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罗茜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 43007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家庭代际关系是指因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而产生的家庭成员纵向关系,其核心是亲子关系[1]。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代际关系一直是家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证了人的再生产,而且构成了家庭组织的基础以及个体社会生活最紧密的核心。费孝通[2]最早对代际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提炼为抚育-赡养型的“反馈模式”,并与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的“接力模式”进行区分。“反馈模式”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即家庭中的每一代人都要在抚育下一代人的同时,对上一代人给予反馈。“接力模式”则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每一代只承担抚育下一代的任务。两种代际关系模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在家庭内部实现了平衡。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严重失衡,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面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巨大转变,学者提出了代际剥削、道德沦丧等观点,并认为村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伦理性危机”[3-4]。贺雪峰[5]通过对代际关系历史变动的考察,提出农村当前出现的代际关系失衡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代际关系最终会走向更加理性化、较少亲情友好的相对平衡,并实现低度均衡。在此过程中,子代家庭表现出的独立性追求和个人主义也被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视为工业化发展下家庭的变动趋势之一,核心家庭与亲属群体间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弱,孤立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6]。

2.4 两组T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治疗前两组CD4+、CD8+及CD4+/CD8+水平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CD4+、CD8+及CD4+/CD8+水平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均P<0.05)，且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值得关注的是,代际关系不平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甚至不平衡程度更为加深,出现“老人不老”[7]、“老漂”[8]、婆媳关系倒置等现象,家庭代际资源和权力地位出现不平衡、不对等。然而,在资源、权力双重失衡下,现代家庭仍然呈现出整体平衡样态,部分父辈不仅对子女的“不尽孝”给予宽容和免责,甚至主动对子代进行投入,家庭和谐紧密。如何理解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出现的这一悖论,学界进行了诸多讨论和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一是代际交换说。这类观点认为代际双方对交换内容的认识出现差异,导致平衡原则发生变动,当前的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提前投资和交换。父代注重物质交换的先赋性的生命方面,强调生养之恩,子代注重物质交换的获致性的财物方面,强调现时的给予[9]。为此,父代为了提高子代赡养的可能性,不得不加大对子代的支持,这也成为父代的投资行为。王跃生[1]指出,费孝通总结出的代际关系“反馈模式”遵循代际互惠原则,随着抚育期和赡养期的间隔时期增长,代际关系应该是抚养-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且有互补的关系,形成代际互动关系间的及时性和延时性。陈皆明[10]将代际交换称为一般性互惠行为以区别纯粹理性交换,认为父母投资与子女赡养间呈正相关关系。钟晓慧等[11]则指出父代通过资源投入与子代建立起“协商式亲密关系”,从而增加子代承担孝道的可能性。代际交换观点强调代际关系中的个体理性,简化了代际双方的行动与意图,经济交换的理性人假设忽略了代际双方作为社会人行动意图的复杂性,经济与情感的交换也忽略了家庭成员关系与纯粹人际关系的差异。这类分析不符合中国人关系本位的认知结构,并且由于强调代际关系的对等性和工具性,忽视代际关系的伦理面向,在代际双重失衡下,这类分析极易导向代际关系的剥削性和伦理沦丧等结论[12,3]。

二是伦理转型说。这类观点超越经济考量,认为当前代际关系的平衡核心在于家庭伦理的调适与统合。狄金华等[13]借助“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调查”2011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对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类型进行定量分析,认为代际资源分配并未呈现伦理危机,而更多是伦理转向下位优先之后资源不足带来的分配困境。阎云翔等[14]也提出下行式家庭主义和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出现等观点。伦理转型观点的核心在于父代对子代看似失衡的行为是在家庭伦理规范和约束下做出的,并非出于等价交换的考虑。在家庭单元中,伦理规范从祖先和父母的幸福转向子女的幸福,正是在这一伦理导向下,父代愿意为子代付出和投入。伦理转型说把握了家庭这个基本社会单元,对代际行为的分析更加贴近经验实际,但同时存在分析模糊和泛化的不足。该观点对伦理转向的强调只是宽泛的判断,对伦理转型的动力、方式等未进行充分细致的分析,阎云翔等的分析也仅限于提到伦理转型后的情感结构,无法呈现代际关系在当前更为具体和复杂的变化内容与实践。

