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构成及其内涵

李春秋 张萌 章芡 宋佳 赵胜男

1 引言

“十四五”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亟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1]。农民是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与主体。我国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分别对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提出要求：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2]；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培训，增强农民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3]；提高农民数字化“新农具”应用水平[4]；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5]。

国内外都很重视全民数字素养提升。2017年，《国际图联数字素养宣言》首次在国际层面明确数字素养的意义。数字智能联盟发布《2019年DQ全球标准报告》以期建立数字素养全球实践标准。2022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鼓励就发展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开展国际合作[6]。我国《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水平[7]，《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了数字公民应具备的能力。

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各领域的渗入，但我国农民面临教育水平有限和应用数字技术需求迫切的矛盾，亟待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我国已有研究虽已探讨设计面向农民的数字素养框架，但存在缺少理论基础或层级简单或诠释薄弱的问题。因此，本文既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又结合通用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以我国政策文件为指导，聚焦数字乡村建设要求和数字农民需求及其特征，细化提出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构成的5个维度及其内涵，并立足农民结合实际情景诠释指标内涵，为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提供方向指引。

2 研究概述

2.1 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框架

2.1.1 数字素养内涵

表1 数字素养的代表性概念阐释Table 1 Interpretation of Representative Concepts of Digital Literacy

2.1.2 数字素养框架

国外面向公民的通用数字素养框架强调使用软件或操作数字设备、认知、交流、解决问题等能力，如表2所示。2013年EU发布DigComp 1.0，分别于2016年、2017年和2022年发布新版，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未变，指标阐释与实例说明被逐步深化。2018年，UNESCO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 Literacy Global Framework,DLGF）基于DigComp 2.0新增两个一级指标。

表2 国外主要数字素养框架分析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ajor 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s Abroad

国内面向公民、大学生、老年人构建数字或信息素养框架[24-27]，为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构建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其中，全民数字素养框架是基于EU和UNESCO的素养框架提出，以知识与认知、实践与参与、情感与价值为主体[25]；大学生数字素养框架模型是基于DigComp 2.1和问卷调查构建，包括信息与数据、交流与合作、内容与创造、数字与生活、学习与发展5个维度[26]；老年人媒介与信息素养框架是基于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从意识与知识、需求与获取、理解与鉴评、管理与应用、伦理与安全5个一级指标展开构建[27]。

2.2 农民数字素养研究

传统农民亟需强化数字能力和数字思维，农民数字素养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28]，影响农民对智能手机与大数据应用程序的使用[29-30]、农民数字参与行为[31]。国外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的评估研究涉及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32-33]、农民ICT素养评估工具[34]、农业信息素养水平[35]。

国内学者虽有探讨农民数字素养的框架构建与评估，但尚有不足。武小龙和王涵[36]基于胜任素质理论，依托冰山模型与洋葱模型，从基础知识、专业技能、个体特质、意识态度维度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体系，但层级简单，未设二级指标。曹萌[37]基于Digcomp和DLGF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将数字技术认知、数字应用社交、数字内容开发、数字问题解决、数字安全保护5大素养作为一级指标，细化设置17个二级指标，但指标诠释缺少实际情境说明。苏岚岚、彭艳玲[38-39]提出由数字化通用、社交、创意和安全素养构成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体系，但设计缺乏理论基础。

2.3 研究述评

国内数字素养研究对农民群体关注较少。较之国内，国外框架诠释更全面，富含案例与情境说明。国外侧重于特定领域农民数字素养的评估，利用问卷或访谈或定量分析等研究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国内定性提出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缺少理论基础或层级简单或诠释缺少实际情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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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构建依据

3.1 框架基准

UNESCO基于DigComp 2.0，通过文献调研、数字素养框架调研、专家咨询和在线咨询制定DLGF（如图1所示）。DLGF面向公民，指标丰富，从多个能力水平等级和维度描述二级指标，配有实例说明，适用于细化农民数字素养框架。较之DigComp 2.0，DLGF新增设备和软件操作、职业相关能力2个一级指标和计算思维等5个二级指标，指标设置更细化更丰富。因此，本文以DLGF为基准构建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并诠释其内涵。

图1 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LGF）概览[40]Fig.1 The Overview of DLGF（Digital Literacy Global Framework）

