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认知战:动向、影响与应对

2023-08-03 23:17郭永虎张函语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国际形象中美关系

郭永虎 张函语

摘要:认知战是指某个国家、政治集团、军队或社会群体从认知域的角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有计划、有目的地渗透他国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故意影响他国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以达到本国政治目标、实现本国利益的一种政治活动。它是一种全新领域的作战方式,集政治战、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智能战、网络空间战于一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有其历史背景、技术背景和现实动因。从历史溯源来看,认知战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心理战的时代延续;从技术层面看,认知战是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升级版”和“加强版”;从现实动因看,渲染“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对立,强化综合威慑效果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初始动机。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问题、涉港、涉台、涉疆、涉藏及军事安全等领域发起了认知战攻势,企图颠覆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美国对华认知战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意识形态安全、民族团结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对华认知战的不断升级,中国要将认知战的应对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同时抢占人工智能这一认知域前沿科技制高点,有效应对美国对华开展的认知战。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认知战;中美关系;人工智能;南海;国际形象

中图分类号:D8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110-14

DOI:10.13946/j.cnki.jcq is.2023.04.011

作者简介:郭永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函语,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19ZDA169);吉林省高教学会高教科研课题“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JGJX2023D31)

引用格式:郭永虎,张函语.美国对华认知战:动向、影响与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110-123.

随着认知心理学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认知战逐渐成为大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博弈的重要方式。2022年,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认知战提升到与物理层面作战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1]。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从认知层面加紧了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和宣传,妄图以“政治正确”模式强行以意识形态划界,孤立和遏制中国,夺取和控制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中国核心利益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认知战攻势,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形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认知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军事层面对认知战的特征和手段进行了研究。孙金华从叙事理论研究框架出发,在宏观和微观叙事策略层面上由表及里地探析美军认知战的本质[2]。郭橦霖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探讨了认知战场角逐对中国人民军队作战模式的启示[3]。桂晓等学者从军事领域分析了认知战的特征和主要方式[4]。二是从国际政治层面对美西方在全球开展认知战的主要活动进行研究。门洪华等学者从大国博弈的战略设计层面出发,系统勾勒美国当局围绕认知域的战略布局与战略指向,思考大国认知域博弈对中国的启示和防范认知风险的可行路径[5]。谢文涛对美国认知战为何能影响大国战略稳定以及如何影响大国战略稳定进行了探讨[6]。张景全分析了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实践[7]。马妍探讨了美西方与俄罗斯认知攻防战的手段与效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8]。总体来看,学界对美国针对中国开展认知战的研究仍非常薄弱,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鉴于此,本文拟从界定认知战的概念入手,分析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背景,探讨美国在中国核心利益领域发动认知战的新动向,分析其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应对举措。

一、认知战的概念界定

认知域作战这一思想在我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我国的《孙子兵法》蕴含了认知战的萌芽思想。《孙子兵法》阐述形势、奇正、谋攻、军争、九变、行军、用间等谋略,都是建立在科学认知之上的高度智慧。比如,《孙子兵法》写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西方“认知战”的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提出战争要通过暴力手段打败敌方的意志,消灭敌人的精神力量。20世纪70年代,美国战略家约翰·博伊德在克劳塞维茨的基础上提出“精神战”概念,包括著名的“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理论。该理论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利用和放大敵方个体或群体的焦虑、猜忌、怀疑和恐惧等心理,在敌人内部形成一种不安的政治氛围,以达到瓦解敌方意志的目的。这为21世纪美国认知战战略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21世纪初,美国在报告《网络中心战》中首次在军事上引入认知域概念。该报告将作战域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认为认知域作战是对人心理和精神的掠夺,这也是认知域首次作为独立战域被美国军方认可。2017年9月,美国空军前参谋长大卫·古德芬在军事上正式提出“认知战”这一表述,认为“战争形态正由消耗战向认知战方向转变”[9]。但古德芬所表述的“认知战”仍属于“信息战”范畴,并非今天所说的影响和改变人类认知的“认知战”。2020年3月,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推出“作战2040:北约在未来将如何竞争”认知战项目,将认知战界定为公众舆论武器化的意识形态战争,全面展现美国对认知战概念、手段及地位等的深入理解。法军退役中校、现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创新中心主任弗朗索瓦·杜·克鲁泽(Francois du Cluzel)撰写《认知战》报告,从网络媒体、神经科学和法律等多个方面分析认为,认知战是对信息战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意识形态战争,同时也是一种参与式的宣传,旨在利用情绪、人脑的弱点、内心的焦虑和一些固有的观念,配合虚假或真假杂糅的信息,“编程”人的思维,达到削弱、干涉或扰乱目标人群的目的[10]。

