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实施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陈翔 罗肖轶

摘要：在对生育意愿相关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定义了生育意愿，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文献综述。利用2018年卫健委调查数据，对53885份样本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等微观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及支出，从事行业、就业身份和居住意愿等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通过提高生育配套政策、减轻流动人口家庭生育的支出负担，增加流入人口的居住意愿等手段提高我国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生育意愿；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保障因素；就业特征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166-07

根据2021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虽然之前不少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扭曲了人口的生育意愿，但是事实证明人口政策的扭曲效应极为微弱，特别是2014年“单独二孩”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先后实施，生育二孩的空间被释放后，生育率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中的大幅反弹，政策的调整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已达3.76亿，作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流动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如果能够提升流动人口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通过了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探索当前过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有助于政府从生育意愿的视角推出更加精准及有针对性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本文选择2018年的样本进行研究，避免了由于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初期出现的短期效应对于研究数据的影响，从而等够更加真实地探索二胎政策在落地实施后对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长期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在生育意愿测量方面，米勒（MILER）［1］在其生育模型TDIB模型中提及了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其将生育计划视为一个决策过程，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需要权衡生育愿望、现实经济条件、个人工作和健康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郑真真［2-3］在米勒（MILER）等学者的基础上，将生育意愿视为一个包含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等多个指标的多层次结构。此外，全国性的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劳动力动态调查、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等全国性调查都采用了理想子女数和生育计划的双重指标体系。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以后，人口的总体生育率将维持在更替水平或附近［4］。但是在欧美国家结束“婴儿潮”以后，全球日趋严重的低生育现象对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提出了挑战。“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着眼于婚育和生育观念的转变，尝试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宏观结构层面来解释低生育现象［5］，但是缺乏对于生育决策过程及决策影响因素的关注。

邦戈茨（BONGAARTS）在其低生育理论模型中率先以期望子女数作为核心自变量，并开始关注影响生育率（因变量）的调节变量。他在调节变量中提及了性别偏好、替代效应等促进性因素以及职业发展与生育发生冲突等抑制性因素［6］。其模型虽然探讨了个别可能会影响生育率因素的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但是缺乏对生育意愿成因的深入分析。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则尝试从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入手，着重分析形成生育计划的直接因素，并将微观层面的个人特质、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层面特征等都纳入了理论模型。郑真真［7］结合中国经济、社會和人口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宏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的低生育意愿研究范式，将生育意愿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等宏观因素和生育态度和偏好、生育养育能力等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以及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低生育成因及影响因素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新的理论增长点。众学者在研究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因素等方面。

在个体特征方面，张晓青等［8］指出女性在考虑生育意愿时，会优先考虑到自身条件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除了身体健康状况和年龄之外，女性还会考虑自身的职业发展。宋健等［9］在对4个城市的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调查中发现，职业因素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处于职业规划的考虑，城市青年会相应推迟生育时间，将生育计划延后。茂倬彦等［10］在研究二胎政策妇女的生意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时，发现年龄因素是生育的生理基础，生育意愿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陈建平等［11］在研究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时，发现受教育程度影响人群的生育意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生育意愿较低。池静旻等［12］在青年女性的初婚初育研究中得出相反的结论，她提出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因素关联，进而影响了生育意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往往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去承担生育孩子的开支，所以相较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有着更高的生育意愿。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和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影响生育意愿。牛亚东、张文斌等［13］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成员给予育龄女性的支持和帮助越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会更高。特别是如果父母能够给予帮忙和照顾，那么育龄个体能够更好地平衡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自己的职业发展不受生育计划影响。贾志科、风笑天［14］通过研究发现生育意愿，特别是二孩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家庭规模和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生育二胎。

