， revealing that the observable diversifying impact of the Korean multinationals i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rman multinationals， and at present is the object of signi?cantly more socio-cultural management.

Keyword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language management; Czech Republic; Germany; Republic of Korea

一、引言

在很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 Bielewska&Jaskulowski 2017；Pula 2018；等），跨国公司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跨国公司也有涉及，不过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司内部不同员工群体间（包括不同分公司之间）的交流，以及公司职员与客户（其他公司代表或本公司最终用户）之间的交流。本团队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即在捷克境内从事此类研究，最初将观察范围限定在公司内部的语言行为，即外国代表（所谓的外派专家）与本地工人之间的交流，包括他们使用的语种以及在交际中相互理解的程度。

然而，跨国公司对社会语言方面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公司大门之内。从宏观层面看，一些跨国公司体量極大，资产之巨超过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推断，跨国公司挟其声望和权力，可以对各分公司内部的社交和沟通过程施加影响，也可以将此类影响外溢至其所处环境，带去新的语言元素。现有社会语言学文献对跨国公司的这一特征有所涉及（ Sherman et al.2010；Sloboda 2016），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忽视了的，本研究算是对这一情况的一个补救。

本文重点研究在捷克共和国境内运营的两家跨国公司（总部分别在德国和韩国），如何改变其邻近城镇的社会和语言生活以及城镇语言景观。具体而言，就是它们如何带来新的商务设施（如服务于外派专家及其亲属、访客及本地客户的餐馆和酒店），在这些新设施中人们如何交流，这些设施的外国老板和当地客户之间的交际情况如何，以及当地人对跨国公司使用的语言是否有兴趣等。

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本研究发生的背景，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并基于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Jernudd&Neustupn? 1987；Nekvapil 2016；何山华，戴曼纯2016）对本文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随后我们会介绍捷克共和国境内的德语和韩语社群与本文相关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也是文中分析所基于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参见 Tollefson 1991）。本文主要研究了两个城镇的案例，即弗雷斯塔·帕·若德霍斯特（Fren?tát pod Radho?těm，以下简称弗雷斯塔）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Fr?dek-Místek ）。

二、背景

我们的研究基本上与1989年政治变革后捷克的社会发展同步并行，一直受到学界之外问题的启发，即在新兴的（或者说重新恢复的）经济合作形式中，可能和实际遭遇的跨文化交流问题。这方面最早的例子是1991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附近建立的合资汽车制造企业斯柯达-大众公司。大众汽车公司是该项目的主要投资者，被认为代表着先进技术的引进，而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来的大众汽车高层管理人员如何与他们的捷克同事开展有效合作，因为有再次出现之前的种族和语言冲突的可能。德语使用者曾在捷克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期间达到顶峰，二战结束后捷克政府将超过200万德意志族人驱逐出境。

当时的研究问题是，这些具有不同民族认同的捷克和德国雇员，如何克服他们过去的分歧，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工作氛围。研究人员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采访，到公司内部进行浸入式观察，然后使用成员分类分析（ Sacks 1992）展示员工如何试图将关注点从国家认同转移到公司或职业认同，例如，他们更喜欢使用“专家”这一称呼，而非简单的种族类别如“德国人”或“德国同事”（ Nekvapil 1997）。

第二阶段的跨国公司研究，从2004年持续到2010年左右，此时的社会环境已大不相同。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私有化进程已经结束，鉴于有许多员工在一起工作了若干年，许多公司在其交流实践中已建立了（一整套）惯常做法。在捷克境内运营的跨国公司数量也在增加。我们的研究目的总体而言是关注语言在经济环境，也就是工场中的使用，这对当地经济非常重要。我们开展实地调查的主要地点是位于弗雷斯塔的西门子 VDO 汽车部门（后来出售给大陆集团）。选择该公司是因为其此前参与过我们一个更大规模的调查，并且愿意参与后续研究。我们对位于弗雷斯塔的工厂、位于德国雷根斯堡的分公司和德国汉诺威的总部进行采访和参与式观察，基于语言管理理论对会议记录和工厂内语言景观进行分析，发现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德语转向了英语，在地方层面逐步减少德语的存在度（ Nekula，Nekvapil&?ichová 2005；Nekvapil&Nekula 2006；Nekvapil& Sherman 2009a ，2009b ，2013；Sherman et al.2012）。对于捷克员工来说，德语能力已经从非常重要的地位降级为仅仅是应聘员工附带的免费彩头。除了对公司本身的研究，我们还在弗雷斯塔镇上的技术中学收集了人们对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态度数据。

