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领上海金融服务业：经验启示与实践路径

［摘 要］上海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航城市，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其面向未来打造数字之城的新动能。上海聚焦数据新要素和新业态，通过数字经济促进上海金融服务业创新发展，打造以金融科技为亮点的上海金融中心。上海借鉴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的经验，保持前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通过数字经济与金融服务业的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叠加和集成效应，探索数字经济引领上海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实践路径。建议加快数字技术关键领域布局，推进全方位数字化治理；推进加入数字经济协定，引领区域金融治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依托高品质专业服务，构建最富活力的金融中心；立足金融科技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金融中心，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关键词］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业；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27;F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3）08-0090-07

一、研究背景

以5G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为几乎所有行业和领域带来新的转型动力，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数字中国的建设，形成数字经济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中国是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头部阵营。2023年2月27日，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中国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引擎。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力最强的前三名，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综合引领型城市。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发展前端的上海，其数字经济的发展理应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基点和支点。

2022年1月1日，《上海市数据条例》作为中国第一部省级人大制定的条例正式实施。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上海于2022年7月14日制定《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底，形成若干高价值数字产业新赛道布局，上海国际数字之都基本形成。上海自2018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0年1月，全球最大金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永久落地上海。2022年9月1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以会兴业、以会引智，技术发展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为上海赶超带来难得的机遇。上海聚焦数据新要素和新业态，培育数字经济特色新赛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上海迎来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重要历史机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上海聚焦金融服务业关键领域，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金融服务业态发展格局，让数字经济成为引领上海金融服务业新图景的新动能。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文献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迅速崛起的信息产业。1996年新经济学家TAPSCOTT ［1］首次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后，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信息时代需要重新定义产业结构［2］，通过研究信息技术标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3］，发现信息技术的进步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产出效率［4］。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了产品的本质和价值创造的过程，改变了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方式具有重要影响［5］。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对能源的消耗［6］，数字创新对创新管理研究也有广泛影响［7］。另外，信息通信产业的溢出联动扩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8］。

数字经济是一种更高级、可持续的经济形态，会对经济起到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9］， 数字技术能从提升产业融合的角度提高中國数字经济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10］，其中，数字金融服务是促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力量之一［11］。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12］，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创新［13］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14］，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15］。数字经济会影响城市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推动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发展［16］。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等三个方面改变服务业的性质，网络时代服务全球化进程必将加速 ［17-18］，以数字经济为重要抓手来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19］，影响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进程路径［20］，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21］。

（二）金融服务业文献

数字经济可以优化配置服务业资源［22］，通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23］。上海高端服务业中金融业、信息业等行业增长更快［24］。从“双循环”新格局角度分析影响上海高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25］，发现金融要素的支撑是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26］，创新是形成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之源［27］。金融服务业对培育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重要作用，结合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业对内及对外开放实践，提出推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与开放相关政策建议［28］。通过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从实证角度对金融服务业的混业经营与风险控制进行分析［29］，为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和重点突破创造有利条件［30］。通过分析解读中国金融负面清单，为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31］。

（三）研究现状述评

纵观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既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中从数字经济角度大多限于研究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对数字经济和城市金融服务业之间关联的文献关注度较少。对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实践层面与系统性理论提炼的整体性策略体系尚未形成，案例研究不够深入。这对于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城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缺乏针对性、适切性和可操作性。本文研究致力于解决以上问题，上海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探路者，处于数字经济的浪尖，通过探索数字经济引领上海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路径，阐述通过数字经济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创新发展，为理解数字经济推动上海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视角。