三是家庭功能主义说。该观点在伦理转型基础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内部调适进行了细致呈现。家庭功能主义认为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不是与传统割裂的过程,而是传统伦理在当前的延续和变迁,子代的发展和生活幸福成为家庭发展目标,并整合家庭资源和结构[15]。“两栖老人”“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等都成为家庭内部自主调适的家庭策略和实践,家庭的整体平衡建立在代际双方基于家庭目标共同合作基础之上[16-17]。家庭功能主义视角对家庭整体目标下代际双方行为上的策略调整,以及家庭整体从伦理主导转向功能主导的分析讨论细致深刻,但其不足在于对代际关系再平衡实现的具体方式和机制缺乏足够分析。

本文在家庭功能主义视角的基础上对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做进一步分析,以家庭再生产为切口,对当前家庭代际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解释。家庭再生产是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绵延、子代家庭逐渐成为独立自主家庭的代际更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代际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形式和内容[15]。本文认为代际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其平衡标准遵循家庭理性而非个体理性,代际关系平衡以家庭为单位实现“模糊性平衡”[18],代际规范会随着家庭再生产情境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并促使代际关系形式发生调适,形成新家庭再生产下的实质再平衡。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三代家庭成为典型的家庭结构,本文将以60后、90后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三代家庭作为主要分析对象(1)本文经验材料源于笔者自2019年在全国各地农村进行的调研。本文涉及调研地点主要包括湖北武汉、陕西西安、河南焦作等地,各村调研时间约为20天,重点关注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转型等问题。。

二、家庭代际关系的资源与权力失衡

(一)资源失衡:父辈支持扩大化

传统农业时期,代际支持呈现大致均衡。父代对子代的支持主要限于在子代未成年期间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持,待子代成年后帮助其成婚。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养育标准并不高,方式较为粗放,养育孩子只是加一副碗筷的事。儿童在成长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村社田间与小伙伴一起玩闹度过的,大孩子还承担起照顾幼童的责任。子代成长到一定年龄,需要承担相应的家庭劳务分工,帮忙减轻家庭负担,这也降低了父代的养育成本。家庭对子代缺乏明确的发展性预期,对子代教育投入和资源支持较少。子代婚姻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支出项目,一般需要在村内新建房屋或至少翻新房屋。由于是本地婚姻圈,相互知根知底,村庄舆论还能发挥作用,彩礼保持在正常水平,婚姻成本处在普通农户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父代与子代合力共同完成婚姻成本的积累任务。子代完婚后,父代代际支持任务基本完成,可以进入休息和退养阶段。子代婚后大多与父母同住,在以父母为家长的同居共财家庭单元中,子代承担起对父母的日常照顾,并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和医疗开支等。鉴于老人寿命以及医疗水平的限制,子代的赡养压力整体并不高,形成了传统农业时期代际的低度相对均衡。

当前,代际支持明显失衡,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远远超出子代反馈力度,表现在包括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代际支持强度和限度的增加上。其一,代际支持强度增加,表现在子代抚育成本和婚配成本的提升上。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90年代执行越发严格,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90后这代人大多没有兄弟姐妹,家庭结构的少子化使儿童越来越成为家庭的焦点,儿童抚育水平和教育期待也逐渐提升。子代在家庭中不再作为生产者和劳动力参与家务分工,而是成为纯粹的消费者,教育期待的提升也使教育开支成为代际支持的刚性内容。这些都加重了代际支持的资源支出。不仅如此,流动社会打破了本地通婚圈,女性外流以及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女性资源缺失加大了农村男性青年的婚配难度,由此,男性通过提高彩礼增加自身竞争力,进而不断推高婚姻成本,城市有房已成为婚姻标配,天价彩礼也屡见不鲜。在笔者的多地调研中,都有中年父母反映为子代婚姻发愁、压力大的情况,甚至存在父代在孩子一出生时就开始计算婚姻成本并为之持续努力积累的案例。

