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融合”的历史审视、时代价值与行动逻辑

李东方　张鹤

“五育融合”育人方式是新发展阶段我国育人方式的转型，顺应了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五育融合”经由“三育并举”“四育并行”和“五育并举”演进而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个体层面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能够促进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推行“五育融合”育人方式，应制定全面融合发展的方案、构建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提升教师融合教学的能力、建立融合共建的教育生态。

党的二十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高屋建瓴、催人奋进，为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来回答和破解这一问题，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立足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五育融合”以“五育并举”为根基，是在“五育并举”的基础上丰富完善，转型建立起来的。“五育并举”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改变过去以智育、德育为单一评判标准的局面，倡导各育之间平衡、充分、全面。“五育融合”聚焦于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发展，通过实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的相互渗透与连接，培养全面发展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五育融合”的历史审视

“五育融合”的演进历史，可追溯至百年前，严复、梁启超等人基于对国家命运、民族危机的深刻认识，在广泛吸收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鼓民力（体育）、开民智（智育）、新民德（德育）的主张，这一主张也成为我国“三育并举”的发端。1906年，《教育杂志》发表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文中提出，“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育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事毕矣。”[1]王国维从个体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应该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并行。自此，“四育并行”的教育目的走上历史舞台。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主张，他指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2]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深刻剖析了国家命运和社会危机，以培育自由且和谐的社会公民为目标，为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不断。195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1998年，江泽民同志提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需要培育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4]此后，党的十六大报告至十九大报告中，都一直沿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论述。直至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将劳动教育提升到与德智体美四育同等重要的地位。2019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印发，坚持“五育并举”的育人方式被明确提出。2022年3月，《關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印发，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该文件的印发为“五育融合”提供了政策依据，促使“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逐渐生成。

“五育融合”的时代价值

（一）个体层面：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人的物化”现象，“物化”是卢卡奇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而得出的，是贯穿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中心概念。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一种主体客体化的现象，教育背离了理解人和解放人的初衷，采取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一种被利用的机器和工具，无法得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实质和核心是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尽可能广泛、充分、统一、自由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脑力和体力的结合。[5]其观点不仅对19世纪初物化现象产生有力冲击，更为我国教育目的的厘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中。就个体层面而言，“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为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把人视为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复杂生命个体，不仅涉及知识和技能，还涉及肢体、审美、情感、意志、态度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关注人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多样性。[6]此外，“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是在教育实践中生成的，是对“物的方式”的深刻反思和对“人的方式”的重大突破，他通过挖掘个体的品德、智慧、身体、审美、劳动等多方面元素，将各元素融合贯通，使个体自身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最终将人的本质还给人自身，使人成为完整的、全面的、自由的个体，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二）社会层面：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着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助于建立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有助于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有助于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目标。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抓住发展机遇、破解挑战难题仅仅依靠单一的“一育”或“几育”是无法达成的，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7]新时代培养的时代新人应当是能够担当大国责任、具备国际视野、彰显大国风范的时代新人，需要学校培养学生具备更宏大的世界观、更完整的知识观、更周全的生活观。“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顺应时代发展和教育需要，通过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打通学科界限、拓宽知识领域、丰富研究视野，逐步形成多元化、开放化、扩大化的整体性思维和系统性逻辑，从而能够综合所学知识、整合所学技能，创造性地应对当前的机遇与挑战。因此，“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五育融合”的行动逻辑

“五育融合”是对新时代五育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外在要求，有效推进“五育融合”发展是实现我国教育目的的必由之路。推行“五育融合”育人方式，需要从顶层设计、课程教学、主体跟进、多维协同等方面共同发力。

