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与群众的“鼓与呼”：陕甘宁边区拥军优属运动中的群众工作研究

石泽航

[摘  要]

陕甘宁边区的拥军优属运动协调了边区群众和军队的关系。拥军优属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初期的运动式慰问，转化到后期的日常性互助，依托战争形势，直接进行支前或参军动员。在拥军优属运动中，群众对党和人民军队的“鼓与呼”从自发走向自觉，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卓越成果。拥军优属运动促进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和谐互动，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拥军优属运动；党的领导；群众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3-0036-07

密切军民关系，是毛泽东思想一贯的传统。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在1943年发动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发动拥军优属运动的一大要义，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加强边区群众的拥军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拥军优属运动有效地巩固了军民关系，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当前学界对于陕甘宁拥军优属运动的研究较为充分，使得本研究在借鉴之中继续深化成为可能，但目前大多数研究仅限于梳理拥军优属运动的来龙去脉，并未聚焦在拥军优属运动中党的领导和群众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探索出了一条“拥护与实现党的主张与号召”的群众工作方法，使得党的政策“经过各种具体的鼓动工作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在陕甘宁的拥军优属运动中，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军队“鼓与呼”，体现了党卓越的群众工作效果。考察党在拥军优属运动中的群众工作实践，正是本文需要探索的方向。

一、陕甘宁边区引导群众拥军优属的探索

引导人民群众拥护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另一条就是军民合作”。早在1940年边区普及教育时，就对贫苦抗属子女以入学优待，引导群众尊重抗属。1941年6月，八路军一炮兵团开驻安塞李家塔，边区政府发布训令，动员沿途人民欢迎慰劳炮兵团战士。训令要求做到“张贴标语”“帮助炊煮第一餐饭食”并“表示热烈之欢迎慰劳”。同年10月，边区政府再次发布训令，动员沿途人民慰劳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训令要求“动员群众慰劳我军队，以示我军民亲密之热忱”。边区在1941年就认识到了军民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民众应在政府的领导下，更加爱护军队。拥护军队，巩固军队，尊重军队，这样就是爱护自己”。鲁艺学生、米脂各界和后方民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参与慰劳军队的活动。1942年，《解放日报》刊登的民众劳军新闻有14篇。但是早期的拥军优属实践过于碎片化，不成系统。首先，早期的军民关系塑造，主要是顯示“亲密之热忱”，而非教育群众拥军解难；其次，拥军优属实践并未制度化、常态化，其开展主要依托于军队临时驻扎、开赴防区等后方军事活动；最后，群众拥军优属实践中并未凸显党的领导作用，部分干部也存在忽视“拥军”的观念。

随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抬头，个别军人“出现了不尊重政府、违犯群众纪律、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认为，边区相对稳定和平，部分群众也“忘记了军队和他们之间的切身利害关系”，“不愿了解军队的困难”。为了进一步协调并密切军队和群众、军队和地方的关系，陕甘宁边区政府1943年1月15日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运动月的指示》，拉开了边区拥军优属运动的序幕。

在边区政府颁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后，林伯渠于次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拥军运动对于人民是一种实际的教育”，用具体的事实来让群众领悟“人民与革命军队相互关系”的道理。在《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中，政府明确“拥护军队是边区人民和政府应尽的责任”，并明确先使得干部明确拥军的重要性，“通过干部向群众作广泛深入的解释”，“没有八路军就没有边区”。《拥军运动月的指示》则为拥军优属运动提供了行动指南，除了加强拥军的宣传工作之外，还要求“召开以乡或自然村为单位的群众拥军大会”“慰劳、慰问当地驻军及抗属”“召开军政、军民联欢会”。在随后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军月具体办法》中，除了规定2月为拥军月之外，要求民众“尽力帮助驻军在生产中各种困难的解决”“尽力帮助驻军解决运输供给上的各种困难”。这是把对民众的拥军优属进一步深化到实际行动中，在军民团结的生产互助中完善拥军优属运动的实践。

为了避免拥军落入运动化的窠臼，1944年1月边区发布《关于拥军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由于抗战和革命的长期性，拥军优抗须有长期打算”。第二年的拥军月依然开展“慰问慰劳军队及抗属”“军民联欢”等活动，除此之外，强调“特别要向人民宣布拥军公约、宣传拥军归队、优待抗属及退伍残废军人的意义及办法”。1945年边区颁布的《一九四五年拥军优抗工作》中，总结了2年以来的拥军优属工作“已开始进入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并指出今后的每年旧历12月20日至翌年正月20日为拥军月，这也表明党领导的群众拥军优属工作已经逐步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二、党的领导与群众的“鼓与呼”