三、数字经济时代上海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上海数字经济和金融服务业已取得成就

根据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城市排名，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这五个城市均已印发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十四五”规划或行动方案（具体见表1），通过重点关注这些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特色与规划，为上海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与路径谋划提供参考，进一步增强上海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的数字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均已超过50%，数字经济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上海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位居中国第一，数字经济竞争位居中国第二，仅次于北京。上海依托创新势力与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业的作用，通过服务业强大的融合力量在数字经济新赛道发力，争取到2025年，上海数字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大于60%。上海将走上数字经济时代以服务业推进城市国际化的道路，建造未来数字之城，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首次突破60%，上海进入服务经济主导的发展阶段。上海金融服务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245036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862631亿元，累计扩大352倍。上海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1219%增加到2022年的1932%，10年累计扩大158倍。一般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都在10%以上。上海金融业在生产总值的占比较高，为上海建造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了一个好的基础（具体见表2）。上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居前列是金融服务业（见图1），2022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62631亿元，上海金融服务业在第三产业占比2606%。截至2022年底，在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是891家，外资研发中心是531家，上海应该不断增加本土和外资金融机构总部数量，成为中国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头部城市。以金融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是衡量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最重要标志。金融业产值是金融中心建设成效的核心，上海作为全球世界城市的金融中心，应大力鼓励金融大数据技术、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等金融科技核心技术研发，重点发展智能移动支付、数字普惠金融、金融信息系统技术服务与智能投顾、分布式金融服务等相关领域，致力于打造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通过数字经济与金融服务业的融合，借助数字经济开放性平台的有力支撑和强大的整合协同能力，催生新的增值服务，实现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业态的创新，培育数字金融、智慧金融等新业态、新行业，大幅增强金融服务行业的整体服务能力，有助于服务领域打破时空壁垒，改变金融服务业价值链的价值分布，提升金融服务业能级，实现服务产业整体生态的转型，推动上海金融服务业向高端、高质、高效方向发展。

（二）上海數字经济和金融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上海比照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在软硬件环境指标上存在较大差距。对比北京、深圳等城市，上海的企业总量缺乏优势。上海在数字经济和金融服务业发展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和瓶颈，具体表现如下。

1企业数量缺乏优势

无论是龙头企业的数量，还是大型平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上海相比北京、深圳等城市均不占优势，根据《2021年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自2000年以来上海注册企业增速大部分都低于全国水平5个百分点，企业总量后劲不足。排名第一的广东工业互联网企业数量是上海的25倍，排名第二的北京则为17倍。在数字化治理代表之一的智慧城市领域，上海相关企业数量排在广东和北京之后，位居全国第三。

2数字经济配套监管待完善

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行业边界，开辟了新的领域，但监管模式和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一些领域的法规政策跟不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步伐，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较低，相对数字经济领域平台化、个性化、网络化和跨界融合化的基本特征，监管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开放包容和协同有效的监管思维有待进一步增强。

3金融监管环境需加强

从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看，金融监管导向普遍以提升竞争力为目标，在守住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采取尽可能灵活的监管政策与实践、采取简化低税率的税制，为全球投融资客户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之下，金融开放不会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在特殊时期也可能出现反复，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带来不确定性。上海与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相比较，在软硬件环境指标上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在政策上多措并举，加快各项监管改革、税收优惠、投融资便利化等相关配套建设，完善监管体制、丰富监管工具、夯实监管能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环境。

四、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标杆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升西降，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加入服务活动，依托数字化技术，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途径、方式和重点也将随之改变。全球化的新发展必将表现为数字经济的大发展，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基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发展，加快了金融服务业发展进程，带动金融服务业边际效率的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金融科技作为未来全球金融发展的先进生产力、竞争制高点和核心竞争力，必将成为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建成的关键支撑，也是上海赶超其他金融中心的重要利器。上海对照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借鉴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打造以金融科技为亮点的上海金融中心，继续探索数字经济引领上海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实践路径，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一）金融创新引领者——纽约

纽约作为金融创新的引领者，在信息技术、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迅速发展的时代，在维持其传统优势的同时，纽约继续引领金融创新，从流动性驱动向创新性驱动转变，其中的主要突破之一就是“金融科技”。据《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评估报告》，在全球最佳的21个金融科技中心，纽约仅次于伦敦及新加坡。纽约是美国本土和外资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服务机构在美国总部最集中的城市。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可以体现总部经济的实力。纽约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活力和转型方向，同时数据要素的支持又会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其金融中心地位。

自2017年9月以来，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纽约评分超过伦敦提升至榜首之位。2021年纽约的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之比为187%。纽约的金融从业人员占比保持在11%左右。庞大的国际化高端专业人才供给奠定了纽约作为顶级全球金融中心的基础。纽约拥有规模最大最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纽约金融科技最密集的街区被称为“硅巷”，而华尔街拥有最大的投资资本，也最需要金融科技带来创新；同时纽约汇聚了最优秀的技术人才，这些使纽约逐渐形成了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成为全美第一金融科技中心。在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中，政府的顶层设计起到一定作用，将关键机构和系统集中到纽约等，纽约市政府的贡献和推动功不可没。在多种因素之下，作为全球金融之都的纽约在金融科技获得了长足发展，而金融科技产业又支持了华尔街金融业发展和创新。