一是制定全面融合发展的方案。近年来，中央对五育有机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加强学科有机融合，整合资源补齐短板。为实现“五育融合”发展，应制定整体工作方案，一方面为教育各要素落实“五育融合”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准则，通过制定详细的融合方案，明确责任主体，让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社会在整个过程中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分担责任、携手合作。另一方面为改革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提供方案，改变以往对学生知识获得的高度关注，转向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及“五育融合”发展效果的关注上来。评价内容要融合五大元素，纠正过去评价方法中存在的片面问题，不再将各育单独评判相加，而是以融合度为评判单位，对个体进行有机、综合的评价。评价手段应以过程性评价为主，注重评价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增值性，关注并记录学生成长情况，有效帮助学生增强信心，实现身心健康发展。

二是构建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课程是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在学校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应委托专业组织研制“五育融合”发展方式下中国学生发展的课程标准，标准修订要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既能体现学科本质属性，还能反映跨学科素养要求。课程标准建议以“育内-育间-跨育”三维形态呈现，育内融合保留了各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科逻辑，将其他各育学科知识以知识背景、拓展性材料的形态容纳其中；育间融合扩展了学科范畴，淡化绝对边界，旨在实现各育的交互和渗透，主育与辅育相互配合；跨域融合主张打破各育之间的学科壁垒，以解决个体生活中的活动与问题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各育融合的力量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应用的能力，真正实现学科融合、知识融合、方法融合、价值融合。另一方面在确定学科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之外，重建“五育融合”的教学研究范式，通过变革教学思维、探寻教学研究问题、更新校本课程主题等方式在学科教学中贯彻“五育融合”理念，把握学科之间的关联，形成学科教学网络。

三是提升教师融合教学的能力。教师的融合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学生全面发展的成效，必须加强对其“五育融合”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首先，教师要坚持立德树人，树立全面育人的思想，放弃对知识掌握的过分重视，破除“唯分数论”，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使融合育人成效达到最大化。其次，着力培养教师融合教学三项关键技能：在备课时能够深入挖掘教材中“五育融合”的育人价值，并与其他各育建立知识网络联系，旁征博引，自然、恰当地打破学科界限，提前做出融合预设；在课堂中能够及时捕捉到“五育融合”的资源和学生动态变化，清楚了解学生的基本需要、已有融通和现实困境，运用科学的教学方式及时对学生展开恰当的融合教育；在课后根据教学效果及时做出调整，持续优化课程的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促进学生融合发展的同时不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积极参加其他协同教学活动，完成协同教学任务，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

四是建立融合共建的教育生态。“五育融合”育人方式是一个全方位的协同育人过程，家庭、社会等教育系统外的资源也能在“五育融合”的不同层面发挥增值作用，需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协同发力模式，实现课内课外联动、校内校外聯动。一方面家庭教育要与学校教育进行合作，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任老师，要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学校应该通过向家长介绍“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引导家长有意识地开展相对应的家庭教育，为“五育融合”的落实提供启蒙开智和日常保障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应与学校力量形成合力，教育相关部门应统筹协调动员各方面社会资源，帮助学校将社会中已有的相关资源纳入学校中。相较于课堂上的直接传授，体验式教学会给学生更直观的感受，更有利于实现融合发展。学校与企业及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可将课堂延伸到社会中，在为学生提供融合发展的实践机会的同时，为融合育人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注释

[1]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页。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页。

[5]柳海民：《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6]池夏冰、冯铁山：《“五育融合”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载《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2，5（04）：61-71页。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53页。

参考文献

[1]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页。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页。

[5]柳海民：《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6]池夏冰、冯铁山：《“五育融合”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载《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2，5（04）：61-71页。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53页。

[8]刘宇文、侯钰婧：《我国五育思想的百年演变、基本遵循与未来展望》，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1（04）：111-124页。

[9]李晓华、张琼：《“五育融合”：内涵特征、发生机制与行动理路》，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2，36（03）：54-60页。

[10]朱丽桢、段兆兵：《从并举到融合：“五育”融合之源、之难与之序》，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22）：3-8页。

作者简介

李东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教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

张 鹤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行政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