在群众拥军优属运动中，边区政府发布了拥军的决定以及各种有关法令，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之前对拥军优属运动认识上的不足。极为重要的是，明确了应由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人民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边区群众为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鼓与呼”，爱戴党和人民军队，积极参与慰劳、支前运动。

（一）党的领导在拥军优属运动中具有全面性。要领导好拥军优属运动，中国共产党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思想观念问题。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拥军优属运动，党员干部必须学习拥军思想，积极布置和领导拥军工作。枣园机关总支委于1943年1月29日召开会议，响应边区政府的拥军决定，成立拥军、拥政爱民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调查军民关系，向群众解释拥军的工作意义。其中了解到南窑沟一个烧石炭的李老汉说：“从前军队打老百姓，毛主席却把老百姓宠坏了，老百姓对八路军帮助不太够……”延安县金盆区的区长和区级干部反省了对拥军工作的不正确态度，“对军队借东西或动员牲口感到麻烦”。但是经历了整风学习后，干部“思想改造了，埋怨和责备军队的情形没有了，从思想上树立了爱护军队、尊重军队、帮助军队的观点”。“民拥军”与“军拥民”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的。在拥军优属运动开展的同时，军队也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2月1日，贺龙响应边区政府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社论。他指出当前部队有一些干部和战士，“对群众利益的关心不够”，“军队与人民的某些不融洽，在团结的责任上来说，军队是要负更多责任的”。毛泽东也指出，“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军队积极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征求群众对军队的意见”“在旧历新年向临近居民贺年”，并且边区部队努力生产，大大降低了群众的负担。拥军和拥民运动相呼应，促进了群众拥军优属实践的开展，也加深了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感情。

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引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引导群众开展思想动员。除了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政府公文之外，党组织在群众中组织举办各种拥军大会、军民联欢会，进行普遍而深入的解释工作，介绍军队保家卫国、保护生产的重要性，宣传前线八路军、新四军取得的新胜利，让群众自觉拥护爱戴军队。延安市拥军委员会拟写了200余幅拥军大标语和20余张巨幅漫画在市面上到处粘贴，还帮助群众写新年对联。边区政府准备动员报纸和戏剧，收集并宣传战斗中群众配合作战、年关劳军的生动事例，选举并表扬拥军模范。仅1943年《解放日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拥军优属活动的新闻就达110篇之多。这些集中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激发了群众参与拥军优属活动的积极性，增进了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认同。除此之外，党组织还善于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例如演剧、闹秧歌、说书集会等进行宣传。在延安，群众就组织了达300余人的秧歌队。延安文化界也组织了一个劳军团去金盆湾，鲁艺秧歌队随之进行了表演，反响热烈。树立模范、宣传榜样是激发群众热情的好方式。边区政府积极表彰并宣传边区群众大会所奖励的模范抗属折碧莲、刘金英以及模范退伍军人郑洪凯、侯开顺、李发增等人的相关事迹，号召群众拥护军人以及抗属。拥军模范岳先芳、袁从周等模范个人及其事迹，也在拥军宣传的范畴之内。赤水62岁的老妇人姚富余4次被授予拥军模范的荣誉，其相关事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供干部和群众学习。

领导好拥军优属运动，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引导军队，协调军民关系。在军民关系上，干部做到了“在相互关系上，不是先责备别人，而是先检查自己，不是互相责难，而是互相爱护、互相感谢”。例如在拥军月期间，党组织检查全部拥军工作，“听取军队、抗属、退伍残废军人，及伤病员对政府及人民的批评和意见；并执行自我批评”。为了防止军民摩擦，处理军民关系应多发扬民主，宜“着重开展干部和群众的自我反省与思想教育”，“以更加巩固军民的团结”。在军民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军队要为保护和发展群众的利益承担更多的责任。“苏州”部帮助群众锄草，“不吃群众一碗饭”，群众反映“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绥德地区部队在地委的领导下帮助民众进行秋收，与此相呼应的是庆阳边境的群众帮助驻军收割。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拥政爱民，群众也会更加自觉地参与拥军优属实践的热潮中去。

（二）党的领导在拥军优属运动中具有持续性。拥军优属运动，一方面使得边区党政军民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也是要其在党的领导下由自发性运动成為“真正自觉的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不仅是单纯的思想教育运动，还要“在经常性的军民关系中，随时和切实解决一切实际性的问题”。