（二）金融科技领先者——伦敦

英国是全球金融服务第一大出口国，英国常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金融服务业贸易则长期保持顺差，具备丰富的金融服务生态。截至2021年12月，英国的金融服务贸易顺差为806亿美元，与排名第二的美国和排名第三的新加坡的金融服务顺差总和917亿美元，仅相差111亿美元。金融服务业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目前，英国有超过1 600家金融科技公司，预计在2030年，此数量将增加1倍以上。英国的金融科技消费者采用率为72%，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4%。56%的传统金融机构将科技创新列入核心策略。根据2022年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显示，伦敦在综合指数列表中仅次于纽约，排名第二。伦敦金融城管理着全球约15%的资产。伦敦是欧洲大型银行国际化的起点，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型银行均在伦敦设置了全球业务中心。伦敦是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它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声誉方面长期处于全球金融中心的领先水平。

（三）DEPA推动者——新加坡

随着全球逐渐迈入DT时代，数据成为各个产业领域的战略资源，数字贸易的规范治理和数字贸易框架建立成为国与国发展之间数字经济急需解决的问题。新加坡积极寻求数字经济新变革，是最有前瞻性的国家之一。作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发起国之一，DEPA是新加坡落实和签署的首个数字经济协议。DEPA是全球首个数字经济区域协定，它率先为全球数字经济制度安排提供模板，体现了新加坡、新西兰、智利三个亚太国家作为DEPA 发起国对于数字经济的价值观念、治理经验和发展诉求，新加坡从智慧城市正式迈向智慧国家。

新加坡是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中心，超过纽约和伦敦。新加坡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仅次于伦敦和纽约。2021年新加坡的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之比为15%，金融业是新加坡的支柱产业之一。早在2015年，新加坡金管局便提出打造智慧金融中心的目标，将数字和移动支付、身份验证和生物识别、先进传感和网络安全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从区块链、数据管理、应用创新等方面推动新加坡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新加坡金融中心发展呈现高度的政府主导特征，新加坡金管局鼓励金融科技初创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从而使金融科技创新方案能够凭借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在确保合规性的前提下广泛地投入市场中应用。例如，金管局紧跟香港推出数码银行牌照，提前布局数字货币研究、验证和商业应用；推出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补贴计划；推出网络安全补贴计划；推出行业级科技基建项目补贴计划；推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和快捷沙箱等措施。在监管沙箱等制度的支持推动下，新加坡凭借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已经成为东盟金融科技中心。

五、全球标杆金融中心对上海的经验借鉴

（一）加快数字经济政策率先布局，建立高层次的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布局相对滞后，是近几年才开始着手布局相关战略。2018 年英国首次宣布“数字服务税”，2020年4月1日，英国对全球年收入超过5亿英磅的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征收其在英国收入2%的数字税，成为首个开征数字税收的国家。上海应该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尝试制定数字税政策，积极探索构建数字税体系，推进数字经济战略政策的广泛率先布局。上海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应该保持高度的国际视野，保持前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经贸领域的互利共赢，加快布局关键共性和前瞻引领的数字技术，在增强国内能力的同时增强跨国能力，建立高层次的话语权，确立自己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

（二）以金融科技为亮点，打造世界级数字金融中心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顺势而为值得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援助计劃、美国对欧洲贸易逆差致使大量美元滞留欧洲，冷战时期东欧国家将美元存放在欧洲银行，伦敦顺势发展了为非居民经营美元的银行业务，形成了完整意义的离岸市场——欧洲美元市场，随后比重扩大到英镑、马克等。美国社会各界对大型科技企业势力的担忧日渐增长，2020年7月，亚马逊、脸书、苹果和谷歌等四大科技巨头集体接受反垄断调查。新加坡创新构建“监管沙盒”制度，支持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引导新兴金融科技发展。此外，伦敦是自由、开放竞争理念的积极践行者，是金融创新最重要的策源地。金融开放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随着数字经济政策落地实施不断深化，从“两化”到“三化”再向“四化”的迈进，上海应抓住历史性机遇，向伦敦顺势而为发展学习。利用数字经济的契机，加强数字经济务实合作，立足数字金融发展，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培育形成原生领域的技术创新，支持和引导金融科技产业开展创新研发，推动金融科技全链条赋能，打造世界级数字金融中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共同促进世界数字经济的繁荣。