在经济因素方面，学者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时，主要围绕着工作状况、个人和家庭收入、成本与效用展开。朱雅兰、刘凌霜［15］认为要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不能忽视经济因素的影响。龙书芹和陈海林［16］分析了育龄妇女不同的就业状态，发现工作状态相对稳定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更高，比如担任公务员的育龄妇女比在企业工作的育龄妇女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因为其不用担心因为生育、产假等被职场边缘化的问题。家庭的收入对生育意愿有着较大的影响，育龄妇女会考虑到可支配的收入能否支付未来孩子的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等。郭志刚［17］在研究中特别提及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对生育率的降低效应。程雅馨、何勤［18］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估算出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超过100万元。正如靳卫东、宫杰婧等［19］所得出的结论，工作、收入以及养育成本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二孩政策的放开的刺激作用，从而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家庭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比如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逐渐被优生优育的观念所代替［20］，政府构建的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养儿防老产生了替代效应，在政府能提供全面社会保障的城市的育龄妇女，其生育意愿相较于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的农村，生育意愿偏低［21］。

上述研究为深入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多数研究仅仅选择了某一特征，比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或者城市特征纳入Logit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缺少对社会健康保障服务以及就业特征进行研究。此外，大多数的研究选择特殊的城市或者区域，研究的结果只代表特点区域的特殊情况，受样本数量的限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分析，专门针对流动人口这一特殊人群进行的分析则更少。本文基于2018年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二值logit回归模型进行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等影响因素对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二、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流动人口也被称为外来流动人口或暂时住入人口、务工人员等。本文使用的外来人口指的是户口登记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根据米勒（MILER）的TDIB模型，生育意愿可以分为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三个指标，但是生育动机属于潜意识层面，难以测量；生育愿望是内心渴望的子女数量和家庭、个人经济条件、夫妇健康、工作等现实状况关联度不高，而生育计划则是个人和家庭在权衡各项客观条件以后做出的生育决策。本文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选择了“生育计划”这一指标，是指流动人口基于自身的生育愿望，在权衡各种客观条件后做出的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的主观意愿。对应的问卷内容为“今明两年是否有生育打算？”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等。

（一）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主要包括个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自身的健康状况。个体在决定是否生育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自身的年龄以及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生理以及心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的生育观会发生大的转变，优生优育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个人有可能会优先考虑孩子出生后的成長环境、教育条件。针对流动人口的特点，户口可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因为这涉及孩子出生后的入托、入学等问题。

（二）家庭特征

女性在做出生育计划这个决策的时候会参考家庭成员的意见，家庭规模越大需要参考的意见人数可能越多，相较之下，规模小的家庭可能更容易做出生育计划的决策。个人在考虑生育意愿时会考虑到现有子女的数量，特别是考虑二孩或者三孩计划时候，可能还会考虑到性别的偏好以及现有子女的年龄等。家庭的收入水平会影响到生育意愿，个人需要确保现有的家庭收入可以支付家庭新增成员的生育支出及抚养支出等。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相较于家庭收入低的家庭可能更容易做出生育计划的决策。同时，家庭支出同样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特别是家庭支出占家庭收入的占比，考虑到生育成本以及未来的教育成本，收入结余越多的家庭在考虑生育意愿时顾忌会更少，更容易做出生育决定。

（三）健康保障因素

流动人口离开户口所在地进入到新的城市工作、生活，能否享受到和当地户籍人口一样的健康保障和便利服务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能否和当地户籍人口一样享受到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家庭医生签约、健康教育等保障服务，会直接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影响其在当地生育的决定。相较于基本社保提供的基础保险服务，医疗保险能够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所以拥有医疗保险的流动人群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

（四）就业特征

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包括从事的行业、就业身份、流动时间和居住意愿等。个体在考虑生育意愿时会考虑到自己的职业，所以其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就业身份（是否是雇员、雇主还是自营劳动者），决定了其是否能够自由安排生育时间而无需考虑生育导致的职场边缘化问题。流动时间和居住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生育意愿，流动时间越长，在居住地居住的时间越长，归属感和安全感相应会加强，特别是有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可能更倾向于在当地生育孩子。

三、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基于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是二分变量，本文建立二值Logit模型，如下：