在第二阶段的最后几年里，弗雷斯塔工厂所在的俄斯特拉发工业区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中被媒体报道得最为广泛的是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在弗里代克-米斯泰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建厂，这是其在欧洲建造的第一家工厂，也是捷克当时最大的一笔外国投资。媒体报道了诸多问题，包括土地出售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 Mácha &Drobík 2010，2011），还有当地居民能否顺利到韩国公司工作，以及韩国员工能否在当地顺利定居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多语制研究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见Nekvapil&Sherman 2018）。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11年的现代汽车公司，不过数据收集工作也扩展到了更大的俄斯特拉发地区的公司，如星宇科技或现代材料（见下文）。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该校许多毕业生在捷克工作）韩籍捷克语学者的支持下，我们得以进入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在首尔的总部。同样，这项研究也是基于参与式观察、采访和语言景观拍摄。该研究在设计和分析上都基于一个设想，即在捷克的亚洲公司中，特定语言和变体的地位，与在德国公司相比有很大不同。换句话说，韩国和捷克之间甚少甚至全无直接的历史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语言迁就（捷克人不会讲韩语，韩国人不会讲捷克语），韩国人的英语水平与德国人相比也有区别（按标准来说，水平更低）。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将导致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管理行为，不仅包括日常工作场所的交流，也可能表现在所谓“公司文化”中。

与我们选择实地调查对象的过程相似，我们的研究逻辑逐渐指向一个假设，即德国跨国公司和韩国跨国公司有较大的区别，值得进行探究。当然这一决定不仅仅是出于研究需要的考虑，实际上工厂所在地的人们也在进行类似的比较，他们试图在两个工厂求职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在本文中，我们将只比较德韩跨国公司的一个方面，即它们对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作为我们前期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使用语言管理理论进行分析，该理论研究人们对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干预方式。语言管理包括如下过程：首先是“关注”（noting），即发现不符合社会行为者期待的语言现象，随后有可能会对注意到的现象进行“评估”（evaluating），“设计”（designing）调整措施，并予以“实施”（implementing）。本研究将聚焦于社会文化管理，这是因为：当跨国公司进入一个地方化空间时，会自动且必然地在该空间中引起变化。一方面，当地的个人和机构必然会注意到这种变化，并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以适应这些变化；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找到与当地人合作的方法，获得他们的认可，维护自己的声誉。公司员工必须管理他们在新环境中的日常行为。与我们先前研究的最后阶段一样，我们主要采取社会语言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三、调查环境

尽管我们在上文说到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跨国公司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研究不够，但需要承认的是，跨国公司的更宽广背景，如人口、语言、政治、文化或地理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纳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本研究也是如此处理的。不过这种背景一般被泛化为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跨国公司拟建分支或工厂所在国的居民人口统计数据非常重要。该数据涉及该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该公司所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因此不仅是该国居民的总人数，其种族构成数据也是另一个重要的人口数据指标。——在中欧地区，种族信息往往指向所用语言，而语言知识是外派专家与当地人沟通的必要媒介。跨国公司并不会随意开设分支——它们需要合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跨国公司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家社會主义解体和市场经济引入后才进入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因的。最后，对跨国公司扩张选址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地理位置。本研究中现代汽车公司进入捷克的动机是该国即将加入欧盟，且另一家韩国汽车公司起亚已经捷足先登，进入捷克的邻国斯洛伐克。

跨国公司研究一般将上述背景信息作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研究也是如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背景信息大都是比较宽泛的（讲的是整个国家的情况），也被作为决定跨国公司是否在该国设立分支和如何运行的必需变量，但跨国公司本身如何影响这些背景信息则鲜见研究。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本文将重点讨论跨国公司如何影响其社会文化环境。

本研究所观察的对象是距离捷克俄斯特拉发不远的两个城镇，即德国纬湃科技公司（系从大陆集团拆分出来）和西门子公司的所在地弗雷斯塔，以及距离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所在地最近的城镇弗里代克-米斯泰克（这两个城镇的地理位置见图1）。

