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戏剧中女性命运及成因探究

张曾

女性在戏剧文学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寄寓着不同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演出后反响巨大，备受好评。而曹禺创作了《雷雨》，也成为被翻译为各国文字最多的中国话剧。本文尝试分析娜拉和鲁侍萍两位女性的命运并探究其成因。

一、以意象分析来看女性命运

（一）“玩偶”的独白与觉醒

“玩偶”是装饰摆设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主人一旦不喜欢就可以随意丢弃。“玩偶”在那个“家”中已经超越了“老婆”“母亲”这些身份和价值，这是娜拉对自己处境的真实感受，也是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定位。当爱情的泡沫幻灭、娜拉心意已决后独白：“我死了你就没事了”“我明白”“这三天我真不好过”“谢谢你饶恕我”等，言语简短又有力，和海尔茂长篇大论截然相反，可见其内心已经从一开始的慌乱走到了冷静，还透露着看清真相后的理智；“你不许我走也没用。我只带自己的东西”。之后台词一连三个“不要”，不仅覆盖内容全面，体现出娜拉的“出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以排比结构呈现出坚定而强烈的语气，以显现她逐渐苏醒的内在自我；娜拉认清自己“玩偶”身份后，自我意识觉醒有了改变自己和孩子的强烈愿望，她提出“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的先进观点，她要“学习”，要“了解环境”，要“努力吸取经验”，明确清晰的逻辑可见她要以自己作为孩子摆脱“玩偶”命运的榜样。至于鲁迅先生提出“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是拘泥于“堕落或者回来”非此即彼的两个结果，而是看到娜拉思想的觉醒，不管结局如何，至少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二）“萍”的无奈与抗争

“萍”有飘零无根之意。侍萍的每一次离开和回来都是被迫无奈的。身为仆人的她先是未婚生两子被逐出主人家门，后为了劝回女儿不得不再回周公馆，又因为自己被羞辱、儿子鲁大海被殴打而悲愤离去。以上遭遇恰好暗合这个“萍”——漂浮不定而愁苦无依，想要抗争却无力改变：她走得出周公馆也走不出深重的阶级矛盾，她可以撕碎周朴园给她的支票，却阻止不了别人收他的钱；为了生存改嫁鲁贵，却因失贞依旧难逃被轻视、被践踏的命运；又因为儿女之故不得不重回周家，接连被动承受儿女乱伦、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等人间悲剧，终于在“雷雨”之夜“有价值的东西”彻底“被撕碎”。

通过比较阅读，我们发现节选文中两位女性有着天真、善良等相似点，但是二者对自身的认识和对命运的态度还是很不一样的。娜拉离家出走，与命运抗争，代表自我意识的觉醒；侍萍耽于生存，随人世浮沉，最终把一切不公归因于不公的命运。

二、以主客观因素来探命运成因

（一）社会制度客观存在

“戏”要好看，没有冲突不行，两位剧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社会问题”这一宏大主题放置于家庭这个小单位中，将两性矛盾集中投影在男女婚恋关系中。由于男女在生理结构、社会意识等方面差异较大，从农耕社会文化到工业时代文明，“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观念不仅在我国影响深远，在西方也是大行其道。

节选文中海尔茂以“爱”的名义牢牢地捆绑妻子，不仅干涉其着装打扮，还干预她教育孩子，更是说出“只要你一心一意依赖我，我会指点你，教导你。正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所以我格外爱你，要不然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我已经饶恕你了”，尤其“饶恕”一词足见他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娜拉地位的低下上。虽然两封信和借据引发危机，娜拉因此看清了海尔茂的本质，更认清了自己只是丈夫的“玩偶”，说出了埋藏已久的心声“我对自己的责任”并愤然出走。但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娜拉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她的出走仍然逃不掉悲剧的结局。

《雷雨》中的老爷周朴园对儿子吼出“你少多嘴，出去”，开枪打死矿上工人，瓦解罢工行动，他不仅强势且有很强的掌控欲，遇到任何麻烦就想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对他曾经的情人、两个儿子的母亲侍萍那句“谁指使你来的”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受到“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污蔑，甚至差点送命，“为着孩子嫁过两次”命很苦，但是她再到周公馆还是忍不住“旧事重提”，是不甘也是气愤。直到她撕碎支票，在阶级冲撞中看到儿子鲁大海被打，大喊出“强盗”二字，也彻底明白“傻”的其实是她自己，也终于明白无论是三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后，自己依然摆脱不了周朴园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欺凌和威吓。

这两部戏剧中两性关系是极度不对等的，男性是强势掌控方，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以及家庭权威相吻合。女性虽然为男性、为家庭付出很多，但都不受尊重，甚至被侮辱和被伤害，是两性关系中的弱势方，是家庭矛盾里的妥协方，是危机事件中的被害者，受到读者和观众巨大的关注和同情。

（二）个体性格主观影响

娜拉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她的生活以丈夫为中心，她只能心甘情愿做家庭主妇，她說“想起来心里真痛快！我完全不用操心！真自由！”，她对自己的地位、生活状态是完全认同的。从丈夫角度看，娜拉和丈夫海尔茂不是平等的夫妻关系，娜拉被丈夫称为小鸟，她是一只美丽活泼的小鸟，也是一只温柔顺从的小鸟，并且她是一只笼中鸟，是丈夫的宠物，没有任何自由。娜拉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她借钱是为了给海尔茂治病，在被要挟感到危险想要跳海自杀之时，仍旧不忘告白“我只知道爱你，别的什么都不管”，充分体现出她沉浸在“自以为”的爱情里，再委曲求全也毫无怨言。早期的她习惯了把自己当作丈夫的附属品，把个人命运完全交给丈夫，通过自己的付出来取悦丈夫，在她内心深处，已把男尊女卑视为正常现象，毫无独立人格。

侍萍没有正式嫁给周朴园却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不能名正言顺地嫁给他的主要原因在于身份地位悬殊，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里少爷娶丫鬟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软弱的侍萍是没有自我的，会感动于周朴园在三十年后依然记得其衬衣上绣着的“梅花”和“萍”字，尤其在听到他说出记得她的生日和表示没有忘记习惯时，所说出的“这些傻话”仿佛是对自己多年执着和不幸的宽慰。面对不公，面对欺凌，侍萍没有抗争，只是忍受、逃避，她把一切结局归因于命运的不公，她说“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她对所谓命运的“轮回”也是无奈且没有抗争的，她说“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也就难怪母女两代人，甚至其他与她有关的人的命运注定是悲剧。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两位天真善良、性格柔弱的女性都曾沉浸在所谓的“爱情”世界里，她们毫无保留地付出，就算换不来对方的真心与爱，也愿承受更多“不幸”，最终被逼迫到命运的“悬崖”。

易卜生曾说：“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以意象入手了解人物命运，再从其所处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格深入文本，往往能够体察剧作家更多的个体感受与情感意蕴，观众读者也因此拥有更多二次创作的想象空间，获得更具个性化的感悟。

作者简介：安徽省广德市实验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