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地方研究院建设的困境及超越

侯志军　田家玮　刘苒漪

摘 要：高校地方研究院是高校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在高校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由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所带来的冲突、与社会需求有所脱节、双向创新循环链尚未形成等原因，高校地方研究院发展存在着建设理念不清晰、支持机制不完善、运营模式不成熟等问题。为此，高校必须革新办学理念、创新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培育创业文化，更好地发挥地方研究院在重建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重塑知识流动和创新交互的过程、重构知识生产整体服务社会中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地方研究院；科技创新；社会服务

党的二十大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对高校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服务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成立为起点，高校服务地方设立的科技创新与产业服务机构（以下称高校地方研究院）呈现出多点布局、快速发展的样态，在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促进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优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高校地方研究院建设中仍然存在体制机制不协调、科技转化能力薄弱、市场适应能力不足等问题[2-3]。立足新时代，高校要突破原生困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地方研究院作为推动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发展的外生“突触”与变革“前哨”，进一步把握时代机遇，建设新型地方研究院，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高校地方研究院的历史渊源

1.高校地方研究院的孕育雏形

高校地方研究院产生和发展，体现了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整合到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中世纪大学作为知识的“储藏所”和“僧侣的村庄”被定义为单纯的教学机构。19世纪初，德国威廉·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将科学研究纳入了大学职能的核心范畴。1904年，范海斯带领威斯康星大学“通过传播知识和专家服务等手段，使教学、科研和服务面向本州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4]，社会服务作为高校第三个职能逐渐被广为接受。该校设立了以知识、技术推广应用为目的的进修部，通过广泛开展函授课程、职业培训、展览会等活动，将知识服务的触角伸入到了社会民众中间[5]。这一运行实践，为日后高校地方研究院的创生提供了原始雏形。

2.高校地方研究院的创建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出于国家竞争和战时需要，以巨额资助使“一些重点大学前所未有地被征募到国防和科技发展方面……大学越是优秀、越是独特，它投入联邦政府怀抱的机会就越大”[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7]，开创了社会服务的新模式。麻省理工学院始终重视与政府及工商业界的紧密联系，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创生出“高校—企业”关系模式[8]，不断探索学科知识的交叉、创新与应用，产出了集成电路、磁存储器、信息论和控制论等一大批成果。斯坦福大学将1，000英亩校园租赁给校友和高新企业界设立公司，创建了斯坦福—硅谷工业园，随着惠普、雅虎、谷歌等一批高新技术公司的诞生，该工业园成为了国际瞩目的IT圣地，开创了大学与产业界相互促进、共生发展的全新结构[9]。这一阶段，美国大学建立的“高校—企业”“高校—工业园”等社会服务模式以及“联合研究中心”“技术许可办公室”等机构，推动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高校地方研究院。

3.高校地方研究院的时代要求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面对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尤其是信息化、知识经济的浪潮，传统意义上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高校，开始被赋予知识经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的加油站、孵化器、梦工厂的厚望。但同时，知识生产的场所正从大学转向广阔的非大学领域，如产业研究院、工业实验室、社会研究团体、智库和咨询机构。知识不再局限于智力活动，而是进入了生产过程，并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断被创造。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同时，创业型大学的理念因时而生，高校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理论指引和时代需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伯顿·克拉克概括创业型大学所具备的拓宽的发展外围、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等特征[10]，亨利·埃兹科维茨所主张的建立成果转化平台、培育学术创业文化、管理研究知识产权等举措[11]，对高校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富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现阶段的高校地方研究院，早已不是高校原生组织结构延续的分裂复制，而是在遗传与环境影响下出现的适应进化；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对外设立的“瞭望臺”，而是高校承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协同交互的创新节点；不是进行传统教学科研的空间转移，而是新的培养方式、知识生产模式、科技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中心。