北约创新中心于2021年6月发布《认知工作坊:改善认知的创新解决方案》。该报告将认知战定义为结合网络、信息、心理工程、社会工程等非动能作战能力的联合兵种作战方法[11]。这标志着认知战正式上升为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成员国为盟国的新型大国博弈战略计划。2022年,北约科技组织(STO)发布《“认知战”:“认知”概念在战争领域的出现》报告。该报告指出,随着数字化战略决策辅助、新型作战域的出现以及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入侵,“认知域”作为第六战域通过与数字技术的紧密结合得到了很大发展。2023年,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在《认知战:加强和捍卫思想》文章中指出,认知战是与其他权力工具同步进行的活动,为获得优势,通过影响、保护或破坏个人和群体的认知来影响态度和行为[12]。2023年4月1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安德鲁·麦克唐纳和瑞安·拉特克利夫在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发表《认知战:在人的维度上进行机动》一文,将“认知战”定义为故意针对个人认知以影响人类意志的行动和活动,并对认知战的作战构想进行了具体描绘[13]。

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外学术界对认知战的概念进行了探讨。法国认知科学家伯纳德·克拉维里在《认知战概念》(The Cognitive Warefare Concept)一文中表示,认知战是一种非常规的战争形式,是与信息战相关的较新的网络技术、软实力的人为组成部分和心理战操纵方面的结合,它利用网络工具改变人的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射性思维引发思维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动[14]。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研究者兰德斯(Richard·A·Landes)将认知战描述为在不对称冲突中由弱势一方进行的战争,操纵信息和思想,旨在说服较强一方不要使用其优势力量,以便重新部署、更好地进行军事战争[15]。除此以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认知战整合了网络、信息、心理和社会工程能力以实现其目的。认知战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选择地、连续地针对一个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个人、特定群体和大量公民,试图播下怀疑的种子,引入相互矛盾的叙述,使观点两极分化,使群体激进化,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破坏或分裂一个原本有凝聚力的社会[16]。

当前,对于认知战的具体内涵,国内缺乏权威定义,国内学者大多围绕“认知域作战”进行概念界定。2012年,逯记选等学者较早提出认知域作战概念。“所谓认知域作战,就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对对方人员的认知、情感、意志、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进行干扰或攻击,以掌握整个战争的政治态势和心理走向的主导权,是迄今为止人类战争的最高层次。”[17]桂晓等研究者认为,认知战源于信息战但不限于信息战,“在美国,认知战是指国家或团体通过影响对方公民或类人类机器的认知过程,渗透、削弱、征服或摧毁认知机制,引发思维扭曲、改变认知水平并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模式”[4]。马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认知战指的是以现代认知理论和科学为指导,调用舆论、心理、法律等多领域手段,开展舆论宣传、心理攻防、人心争取、信心颠覆、信仰影响、思维争夺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等活动,意在争夺人们在思维、信仰、价值观、个人态度、情感、认同与评判倾向方面的主动权,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8]。

随着认知战的理念不断完善和发展,其概念也在变化和更新。本文认为,认知战是指某个国家、政治集团、军队或社会群体从认知域的角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有计划、有目的地渗透他国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故意影响他国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以达到本国政治目标、实现本国利益的一种政治活动。认知战是一种全新领域的作战方式,是集政治战、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智能战、网络空间战为一体的作战形态。

二、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背景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有其历史背景、技术背景和现实动因。从历史溯源来看,认知战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心理战的时代延续。从技术层面看,认知战是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升级版”和“加强版”。从现实动机来看,“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争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初始动机。

(一)历史缘起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经历了萌芽、发展、不断成熟的历史过程。认知战与心理战可谓同根同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74文件中提出心理战的目标:“心理战用于国家宣传和其他非战斗行为,用于交流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国外组织的观点、态度、立场、情绪和行为,以此实现国家的目标。”[18]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加紧了对中国心理战计划的部署。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将中国纳入其心理战计划。1951年10月23日,杜鲁门总统在其批准的NSC10/5号文件《隐蔽行动的范围与步骤》中明确将“挑拨苏联与其卫星国以及中国的关系,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作为心理战的目标之一[19]。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对新中國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以涉藏心理战为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在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战略评估,并确定其宣传战略目标为“向公众传媒最大限度地宣传西藏叛乱”。解密档案显示,叛乱发生后,美国新闻署整合全球各类新闻资源对事件进行铺天盖地的歪曲性报道。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发表了多篇社论指责中国政府。该报还将平息西藏叛乱与当时的“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20]。1959年10月8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小罗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出版了《西藏的无声之战》一书,书中蓄意歪曲历史,污蔑中国共产党所谓“侵略”西藏[21]。半个多世纪后,尤其是特朗普至拜登时代,美国在涉藏问题上对华发动认知战的动机和本质与20世纪50年代如出一辙。