其中，Option为生育意的选择，为二分变量，等于0时表示不愿意，等于1时候表示愿意，α为回归系数，X1为个体特征，分别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自评健康；X2为家庭特征，分别为家庭规模、子女数量、每月家庭收入及家庭支出；X3为健康保障因素，分别为居民健康档案、家庭医生、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险；X4为就业特征，分别为从事行业、就业身份、流动时间和居住意愿；ε为随机扰动项。运用stat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数据是2018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以流动人口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覆盖了全国31个省级区域，包括一线、二线以及三线城市及其他，调查问卷中包含近期生育意愿等相关问题，利用此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剔除存在缺失值和无效值，即对于生育意愿没有作答的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数据为53885份。

（二）描述统计

本文选取的应变量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生育意愿，根据调查数据，在2018年有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仅有12%。在4组的自变量中，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每月家庭收入及支出等为连续变量，性别、户口性质、自评健康、是否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是否接受健康教育、是否参保和是否有居住意愿等为二分变量，并对其进行赋值，肯定赋值为1，否定赋值为0。其中流动时间为2018年减去流入所在城市年份。根据样本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述。

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建立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表明：首先，年龄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这比较符合现实意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能力下降，生育风险会增加，所以超过35岁的高龄产妇在做生育决定时考虑得更多，特别是想生育二胎的一孩家庭，会把年龄放在首位。其次，家庭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显著负影响，流动人口在考虑生育意愿时会优先考虑到现有家庭子女的数量，因为基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每增加一个新成员，会带来额外的支出和负担，所以家庭子女的数量越多的家庭，其生意意愿相对越低。第三，受教育程度和流动人口的生意意愿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受教育水平程度越高的家庭相较于教育水平低的家庭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这和之前的传统观念认为农村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倾向于多生孩子防老不一样，这可能和样本对象是流动人口有关，因为离开户籍地的流动人口相较于传统的留守人口更偏向年轻化，其生育观念因其受教育的程度呈现出更多元和现代化的特点。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了健康保障因素，在家庭特征中，每月的家庭收入和生育意愿呈现出正的显著影响，家庭的子女数量和生育意愿呈现出负的显著影响。在健康保障因素中，家庭医生和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并无显著影响，在分析数据中发现，除了一线、二线城市中部分特殊行业的人群拥有家庭医生和固定的医疗保险，其他城市流动人口拥有签约的家庭医生和固定的医疗保险的人数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和目前家庭医生和医疗保险需要和户口户籍挂钩相关。而另外两个因素，是否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和是否接受健康教育和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现出正的显著影响。这说明有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家庭会选择在居住地进行健康档案建档，并且接受当地社区所提供的健康教育。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了就业特征后，个人特征中的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在就业特征中，生育意愿和就业行业呈现出负的显著影响，这说明从事第一行业和第二行业的人群相较于从事第三行业的人群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就业身份和生育意愿呈现出正的显著影响，根据就业身份的定义说明，自营劳动者和雇主相较于雇员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可能的解释是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相较于普通雇员有着更高的经济收入，且在时间安排上有着更灵活的选择权。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并不用担心由于生育产假，工作岗位被人顶替等职场边缘化问题。同时，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还和居住意愿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换言之，如果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城市有强烈的居住意愿，会倾向于在当地城市生育子女，所以流入城市对流动人口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直接影响着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相反的，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并不显著影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生育意愿和流动时间的长短并无直接关系，居住意愿和从事行业、就业身份等因素更能直接影响流动人口人群的生育意愿。

模型4表明：从全因素分析来看，个人特征与模型1分析基本一致，相较于其他因素，年龄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越低。另外一个呈显著相关的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家庭特征的影响因素也趋于一致，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其生育意愿越低，而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在社会保障因素方面，在流入城市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和接受了健康教育的家庭相比于其他家庭有着更强烈的生育意愿。在就业特征上，从事第三行业的人群相较于第一、二行业，其生育意愿较低；拥有雇主和自营业主身份的流动人口相比于雇员有着更强的生育意愿；在流入城市有着强烈居住意愿的流动人群其生育意愿更强。