3.2 理论基础

194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 •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首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至高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41]。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等领域，适用于划分农民数字需求。

立足数字环境，农民数字需求可划分如下：数字生存需求是农民在数字环境中维持个体生存最重要的需求；数字安全伦理需求是农民在数字环境中追求身心安全的需求；数字社交需求是农民在数字环境中通过与他人/平台社交，实现友爱和归属需求；数字创作需求是农民在数字环境中自我尊重、对他人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数字问题解决需求是农民在数字环境中最高层次的需求，指实现个人理想、增强解决问题能力等需求。

3.3 现实依据

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四步走”战略目标，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求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如农民对手机等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与应用水平，涉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遵守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的意识，对网络安全、数字安全、个人信息的防护意识与保护能力，数字创新创业创造的能力。同时，农民在参与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农产品电商发展、乡村数字化治理中面临电脑使用与数字化协作短板，例如：利用数字化农业设备，监测农田数字化生产数据；利用涉农信贷网络服务；创新农产品培育，开发农业生产技术；制作电商短视频，开展带货直播；利用智慧出行、智慧医疗与智慧养老等新型数字生活服务。

截至 2022年 6 月，我国实现“县县通5G”，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8.8%[42]。我国农民已完成从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5个阶段的转变[43]，不再是仅靠传统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而是能适应不同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新农民。基于我国相关政策文件中对各阶段农民特征的描述，数字农民是参与乡村数字生产生活的主要力量，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中应能懂数字文化、会用数字技术、善于数字经营、参与数字管理。

3.4 设计思路

本文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梳理农民数字需求，并以DLGF为母版，将其7个一级指标与农民数字需求的5个维度进行映射，通过适当合并一级指标，形成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构成的5个维度。同时，立足农民数字需求，参考DLGF的26个二级指标，结合我国相关政策、报告及数字农民特征，诠释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构成的具体内涵，如图2所示。

图2 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构成与内涵诠释的整体思路Fig.2 The Overall Idea for Interpretating the Compos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4 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基本结构

4.1 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层级结构

本文提出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层级结构如图3所示，其中各二级指标及其诠释详见第5章。该框架强调农民数字意识与农民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情境涉及数字购物、数字出行、数字健康、数字交流、数字安全、数字农业生产和数字乡村治理等，可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的评估内容提供参考，为农民数字素养教育与提升提供方向。

图3 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构成总览Fig.3 An Overview of the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

4.2 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核心维度

如表3所示，本文从五大核心维度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框架。其中，农民数字通用素养是指农民具备基本的数字意识和数字设备操作能力，能满足日常衣食住行和农业生产需求，能定位、存储、管理、组织数据。农民数字安全伦理素养是指农民具备保护个人隐私的能力、法律意识及数字批判能力。农民数字交流素养是指农民具备利用数字技术与数字设备进行数字内容交流、互动、合作和共享等能力。农民数字创作素养是指农民能修正和完善自身知识体系，能创作新知识内容。农民数字问题解决素养是指农民能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解决农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数字治理中的问题。

表3 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五大核心维度Table 3 Five Core Dimensions of the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

5 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内涵阐述

5.1 农民数字通用素养维度

数字乡村建设要求为农民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培养农民数字意识、增强农民使用数字设备的能力。手机和电脑成为农民获取、处理、存储、传递、创作信息及开展农业生产生活的“新农具”。因此，我国农民需克服电脑使用上的短板，提升操作计算机等数字设备软硬件的能力，提高利用数字技术和电商平台参与数字生活、数字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线上流通与销售的程度。根据DLGF操作域和信息域的二级指标，本文诠释农民数字通用素养如表4所示。

表4 农民数字通用素养的内涵诠释Table 4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Farmers' Digital General Literacy

5.2 农民数字安全伦理素养维度

《行动纲要》要求增强全民数字安全保护能力和强化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我国需增强农民法律意识、学法意愿、维护自身合法数字权益的能力；提升农民在数字交往中保护数字设备和个人数据及隐私的能力，以防陷入电信和金融诈骗；增强农民数字批判能力、真假信息辨别力和个人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工作要点》视数据安全防护、个人隐私保护、数字道德伦理规范等为重点任务。本文基于DLGF安全伦理域4个二级指标，诠释农民数字安全伦理素养如表5所示。

