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和《西行漫记》的故事

刘维荣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当时只有23岁的他，怀里揣着从纽约股票交易中心赚到的800美元，挎着一架旧柯达相机，在开往远东的一艘货轮上当了一名临时水手，原打算在中国暂留六个星期，结果一住就是13年。

斯诺一生中采访了周恩来、叶挺、毛泽东等众多中共领导人，除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还完成了11部著作，其中大部分著作已成了明日黄花，在历史的进程中渐渐失去光彩，唯有《西行漫记》至今魅力不减当年，它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主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让世界发现中国，也让中国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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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是个历史机遇的幸运者。就在1936年4月下旬斯诺来访宋庆龄前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发电报给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1936年6月3日午夜，斯诺乘火车离开北平（今北京），踏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历史旅程。行前，斯诺给他的出版商写了一封信：“明天，我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假如我达到目的，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他嘱咐收信人一定要绝对为他保守此行的秘密。

在宋庆龄、张学良以及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斯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做了四个月的采访。

斯诺同毛泽东畅谈了十多个昼夜，毛泽东称赞他“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领导人第一次在陕北会见西方记者，而且这位记者来自美国。斯诺说：“到中国来是为了‘撞大运，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毛泽东鼓励斯诺说：“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世界如实报道出来，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这不就是撞上大运了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不寻常、最宝贵的采访。他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把毛泽东关于个人经历的谈话交给《密勒氏评论报》于1936年11月14日首先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的炸弹，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国际新闻界对斯诺的独家新闻趋之若鹜，既反法西斯也强烈反共的伦敦《每日先驱报》开始刊登斯诺有关访问苏区的一系列报道文章，并提任斯诺为该报驻远东首席记者。《太阳报》《时代报》《大美晚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争先恐后地向斯诺约稿。当时刚刚创办的美国《生活画报》和《時代周刊》的老板卢斯是蒋介石的强烈支持者，他们花了1000美元购买斯诺拍摄的75张照片发表。

1937年3月，斯诺通过在北平的王福时组织译出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包括《西行漫记》的部分内容，实际上，这可以说是《西行漫记》中译本的雏形，全书印了5000册，很快一售而空。

1937 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它一问世，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又被译成十几种文字。这本书仅在出版第一年就再版五次，销售了10万册以上。美国著名记者素尔兹伯里在《照耀世界的“红星”》一文中这样写道：“这是一本有关发现的书，它把一个不曾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陆——红色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等许多人的消息带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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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斯诺到上海会见中国友人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读后，萌生了将此译成中文出版的念头。胡愈之立即暗中联络一批翻译家如傅东华、梅益等分头译出。胡愈之夜以继日做了认真校阅，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无误。当时出版这样的“禁书”是有风险的，但胡愈之不甘心半途而废，决计作瞒天过海的“非法”出版。他在自己寓所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174号，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社”，以复社的名义，将书稿交熟识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印刷。

斯诺对胡愈之出版此书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对原作做了修改补充、增加了大量照片外，无偿赠送了版权，并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社，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

关于中译本的书名，译者之一的倪文宙斟酌再三。考虑到在当时无论是日寇还是国民党当局，对“红”与“赤”字都视为洪水猛兽，十分敏感。为掩敌耳目，他把书名改作了《西行漫记》，粗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呢。只短短两个多月，《西行漫记》出版，销量便直线上升，第一版印了1000本，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读者手里。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当时一位美国妇女读了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钦佩和支持。毛泽东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并“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姐妹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美国当时的内政部长伊克斯连夜读罢《红星照耀中国》后，立即把此书推荐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读后成了“斯诺迷”。斯诺回到美国后，罗斯福总统先后三次接见他，了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罗斯福对斯诺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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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西行漫记》短短半年时间里一连重版了五次，印刷成倍，销量高达8万余册，还远销港澳及五大洲华人区。翻印本、重印本、抽印本更是数不胜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记》是按照1938年年初胡愈之主持的中译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上《西行漫记》的题目下面加上了“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字样。

斯诺生前曾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也就是它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1973年秋天，斯诺的家人把他骨灰的一部分送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那里是他青年时代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斯诺去世后，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仍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国内还翻译、编辑出版了包括《西行漫记》《复始之旅》《为亚洲而战》《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在内的《斯诺文集》4卷近3万册，以及斯诺的早期作品《斯诺通讯特写》选集。

斯诺的一生与中国难解难分，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中美关系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超乎想象的。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编辑 曹宏萍 27182866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