（二）分组样本分析

为了研究特大型城市对于流动人口是否有特殊的吸引力，本文从样本中提取了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作为子样本，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四个维度实证分析流动人口生意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相较于全样本，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在北上广深的子样本中变得不显著，而其他因素比如年龄、现有子女数量、是否进行居民健康档案建档、是否接受健康教育、从事行业、就业身份和居住意愿和全样本的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一线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多地来自城市本身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因素以及就业机会，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在大城市的“吸引力”面前被弱化了。相反，一线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更关注在大城市能否立足，在考虑生育意愿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家庭自身能否享受到所在城市所提供的醫疗健康服务以及能否在家庭和工作、职业发展和孩子培育之间找到平衡点。城市的医疗服务和职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所在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或者说流动人口在一线城市中能否找到认同感，这也很好解释了生育意愿和居住意愿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索已有1孩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意愿，通过样本的筛选，同样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四个维度实证分析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在个体特征基础上加入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因素进行回归的时候，家庭的收入对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用就业特征来替换社会保障因素以后，家庭收入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显著，但是就业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变得更为显著，考虑到受教育程度和所从事行业及职位的关系，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收入水平，已经有一孩的流动人口家庭在考虑是否孕育二胎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职业本身是否允许其为生育二胎投入时间和精力，在生育二胎后是否对自身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结合全因素分析，本文认为，已有一胎的流动人口样本相较于其他样本在考虑是否生育二胎的时候，综合考虑的因素更多，除了有着显著影响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否建立健康档案、是否接受健康教育、从事行业和就业身份以及居住意愿外，是否有家庭医生、流动时间的长短等也都在一胎家庭的考虑范围之内，证明已有一胎家庭在考虑二胎生育的时候相对于更加谨慎，所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值logit模型，以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为研究对象，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因素和就业特征四个维度实证分析流动人口生意意愿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伴随着生育能力的下降和生育风险的上升，生意意愿会降低；同时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相比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生意意愿更高。（2）流动人口的现有子女数量和每月家庭收入对生意意愿有显著影响，现有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生育意愿越低，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其生育意愿越高。（3）在流入城市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和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家庭，生育意愿比较高。（4）就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和雇主相较于雇员的身份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更高，在流入城市有居住意愿的流動人口家庭有着更高的生育意愿。

根据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出台生育健康配套政策

为了提高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流入城市所在地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的生育健康配套政策，比如关注社会健康保障服务，建立便捷的生育健康服务，帮助流动人口在当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进一步提高家庭医生的签约率，进入流动人口所在社区采取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扩大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的使用和报销范围，使流动人口的生育支出能够在当地实现实时报销，从而减低流动人口生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

（二）减轻流动人口家庭的支出负担

除了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支出在流动人口家庭的支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所以流入城市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普惠型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根据人口增长特点平衡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从而减轻流动人口家庭的养育、子女教育成本，解决育龄妇女所担心的照顾新生儿和平衡自身工作所分别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冲突，以及由于生育暂别工作岗位导致被替岗等一系列的职场边缘化问题。

（三）增加流动人口的居住意愿，增加城市的归属感

基于流动人口的庞大基数，其在未来会成为人口增长的主力军。流入城市政府需要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提高更多的就业岗位，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能够获取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享受到和户籍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服务，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福利机制，从而增加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使得更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在当地居住，生育和安居乐业。

六、不足和局限性

本文在研究生育意愿时，运用的是生育计划这一指标，这是结合流动人口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的生育计划，而这个计划可能会因为突发的事件或者因素而改变，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对于样本的人群进行跟踪调查，从而进一步研究从生育意愿样本中到最终实现生育计划的比例，以及重点关注原本有生育意愿但最终放弃生育的原因。另外，还需要关注在生育意愿作答中，不确定选项的样本人群，分析该类人群不确定的顾虑因素，在政策制定上如何针对生育意愿不确定的人群予以鼓励和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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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翔（1982—），男，汉族，浙江温岭人，博士在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人口经济。

罗肖轶（1992—），女，汉族，江西高安人，博士在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经法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和人口经济。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