案例1:陕西西安,冯叔50岁,他给我们算了一笔结婚账。在当地,进城买房成了结婚刚需,买房首付30万～40万元,汽车也不能少,需要花费10万元,彩礼加上“三金”大概8万元,另外还有酒席费用等,没有六七十万元结不了婚,普通家庭一年积累4万～6万元,得持续积累十几年,并且在此期间,只有家庭稳定不出事,才能保证在子代结婚时用钱不紧张。因此,冯叔自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为之积累,除了种十几亩瓜,闲时还要到城里打零工。

其二,代际支持限度扩大。当前,代际支持并不随子代结婚生子而结束,相反,隔代抚育和日常生活支持已成为当前代际支持常态。这类合作受代际居住格局而形成不同模式:一类是代际城乡分离家庭,子代进城就业生活,父代留守农村。代际合作模式一般是父代中的女性进城协助子代抚育孙辈,同时帮助料理家务,准备一日三餐,为子代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与子代形成劳务合力。父代中的男性则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并在农闲时期找点零工,与子代形成资源合力。另一类是代际共同居住在村,这类家庭居住模式大多出现在城郊农村以及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农村。代际合作模式一般为代际共同从事生产获取家庭资源,由于父代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收入通常低于子代,且大多为非正规就业,时间较为灵活,承担了更多的孙代日常照料,日常家务和生活开支也由父代承担。笔者在河南焦作遇到的一户家庭即为共同居住在村的代际合作模式典型。

案例2:河南焦作,陈阿姨与老伴均62岁,儿子38岁。儿子于2006年结婚,并育有一子,14岁,在县城读初一。三代人同住,晚上一起吃饭。老人到街上摆地摊卖百货挣钱补贴家用,不向儿子要钱,家庭大部分开支由老人负担。儿子儿媳在县城工厂上班,工资主要用于购买家庭必需品,并负担小孩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1.8万元。家庭农地流转地租收入2400元主要用于缴纳全家的养老保险和医保。小孩从小就由老人帮忙带,老人每年为小孩买衣服和零食需要花费2000～3000元。家务基本由老人承担。

反观子代反馈,其力度较为有限,而父代对子代反馈的预期也呈现低度甚至底线化。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反馈大多始于父代无法自理,此前,则是长期的父代自养和支持子代阶段。当父代无法自理时,其寿命往往也不长,因此子代反馈时间短。工作和生活空间的区隔也使代际多相互分离,子代对父代的支持大多是买点日常用品,或是发过年、过节及生日红包,代缴水电费等。这些费用的金额并不大,相较父代对子代长期且各个关键节点上的支持力度,子代的反馈明显不足,双方存在巨大的不对等。

(二)权力失衡:代际权力颠倒

当未选择棋子时：如果选择位置为空，则输出结果。如果选择位置不为空，先判断当前执方，再对执行次数进行判断，选中时，执行次数为 1，落下时为2.如果大于1，则执行另一方棋子，输入已落子，请另一方落子。

另外,代际文化传承模式也出现颠倒。伴随着社会急速变迁和科技文化进步,中年父代基于个体阅历和认知形成的经验逐渐不再适用于当下现实,文化传承模式逐渐突破父代向子代的简单延续,出现亲子间的“文化反哺”[19]。常见的表现在子代指导父辈学习使用智能网络技术、现代化家电,向父代科普各类生活和健康常识等。作为年轻人的子代对新事物理解和接受能力更快,适应能力更强,能很快习得和掌握现代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知识技术等,代际文化优势出现倒置,形塑出文化反哺现象。子代掌握的文化优势进一步对父代权威地位形成挑战。

