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孩子的作家梦

王剑松

中岳嵩山南麓，有一条岭，叫葱岭，岭中间发出一个叉，两岭夹峙，形成一道沟。沟深得站在沟底能把天看成一条线。沟底是淙淙流水，沟两侧绿树成荫。先人们在沟东或沟西崖畔掘土挖洞，黄土堆墙，东一旮旯，西一旮旯，住着一户户人家。我生在这条沟的一个窑洞里。

打记事起，这条沟满共40户人家，100多口人，家家都吃红薯面，人人都穿补丁衣；大人们天天在岭上劳作，小孩们日日在荒草坡上割草、捏羊屎蛋儿。全村的大人、小孩都为挣工分。队长和会计是村里的最高长官，队长负责敲钟、派活儿，会计负责记账。每逢夏收和秋收季节，队长和会计就会蹲在场边将算盘籽拨得啪啦啪啦响，除去公粮和种子粮外，把剩余的粮食按工分和人头分到各家各户。

粮食有粗细之分，粗粮是红薯，细粮是小麦和玉米。红薯产量高，分得多一点，而小麦和玉米就成了“金豆”。一般有七八口人的家庭顶多能分一口袋小麦和两口袋玉米，也就是150斤小麦和300斤左右的玉米，这三袋粮食背回去就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拼死拼活干了一年，搞不好还要饿肚子，一定要算计着吃。当然这是遇上差不多的年景，如果碰上坏年景，就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记得有一年大旱，小麦欠收，每人只分到3斤小麦，如磨成面，也只是一个人的一顿饭。

那一年我们村的人都做好了出门讨荒要饭的准备。天无绝人之路，恰好秋季有了点收成，上级的救济，加上村里人挖野草、吃树叶，凑凑合合没有逃荒。当年村里的所有榆树、杨树、洋槐树、泡桐树……都被捋成光杆儿，叶子和花全被人吃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饥饿得头晕眼花，几乎是爬着进了家门，母亲煮了一锅桐树花，我捞了一碗，撒上盐面，像吃肉一样香。两碗下肚后，才觉得有点苦。就对母亲说：“这花苦，不好吃。”母亲说：“孩子，你爹出去借红薯面，几天了，没借来。咱家断顿了。孩子，不论吃啥东西，只要能占住肠子，毒不死、饿不死就行了。”母亲的一番话让我欲哭不能。

我的家乡穷是穷了点，但历史渊源却很长。我们村的东岭头曾有一座古寺院，据说名叫金火寺，始建何时、毁于何时不祥。西岭头是清微宫，建于唐代，文革期间宫殿被毁（现已恢复），但时常有人到此烧香磕头，祈雨许愿。我们这条沟的人口虽说不多，但家家都贴毛主席像，家家都贴“×氏門中先远三代宗亲祖之主位”的牌位，每到春节都要摆上五碗供食，放着鞭炮，朝着牌位磕头如点豆。

村中有一所小学，学校就一个教师，一个窑洞教室。全校20多名学生挤在一个窑洞里，却分着一、二、三年级。老师一人教着三个年级的课程，给一年级学生讲课时，让二、三年级的学生背过脸做作业，或干脆到窑外背书、写字。每逢农忙时学校放假，老师领着三个年级的学生参加麦收和秋种，干点拾麦、抬粪等力所能及的活。我在村里上完三年级后，才转到了离此有4公里之遥的下沟大队的学校，上四、五年级和初中。

村中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每逢过年时，在部队学会吹竹笛的六爷，在村宣传队拉过坠胡的老王伯等人聚到一块，演唱一些《小寡妇上坟》《三世仇》《沙家浜》等戏剧选段，引来全村男女老少围在一起看热闹。偶有说书人来到村中，一说就是十天半月，村人管吃管住，临走时从队里仓库的储备粮中挖出十斤或八斤玉米，给了说书人，就算打发了。

