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整降元及四川战局的变化

韩翠林

【摘要】宋元之际出现了许多叛宋降元的将领，蜀中名将刘整就是其中一员。刘整入元时，元军正处于蒙哥汗病死军中，久攻川蜀不下的困境。忽必烈也刚刚即汗位，忙于平定内乱，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南下攻宋，南宋与蒙军在四川一直处于相峙的态势。但刘整降元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在四川的势力，一方面泸州很大一部分地域归蒙军统辖，阻止了宋军直接攻取成都；另一方面刘整仕元，在四川参加多次战争，有力地阻挡了宋军的进攻，且驻守潼川，有力地支持蒙古在两川的统治。

【关键词】刘整；南宋；蒙元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3-006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3.019

一、元朝攻宋陷入困境

元朝在灭金之后，对南宋大概经历了三次大的战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窝阔台时期对宋征伐，主要是掠夺有生力量，然而不对攻陷地方进行占领，因此这一时期对南宋的进攻战略为：“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蒙哥时期，逐渐改变这一策略，开始对攻陷地区进行占领。为对南宋做长期战争准备，蒙哥汗十分注意在南宋边境近地建立屯驻基地。川蜀战场，汪德臣在沔州筑城进一步深入蜀境，在四川北境益昌建立了第一个据点；荆襄战场，蒙哥听取谋士姚枢的建议，“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以守备为主，战时则进行战争，平常则耕田自足，为战争做准备，即“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蒙哥接受这一建议，在边境开始普遍屯田；两淮战场，张柔移镇亳州，又派下属张信屯驻颍州，对两淮战场的宋军形成逼迫之势。

蒙哥汗一方面做战前准备，另一方面令忽必烈出征云南。征云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攻下云南，从南面配合北军夹攻川蜀地区。忽必烈率军，行至忒剌，将所率军队分成三路，中路，东路和西路。东路军在宋军四川制置使余玠死去，新任属帅余晦无能情况下，顺利渡过了大渡河。西路军经兀良合台率领进入云南境内，进攻大理都城北面的龙首关。之后，三军会师，顺利拿下大理。攻下大理之后，忽必烈北还，留兀良合台收复云南其他诸部。经过两年的征战，蒙古军在兀良合台的率领下，陆续征服大理诸部族，“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1256年，段兴智将大理地图献给蒙哥，蒙哥封予段兴智“摩诃罗嵯”称号，并令其继续管理云南各族。兀良合台也在大理国原有基础上，确立了蒙古贵族对云南的军事统治，为后来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虽然蒙古军用武力平定云南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蒙军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攻下云南无疑使得南宋面临腹背受敌的境遇。

虽然对云南的攻伐相对顺利，也取得了良好结果，但蒙哥时期对宋攻占的主战场是在四川，攻下云南主要目的是为了南北夹攻川蜀。川蜀战场总共经历了三次大的战争。

第一次是南北夹攻四川。忽必烈征云南北还后，兀良合台留驻四川，征服四川诸部之后，兀良合台由云南自南向北攻四川，贴哥火鲁赤自北向南攻四川。再加上早在蒙哥汗即位初期，带答儿就驻守汉中，三路大军南北汇合于成都，之后三路军各自还军。这次战争是宋蒙战争以来，蒙古军在建立云南基地后首次开辟的自南向北、南北夹击的作战局面。

第二次是纽璘攻打四川。汪德臣在利州立足后，与宋在剑阆二州展开了争夺，为蒙哥图蜀灭宋打开了局面。纽璘在汪德臣经略利州的基础上，从利州出发，渡过白水，大军直抵夔门，另一支在刘黑马的率领下，在西川防备松散下，乘机占领了成都城，并在成都旧址上新建了由蒙古军统领的成都城。成都失守后，宋理宗意识到成都的失守会影响到整个川蜀地区的安危，于是命蒲择之率川蜀地区的宋军攻打成都蒙军。适逢驻守成都的蒙古将领阿答胡死，各将领推举纽璘为长，纽璘在江箭滩与宋军激战数日，后冲破防线进入成都。纽璘帅成都，乘五月时节成都阴雨连绵时机，与援军汪德臣内外夹击打破宋军对成都的重重包围。冲破重围后，纽璘领军围攻兵家必争之地云顶山城，克后西川各地相继降服。至此，蒙古军巩固了在西川的势力，宋军退出了对西川的统治。

