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著作版本研究的必要性

这是一本关于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的研究著作，以原始史料为基础，从社会语境和郭沫若的特定身份入手，分析其作品修改、观念变迁和人际纠葛，通过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进行校勘，对曾被遮蔽的诸多史实进行了再评价。发掘这些被遮蔽的史实，对读者全面认识这位文化巨匠具有很大的意义。

孟文博

文学博士，副教授，任教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郭沫若都是一个难以忽略的重要存在。他活跃的历史跨度之长，涉猎范围之广，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之多，社会影响之大，思想观念变化之频繁，共同构成了一道极为复杂和独特的历史风景线。而对这样一道历史风景线的考察与研究，也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关注的重点。

长期以来，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学者们约定俗成地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限，把他的各种文艺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从总体来看，学界对郭沫若前期各种文艺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在这丰富之中，仍存在相当大程度的片面性、片段性、模糊性以及与历史实情存在偏差等弊端。即使翻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论文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在题目上冠以“早期”或“前期”定语的研究成果，其内容仅涉及在一个相对较短时间内的特点，没有注意到随着社会情势的激荡变迁，郭沫若的各种思想观念其实一直都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有一些学者虽然注意到并论述了郭沫若某种思想观念的“变”，却又忽略了在这种“变”之中的“不变”。也就是说，以往鲜有学者真正从横贯近30年的历史流程中全面考察分析郭沫若前期的各種思想观念，未能清晰梳理并深入研究郭沫若前期的诸多思想观念究竟怎样“因时而变”，为何这样“变”，以及有哪些思想观念是始终不变的，又何以会始终不变。

事实上，从整体说来，学界对郭沫若的研究评论也因种种复杂的原因而与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公正与深刻有所偏离。比如一些学者出于个人价值倾向，对郭沫若产生了明显的感情倾向，对其采取批判式的评论；还有一些学者囿于既往的思维模式，对郭沫若的诸多文艺思想有意拔高。结果这些评论共同构成了郭沫若研究领域一个较为奇特的“两极评价”现象[1]，而这种“两极性”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主观性和片面性。

除此之外，学界对郭沫若的研究还存在着有违学术规范的不严谨性缺憾，这种不严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料的搜集上疏漏太多，近年就有学者指出：“《郭沫若全集》非但不是‘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反而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仅“‘文学编遗漏的文学作品至少有1600篇以上”。[2]二是对他大量作品的考证、校对、汇校等基础性史料整理工作一直未能真正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我们知道郭沫若是一个极为“善变”的作家，他的“善变”不仅体现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他对大量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修改上，尤其是他对自己文艺论著的修改，相对于其他作品的修改来说更为频繁，而且幅度更大。但郭沫若在修改自己的文艺论著后从不加以具体说明，并且篇尾依然延续最初版本所注明的时间，因此这些修改就处于较为隐蔽的状态，给日后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很容易造成各种失误。

比如学者鄂基瑞、王锦园于1981年在《文学评论丛刊》第8辑发表了《郭沫若“五四”时期美学思想初探》一文，在当时影响较大，后来此文被收录到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12年7月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在这篇论文中，两位学者这样论述郭沫若关于艺术功利性的问题：

和艺术无目的论相反，他认为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真正的艺术必然要发挥艺术的功能。但是，假使作家纯粹以功利主义为前提来从事创作，功利的效果反而有限。因为作家惯会迎合时势，虽能收到一时的成功，而在艺术上却未必真正有所建树。相反的，“文艺如由真实的生活源泉流出，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都会有功利主义的效果。“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这些话写在距今五十八年前，今天读起来仍然富有生命活力，只有联系郭沫若当时整个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仅仅凭借片言只语，轻易断定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者，那是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由注释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所引用的材料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艺论集》中的《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这篇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据当时推算，确实是“五十八年前”。然而“五十八年前”的1922年8月4日，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时，其内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艺论集》所收录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当这篇文章被收入《文艺论集》时，郭沫若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而两位学者所引用的内容在最初版本中是这样的：

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个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

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从前我也曾怀抱过来……但是我在此处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他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

正如两位学者所强调的：“只有联系郭沫若当时整个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他们所引用的材料恰恰并非郭沫若“当时”“创作的实际”，是在没弄清版本问题的情况下错误地引用了材料，其结论自然与实际情况有偏差。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以郭沫若的《文艺论集》为例，提出过“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的问题[3]，只是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结果从90年代到新世纪，很多学者在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时，还在因为忽视版本考证工作，错误地引用资料而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不能不说十分地遗憾。对此，我们可以再看以下几个例子。