四、历史-社会条件

正如上文所述，跨国公司在一个特定国家的运作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社会条件。我们首先需要介绍捷克境内的德语和韩语社区，以及德国和韩国公司的一些相关特征。

德意志族在捷克境内已有数世纪的历史。考虑到捷克与德语国家——德国和奥地利（见图1）——有着最长的边境线，这倒不奇怪。即使在二战后的1945～1947年间捷克曾将约250万德意志族人驱逐出境，德意志族社群仍达数万人（尽管这个数字正在减少），是捷克族之外最大的社群之一。1989年之后，立即出现了来自德国的入境人群，包括游客和企业家。对捷克经济而言，德国公司非常重要，因为德国资本在捷克的外国直接投资中长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德国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的公司一样，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捷克境内开展业务。然而，捷克的许多居民却对德国公司大规模迅速进入表示喜忧参半，因为捷克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包含了一系列与德国或德国人相关的负面经历，包括希特勒对捷克领土的侵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公司来到捷克开展业务，不仅是因为经济上有利可图，也因为捷克人口中有相当多的人能够使用德语。1989年社会变革后，捷克废除了俄语必修课的地位，从此德语成为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直到1997年被英语首次超过（详情见Neustupn?&Nekvapil 2003）。

捷克韩语社区的历史仅从1990年代才开始，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引入同步 a 。韩语社区的规模很难确定，但估计不会超过数千人（据外事警务局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暂居韩籍人口为2048人，永居人口为452人）。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有1416名居民申报母语为韩语。韩国企业代表在21世纪初开始来到捷克，正是捷克加入欧盟前夕。他们希望获得在欧盟做生意的机会——在一个尚未加入但肯定会很快加入欧盟的国家帮助下（2004年捷克入盟）取得极有利的条件。也有更早的例子，就是韩国大宇公司早在1995年就收购了阿维亚-沃德纳尼（Avia Vodňany）工厂。目前，在捷克共和国东北部（俄斯特拉发地区）有几十家韩国公司在运营，我们从2011年开始就在那里进行系统的研究。现代汽车、星宇科技、韩华等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分公司，有的雇员达数千人。据 Park（2022）统计，目前捷克境内有90家韩国企业。在2013～2020年期间，来布拉格的游客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布拉格国际机场的标牌上，不仅提供英语、捷克语和俄语信息，还提供韩语信息（图2），因为韩国大韩航空公司持有该机场运营公司的较大股份，并建立了布拉格和首尔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注意标牌上没有德语）。

然而，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乘客的流动，因此该机场将多语言标志替换为英语和捷克语双语标牌。

五、弗雷斯塔

弗雷斯塔是捷克东北部的一个小镇（约有11000居民）。它位于俄斯特拉发以南41千米处，是德国纬湃科技公司（大陆集团）和西门子公司的分公司所在地。这两个分公司都雇佣了大约5000名员工，主要来自本镇，也来自属于新伊钦（Nov?Ji?ín）的更大周边地区，甚至更大的俄斯特拉发范围。目前还无法统计居住在弗雷斯塔的非捷克公民人数，但整个新伊钦地区的统计数据如下：3175名外国人，其中只有39名德国人（根据外事警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地区有21名临时居民，18名永久居民）。截至2022年1月1日，整个地区的居民总数为149919人（来源：捷克统计局），可见该地区的外国人占比非常低，仅为2.1%。a

弗雷斯塔镇上，有一所文法学校（学术性中学）兼电气技术和信息技术中等技术学校。该校在其网站上宣称与西门子和纬湃科技/大陆集团都有长期的密切合作。然而，在技术学校分部，即使在电子技术专业（这可能是最接近弗雷斯塔的跨国分公司的需求）中，也只教授英语。在文法学校分部，英语是“主要外语”，也就是必修课，德语、法语或俄语是“第二外语”，也就是说，学生只能从这3种语言中选择一种。在该镇的一家酒店学院，外语选项与此类似，不过没有法语。