第三次是蒙哥汗亲征川蜀。亲征四川制定的攻宋计划为，左翼军进攻荆襄，右翼軍随蒙哥出发攻巴蜀，云南的兀良合台北上。实际的战况是，1257年秋，东路塔察儿左翼军南下作战不利，率军北撤。1258年春，蒙哥亲自率军攻蜀，塔察儿李璮进行牵制性作战。南路战况在兀良合台的率领下，自云南向南宋疆域进发，整体上未取得大的盛况，又返回了云南。西路战况，蒙哥将辎重留在六盘山，驻跸汉中，继而入利州，取苦竹隘，拔长宁山城，降大获城、青居、大良诸城，溯嘉陵江而下，与宋军会于钓鱼城下。蒙哥决定武力征服钓鱼城，一方面切断钓鱼城与外面的联系；另一方面命令纽璘军加紧对重庆下游进攻。宋廷方面，一方面命蒲泽之攻成都，分散蒙军；另一方面加紧对长江下游的应援。蒙哥汗部署军力完备后率兵围城，宋军依据天然地势进行防守，坚守不移，蒙军屡攻不克，士气低落。宋理宗为解合州之危，命吕文德率军进重庆支援。吕溯嘉陵江而上与蒙古军战于三槽山，蒙古军不利。蒙军及时改变战术，三战三捷，吕文德率军退守重庆。蒙军围攻钓鱼城五个月不能下，汪德臣殁于军前，蒙古军锐气被很大挫伤，再加上暑热，发生霍乱，蒙军大受影响。蒙军既无力攻取，又不忍撤兵。从六月起，蒙哥汗即“不豫”，七月上旬死。蒙哥死后，留3000人继续制衡钓鱼城，汪氏和纽璘军留驻四川，余下军力由其儿子阿速台率领北撤至六盘山。至此，钓鱼城战役宣告结束。蒙哥时期大举战宋战役也基本结束。虽在蒙哥死后忽必烈率东路军进展顺利，一路南下渡过长江攻下军事地位重要的鄂州，鄂州“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且“荆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兀良合台奉命由广西到长沙配合忽必烈攻伐，军临潭州城下（今天湖南长沙），引起宋廷的恐慌，致使宋廷内部提出将都城从临安迁到宁海军之议。由此可见在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兀良合台的进攻对南宋的统治造成巨大威胁。但考虑到蒙哥时期对宋战争主攻方向与主要兵力集中在川蜀地区，宋廷为应对，也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川蜀方面，“湖南、江西地僻兵稀”，这才使得忽必烈等能够取得如此战绩。

纵观蒙哥时期对南宋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消耗了蒙元大量军力，以失败告终，蒙元攻宋战局陷入困境。郝经分析蒙哥死后宋蒙双方的态势，宋方“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互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進”。蒙方“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故蒙军“盘桓江渚，情见势屈”。再有“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指李璮）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虽然郝经对南宋军政实力的估算过高，但对双方的整体态势分析透彻，言明蒙哥汗时期攻宋陷入困境。

二、刘整降元

蒙哥不豫而死，元军久攻四川无功而返，阿里不哥与忽必烈汗位之争致使四川地区告急，宋元战局处于困境时，刘整于1261年以泸州15郡30万户求降。刘整叛宋可谓是南宋末年的重要事件，关于刘整叛宋降元的起因，据《宋季三朝政要》记载：（景定二年六月）“泸州太守刘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迁跸之议者吴潜也，尽守城之力者向士壁也，奏断桥之功者曹世雄第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赏不明，杀潜杀士壁杀世雄，（整）惧祸及已遂有叛意，会俞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守嘉定时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兴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兴有宿憾，乃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整惧，赂以金瓶，兴不受，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以城降北。”翻看《宋史》与《元史》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可知《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应为事实。刘整叛宋的直接原因为以贾似道为主的当政高层对军中钱粮行“打算法”，俞兴又早与刘整不和，刘整怕被迫害，最终选择投降蒙元以保全自身，但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将刘整背叛的原因都归于贾似道与俞兴间接与直接的逼迫，而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大背景与刘整个人的原因。忽必烈汗即位后，大量起用汉人幕僚群体，并用汉法治理中原，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宋战争中的屠城嗜杀，并对降将也给予优厚的待遇。“由于蒙军良好的军律与得体的治理，客观上减少了战争中南宋将士的伤亡，同时也稳定了民心，打消了他们对投降后遭遇杀戮和迁徙的顾虑，为南宋将领投降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些作为刘整降蒙前，蒙古对宋降将政策转变的背景，但蒙古对宋降将的整体政策虽然有所转变，还不足以令其对蒙作战屡立战功的将领突然叛宋，前面已经分析了威胁到刘整自身利益、安全，令其不能正常生存下去的因素，但对刘整个人因素尚未提及。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其所疏漏的部分：“蜀将刘整号为骁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吕文徳为策应大使，武臣俞兴为蜀帅，朱禩孙为蜀师，既第其功，则以整为第一，整恃才桀傲，两阃皆不喜之，乃降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诟问禩孙其故，朱云：‘自所目击，岂敢髙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原申一观，则可知矣。整如其说，始知为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语。俞兴闻之，以制札呼之禀议，将欲杀之。”这里提到了将俞兴与刘整矛盾的细节方面。刘整被降为“下等定功”，追问朱禩孙缘由，朱推脱于上，被刘整知道降功是为上司所作，进而生怨，言语上有所不逊。俞兴为此有杀刘整之意，于是刘整心生叛意。虽然刘整确实功劳被抢，但是也能反映出刘整恃才傲物的个人性格。有勇有谋的刘整在南宋军中不得志，从主观上希望投靠蒙军得到重用也是其投降的一方面因素。对于刘整以“蜀之冲要”“西南要会”的泸州请降，蒙军大多将帅都非常疑惑，认为刘整无缘无故投降是不可信的，只有刘黑马与刘元振父子二人认为：“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泸南重地，事势与李全何异，整此举无可疑者。”刘元振前去泸州受降，刘整相迎，振“弃众而先下马，与整相见，示以不疑”，后俩人“联辔而入”，遂泸州被蒙军占领。忽必烈在得知刘整投降消息后，任刘整为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刘整投降、泸州落入敌手的消息传入临安后，理宗立即下令：“泸南刘整之变，宜急措置。”时任四川制置史的俞兴率军讨伐，刘元振带领的受降蒙军与刘整军应对俞兴的讨伐。俞兴一方面封锁水上交通，防止蒙军增援，另一方面带兵逼近刘整，刘整出战，被俞兴所败，泸州几乎被攻下。刘元振左右劝告，“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已也。”刘元振没有听取这一建议，与刘整共同积极防御。八月时，蒙古援军到泸州，与泸州城内军民夹击俞兴军，俞兴败走，死伤者十八九。俞兴败军后，宋廷命吕文德率军攻泸州。文德改变以前的战略，采取步步坚壁合围，逐一击破的战术，很快就收复了泸州。但刘整在宋军步步紧逼，难以拒守时就奉忽必烈命令，将泸州百姓迁徙到成都与潼川，应召入朝。吕文德所收复的泸州境地，只有泸、叙、长宁、富顺，其余州郡，都被蒙军所占领。

