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趋势下企业突破式创新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杨林 徐培栋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突破式创新是衡量一个企业、产业乃至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企业家的关注。然而突破式创新理论自诞生以来衍生出诸多流派，发展至今仍有许多概念在国内外未形成统一意见，加之在数字经济下企业面临的情境与突破式创新理论诞生发展的年代截然不同，因此有必要对突破式创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下的企业突破式创新该何去何从。通过文献研究法明晰突破式创新概念产生的渊源、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进一步从“环境—资源—能力”角度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突破式创新的机制，并对未来数字经济下企业突破式创新研究的方法、应关注的重点领域及其社会价值进行讨论和展望。

[关键词]数字经济；突破式创新；概念框架；作用机制

一、 引言

自二十世纪末一些美国学者将数字经济的概念引入大众视野以来，许多企业都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逐步拓展到数字化情境的创新实践中。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催生了许多基于突破式技术的创新和具有颠覆意义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即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本身及与其他产业融合而形成的新业态。尤其是近几年以人工智能（A）、大数据（B）、云计算（C）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这种情境下，企业的创新活动与以往有着巨大的不同。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打破了原有的组织边界，使得环境中各主体间原来稳定的、不可渗透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与不稳定。另一方面，传统环境下，企业与外部环境中的主体间的信息往往是单向的、离散的，环境中各主体间的关系相对割裂；而数字化环境下，企业与外部环境中的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等实现了双向的、连续的以及实时的信息互动，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加开放和动态。因此，学界必须积极开展数字经济趋势下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研究，及时丰富和拓展相关理论。

国内外学者关于突破式创新的研究滥觞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理论发展始于电子计算机技术诞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与当今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水平、管理模式具有较大差异。虽然学界關于突破式创新的研究在逐步推进，但相关研究的方向较为分散，尤其是关于其起源、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整合，并探讨数字经济趋势下企业突破式创新研究的未来，以更好地指导未来的研究和企业实践。具体而言，本文拟探讨突破式创新概念的起源是什么？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是怎样的，以及最重要的，数字经济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较为系统地梳理以往关于突破式创新的研究，包括突破式创新内涵产生的渊源、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第二，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资源—能力”角度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突破式创新的机制。第三，讨论数字经济趋势下应重点关注的领域。最后，本文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社会意义，指出其在社会效益上潜在的贡献与威胁，为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新的思路。希望本文能在未来的研究中促进形成突破式创新的亚分类研究，更好地契合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

二、 突破式创新的产生脉络、概念界定及辨析

1. 突破式创新的产生脉络

Schumpeter[1]最早提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他认为国内外、各行业的新市场的发展，都有类似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即创造性源于不断地从内部变革经济结构，摧毁旧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同时，他指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而企业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带头人，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而这种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

Bower等[2]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一文，首次提出破坏性技术的概念。随后，克里斯坦森[3]重新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并拓展出突破式创新的理论体系，认为这是一种将企业挤出市场的创新，突破式创新理论便从《创新者的困窘境》一书中推广开来。他通过分析不同行业的新进入者和在位者的博弈案例，将创新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径——持续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构建了一种基于情境和成本的方法。持续创新，即增量创新，主要涉及主流或高端市场。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这些主流或高端市场的客户仍然愿意为这些改进买单，即使成本很高。与前者不同，突破式创新面向新兴市场或低端市场。它通过不连续的技术进步逐步提高产品性能或服务质量，并逐渐进入主流市场，最终威胁甚至颠覆主流市场。

后来，突破式创新的概念被更广泛地扩展，不仅指技术创新，还包括产品和市场创新。Markides[4]区分了突破式技术和突破式创新，他提出，突破式创新不仅影响应用于新产品的具体技术，还影响市场结构的演变，或导致新商业模式的引入。

2. 突破式创新的概念界定及辨析

国内关于突破式创新的研究由于涉及对Disruptive Innovation，Breakthrough Innovation，Radical Innovation等英文术语的翻译问题，学者在研究中存在将破坏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以及突破式创新混用的情况[5]。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三者是统一的[6]，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突破式创新与前面两者不同，如冯军政[7]认为破坏性创新不一定包含前沿知识与技术，其很难在已有主流市场实施，更倾向于在新市场或新兴市场找到其存在的价值。但也有学者提出突破式创新的内涵已从技术创新拓展到了产品和市场创新[8]。本文通过整理、比对文献，发现这三者的定义较为相似，且都作为对立面与渐进性创新/增量型创新一并提出。本文认为这些概念与克里斯坦森提出的“Disruptive Innovation”并无本质区别，且其混用有现实原因，最直接地反映在识别企业的突破式创新上。现有研究大多用企业创新的变革程度、新颖程度来反映突破式创新，例如相当多的研究用与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或质量相关的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三、 突破式创新的内外部影响因素