拥军优属运动开展形式一般以慰问、慰劳军队及抗属和开展军民联欢会为主。在边区的拥军实践中，延安县的劳军工作做得最好。全县召开拥军大会之后，全县劳军献金8.67万余元（注：边区货币）；延安县委组织慰劳团，随行秧歌团百余人，向金盆湾出发，沿途做拥军宣传，“对群众影响很大”。林伯渠和西北局的杨清亲赴南泥湾劳军，许多县长逐户访问抗属，使抗属在春节都有猪肉和白面吃。许多群众都向当地驻军送酒肉花生红枣，并举行献旗、拜年、会餐、秧歌联欢和参加军政民的联欢大会。延安市1944年一年所用年礼，达“猪肉183斤，羊肉2只零26斤半……”，受到慰劳的抗属表示，“我儿子在家也不过是这样的照顾”，使抗属得到很大的安慰。通过座谈会清查，军队随即赔偿和送还东西，“清理旧案”，使得人民过去对军队不满的地方在联欢会的反映环节中得到妥善解决。老百姓欢天喜地地说，“做梦也想不到天下有这样好的军队”。

除了党和军队的直接引导外，间接的政治工作的引导也鼓舞了拥军热潮。随着根据地的缩小，共产党开展了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指出，“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从1943起，边区就开始组织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边区生产展览大会。群众在边区展览大会上看到军队努力生产以减轻边区人民负担时，纷纷表现出极强的拥军热情。通过军队的生产运动，为边区人民减轻负担，加深了边区群众对人民军队的理解和拥护。边区各部队的开支，“在去年已有50%—82%是靠自己解决的”。延安南区安彩砭的群众表示：“你们借用锄头还是为了发展生产，如果你们打粮食多了，不就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帮助军队，完全是应该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不必再多心客气啊。”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帮助三五九旅进行播种，战士们帮他家做零活和家务，吴满有大为感动，拍着战士的肩膀说：“你比我家的娃还惹人爱呢。”除此之外，炮兵团、三五九旅等部队在其驻地帮助建立了民办小学，帮助人民办教育。有不少部队和驻地群众签订了互助公约，涵盖了战时后方勤务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帮助，密切了军民关系。

（三）群众的“鼓与呼”产生巨大效能。拥军劳军的宣传往往与前线部队打胜仗相结合。前线胜利的消息传来，边区民众欣喜若狂，时逢边区政府“提出劝募毛袜毛手套的号召”，并“立刻为广大的人民所接受”，并在短时间内募集了8万双袜子手套送到前方。在党的号召下，甚至连定边的儿童都把鸡蛋米饼捐献给驻军。最感人的是延安南区14岁的马小娃，自己在山上砍柴换的钱换了一双毛袜给政府。有许多难民，政府不让他们送，他们偏要送，并表示，“俺们从河南逃到边区，全靠八路军和政府救了命，现在有吃有喝，不出粮款，花在劳动力送几车柴有什么要紧……”军队过境驻扎，群众热忱照顾军队的住宿。民众的慰劳工作，也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抗敌情绪。原本纪律不好的某部，一退到边区，“纪律竟大大地进步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边区人民对军队的热忱与仰慕。在边区后方，党政民节衣缩食援助前线。学生把积攒下来的储蓄用于支前，女同志把做衣服剩下的布料一针一线缝成挂包送给前线的战士。西北局和高等法院为了劳军捐献猪肉，后方群众为了劳军赶制军鞋、缝制棉衣，难民工厂职工省吃俭用捐米，抗联捐款劳军。只要党号召群众参战，有很多地区几乎是“整户、整庄、整村报名参加”。在中央印刷厂，一个排字工人说，“假如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到前线去”。一个回民抗属说：“在宁夏人拷打着要当兵，还给家里送衣服，边区这样好，真是两个世界。”延安东郊乡的群众自愿参与军队，甚至要求发枪自卫。人民参军运动蓬勃开展，正规军从1944年开始用了不到1年，“便从47万扩张到65万”。

三、从拥军优属运动中

看党的群众工作特点与启示

进行思想教育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必经之路。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進行过多次全党的、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党的群众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凡进行具体领导和注重群众工作的地方，也是拥军优属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党领导下群众的拥军优属实践，有着和其它政治工作一以贯之而又独树一帜的特点。