(二)技术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AI搜索等新技术支撑的“智能+”时代加速演进,美国日益重视新兴技术对人类认知方式和观念构建的重要影响,对于战争的认识出现了变化。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现代战争已经逐步表现为心理战、信息战、舆论战、贸易战等,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对抗领域——认知域。人工智能赋能认知战的巨大优势在于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又高度自动化,不知不觉地高效影响、感染和塑造对手的思维认知[22]。它能精准渗透指向性信息,引导受众群体的思维认知。

人工智能融入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势必会对战争的形式产生一定影响。2022年11月30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推出ChatGPT聊天机器人,标志着搜索AI化的到来。ChatGPT为人类带来搜索便利的同时,也将对人类思维方式和工作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若美国将ChatGPT作为其发动认知战的手段之一,那么其抹黑中国形象言论的渗透效果将会更强。当前正处于中美激烈博弈的时期,在ChatGPT搜索有关美国污蔑中国的内容,ChatGPT基本会给予肯定回答。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在认知战中充当的角色日益重要。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是美国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领域,或将成为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重要技术支撑。

(三)现实动因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守成大國与新兴大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不仅刺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中美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感到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3]中,将中国定性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正式开启对华战略新阶段。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以及美国国内反华舆论进一步强调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美国造成的所谓“重大威胁”[24]。2022年,拜登更是在其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高度聚焦所谓“中国威胁”[1]。为此,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全方位打压。从效果来看,美国的遏制手段难以阻挡中国发展势头。随着中国有效防范重大社会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策略和措施的落实,美国原有的政治孤立、军事围堵、人权干涉等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很难发挥更大的破坏作用。于是美国变换渗透手段,通过认知战发动内容更加隐蔽、形式更加多样、方法更加弥散的具象化渗透、炒作性渗透、诱导性渗透、学术性渗透,妄图以此摧毁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进而策动“颜色革命”[25]。

三、美国围绕中国核心利益实施认知战的新动向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攻势的领域有着明确的选择性和指向性,即紧紧围绕中国的核心利益展开。2011年9月6日,我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第一次正式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界定。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六大方面: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6]。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安全、中国政治制度等核心利益,在南海问题、涉港、涉台、涉疆、涉藏和军事安全诸多领域开展了频繁的认知战攻势。

(一)南海问题领域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南海问题逐步成为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重要领域。针对南海问题,美国刻意误导世界认为中国存在“侵略行为”,“严重威胁”海空安全。首先,美国借“领海权”造势塑造所谓中国霸权形象。2022年1月12日,美国国务院《海洋界限》期刊发布“中国在南海的海权声索”报告[27],全盘否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诬蔑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报告蓄意曲解、违背《公约》条款和精神。在报告中,美国歪曲事实,谎称中国存在“过度海洋权益主张”,污蔑中国在南海以直线划定领海基线“违反”《公约》条款,并妄称中国的南海管辖海域主张超出《公约》规定。其次,该报告以所谓“南海仲裁案”为法理依据,十分荒谬。美国在报告中指责中国“过度海洋权益主张”的法理依据,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政治闹剧的“南海仲裁案”。报告依据所谓“裁决结果”称中国南海九段线主张“非法”,否认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最后,该报告罔顾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合作发展大好局面,肆意挑拨生事。

美国刻意渲染中国在南海存在所谓“军事威胁”。2022年2月,拜登政府出台了一份全新版本的“印太战略”报告,妄称中国的所谓“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且在印太地区(包括南海)最为严重,这些行为“违背”了国际法原则、航行自由原则以及该地区繁荣稳定[28]。2023年5月,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圭利(John C.Aquilino)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一次公开活动的演讲中频频抹黑中国,污蔑中国通过南海“军事化”来“违反”国际规范[29]。2023年3月,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针对印太安全问题举办研讨会,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Ely Ratner)在会上表示,中国解放军不止变得日益强大,在做决策时也越来越冒险,将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执法行动渲染为“不安全军事拦截”,诬称中国有意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对南海存在所谓“侵略”行为[30]。同年6月5日,美国白宫再次将中国舰艇及战机对美国军队的合法、合理执法活动渲染为“危险行动”,杜撰中国造成海空安全风险[31]。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仍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频繁通过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手段介入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是名副其实的磋商干扰者和氛围破坏者。