三、降元后四川战局的变化

虽然宋朝收复了泸州一部分失地，但是刘整降元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元双方在四川的势力均势。西川，宋军丧失成都后，以嘉定为据点多次向蒙军展开攻势。忽必烈命纽璘等驻守成都，设置成都经略司，刘黑马任成都经略使，其主要任务为经略西川，防止宋军从嘉定、泸州进攻，并进一步扩大蒙军在西川的势力。刘整投降后，虽然泸州后复被宋军占领，但是宋军终究不易经泸州直接攻打成都，因而蒙军的主要精力由分置俩头到集中兵力遏制嘉定一方的宋军，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蒙方的军力，使得蒙军能集中全力攻打嘉定，攻下眉、简两城，更加遏制了宋军攻打成都的道路。刘整个人参加的多次战役，也对蒙军在西川的占领发挥了一定作用。1263年五月，宋安抚高达、 温和进攻成都，刘整以蒙古潼川都元帅身份前往西川救援，高达等改变战略，转攻潼川，与刘整在锦江相遇，被刘整所打败。1265年，南宋昝万寿等率军攻打成都，于成都附近云顶山、金堂峡取得胜利。1266年，刘整率兵进攻云顶山，与宋将夏贵相遇，双方投入激战中。

在川中，刘整于1262年奉命入朝，忽必烈授予刘整成都、潼川两路行中书省，兼都元帅。后改任为潼川都元帅，并置帅府。潼川位于凯江、涪江之間的交会处，又介于东西两川军政中心成都与重庆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忽必烈又于1263年八月下令：“令成都路运米万石饷潼川，给钞付刘整市牛屯田”，又派刘元礼等军，与刘整一起戍守潼川；除此之外，还将原归成都路的绵州划归潼川管理。于是刘整驻守的潼川就成了蒙军在川中设置的一个重要统治据点。潼川帅府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蒙军在两川的统治。宋军几次从嘉定对成都发动的进攻，都因刘整及时驰援而未获成功。1265年秋，宋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进攻潼川。刘整部下刘元礼“众寡不敌，诸将登城望（夏）贵军，有惧色”，刘元礼尽全力出战，鼓励士兵“以死战取功名”，并“持长刀大呼”，投入战斗，大败宋军。刘整虽因应援西川未归，未参加此战斗，但是刘整作为主帅，对潼川的经略，以及以潼川为据点辅助支援川中蒙军也是有功劳的。

对于刘整降元的影响，远不止对四川战局的变化。长期在南宋军中任职的刘整，掌握了许多南宋军事情报，“上下数千里间，要害厄塞，深浅远近缓急之势，备御屯战之宜，舟骑粮草之数，纖细不遗”。可以说刘整个人活动对宋元战局有着重大影响。王曾瑜先生对刘整个人做了很高的评价：“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一，将主攻方向将四川转移到襄阳与樊城，并且避免强攻，实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巨大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海军的焦山之战、最后亡宋的崖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王先生从军事战争角度分析了刘整降元后的影响，更有人认为南宋的灭亡，刘整该负主要责任，认为“亡宋贼臣，整居岁首”。对于刘整降元的影响与作用，还应该结合当时大背景多加研究探讨，不能妄下结论。

参考文献：

[1]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2]陈世松.宋元之际的泸州[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5.

[3]陈世松.宋元战争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4]周宝珠.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J].史学月刊，1982， （6）.

[5]匡裕彻.浅析宋元襄樊战役胜败的原因[J].历史教学，1984，（4）.

[6]杨德华.蒙古与南宋的外交[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7]蔡东洲.论宋蒙早期关系[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5）.

[8]任祟岳.郝经使宋与宋蒙关系[J].黄锥学刊（社会科学版），1990，（2）.

[9]萧启民.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J].汉学研究，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