高校地方研究院的困境解析

1.高校地方研究院建设困境的外在表现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高校设置的地方研究院已超过330家[12]。整体来看，高校地方研究院数量快速增长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建设理念不清晰。部分高校仅仅注重地方研究院的资源拓展和形象展示功能，忽略了对产学研合作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效益需求的回应，缺乏对地方研究院本身发展定位、服务面向、战略布局等关键问题的顶层设计，部分地方研究院建设停留在响应政策或跟风行动的逻辑中。近年来，高校兴办组建地方研究院的风潮近乎盲目，一所高校可能与不同地方政府组建几个甚至十几个研究院[13]。在创办地方研究院时，一些高校既没有在宏观和现实层面上进行科学论证部署，也没有从学科结构与地方产业融合匹配的角度寻求合作方，科技成果的“供需”平衡远未达到[14]，缺少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布局、开放合作体系等方面的整体谋划。二是支持机制不完善。科技创新机制方面，高校地方研究院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有限度的支撑和服务，但高校的学术本位与技术成果转化的市场本位时有冲突。新技术一方面，难以直接面向产业需求研发；另一方面，也难以进行规模化产业推广。在支持引导机制方面，高校地方研究院很多活动开展受到制度与政策的多维约束，如高校现有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系对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贡献评价还有不足，对新型研发人才的激励约束明显不足。在资金使用方面，经费由地方政府拨付的需要执行政府财政政策，而高校提供的要依照行政或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而地方研究院一般又属企业法人性质，要按照纳税政策来安排经费使用[15]，这些掣肘和约束限制了地方研究院发展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运行模式不成熟。科技成果的市场需求本位与学校管理的科层架构存在冲突。与具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事业单位不同，地方研究院建设的后期资源主要源于科技创新、项目创收和成果转化。受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转化落地风险等因素影响，地方研究院具有较大的运行压力，部分研究院甚至存在生存危机。受限于派驻人员的流动性以及文化环境、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地方研究院高层次人才十分匮乏，特别是“能研发、懂技术、会管理和善经营的专业复合型人才稀缺，高水平领军型创新人员和团队引进难、留住更难”[16]。高校地方研究院面向市场需求、自主发展的运行模式与高校治理方式时有冲突，“行政气”“官僚气”时有体现，“市场气”“创业气”却不够浓郁，导致其创业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不高、组织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2.高校地方研究院建设困境的直接原因

高校知识创新的双向循环链条尚未形成是其直接原因。一是从高校到社会的创新正向循环链存在断点。熊彼特指出“创新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更是把已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到企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17]。但在现实中，一方面，高校科研多数围绕科研兴趣、项目申请、论文发表和学术荣誉，较多的动力来自学术内部，缺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动力[18]；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成果多数还不是成熟的产品或方案，很多原始成果离市场应用还存在相当距离。如果说创新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高校学者只走完了正向创新链的0到0.5，有待于地方研究院协同产业界走完剩下的半程，后面还需要产业界实现从1到10的产品化市场化进程。二是从社会到高校的创新逆向互动链没有打通。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知识生产和创新场域前所未有的扩大，很多原创思想、知识与技术不再源自高校，甚至于“社会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大学的前面，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反向交流正在推动科学的进步”[19]。知识逆向流动的趋势正在出人意料地加强，然而高校却少有眼界、勇气和魄力去直面这一事实。任正非曾指出，“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我们的研究实用度强，你们给我们带来方向，我们给你们带来需求与问题，相互都是有益的”[20]。在这种背景下，高校与社会双向互动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地方研究院的使命也必须从创新单向输出的“知识端口”，转变为畅通双向循环的“关键节点”。

3.高校地方研究院建设困境的根本症结

高校创新和社会需求有所脱节是其根本症结。一是学科专业同社会需求脱节。知识生產模式的转型，高校的学科专业面临着封闭性与开放性、理论性与应用性、知识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21]。“为科研而科研，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科专业设置方式和“以问题为中心、以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实际需要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二是科技创新同社会需求脱节。第四轮科技革命重塑了全球经济结构和科创版图，世界各国对科技创新的需要前所未有的提高，新型举国体制、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新型研发机构、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等新型科创机制深受重视。高校传统科研活动“闲逸好奇”式的偶发性创新、科研组织“小、散、虚”的状况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对创新突破性、应用性、情景化的需要。高校必须开始兼顾内在学术责任和外在社会责任，重构科技创新的组织模式。三是治理体系同社会需求脱节。作为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22]。然而现实中，高校发展中的教学逻辑和学术逻辑根深蒂固，服务逻辑和应用逻辑的动力却明显不足，无法对市场需要和产业变革做出及时反应。当高校以“旧身份”面对“新需求”，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联结的桥梁——高校地方研究院自然成为既被呼唤重视又被质疑批评的对象。