传统时期代际规范遵循血缘伦理,讲究“父慈子孝”,且重孝轻慈,建立起以“亲亲、尊尊、长长”为核心的孝道伦理规范,在祖荫庇护下,每个人都为延续祖荫贡献力量,并从中获得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20]。而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的当下,代际规范出现明显变化,从重孝轻慈转为重慈轻孝,代际规范旨在以子代家庭发展为核心的家庭整合。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子代家庭发展指向复杂再生产。围绕这一目标,代际进行了资源的下位优先分配与集中、权力在两代核心家庭间独立且合作以及情感表达的日常化与世俗化等三方面的调适。

调查方法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GB/T17980.28-2000)于每次施药前和第三次施药后7天各调查一次，全期共调查4次。每小区随机取4点调查，每点查2株，每株调查全部片叶，记录发病程度，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效。

“今天，我们先学习格斗技巧；明天，两人一组进行格斗。”老四说，“因此，我建议你们集中注意力。不快点学会的人一定会受伤。”

当前,代际权力等级结构被打破,代际权力发生变动,并形成代际平权化,表现在分家仪式和婚配权力等方面。不同于传统时期一次性分家,或者说父子分家,当前子代出于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往往要求婚后即分家,形成多次分家局面,即使是独子家庭,子代也要求与父代家庭分开,拥有独立权力。分家仪式逐渐简化,“半城半乡”家庭则形成“不分而分”的分家样态。分家后的子代实现了自身独立,同时摆脱了对大家庭以及兄弟姐妹的责任,增加了父代负担。父代权威逐渐旁落,失去整合大家庭的权力和能力,父代家庭收缩至夫妻核心家庭。子代和父代各自形成核心家庭,各自当家,代际形成平权格局。在婚配权力上,父代也越来越失去话语权,传统时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变成当前“父母顶多起建议作用,起不了决定作用”。即使父代已经为子代结婚做好所有准备,子代仍能以自己不喜欢为由而逃婚,父代也无能为力。

总体而言,家庭代际关系从传统时期的低度均衡发展成当前资源和权力的双重失衡,家庭内部呈现重少轻老格局。按照常理推论,面对资源投入的不对等以及权力地位的颠倒,代际应该会出现关系紧张,尤其 “被啃”的父代应该会产生不平衡和怨气,权威地位的消失更应该带来失落与不适应,进而生发出家庭内部的巨大张力。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多数家庭形态保持稳定,家庭关系缓和甚至和谐融洽。应如何理解现实与常理推论间的巨大差异问题呢?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价值与情感整合

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意味着传统代际关系发生改变,双重失衡下的代际关系仍能维持稳定的家庭形态,又表明代际关系达成了一种再平衡,这种再平衡源于新的代际规范对代际双方行为与观念的重塑和整合。为此,需要明确代际规范是什么,新的代际规范如何促成代际关系的再平衡。

网上有消息称，潍柴动力（000338）燃料电池发动机预计明年下半年实现量产，股市动态分析周刊记者向其证券部致电后获悉属实。

(一)代际规范变动与再确立

婆媳关系同样发生倒转。传统时期,媳妇在家庭里处于最低地位,她们只能承担与忍受。当前,年轻媳妇的家庭地位提升,家庭话语权增大,婆婆要努力与年轻媳妇形成配合,尽力满足儿媳需求。不少婆婆表示,“现在儿媳妇地位高得很,不用说她们来照顾老人,她们不顶嘴、不寻事、不对着干就已经很不错了”。

传统农业时期,家庭代际伦理遵循父慈子孝,并且重孝轻慈,要求“敬亲”“顺亲”。宗亲制下,父代基于血缘关系天然具有权威。农业生产时期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且有限,社会流动性低,父代借助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进一步巩固自身家庭权力地位。传统家庭形成以父代为代表的同居共财合爨大家庭,在农业生产力低下、农业剩余有限情况下,家庭必须维持紧密合作才能完成家庭的生存与维持目标,因此,父代往往会延迟分家时间,对子代婚姻和职业选择也会做出一定干预,以尽可能形成大家庭合力。一般而言,在所有儿子成婚后,家长才会召集全部儿子开会并在相关亲友的见证下进行分家。年轻媳妇通过婚姻关系进入大家庭,代际关系超出亲子关系范畴,传统时期的婆婆则作为父权制的代表对年轻媳妇进行指导,并将年轻妇女整合进大家庭中,实现家庭合力。总体而言,传统时期父代作为长者,掌握家庭权力和话语权,形成对家庭成员的支配,子代必须顺从父代。