（三）夯实数字政务智慧化水平，完善数字经济治理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使现有经济社会规则面临巨大的挑战，各国不断探索新的经济社会规则以满足数字经济治理的要求。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其紧跟国际形势，审时度势的能力。新加坡和上海都是亚洲主要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对于数字经济，新加坡是率先反应，紧抓机遇来巩固和提升其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积极推进DEPA，同时加强与周边经济圈的合作，包括亚太经济圈、中日韩自贸区、东盟自贸区，拓展非洲、拉美、东欧等新兴市场，借力增强自身金融体量。

上海应从强化优化再造政务服务、融合升级平台渠道、夯实支撑基础三个方面提出落实数字政务的举措，打造国家级示范平台，提升数字产业化引领作用，完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加快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新优势。上海应全面引进国际一流金融机构，加强具有前瞻性的有效监管，推进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金融新产品的规则制定，满足新时代的全球金融发展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要求，努力成为更开放、辐射力更强的国际金融中心，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上海对标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

六、数字经济引领上海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纽约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在利用数字经济对金融服务业的广泛赋能，利用金融科技推动金融业深度发展，提高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最大的变化是“离线金融”走向了“在线金融”。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经济数字化转型是上海面向未来打造金融服务业发展新动能的必由之路，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叠加和集成效应，形成数字经济引领金融服务业的新优势。上海的金融服务业未来会在基于数据智能、安全风控、区块链、生物识别、隐私保护等更多纵深领域实现创新发展。

（一）加快数字技术关键领域布局，推进全方位数字化治理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占据制高点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战略目标。上海应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大对5G、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支撑，重点突破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等问题，完善技术转化政策环境，助力加快研究成果向应用端转移。数字技术的链接作用将分散利益获得方式，会让价值中枢的供求双方直接对话，信息的对称分化了资本的控制力；大数据的使用，将使所有信息更加精准，资本的决定权让位于数字的决定权；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把资本的集中控制能力削弱，打破了资本和技术、品牌、产品的结合，资本的集约转变为数字的集约。上海应建立高效的政府协同监管体系，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加快数字化公共服务政策实施，积极布局数字化技术在智慧城市全方位领域的应用，积极布局全方位数字化治理。

（二）推进加入数字经济协定，引领区域金融治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数字经济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2022年8月18日，正式成立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中国加速推进加入DEPA，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提升为数字经济全球合作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提高制定数字规则话语权的战略选择。上海积极把握全球经济趋势变化，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关注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的建设，向数字化治理、提高数据价值化倾斜，重视对新模式、新业态的关键技术领域布局，加速云计算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发展和创新应用，发挥云计算对数据资源的集聚作用，打造上海“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建设数字贸易创新产业、交易促进和合作共享中心。上海通过深入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区域性国家合作，增强区域金融治理能力，将区域金融治理能力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增强上海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市场话语权”，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三）依托高品质专业服务，构建最富活力的金融中心

数字经济的核心服务价值是促进业务创新和管理变革，核心焦点是用数据重新定义全世界。服务业数字化通过实现数据聚合、降低交易费用、形成新兴业态、提升资源配置、创新组织模式、释放转型动能等多方面，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创造力和活力。高端专业服务是支撑国际金融中心高品质金融专业服务的基石。全力打造高品质专业服务的上海品牌，使上海品牌成为高品质金融服务的代名词。在金融机构集聚、金融要素市场发达的基础上，上海已成为中国对金融人才吸引力最强的城市。应通过鼓励全球知名企业在上海发展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产业集群，着力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加大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扶持力度，推出高端人才集聚的利好政策，提升高端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从“人追随商业”模式转变为“商业追随人”模式，强化对高层次、高能级、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产业和服务主体的集聚能力。

（四）立足金融科技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金融中心

大数据是金融业的基础资源，是金融服務开展的核心支撑。金融科技作为未来全球金融发展的先进生产力、竞争制高点和核心竞争力，其本质是金融，科技作为创新手段。未来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交易活动均离不开金融科技的全面支撑，通过金融科技拓展金融服务的边界、效率和体验，依托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形成更多的价值增长点。金融科技必将是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建成的重要支撑，也是上海赶超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海立足金融科技发展，强化金融科技赋能，构建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的多平台接入，推动全要素金融科技产业的集聚，打造创业有基础设施、创新有研究设计、终端有场景应用的金融科技全产业链，支持和引导开展全球金融科技资源流动，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参考文献］

［1］TAPSCOTT D.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J］.Educom review，1996，23（2）：38.