表5 农民数字安全伦理素养的内涵诠释Table 5 Interpretation Security Ethics Literacy

5.3 农民数字交流素养维度

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字化渗入农民生活，要求农民具备通过数字技术交流、利用互联网平台共享数字信息与内容、通过数字化渠道开展合作的能力。我国农民目前主要通过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数字交流，具有一个或多个数字身份。因此，我国农民需具有管理自身数字身份、维护个人数字信誉、约束自身网络行为等能力。本文根据DLGF交流域6个二级指标诠释农民数字交流素养如表6所示。

表6 农民数字交流素养的内涵诠释 Table 6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Farmers' Digital Communication Literacy

5.4 农民数字创作素养维度

数字乡村建设要求深化农产品电商发展，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短视频创作和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是目前农民进行数字创作的主要形式。农民是数字资源的使用者与创作者，为促其融入数字时代需提升其数字创作能力。农民需会用视频剪辑软件创建、编辑、整合、阐述数字内容；需具备数字创新能力，会打造有影响、有特色的网络标签与乡村网红人设；需了解版权和知识产权，避免侵权行为；应融合农业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数字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技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文根据DLGF内容创建域的4个二级指标诠释农民数字创作素养如表7所示。

表7 农民数字创作素养的内涵诠释Table 7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Farmers' Digital Creation Literacy

5.5 农民数字问题解决素养维度

数字乡村建设要求推进智慧农业建设与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技术应用。智慧农村创新发展是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对农民数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农民面对新技术、新契机、新挑战需明确自身数字生产生活需求、数字能力缺陷与改进措施。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懂技术、懂农业、能创造的农民。农民应具有解释和利用农业领域的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的能力，能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信息技术利用难题。为使农民更好地参与“互联网+乡村治理”，需要激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与利用精细化乡村服务。本文根据DLGF问题解决域与职业相关域的二级指标，诠释农民数字问题解决素养如表8所示。

表8 农民数字问题解决素养的内涵诠释Table 8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Farmers' Digital Problem-solving Literacy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所包含的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对开展农民相应数字素养能力的提升指明发力方向，可以作为政府、图书馆、企业等开展农民数字素养提升项目与数字素养能力评估的基础框架。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需求对该框架进行扩展。此外，该框架构成对提出各素养相应的提升建议提供方向，也可为缩小农民与其他群体间的数字素养差距提供可行性路径探索。

同时，本文所提出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是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关政策与报告、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开展的定性研究，尚未开展实地调研、专家考证和框架验证，其适用性与有效性有待验证并完善。农民数字素养受教育程度等影响，本框架指标未依影响因素分级设置，未来可细化指标与测度素养水平。实际应用中可以依托本框架选取二级指标的具体量化指标，选取时需要注意数据的可获取性。对各量化指标的权重可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其中专家可来自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企业等。此外，也可利用问卷调查法采集与分析数据，并对指标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

从长远来看，基于本文提出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及具体素养，为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数字通用素养、数字安全伦理素养、数字交流素养、数字创作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我国可针对具体素养提升的需求与要求，探索形成政府、公共图书馆、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协同机制与因类施策制度。政府应从国家层面制定农民数字素养提升规划与专项培养计划。图书馆在数字素养技能提升中占主导[44]，公共图书馆应将其优质的人才与数字资源下沉基层[45]，参考农民数字素养的构成与数字素养水平的评估结果，为农民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专业突出、结构合理的数字素养提升课程，聚焦电商培训、数字设备利用、数字安全等方面。企业是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外部力量，可依托数字技术与人才优势，开发农民适用的APP，参考农民数字素养框架能力构成的具体情境，让农民会用、爱用、善用数字设备，参与数字生活，乐享数字红利。农民是自身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所在，可依据本框架明确自身的核心需求，制定欠缺能力或提升能力清单，参与面向需求清单与能力清单的专项培训课程，可参考本文给出的情境和案例示例，加强相应的数字素养水平，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数字农民。

作者贡献说明

李春秋：提出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方案，论文撰写与修改；

张萌：国内外研究现状调查，论文撰写与修改；

章芡：提出研究思路，论文修改；

宋佳：论文修改与定稿；

赵胜男：论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