其次,家庭发展面向由传统时期面向村庄社会的社区性家庭转变为向外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家庭,需要更快习得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以子代家庭为代表的核心家庭与村庄的关联不断弱化,长时间的学校教育以及现代化观念的习得使子代越来越成为“村庄中的外人”,子代逐渐从村庄脱嵌。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从事非农劳动获取务工收入,基于业缘、趣缘等建立起社会关系,子代家庭的生产生活皆去乡土化。换言之,在工业生产时期,家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随着家庭流动性的增强,传统时期通过维持村庄内部人情往来稳固家庭地位以获取村庄互助的需求已不存在,在流动的外部社会奋斗并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家庭追求。家庭社区性弱化,村庄公共性降低,家庭内部私密化互动而非村庄成员的交往成为子代家庭生活重心,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避风港”。

首先,代际合作方式以资源为主,实行下位优先分配与集中原则,强化家庭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城市化的家庭再生产目标意味着家庭从传统时期的维持型再生产转变为当前的发展型再生产,对家庭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家庭发展能力不仅包括家庭生产发展能力,而且包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与家庭资源充裕程度和代际合力程度紧密相关[21]。家庭需要围绕再生产目标对家庭劳动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功能导向的重新优化配置。农民家庭收入源于务农与务工两部分。务农收入与土地规模有关,农民家庭普遍“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农业收入稳定且有限。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更大,其与劳动力素质和数量有关,对普通农民家庭而言,劳动力数量影响更突出。因而,中年父代在完成子代的结婚生子任务后,仍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承受着家庭持续发展的压力。围绕城市化目标,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年轻人在城市从事正规就业,获取务工收入,父代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种植时间,许多父代农闲时还会就近打零工以扩大家庭收入,在减轻子代赡养压力的同时,还能够为子代提供支持。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和积累资源,家庭满足进城购房、完成城市化第一步的资源条件。

其次,代际合作方向表现为权力在两代核心家庭间的相互独立与合作,且子代核心家庭统合父代核心家庭。子代家庭权力的上升尤其婆媳关系的倒置,形塑出以子代核心家庭为主的代际合作模式。此处的家庭权力主要指当家权,是对家庭的社会交往、互助合作以及人情往来等方面安排的权利[22]。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以子代核心家庭为主体,习得现代化观念与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子代围绕家庭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教育方式等进行资源配置,在实践城市生活逻辑的同时,也为家庭的城市化再生产做准备。父代家庭起配合和辅助的作用,大多不干涉子代家庭的决定。子代作为独立人情单元在城市建构的业缘、趣缘关系构成子代家庭融入城市的拉力,而父代家庭作为另一人情单元仍维持村庄内部的人情往来与互动,为自我保留生活空间,也为家庭关系的紧张提供缓冲带。代际权力的相互独立与合作实质上是父代家庭权力向子代家庭的部分让渡,是子代发展主导下的权力合作。