本文归纳梳理了现有文献，并结合数字经济探讨适合数字经济背景的影响因素模型。基于现有的理论体系，突破式创新主要表现为突破性市场创新和突破性技术创新，而这两者的创新客体包括市场、技术、产品。要探讨何种因素会影响突破式创新，必然绕不开这3个角度。其中市场角度主要是对外的，技术角度主要是对内的，而产品则桥接了内外部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内外部的视角对影响这3个角度的因素进行整理分析，将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和内部，外部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市场、产业、政策环境以及创新联盟因素展开分析，内部的影响因素主要从组织能力、企业家、创新团队因素展开分析（图1）。

1. 外部影响因素

（1）市场环境

冯军政[7]认为动荡的市场环境会促使企业克服自身资源不足、外部资源获取困难的状况，激发它们识别和利用新技术、新知识，从而实施突破式创新以满足和超越用户当前对产品技术性能的需求。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市场环境的动荡，孟庆时等[9]的观点也与前人一致。他们提出深度数字化发展会导致多部件技术（Multi-component Technologies）组合和高度不确定性（High Uncertainties），而这种市场需求又不断倒逼突破式创新的有效供给，并举例新冠疫情期间高企的核酸检测需求倒逼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深度应用，从而提高了核酸检测效率和决策效率。

（2）产业环境

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联系以及对供应商的依赖有利于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10]。数字金融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11]。张吉昌等[12]提出，如果数字金融发展较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对突破式创新会有更明显的提升。数字金融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深度，极大地缓解了传统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为企业提供丰富、便捷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驱动企业去杠杆，稳定财务状况，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产出。

（3）政策环境

有学者认为，政策可以及时弥补突破式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郑月龙等[13]提出政府支持是缓解市场失灵的关键力量，相对于资金支持，知识技术支持使共性技术研发成功率提升越多，越有利于缓解市场失灵，从而为企业突破式创新提供支持。胥朝阳等[14]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有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和非国有制造企業中作用尤其显著。

（4）创新联盟

数字技术的出现为跨国公司与全球市场、资源和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以及在国外市场进行创新开辟了强有力的新途径，许多学者研究了战略联盟对突破式创新的复杂影响。朱云鹃等[15]发现探索性联盟网络对突破式创新具有倒“U”型效应，而开发性联盟网络对突破式创新是正向促进的线性关系。毕静煜等[16]发现研发合作伙伴技术多样性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为倒“U”型，即在创新的早期，研发合作伙伴技术越多样，越能促进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而到了中后期，由于企业吸收合作伙伴多样化技术的成本高于产出创新的价值，此时研发合作伙伴技术越多样，反而阻碍了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

2. 内部影响因素

（1）组织能力

张吉昌等[12]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从而有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杨祎等[17]提出AI应用能力和AI管理能力的结合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降低AI应用的风险和成本，从而促进组织学习、对内外部数字技术资源的获取和管理以及互补资产的形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李树文等[18]研究发现大数据分析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基于知识的动态学习能力，从而显著提升产品突破式创新。

（2）创新团队

王娟茹等[19]研究指出，团队的跨界搜索、知识整合会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王海花等[20]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员工参与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若企业网络中心度较高，数字技术将增强员工参与，且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也将增强。陈庆江等[21]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了企业创新，且该创新赋能效应在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时更突出，有助于资源基础相对较弱的企业实现包容性成长。具体而言，高管团队制度和商业社会资本蕴含的资源支持与信息优势弱化了数字技术应用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其“资源诅咒”和“网络锁定”等负面影响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活动的有效融合，但高管团队技术社会资本蕴含的专业知识与职业能力可以支持数字技术应用的促进创新作用。

（3）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学界认为，企业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情况做出及时科学的判断、对异质性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不同劳动力分工之间的互利交流与合作、优化组织突破式创新管理过程等来推动突破式创新的开展。Lassen等[22]通过对5家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企业家的积极性、风险承担、自主性与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竞争侵略性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却不紧密。白彦壮等[23]通过对小米科技的案例研究提出，企业家精神驱动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成长机制在突破式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变革上具有重要影响[24]。