说书人的到来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每天吃罢晚饭，就点着马灯聚在学校的场院里，听说书人慢慢地道来一回。说书一般是两人，一人双手拉弦，脚上套着绳子拉动锣锤用脚敲锣，一人左手拿铜板，右手击鼓，嘴里哼着河洛大鼓，哼个不停，唱腔古老而厚重，多数是老沙哑腔。说书的技巧在于说到热闹处戛然而止。比如：“××举起拳头往下打，××是死是活，明天晚上接着说。”话音落地，鼓停戏尽。这时就会有人赶紧倒茶，让说书人润喉，巴结巴结好让再往下说。往下再说一段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停了。直到深夜，村人怀着几多遗憾回家睡觉去了。这就叫“说书不了底，了底没人理”。

说书人走后，村中的爷们和伯们就会在劳动之余，坐在地头，脱一只鞋子，垫在屁股底下，围在一起喷着说书人唱出的有关人物，喷着三皇五帝或民间故事。你一句我一句，直喷得唾沫星子四溅。有时会因为故事情节的对与错争得面红耳赤，脖子上青筋绷老高。这时有人说一句：“喷了半天，有啥用，不吃饭，还是老饥。”话音落地，都顿觉饥肠辘辘叫，余味未尽地从地上爬起，回家吃红薯面馍，喝红薯面汤了。

队长派活儿，对妇女有优惠政策，一年内总要让妇女在家做几天针线。这时村里的大姐、二姆、三姑们也要聚在一起边做针线，边唱民谣或拉家常。唱民谣的时候最多，这个唱“马野鹊，尾巴长，娶个媳妇不要娘……”，那个唱“小枣树，弯弯枝，那顶坐个小闺女……”，那个再唱“小锅排，呜嘟嘟，我上后院接二姑……”，这个再唱“下大了，麦罢了，公公婆婆打架了……”。她们在比着看谁唱得多，记得全，她们唱得有滋有味，唱到伤心处，就会低头抹眼泪，唱得高兴时，就咯咯大笑像台戏。

儿时的我几乎是听着大人们的故事、民谣，吃着红薯面、野菜长大，初中毕业前从未出过村，直到上高中才第一次到镇上。记得上学交不起学费，有好几年都是救济生。星期天和假期就在到山上割草、拾羊屎蛋挣工分。常常躺在山坡上仰望着蓝天，望着蓝天上不断变幻的白云发呆。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和爹爹打算着让我学医、学武术、学木匠、铁匠什么的。

1980年，在新疆当兵的哥哥回来探家，他背回来了一大摞刊物，我就开始读呀读，读小说，读诗歌，读散文，读杂文……读得如痴如醉，一发而不可收；读得我突发奇想，不想再干活，不守本分了。

有一天，我问老师：“书和杂志是怎么来的？”

老师说：“都是作家写出来的。”

“我可以写吗？”

“当然可以，你写得好，发表了，还有稿费哩。”

我的作家梦从那时开始萌生，我写的诗歌和短文一篇篇寄去，一天天地盼望着发表。终于有一天收到了采稿通知书，令我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我开始到山坡刨药材，卖了药材买书，狠命地读呀写呀。谁知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20年。

20年里，我走得既身心疲惫，又其乐无穷，疲惫的是这条路太漫长，而且坎坎坷坷，布满了荆棘，太不着边际了；乐的是能把自己的感情变成文字，刊登在报刊上，与他人共享，每当有人说看到你写的东西了，我就会兴奋一阵子。

我总想：作为农民的儿子，干什么事都要有农民的憨厚和实在，农民的儿子生存在社会的夹缝中，吃亏是福啊。我曾在文学这条路怀有一种夙愿。我愿用手中的一支笔，真实地表达我的感情，我愿为那些普通人写作，写他们的不幸和遭遇、失败和伤心、眼泪和辛酸；写他们的可怜的欢乐、艰涩的微笑；写他们的奋斗与挣扎、信心和希望……

我的愿望很大，但能力有限。常常因事与愿违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痛心疾首，苦不堪言，常常是为生而活着，或者是为雅而俗地活着，活得很累，活得很不自在，以致使我在文学道路上混得成绩平平，没啥大作为。然而，每当我的文章发表时，每当我出版一本小书时，每当有朋友读到我的文章，并能说出具体细节时，心中不禁会涌出一股自我满足感。

更令我欣慰的是，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良师益友，尤其是那些重视文人的领导和企业家，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和做文，他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也都是我朋友。常言说，朋友是风，朋友是雨，朋友多了就能呼风唤雨。仔细想想，我的人生也算是快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