最后,代际合作过程中情感表达的日常化、世俗化改善与增强了合作体验与效果。代际作为亲密关系,在传统时期表现为相互扶持、牺牲和奉献,双方情感表达遵循孝道规范。子代必须服从和尊敬父代,为父代提供义务性支持和供给,父代则全心全意为子代付出,秉持公平,代际情感的规范与和谐促成传统代际关系的稳定。随着代际平权、家庭结构少子化,代际亲密关系从规范化逐渐转变为世俗化和个体化,并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学者指出,当前家庭矛盾已从传统时期对家庭资源的竞争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摩擦[23],具有微观和日常化特点。代际日常情感表达的强化,包括日常平等亲密的交流、赠送私人小礼物、更加关心和在意对方、回应对方更为及时等。这些方式带有个人主观性,是个体私人情感的主动表达,而非规范或责任约束下的行动,有利于情感建构,提升代际关系情感浓度,也能够减少日常代际摩擦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在湖北武汉调研时一位60多岁的妇女谈道:“年轻人对钱看得比较淡泊,基本存不住什么钱。我们也没办法,必须帮忙,像他们买车位,我就给了10万元。反正眼睛一闭我们的钱也都是他们的,现在还能做个顺水人情,以后他们跑医院看我们还能勤点。”“儿媳嘴巴能够甜一些,回家后妈妈长妈妈短的多说几句,不能回来饭一吃、碗一放就走了,这样不好,婆婆不开心,也不喜欢,老人就喜欢听好话,你嘴巴甜一点,老人给你钱也给得快、给得开心。”父代的顺水人情、子代的甜言蜜语在日渐拉长的“可交换期”里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使代际合作变得更为顺畅和舒心,提升和改善了代际合力效果。

现有的陕西省乡级行政区域界线是陕西省民政厅在1998年开展勘定工作形成的成果，随着2010年乡镇机构改革工作的开展，其现势性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政府工作的需要，急需对全省乡级行政区域界线重新进行勘定。

在努尔哈赤的成长叙事链条中，这位被亲切地称为“罕王”的千古帝王变换着各种面目，一方面他频频被幸运之神光顾，另一方面他也承受着命运的波折。有时候他是机智勇敢的“小罕子”，有时候他是世故狠辣的“老罕王”。在这些性格角色的不断置换和人物事迹演变长链的延展铺陈中，一位性格丰满、阅历复杂的帝王英雄形象跃然呈现。这一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统治政权的意识塑造和主题打造，既突出了满族民众对族群发展历史的认同和理解，也表达了“草根阶层”独特的历史态度与审美意象。

(二)价值与情感双重整合下的代际关系再平衡

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从来都不是代际双方个体理性的考量,而是家庭理性主导下的反映。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不仅是生产、生活单元,更是宗教单元[24]。钱穆将家庭比做中国人的教堂[25],许烺光提出“父子一体”,指出中国人处在“祖先-子孙”的血脉延续之中,通过宗族绵延个体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超越,实现有限肉体生命的无限意义[26]。这些都表明包括代际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既具有世俗性又带有超越性,因而关系的平衡便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理性计算和指标性对等,还具有因超越性带来的类似“集体欢腾”般的忘我体验,富有超脱性。

云南省应用沼肥种植茶叶的可行性分析………………… 雷雅婷，胡 涵，王翠仙，尹 芳，王昌梅，赵兴玲，吴 凯，张无敌（125）

传统农业时期,家庭为伦理本位,由伦理主导家庭各要素配置。以传宗接代、家庭血脉绵延为代表的“宗”的观念内化于家庭成员心中,并成为本体性价值追求[27]。有限家庭资源和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维持并巩固了传统家庭伦理。家庭再生产赋予的超越性价值以及社区舆论生产的惩罚威慑成为父代行使大家长职责的动力与保障,正是在家庭实现绵延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在家庭中短暂地既充当子代也充当父代,既承担了抚育责任,又获得了赡养反馈。因而传统时期每一代人通过传宗接代实现家庭绵延获得代际平衡,这便是代际的延后效应[5]。家庭稳定的传宗接代伦理观念对代际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代际平衡呈现出强伦理规范整合下的责任表达。

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时期,家庭再生产转向复杂再生产,进城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当前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在进城买房、教育竞争与体面就业等多重任务压力下,家庭围绕新发展目标对家庭资源、权力和价值进行重新调适,实现了以功能为主导的家庭整合,从而呈现出当前代际关系看似不平衡之下的家庭稳定形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