上述中等技术学校只教授英语的做法与两个跨国公司的公开招聘公告中的语言要求相一致。2022年10月6日，纬湃科技公司提供了7个工作岗位——工作描述用捷克语发布，要求中包括“专业简历、捷克语及英语动机信”（5个职位有此要求）和“英语交际能力”（6个职位有此要求）。招聘公告中没有提到其他语言。与此同时，西门子有6个职位空缺。职位描述都是用捷克语发布的，只有一个用英语撰写，而且所有职位均要求具备“足以开展交流”或“良好”的英语水平（有两个职位允许使用德语替代）。

10多年前，我们在该中等技术学校进行过一次采访，采访结果已经可以预测当前的英语主导地位。当时的采访对象是一名18岁的捷克学生，所学专业是信息技术，他已进入学业的最后一年，不过只学了英语。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学习另一种语言，例如德语，该学生表示并不反对。采访实录如下：

研究人员：嗯，你认为你将来真的会学德语吗？

学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能真的会。

研究人员：你认为这有必要吗？（笑）

学生：（笑）嗯。很难说。取决于我在哪里找到工作。

研究人员：嗯。

学生：不过我认为英语已经完全取代了德语，没有必要同时掌握两种语言（在工作中），如今我无论做什么用英语都可以应付了。

在弗雷斯塔，这两家公司（纬湃科技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德国血统并未在公共场所的标志中有很高的显现度。实际上，只有两个线索。在纬湃科技，是飘扬在行政主楼前的旗帜，有德国国旗、捷克国旗和欧盟盟旗3面旗帜（按顺序排列），从街上也能看到。在西门子公司出版的公司杂志 Stator中，也可以看到与德国或德语的关联。该杂志在城市广场的信息中心也有提供，这意味着它不仅面向工厂员工，也面向公众发布。该杂志用捷克语编写，在封底上提供德语课程广告，名为“Sprechen Sie Deutsch？”（你会说德语吗？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杂志上发布德语课程时，主编回答说，他们毕竟是一家德国工厂，很多员工都会去德国出差。有趣的是，这门德语课程实际上取代了之前3年都一直发布的英语课程。

弗雷斯塔镇上街道的语言景观主要呈现为捷克语，没有德语的痕迹，只有一些英语和波兰语。我们的实地调查中有如下记录：

我们在小镇广场上走了一圈。极少情况下有英语标志（我拍了两处这样的照片）。在游客信息中心，有英语和波兰语的宣传册，当我问他们是否有德语的宣传册时，那里的工作人员设法找到了一本。她说德国人会说英语，而弗雷斯塔现在主要的宣传对象是波兰人。

在弗雷斯塔的工厂之外，最重要的跨文化交际场所是周围的餐厅和酒店。在离工厂最近的一家酒店里，可以在顾客中听到英语和德语。一位来自弗雷斯塔酒店学院的学生服务员在那里实习，他说偶尔会用到他的第二外语德语与顾客交谈。不过，酒店大堂和房间里的标志都只有捷克语和英语（见图3）。在电梯里，有一段关于酒店历史的简短文字介绍，包括它在过去不同时期的照片，但都只用捷克语书写。酒店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周边地区德国公司的很多员工会来酒店住一两天，极少数会住到一个月。酒店附近一家餐厅的老板估计，他的顾客大概有70%来自这家酒店，大都是德国人，他用英语、手势以及简化的“老外语言”与他们交流。

六、弗里代克-米斯泰克

弗里代克-米斯泰克是同名的弗里代克-米斯泰克区的法定市，约有6万居民。它位于俄斯特拉发以南24千米处，距现代汽车、韩华、现代材料公司（拥有数千名员工）等韩国企业都很近。在整个同名区（包括法定市及周边地区），有4202名外国人。在这些人中，有150名韩国人有临时居留权，45名拥有永久居留权（根据外事警务厅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数据）。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数字可能是不完全统计，因为警方不统计短期居留的韩国工人。鉴于该区的居民总数为212347人（来源：捷克统计局，截至2022年1月1日），显然，该区的外国人比例也很低，尽管这里的韩国人所占比例比新伊钦地区的德国人高出几倍。