［2］SAMPLER J L.Redefining industry structure for the information a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4）：343-355.

［3］WIGAND R T， STEINFIELD C W，MARKUS M L.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choices and industry structure outcomes：the case of the US. home mortgage industry［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2005，22（2）：165-191.

［4］KROGH G V.How does social software chang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ward a strategic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2，21（2）：154-164.

［5］KOCH T，WINDSPERGER J.Seeing through the network：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digital economy［J］.Journal of organization design，2017，6（1）：6.

［6］KUNKEL S，MATTHESS M.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industry：putting expectations in Asian and African policies into perspectiv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20，112：318-329.

［7］NAMBISAN S，LYYTINEN K，MAJCHRZA K，et al.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J］.Mis quarterly，2017，41（1）：223-238.

［8］HEO P S，LEE D H.Evolution of the linkage structure of ICT industry and its ｒole in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case of Korea［J］.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2019，25（3）：424－454.

［9］裴長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财贸经济，2018，39（9）：5-22.

［10］刘淑春.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路径与政策供给［J］.经济学家，2019（6）：52-61.

［11］HASAN M M，LU Y，KHAN S.Promoting Chinas inclusive finance through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J］.Global business review，2020（6）：13-31.

［12］安孟，张诚.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中国区域创新效率［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2）：99-108.

［13］宣烨，彭婕.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10）：3-12.

［14］曹建飞，韩延玲.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2，38（16）：82-86.

［15］刘维林，王艺斌.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J］.南方经济，2022（8）：73-91.

［16］魯玉秀，方行明，唐礼智，等.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与异质性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2（21）：25-30.

［17］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J］.经济研究，2017，52（3）：4-17.

［18］江小涓，罗立彬.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J］.中国社会科学，2019（2）：68-91.

［19］邓若冰，吴福象.数字经济抑制研发要素市场扭曲了吗［J］.现代经济探讨，2022（11）：24-35.

［20］曾世宏，杨鹏，徐应超.互联网普及与产业结构服务化——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服务业发展［J］.产经评论，2019，10（1）：36-55.

［21］姚战琪.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J］.学术探索，2022（6）：72-82.

［22］陈志林.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统计科学与实践，2021（1）：20-23.

［23］周少甫，陈亚辉.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5）：111-121.

［24］顾彬，黄上国，潘亦铭.上海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启示［J］.广东科技，2012，21（7）：3.

［25］王冠凤.上海高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8）：125-130.

［26］王冠凤.上海高端服务业发展金融支撑研究——基于自贸区背景［J］.武汉金融，2016（11）：55-59.

［27］王冠凤.创新驱动上海高端服务业结构优化［J］.中国流通经济，2016，30（10）：73-81.

［28］韩钰，苏庆义，白洁.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规则研究——阶段性评估与政策建议［J］.国际金融研究，2020（8）：46-55.

［29］李振杰.金融服务业混业经营与风险控制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17）：166-169.

［30］申玉铭，李哲.世界金融中心的分布与形成机理［J］.地理教学，2020（18）：4-7.

［31］闫寒.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的国际经验借鉴［J］.经济体制改革，2020（6）：172-177.

Digital Economy Directing Shanghai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Path

Wang Gua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is the leading city in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Shanghai to build a digital city in the future. Focusing on new data elements and new forms of business， Shanghai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t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and builds a Shanghai financial center with fintech as its highlight. Shanghai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such as New York， London and Singapore in order to be  forwardlooking and keep its rapid response ability.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t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Shanghai should integrate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er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is suggested to accelerate the layout of key areas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 comprehensive digital governance， promote the accession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so as to lead reg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build the most dynamic financial center relying on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services， build a worldclass digital financial center and strive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digital capital with global influenc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financial cent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蔡晓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