高校地方研究院的超越进路

破解地方研究院的发展困境，高校必须立足于新发展格局，重新构建自身与社会的知识联系，努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社会中的关键参与者。如同杰勒德·德兰迪指出：“知识模式的重组意味着大学的革新而不是终结。现代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现代知识社会中互相交流的最重要场所”[23]。面向未来，地方研究院将成为知识社会中的高校与社会交往联系的重要制度化途径，在重建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重塑知识流动和创新交互的过程、重构知识生产整体服务社会的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校要通过革新办学理念、创新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培育创业文化等努力，瞄准各类“卡脖子”问题、对接创新需求服务产业结构升级，适应社会需求治理变革、推动新的人才培养方式与科研组织方式变革、倒逼高校治理体系创新变革，发挥学科体系优势和人才密集优势、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将高校地方研究院打造成为高校与社会间的创新交互点、资源交换点、动力共生点、文化共融点，努力实现新阶段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超越发展。

1.革新办学理念，重视社会服务职能的制度供给支持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被世人所赞誉，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其定位高远、与时俱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4]。在知识生产与创新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背景下，高校必须革新自身发展理念，从传统的保守性、封闭性提升到崇尚创新发展样态的变革性、开放性；从知识影响社会的支点提升到一体融入社会驱动发展的引擎；从“学科导向或兴趣导向、学术共同体攻关、同行评价”的传统思路提升到“问题导向、跨界行动、协同创新、社会问责”的时代观念。高校应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战略高度，增强全局意识，构建包含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社会合作网络、校友会基金会等全方位的社会合作与服务功能体系，立足自身办学特色，从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层面提前为研究院建设定好位、牵好线、搭好台。强化支持保障，加强“政产学研用”体系建设，完善政策供给、人才激励与投入保障力度，充分发挥地方研究院对区域和国家战略有效支撑、对高校自身转型赋能的作用。

2.创新治理体系，建设面向创新需求的整合业务中台

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提升有赖于完善符合时代和环境要求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高校教育资源规模庞大、科研平台建设完善，但对外部需求反应不敏感、资源资本聚集能力不足；高校地方研究院身处创新要素最为活跃的市场环境当中，与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衔接紧密。因此，高校要研究大学本部与地方研究院差异性与互补性，构建“平台驱动的高校地方研究院”建设模式，探索“组织资源的能力化和组织能力的共享化”[25]，努力将这种差异性转化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发展的比较优势。高校可以尝试设立以项目化、通用化、模块化为特征的社会服务整合业务中台，以对外服务为导向牵引整体协同，以“中台”为枢纽促进多方合作，通过中台提升地方研究院对科技创新应用场景的敏捷开发能力和快速迭代能力。加大对地方研究院的简政放权力度，将其明确为独立的运营单元，瞄准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自身布局，在平台支撑、模块组合、资源调配、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

3.提升治理能力，打造地方研究院创新服务的新生态

从畅通知识创新双向链条的角度出发，高校要以地方研究院为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与“桥头堡”，以地方研究院的变革实践推动高校发展与社会需求深度融合，打造校地需求互通、优势互补、创新互联的创新服务新生态。在内部供给端，高校要推动地方研究院深度融入从科技成果、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的全过程链条，深刻把握产业变革的趋势和规律，深入洞察新阶段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内涵要求；对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发展需求及时做出回应，重视将产业行业科技创新应用的最新成果合理衔接到大学现有知识体系中，探索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设置学科专业，新建富有区域优势、承接知识逆向流动的创新基地和团队集群，努力提升高校融入国际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创新能级。在外部服务端，高校要紧紧抓住地方研究院所在的区域特征和产业样态，以培育未来产业作为自身使命，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概念验证实验室、场景模拟实验室、众包研发平台、跨国技术转移平台等新平台搭建[26]，以创新服务新生态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新的更高质量科研服务。

4.培育创业文化，增进发展前沿地带的持续变革能力

建设高校地方研究院“不等于创办一家企业去盈利，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独特思考和行动体系”[27]。这一思考和行动的关键在于，培养高校自力更生和自我驾驭的态度，用创业精神把“协同”和“创新”这两大主题充分结合，以创业活力和行动力汇聚各方资源，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高校自身的转型变革。为此，高校要提升以追求卓越为核心的持续变革能力，强化学术心脏地带的创新创业精神，引导其更深刻且广泛参与社会服务进程中；要选齐配强地方研究院的“领头雁”，让能创新、敢创业的人才来创业、创成业，把创业精神和卓越要求贯穿到研究院队伍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切实提高大学创新力和创业力。要培育创业氛围，支持研究院以经营的理念和企业的精神干事创业，塑造创优争先的组织文化。探索组建以职业经理人、科技支撑人员、市场与行政人员为主体的创业团队，坚持公益导向，匹配市场化服务机制，营造高校地方研究院持续的创业动力和稳定的变革状态，将其打造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真正“摇篮”和创业型大学建设的重要高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YJA71001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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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