弗里代克-米斯泰克有两所学术性高中，分别是GymnáziumCihelní （ GC）和Gymnázium Petra Bezru?e （ GPB ）。与弗雷斯塔一样，两所学校都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对于第二外语，学生可以从德语、俄语和法语中选择（GC），也可以从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中选择（GPB）。还有一所技术学校，由3所独立学校（St?ednípr?myslová?kola， Obchodní Akademie， Jazyková?kolaFr?dek-Místek）合并而成，该学校自2018年起开设从事汽车生产所必修的机器人科学专业课程。在接待一个德国中学的学生团组访问时，该校网站也很自然地提到了与现代汽车（被称为“在本地区开展国际合作业务的重要雇主”）的合作。该校技术相关专业需要学习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外语可在德语和俄语之间选修。除此之外，还有7所公立中学和4所私立中学，开设所有的常规课程。在语言方面，这些学校开设与捷克其他学校类似的课程：英语、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也为学习卫生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拉丁语和捷克语手语课程。

与弗雷斯塔的情况类似，现代汽车工厂的招聘广告与学校的专业有较高程度的呼应。2022年10月13日至10月19日，共有11个职位空缺。在其岗位描述中，对外语知识的要求更为广泛：无（生产操作员、电工）、“英语可增加优势”（质量检验员）、“中等英语交际能力”（初级维修专员）、“中级英语水平—日常沟通”（初级战略采购专员）、“能开展口头和书面交际的英语水平”（初级物流专员）、“高级英语水平”（初级销售策划专员）、“可用于交际的英语水平（最低 B1級） a ”（初级安全专员）或简单的“可交际的英语水平”（建筑和投资专员、总装质量专员、维修技术管理初级专员）。除生产工人和质量检验员外，所有职位都有参加英语或韩语课程的福利。

与弗雷斯塔不同，现代以及众多其他韩国公司在俄斯特拉发地区更加分散。虽然两个城镇的公司都位于工业区，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主要根据公司班次运行），但弗雷斯塔的公司或多或少都位于城镇范围内，而现代工厂所在地以前是城镇之外的白菜地。在工厂之外，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镇中心，以及工厂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之间的一个名叫多布拉（Dobrá）的村庄（距离镇中心约5千米）里，都有韩国人的身影。

与弗雷斯塔的德国人相比，俄斯特拉发地区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周边地区的韩国人从事着更为广泛的职业。在这两个地区，韩国人和德国人都担任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德国人几乎只担任首席财务官等高级管理职位，而韩国人不仅有很多在现代的工厂现场从事生产，基于分包关系直接依赖于现代，还有不少人运营着或工作于与现代有间接关系的公司。在工厂里，有一些专家或技术人员直接在生产车间工作，他们有的只是从韩国飞来参加短期任务（例如，维护生产线机器人，因此捷克人称他们为“机器人操作工”）。但也有韩国人在工厂的自助餐厅和食堂工作，因为现代的工厂（以及其他韩国工厂，如俄斯特拉发的星宇科技）在提供捷克餐饮的同时也提供韩国餐饮，而且在食堂旁边也有一个出售韩国产品的小商店。

虽然上述情况似乎主要是对公司内部发生影响，但我们观察到它也影响着公司周边的生活。在工厂外面，在工厂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之间的多布拉村，本调查期间有两家韩国餐馆，其中至少有一家（根据互联网检索、对餐馆的多次访问和对一位老板的采访）似乎经常易主。韩国人在这些餐馆做厨师和服务员。而在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现代工厂和其他韩国公司的到来，使得镇上新增了5～10家韩国餐馆（其中部分最终关闭了），一家专门的韩国杂货店，还有为韩国顾客提供的各种住宿设施。在上述新增设施里，韩国人主要担任管理人员，通常雇佣当地人担任服务员和维修人员。

这些设施使城镇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例如，在该区较远城镇工作的韩国人会来这里停留和过夜）。它们也使城镇的语言景观变得多样化，比如出现捷韩双语标志或英韩双语标志或韩语单语标志（例如，在机构门上的手写告示）。这些标志反映了城镇中正在发生的全新社会进程（参见Maly 2016中的类似过程）。在我们对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一个商业中心 Zámecké náměstí（城堡广场，以邻近的城堡命名）进行实地调查期间，我们发现有5家韩国店铺，大约占了广场上所有店铺的三分之一。

公司周边的环境显示，确实存在捷克人和韩国人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的情况，尽管可能达不到完全流利的水平。在一家韩国餐厅的内部，我们发现了一块黑板，是这家餐厅的韩国老板用来学习捷克语的（图4）。这家餐厅不仅有韩国人，还有捷克人经常光顾，韩语视觉元素使它在捷克语环境中能够脱颖而出。