(二)涉港、涉台领域

香港和台湾也是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重要领域。自香港修例风波后,美国再打“香港牌”,其“以港乱中”的图谋不言而喻。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敏感议题,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支持台湾当局,以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首先,美国污名化“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将香港妖魔化为所谓“无民主”“无人权”地区。2019年上半年,围绕《逃犯条例》的修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达所谓“关切”和“担忧”,诬称修例会影响香港自治、干扰香港法治。2019年9月17日,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在香港局势听证会中,公然抹黑香港特区政府,诬称其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自治,意图颠覆国际社会对香港真实情况及香港特区政府的认知[32]。2021年6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借新闻自由公然抹黑香港特区政府,称其以香港国安法压迫独立媒体、扼杀言论自由。2021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所谓投资报告,炒作所谓香港国安法风险,扭曲香港经营环境的真实情况[33]。2023年3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2023年香港政策法报告”[34],无端诋毁香港法治状况、民主状况、人权状况等。

除此以外,美国还公然为乱港分子进行舆论造势。2019年6月19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早餐会发言时,将反中乱港分子的暴行美化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公然鼓动反中乱港分子同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抗[35]。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活动较以往更加活跃,涉港立法数量和通过率激增,为美国全面介入香港事务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共提出40余项涉港议案,其主要意图为:干涉香港“人权”和选举事务;策动涉港问题国际化,联合国际反华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将所谓香港“自治”程度与美国“给予”香港的所谓特别待遇挂钩;对维护香港稳定的人员实施所谓制裁措施。美国国会涉港立法使美国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长期存在,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增加了我国解决香港有关问题的难度,助长了反中乱港势力的嚣张气焰,对香港繁荣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从认知域层面屡次恶意渲染“中国强硬论”,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假消息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平台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官员也曾在推特、脸书上公开谎称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存在所谓“侵略”行为。推特甚至关闭所谓“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号,意图扰乱国际社会舆论,不断塑造中国具有所谓“攻击性”的认知。2022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会中,诬称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存在所谓“潜在侵略行为”[36]。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还在公开演说中用“民主”形容台湾当局,而用“威权”形容大陆,严重损害台湾地区对大陆形象的认知。2022年9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37],声称台湾面临所谓的“生存威胁”。2023年3月,“台湾保证落实法”通过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安·瓦格纳(Ann·Wagner)声称台湾正面临所谓“前所未有的威胁”。

(三)涉藏、涉疆领域

美国通过干涉我国民族事务妄图实现对华遏制。长期以来,炒作涉藏、涉疆议题是美国塑造对华负面认知的重点领域。首先,将中国塑造为一个所谓“反人权”的“威权”国家。在涉藏认知战中,美国主流媒体、行政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其中。2020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发布一篇名为“美国制裁‘限制国际社会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的报道,报道中将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歪曲为中国“非法兼并”西藏[38]。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开展涉藏认知战的急先锋,其创设的涉藏宣传项目数不胜数,内容涉及资助反华涉藏媒体、举行涉藏学术会议、涉藏信息收集、网络传播,旨在争夺国际涉藏话语权,影响世界有关舆论和价值导向。2022年7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员麦戈文提出所谓“推动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第8365号法案)。该法案企图从历史认知层面对西藏主权归属进行歪曲定性。在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同时,该法案拒绝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妄图否定中国对西藏治理的合法性。为了鼓吹“藏独”论断,该法案还为此提供专门的宣传资金,要求依据“2018年亚洲再保险倡议法”相关条款为美国相关部门提供资金拨款宣传所谓“西藏独立”[39]。

在涉疆问题上,近年来,美国政界、学术界、媒体等密切合作,炮制出涉疆所谓“强迫劳动”“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绝育”等谎言,妖魔化新疆。其中“强迫劳动”是美西方和新疆分裂势力炮制出的一个典型认知战概念。“强迫劳动”是美国政府、反华智库与媒体相互勾结,以主动关联度和信息确定度二维需求为原则而恶意设置的议题。国外民众对“民主”“自由”具有较高的话题关注度和情感认同度,但对新疆缺乏基本了解。美国通过认知战,迫使国外民众将涉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交付媒体,并落入多方先行设置好的舆论泥潭之中。