四、 数字经济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机制

1. 数字经济从供需两侧赋能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机制

胡山等[24]从供需两侧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即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产学研合作和提高专利回报率来实现突破式创新。从供给侧来讲，数字经济通过缓解企业研发资金短缺和知识储备匮乏问题促进突破式创新。具体而言，对于融资约束，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疏通企业外部融资渠道。同时，数字经济提高了企业生产资料利用效率，降低了企业内部运营成本，缓解了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对于产学研合作，数字经济降低了产学研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合作水平，为企业突破式创新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此外，数字技术还降低了企业信息搜寻成本和沟通成本，减少了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促使产学研的联系更加紧密。从需求侧来讲，数字经济有助于拓宽新产品应用市场，加强顾客参与，提高了专利回报率，从而激励企业突破式创新。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自然性和制度性市场分割问题，打破线下市场的限制，拓宽市场边界，还能降低消费者的搜索时间成本，增加供需双方的互动机会，提升信息流动速度，加强了顾客参与。

因此，数字经济一方面通过供给侧缓解企业研发资金短缺和知识储备匮乏问题，为企业获取了更低成本的资金和知识资源，为突破式创新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需求侧拓宽企业的市场边界，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从较好的创新结果中不断激励企业继续进行突破式创新。这两者都有助于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提高创新产出的专利回报率，激励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

2. 模块化数字平台赋能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机制

王海军等[25]梳理了与数字平台企业颠覆性创新相关的理论基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模块化理论和平台化理论。其中模块化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属性，它通过最小化模块的相互依赖和最大化模块的内部关联来构建“近乎可分解”的结构，并通过新的配置而不损失系统的功能或性能，其本质在于以市场需求为起点，通过设计接口标准化、功能独立和可互换的模块进行模块间的通信和交互，从而有助于企业整合资源、减少沟通协调成本、缩短技术研发进程。他们以硅谷为例，归纳了数字平台企业通过平台吸引机制、连接匹配机制、扩展放大机制、有效互动机制、价值共创机制驱动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运行，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金姝彤等[26]研究了数字经济下的平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机制，提出模块化数字平台通过通用性机制、兼容性机制及扩展性机制来赋能突破式创新。其赋能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具体机制为：通用性机制体现在创新主体可以基于标准化的模块接口共享数据、智力、硬件及组织等创新资源，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也能适配多种情境、多种需求；兼容性机制体现在以IT设施及网器为基础的数字平台能够兼容多个业务模块、多元化创新主体、不同类型创新资源及个性化创新产品；扩展性机制体现在基于数字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可不断扩展，从而形成创新要素。

因此，关于模块化数字平台赋能企业突破式创新主要体现了数字平台在企业突破式创新过程中的模块化作用，通过企业创新过程模块的灵活性和交互性能共享各种创新资源，兼容多种创新主体和情境，帮助企业整合资源、减少沟通成本、缩短技术研发进程，促进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

五、 现有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1. 现有研究述评

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而关于数字经济下突破式创新概念的重新界定还未有公认的结论，学界仍需从企业实践中积累大量的案例才能对概念进行适应性调整。具体而言，第一，突破式产品通常比现有产品更简单、更便宜、更可靠、更方便。第二，利基市场往往是最初客户，主流市场往往无法及时适应新的突破式技术。第三，与旧技术相比，新的突破式技术通常表现不佳。第四，突破式技术通常可以改善市场表现。第五，新进入者会取代现有公司。但是置身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突破式创新理论自身的概念边界可能不再那么清晰，数字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导致难以准确识别突破式创新。例如概念中的“突破”与“颠覆”可能会交织出现在大小企业、主流或非主流市场，即除了小企业可能通过突破式创新颠覆在位企业的市场地位，大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例如海尔，通过模块化数字平台COSMOPlat赋能突破式创新，也能实现“自我”的“赶超”与“颠覆”。

另外，得益于数字经济的连通性、包容性，创新的主客体也并非要遵循唯一的创新范式，这意味着突破式创新理论与其他创新理论之间的概念也可能会出现交织融合发展的局面。已有学者[27]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区块链驱动系统和人工智能有助于产品和服务质量、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加速入侵主流市场等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下的突破式创新的理论发展，并提出可能会形成混合创新模式。本文较为认同此观点，此外，考虑到数字经济的特性，本文认为未来其融合发展的对象还应包括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融通创新等创新范式。