（一）拥军实践由运动式到制度化：党的群众工作不断自我调适。上文提到，1943年之前已有拥军优属运动的萌芽，不过较为碎片化，没有形成系统。1943年拥军优属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不足之处依旧存在，部分干部没有将拥军优属运动作为长期执行的打算，消极应付多于主动解决困难。而且有的干部只知道向群众要钱，并不注重思想的引导。1944年边区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并迎接生产运动与防奸自卫运动，举行了“普遍的更大规模的拥政爱民及拥军的群众运动”，这也推动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拥军工作的价值与意义。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1月1日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并制定规范了抗日军人家属优待证。翌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1945年拥军优抗工作的指示》，指出“两年来的拥军优抗运动，已开始进入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并强调拥军优抗“不单纯是一时的热烈慰劳，而应是随时随地的经常工作”。

拥军的实践由早期单独实施的“拥军月”到后期的“经常工作”，其中离不开对前期运动的总结与反思，离不开党对群众工作的不断优化与调适。毛泽东认为，在拥军优属运动中需要彻底检查军队和党政机关在1943年的缺点和错误，并在1944年坚决改进，“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办一次”。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和《解放日报》纷纷总结和反思1943年开展拥军优属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总结改进的方法。为了配合群众的拥军优属运动，朱德和贺龙等领导同志也开始总结过去一年军队在“拥政爱民”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群众工作，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朱德认为，我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我们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一贯善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朱德认为“军政民关系如搞不好，一般地也要军队负主要责任”。正是在不断地调适、审视群众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优化拥军优属运动的开展形式与方法，将一项群众运动制度化，使其成为传承至今的重要制度。

（二）相信群众发动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在边区曾有“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认识，认为“军权高于一切”，而不尊重群众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教育的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其中一点就是，不但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有些干部不相信群众，因此在教育动员中经常采取摊派、压迫的形式，懒于向群众解释政策制定的初心意图，引导群众自觉拥军更是无从谈起。枣园机关有个别同志反省道：“来到后方根据地后，反而感觉到了政权够麻烦，群众组织了倒不如不组织好。”更有甚者，有同志反映，“吃公粮小米谷子多时，就感到老百姓讨厌，公粮不好好缴”，并“憎恨老百姓的落后与自私”。反之，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就吸取了地方群众的经验。之前没有听老百姓的建议，结果导致“收成不好，甚至不收”。“××团曾请老百姓吃了饭，向他们请教，结果写出了十几条”。在拥政爱民大会上，王震代表全旅向老百姓敬礼。军民关系越来越好，会对生产提供重要的帮助。当军民关系日益密切的时候，“老百姓对军队的帮助就更起劲了”，还会“把几十条耕牛连犁带人的帮助军队耕地”。在松树岑的老百姓，交公粮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一部分交给和之前有过隔阂的木工厂，并表示“木工厂再领不来粮证，我们就再交一份公粮”。

实践证明，边区百姓并非“落后”“不开通”，只要军队方面能照顾群众利益，军民关系的不正常现象是可以克服的。相信群众并发动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得到的宝贵经验。人民帮助军队勘察敌情、运送粮食、慰问支前，灵活、有效地贯彻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

（三）党的高超领导艺术：群众工作讲究方式方法。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是包办一切的，而是组织和引导人民更好地发挥其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高度注重领导艺术，在领导群众的方式方法上力求有效，在群众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作风，积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引导群众的思想之前，首先对党内进行思想的统一。思想教育要求“由首长负责，造成拥爱热潮”。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结拥军优属工作成功的原因，其中就有“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在党的拥军政策之下，进行了具体领导，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党的领导并非单纯的指示命令，说服教育、模范感化也是党实现思想领导的重要方式。就党领导的具体形式而言，应竭力避免强迫，尽可能进行“说服教育”。共产党员不是站在群众的头上进行指挥，“说服教育”的一大亮点是模范教育。延安北一区二乡的支部书记只打了四石粮，却缴出了两石；中四区的一个党员用一天的功夫完成了某村的募粮工作才回来吃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这种模范的力量，感动了人民。无论是开展群众教育的方式方法，还是党自我完善的决心和部署，都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工作的能力，都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

作为一项群众政治工作，拥军优属运动无疑是成功的。群众的拥军优属实践中既有党的领导，又有轰轰烈烈的“鼓与呼”；既有思想的动员，又有实践的转化；既有模范的树立，又有说服教育；既有群众拥护军队，也有军队拥政爱民，还有军民互帮互助；既是一种群众教育，也是战争教育，更是党的自我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要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有鉴于我们更应弘扬延安时期拥军优属运动的宝贵经验，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拥军优属工作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

本文系2022年度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建设与经验研究”（22KDC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沈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