美国还形成了“强迫劳动”的谎言生产链。首先,美国“智库学者”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2020年12月,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发布报告,诬称中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扶贫计划,“强迫”数十万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手工采摘棉花[40]。2021年4月,美国人权观察发表文章,罗列中国所谓“侵犯”少数民族群体人权的“罪证”[41]。美国媒体逐步沦为涉疆谎言制造链条的传播终端。近年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接连发布关于新疆的文章,编造一系列所谓“证据”,妄图向大众宣传新疆地区存在所谓“侵犯人权事实”。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编造、拼凑了新疆所谓“镇压”少数民族的所谓“内部文件”[42]。2022年9月,《纽约时报》再发表文章,罗列了一些所谓“证人”的证词[43]。2023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妄称“中共正在努力从历史上抹去其在新疆行动的痕迹”[44]。这无一不是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恶意负面报道,美国想在认知层面引导有关舆论走向的意图昭然若揭。

(四)军事安全领域

渲染“中国军力威胁论”,营造中国“霸权”形象,是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对华开展认知战重要议题。近年来,美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妄议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无端指责中国国防开支、核政策、军备等问题,毫无根据地宣称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妄图将中国塑造成“好战”“野蛮”“咄咄逼人”“不遵守国际秩序”的威胁者形象,企图改变世界对中国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的认知。

美国声称中国造成了所谓“军事威胁”。2019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发表演讲时声称,中国近年对军事的投入不断增加,中国军费已接近2500亿美元,还污蔑中国近年来不断“侵犯”亚太地区国家主权。2022年1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45]中,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对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所谓威胁,曲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美国“2022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46]中的涉华内容,延续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威胁驱动”的错误论调,罔顾事实渲染所谓中国“挑战”和大国竞争,借规划美国防务战略抹黑中国正常军力发展。2020年12月8日,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47],诬称中国解放军将在20年内建立全球基地网絡。同年,埃斯珀在一篇题为“美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应对中国”[48]的文章中,无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声称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所谓“军事威胁”。

美国知名媒体也多次负面解读中国。2021年,《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在哈密地区建造了11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诬称中国在扩展巨大的核武器库[49]。在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削减全球核力量时,美国发布这样的文章刻意抹黑中国,旨在引导世界形成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在脸书的讨论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威胁”字眼。2020年10月,美国之音中文网脸书官方账号发布抹黑中国的帖子,内容多次提及“中国威胁”“防御中国”,妄图在民众认知中树立“美国正义、中国霸权”的概念。

四、美国对华认知战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随着美国先后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和“中国工作小组”,美国已形成以国务院为主导,国防部与国家情报部门协同,社媒、智库、对华强硬派及非政府组织上下一体联动的全方位对华认知战体系。美国将对华认知战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由于美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发表的不当言论和虚假消息,已经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为此,我国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对华发动的认知战。

(一)负面影响

1.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相近、合作密切,美国对中国的抹黑污蔑更容易获取美西方国家民众的信任。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占有强大的话语权,美国围绕所谓“人权”、新冠疫情、军事安全等方面进行话语构建,为中国打上“不尊重人权”“不担责”“危险”的标签,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近年来,美国发布了一系列报道、报告等指责中国存在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时,美国将病毒标签化,肆意攻击和诋毁中国的抗疫政策和抗疫成果,丑化世界认知中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逐渐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6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英、德、荷、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的对华负面看法已显著飙升,达到十几年来最高点[50]。2022年初,晨间咨询公司以“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主题的调查结果显示,超80%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及超62%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中国持所谓负面态度。同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报告《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与对其人权政策的“批评”有关》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9个国家中,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有“82%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51]。此外,美国还不断干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近年来,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不断地在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越南及周边地区以当地语言制作网络、电台与电视节目,污蔑中国在东南亚投资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负面影响,渲染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人民的所谓冲突。这些诋毁行动在无形中埋下了认知隐患,可能降低当地民众的对华认同度[52]。

2.干扰我国国内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全球策动认知战背景下,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形势更加复杂。美国对华认知战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将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公民政治鉴别力、民族凝聚力以及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力、影响力、破坏力、危害力。借助艺术传播美式认知观是美国渗透他国认知体系的重要方式。部分好莱坞电影中渗透了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英雄主义等美式价值观,凭借其在国内的影响力,试图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塑造我国民众的认知观念和价值体系。这影响了少数狂热“崇美”分子,他们逐渐偏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轨道,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时至今日,美式价值观、美式生活观、美式认知观带来的消费主义思潮、后现代生活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非主流思想和行为仍有存在。这与美国意识形态渗透不无关系。