對于这两个趋势，本文提出数字经济趋势下如何准确地界定与识别突破式创新应更多地关注突破的程度，未来研究应结合数字技术界定何种程度的创新可被定义为“突破”。对于创新的主体和范式应随案例的积累进行适应性拓宽，不能拘泥于过去提出的概念框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对话，与时俱进。

2. 未来展望

（1）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机制模型

已有学者[28]从“环境—企业—团队”角度研究了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影响突破式创新机制模型并进一步加以验证。本文尝试从“环境—资源—能力”角度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突破式创新的机制模型。

数字环境形成企业突破式创新生态。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的态势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动荡，产业中的各方主体如金融机构、学研机构更多地参与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流程，政府近年对提高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越来越多的数字创新平台和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良好生态。在“万众创新”的大潮中，生态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孤立地存在，这就激励着创新者主动寻求突破式创新，打破组织边界，围绕市场层出不穷的新需求形成灵活、可扩展的创新生态。

数字资源的共享构建企业突破式创新协作网络。传统行业中的资源往往是封闭的、流动较为缓慢的，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了蕴含巨大价值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是海量的、开放的、流动的。数据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只有在获取并进行分析处理后形成新的数据信息才能产生价值，这一过程需要不同企业间进行数据共享，从而形成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的协作网络。产生数据的企业给分析数据的企业提供数据资源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创业形式和新价值链，基于这种数据关系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将更会容易发生。

数字能力的嵌套缩短企业突破式创新路径。随着数字产业化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对产业发展的赋能也使产业数字化进程大大加快，涌现出许多数字技术平台。通过此类平台的技术授权，能够减少突破式创新企业自主研发相关技术的流程，将技术嵌套进自己原有的产业流程，从而缩短了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路径，减少了创新成本与风险，激励着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例如商汤科技公司的开源算法平台OpenMMLab，提供了可用于为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算法模型，该算法模型显著降低人工智能创业的壁垒和门槛，正在催生大量相关行业的创新[29]。

（2）数字经济趋势下研究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方法

对于数字经济下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和作用机制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和定量回归方法，有各自的优点，学术界也早有定论。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结论的适用范围受选取的案例研究对象影响较大，后者的变量数量限定较强，这都不利于揭示数字经济下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机制全貌。基于此，本文建议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整体视角分析不同内外部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有效处理多个因素同时构成的组态，以克服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局限性。

（3）数字经济趋势下研究企业突破式创新应重点关注的领域

近日，Science杂志发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其他学科例如医学、生命科学、神经科学等又有很多交集，例如AI是否可以代替医生？DNA是否可以用作信息存储介质？人类记忆是否能被数字化地存储、操控和移植？通过对这些科学问题的思考、研究和回答，企业能从中找到突破式创新的切入点。例如2021年OpenAI实验室推出了人工智能软件DALL-E，其具有输入描述、生成符合描述的图片的功能。在2022年，OpenAI发布了升级版DALL-E 2，其能利用机器学习的扩散模型在文本描述的引导下生成逼真且美观的图片。2022年底，OpenAI研发的AI聊天机器人ChatGPT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不但获得了相关行业从业者的青睐，例如微软正与其公司商洽将该工具整合进自家产品中，同时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高额估值。有评论指出这类工具引发了生产力的第五次革命，具有打破传统用工模式的潜力。因为它的高度智能性能协助员工甚至自主完成工作，打破了人与机器的边界，形成了数字化的劳动力。未来关于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的突破式创新的方向可能是智能化企业大脑、智能创作、智能化问答交流，但其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否能与商业模式创新较好地适配，从而全面地普及技术、造福大众，这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4）从社会层面评估数字经济趋势下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价值

现有的关于突破式创新与社会创业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但这方面的实践性社会需求很大，因此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机会。社会创业并不仅限于商业领域，还包括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等领域，其主体的扩展不应局限于企业。当创新主体拓展到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将数字技术与突破式创新结合用于解决诸如环境破坏、贫困、医疗短缺、教育水平落后以及失业等问题就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值得未来的学者投入较多关注。另外，一味地鼓吹突破式创新的积极作用对企业、对社会都是不负责任的。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与所有经济主体的连通性比以往更加紧密，企业盲目实施突破式创新是否会对其他企业、用户甚至整个社会造成危害呢？政府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并将经验纳入企业的创新教育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研究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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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与价值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AGL019）。

作者简介：杨林（1973-），男，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创业管理、公司治理;徐培栋（1995-），男，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

（收稿日期：2023-02-26  责任编辑：殷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