餐厅通过售卖特色的餐点增加文化的多样性，不过有的食物或饭菜需要特殊操作方式因而不利于销售。捷克顾客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筷子的使用。在一家不仅面向韩国客人，也试图吸引捷克顾客的韩国餐厅里，在菜单上附有用捷克语写的详细说明“如何使用筷子？”（见图5）。这种社会文化管理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文化问题，也可能是为了使跨文化接触体验更为愉快，即所谓的正面强化（Neustupn? 2003）。

另一方面，韩国人在该地区的存在并没有激发起人们很高的韩语学习兴趣。本地中学不教韩语，只有少数私立语言学校开设韩语课程，也只有少数在韩国企业工作的当地人说自己学会了几个韩语单词。如有人希望学习更高水平的韩语，可以通过一对一课程得到充分满足。在一所私立语言学校，甚至有人跟我们说：没有必要学习韩语，因为现代工厂干什么都使用英语。

七、讨论

德语的令人难以察觉，甚至于接近缺失的状态，可能是由于德国公司希望自己被视为国际或全球企业，而不仅仅是德国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德国企业的标准做法，当时许多捷克公民认为德国资本进入捷克是对捷克民族国家的威胁，是“传统敌人”的回归。30年后的今天，避免被当作敌人这一动机已不那么重要了——今天，对德国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它们被视为全球参与者。鉴于此，德国的管理者和外派专家愿意使用英语这一全球化语言，这也证实了其本地员工以及所在地居民的观点，即“你可以用英语与德国人相处”。这一策略也与另一个事实相关，即德国公司的外派专家不一定是德国人，比如纬湃科技公司派到弗雷斯塔的首席执行官就是一个印度人。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公司支持其员工学习外语，他们为此提供经济支持，甚至邀请当地语言教师进入企业进行培训，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英语学习（虽然不排除德语）。

韩国公司基本上也采取同样的战略——它们希望被视为全球企业，而非韩国企业。但一个本质的区别是，它们无法通过使用英语来执行这一战略，因为很多韩国经理的英语水平很低。现代公司的语言政策并不仅限于为当地员工开设英语课程，也致力于提高韩国员工的英语水平。虽然现代公司为当地员工开设了韩语课程，但人们对它的兴趣很低，而且课程本身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管理行为，而不是为了改善当地人和韩国人之间的交流。这一课程也是为派遣当地员工到韩国进行短期访问所做的准备，这种访问较为常见。

本研究的发现主要基于对捷克的两个城镇（弗雷斯塔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比较，这两个城镇在捷克行政体系中有清晰的界限。除了这种外部差异，这两个城镇的居民在身份认同上也有很大差异。不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超出了这两个城镇的范围，正如本文多次提及，也许可将整个俄斯特拉发地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代表了所谓的“区域创新系统”（Cooke， Heidenreich&Braczyk 2004）。未來我们可能把研究沿此方向进行扩展。

八、结论

与德国公司不同，韩国公司在当地刺激了新的基础设施的出现（住宿和餐厅设施，食堂和商店），以满足韩国员工需求。这些设施存在于公司外部的临近地区，也向当地居民开放运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这种“韩国基础设施”为当地的捷克客户提供服务，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德国公司未带来此类基础设施，因为他们基本上不需要。德国员工的数量非常有限（例如，西门子目前在该地区只有3个员工），他们基本上也不需要一直留在此地——去德国可乘用多种交通工具，如需要可以相对频繁地往来通勤。另一点是，数世纪以来德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与捷克文化融为一体（反之亦然），因此德意志族和捷克族之间似乎已没有社会文化差异（例如，在捷克境内并不存在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德国餐厅）。这与德语在捷克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有关，尽管它不再拥有第一外语的地位。当地员工在意识上接受德语，捷克的教育体系也长期提供德语教学。相比之下，包括语言在内的韩国文化对捷克当地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此，可以观察到韩国公司为所在地带来了显著更高的多元化影响，韩国公司对此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文化管理。

致謝： Marián Sloboda 对本研究数据获取提供了支持，并对本文撰写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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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王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