3.干扰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

美国围绕涉疆和涉藏领域对华发动的认知战,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不利于我国民族大团结。美国的一些政要和非政府组织常常指责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其散布的不当言论往往会通过全球化传播渠道进入中国,影响国内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边疆民族政策的认知。这些言论甚至可能导致一部分国内民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质疑。这无疑会对民族团结产生破坏。其次,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支持和资助民族分裂分子,助长其嚣张气焰,破坏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最后,美国针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虚假宣传,妄图制造民族对立和民族矛盾,带来风险隐患。

(二)中国应对

1.将认知战应对提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为了有效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务必将认知战应对提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将认知域纳入常态化安全形势分析议题,推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关键领域等严密防范认知域风险[5]。首先,必须警惕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反颠覆、反渗透的防线,旗帜鲜明地抵制美式价值观侵蚀。其次,制定认知战应对的战略计划。明确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和实施计划,包括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信息传播的掌控、媒体的引导与管理、网络状况的监测与干预等内容,全面提升国家在认知战中的竞争力。再次,要培养具备专业能力和战略视野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具备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熟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同时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和危机处理能力。最后,巩固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要充分调动一切资源,打造优质媒体平台,官方新闻媒体、社媒、智库等及时回应热点问题和舆论关切,准确地澄清美国编造的涉华谎言并予以回击,同时深入开展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

2.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要加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声能力,占据国际涉华舆论制高点,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首先,要加强主流媒体影响力,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通过收购、合作等方式扩大媒体影响力,增加报道覆盖面和影响面,更广传播中国的声音和观点。要积极地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建立多主体、立体化、层级化的传播体系,切断智能算法操纵认知的链条。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我们要对传播内容进行有效转化、精准传递,讲好中国故事。其次,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文化传统和国际贡献,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出版物、电影、音乐内容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传播我国正能量的人物和故事,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最后,加强国际舆论场域中的参与和发声。要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極参与国际组织与倡议,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他国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更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正面积极的角色,争取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积极倡导和平的负责任大国。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美国屡屡干涉我国内政,并借机挑起争端。美国对我国国家制度、执政党、人民军队肆意抹黑,恶意挑唆民族分裂分子,妄图打击我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效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应然之策。中国已经挫败了美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现在面临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新攻势,这将是一场长期较量[53]。为此,要在全社会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首先,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使民族团结思想深入民心,提高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要深化五个认同教育,引导民众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五个认同”增强“四个自信”,引领民众形成正确的认知观,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后,要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民众明辨是非的能力,自觉抵御美国恶意编造谎言的认知战攻势。

4.着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互联网是认知战的主战场,因此务必全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首先,要不断优化互联网核心技术手段。加强互联网核心技术和安全设备的研发与应用,建立先进的网络监测和过滤系统,阻止不实内容和有害内容的传播。务必深刻意识到互联网核心技术对于认知战的重大作用,加快制定互联网核心技术的中远期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运用采集技术对搜索引擎的涉华实时关键词、海外社交媒体上的重大消极言论、各方最新发布的中国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关联量化和汇聚整合。对有关舆情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完成溯源工作,利用时间差阻隔任何对华首轮舆论攻势以外的后续联动反应[52]。其次,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明确和规范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管理与监管措施,加强对网络内容和网络舆情的监督。最后,要加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通過多种途径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高民众对不良认知的辨识与抵御能力,牢牢筑起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5.抢占人工智能这一认知域前沿科技制高点

当下,美国在认知域前沿科技领域加大对华封锁与遏制,我国务必努力提升在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力,抢占人工智能这一认知域重要前沿科技的制高点。人工智能作为“力量倍增器”,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因此,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研发,也是在努力抢占认知战的制高点。首先,要大力发展认知域前沿科技,加强前沿科技领域人才培育与保护,通过建立攻防技术跨学科创新综合体、网络认知域攻防模拟实验平台等,提升把控相关核心技术的水平[5]。其次,要加强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交叉学科背景的顶级人才,打造认知域前沿科技优秀研发团队。最后,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在情报搜集与数据分析领域的天然优势,它能高效分析和挖掘海量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各类新兴技术已经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数据搜集、整理与分析能力,将信息优势转化为认知优势,抵御美国发起的对华认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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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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