1994年，《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版，其中收录了刘纳非常富有创新意义的论文《重读〈李白与杜甫〉》，这篇论文之后又被收录到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郭沫若评说九十年》，被看作90年来郭沫若研究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影响非常大。而就是这样一篇被广为称道的论文，其中也存在着材料引用错误的问题。刘纳在这篇文章里就郭沫若“对李白‘附逆的罪名做了充满理解的开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所注意的是郭沫若熔铸进了个人情感的评论立场，他不能容忍一个诗人在民族灾难面前没有切实的表现，宁愿为一个诗人因天真的热情站错了队辩护。这使我想起在写作《李白与杜甫》四十多年前，年轻的郭沫若曾经论证过艺术家与政治家可以‘兼并：‘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但实际上郭沫若当年发表于《创造周报》第18号上的《艺术家与革命家》原文中所写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到了50年代后期编纂《沫若文集》时，郭沫若才在下半句“热诚的艺术家”前面加上了“志在改革社会的”的定语。刘纳对这句话的引用是基于她在前文中讲到的郭沫若认为李白“从永王却是出于‘报国忧民的诚意，即使投错了门槛，也该以‘天真原谅”。显然，“出于‘报国忧民的诚意”而“从永王”的李白正属于“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因此在这里引用这样一句话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倘若刘纳再仔细读一遍郭沫若当年所发表的论文原文，就会发现他当时所着重强调的并非艺术家的“志在改革社会”，而是艺术家“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他认为：“无论若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生关系的事情，更无论艺术家主张艺术是为艺术或是为人生，为什么都可以不论，但总要它是艺术。刀说是杀鸡的也可，说是杀人的也可，我们总要求它是刀然后才能承认，这是易明的事实。”郭沫若进而论道：“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假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是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在这种论调的基础上，郭沫若得出 “一切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的结论，就很自然了。当然，刘纳此处材料引用的错误对于整篇文章来说是无伤大雅的，但这样不经严密考证的资料引用毕竟有违学术规范的严谨，且与其论述本身不能完全相契合，不能不说是一处令人遗憾的瑕疵。

还有一个例子来源于学者魏红珊的《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一书，这本书于2005年8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是较新的研究成果，在郭沫若学界也具有很大影响。魏红珊在论述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以表现主义的表现“自我”而自然地将艺术和人生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艺术和人生天然联系的理论主张：“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它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是超现实的或带些神秘意识的作品，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他所要求和用以衡量艺术及艺术家的标准是“要看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到底是不是有益于人生”。在这里，郭沫若不仅认定艺术和人生具有天然联系，而且强调艺术作用于人生的特殊规定性。他主张遵循艺术本身的规律，以艺术自身特殊的功能，有效地实现艺术为人生的使命。艺术不仅要反抗丑恶、反映现实，而且要表现理想、指导人生，尤其是要去鼓舞人们的反抗意识。

这段话中三句引文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郭沫若全集》中的《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第二句出自《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郭沫若全集》是根据1957年至1964年陆续出版的《沫若文集》扩充编印的，来自于《沫若文集》的部分均未加以变动，内容相同。也就是说，《郭沫若全集》中所收录的很多作品并非郭沫若最早在各个报刊上所发表的原文。魏红珊在此处所引用的这三句话都不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理论主张”，而是他在50年代經修改而得的。这三句话的最初版本原文分别是：

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只如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一样，他们是两两平行，绝不是互为君主臣仆的。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1922年8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文学自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彼非社会的Antisocial（编者注：意为反社会的，危害社会的）或厌人的Misanthropic（编者注：意为厌世的）作品，其于社会改革上，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就此效果而言，不能谓为不是“社会的艺术”。

——《儿童文学的管见》

（1921年1月15日《民铎》月刊第2卷第4期）

由此可见，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强调的是艺术对“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到了50年代才改为“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无论艺术所作用的对象还是语气都发生了变化。因此魏红珊在郭沫若修改之后的言论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个时期的郭沫若作品的重要特点是表现心灵冲动。冲动不仅是创作的一种内驱力，也是表现对象本身。但这些冲动并不源于抽象的人性，而源于现实的刺激和时代的感应”有些欠妥，毕竟郭沫若在当时的言论中出现了“人性”一词。“人性”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经常用到的概念之一，到了后期才在修改中多改为“社会改革”“人生”“革命”等词。

以上几个例子均属于较为典型的情况，其他大量论述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论文也都是引用建国后出版的《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中的材料，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都经过了郭沫若不同程度的修改，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当时的文艺思想。尽管有少数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采用了《〈文艺论集〉汇校本》中的材料，但这本《〈文艺论集〉汇校本》只是近30年前黄淳浩参与编辑《郭沫若全集》的副产品。他依据“至于一般文字变动，为避免繁冗，则不一一录出”的原则，并没有对全部的异文加以标注，自然也就无法完全反映出历史文献最初的真实全貌及后来不同时期的流变。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到《文艺论集》中的文艺论文只占郭沫若前期文艺论文的很少一部分，其他相当大一部分在被收入到此部《沫若文集》时，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至今都还没有通过汇校等方式加以标明。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大量的郭沫若文艺思想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未对其文艺论著的版本加以严格考证的基础之上的，错误的引用甚至研究失误俯拾皆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都知道古之学者治学，资料版本的考证校勘是最为基本的功底之一，尤其到了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主张“无信不征”，极为注重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开朴学之先河。至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等均有着深厚的考证校勘功底，并把治学之道建于此基础之上。在此之后，现代文学领域的大家鲁迅、郭沫若等同时也都是大学问家，他们有着上一辈学者审慎严密的治学态度和考据功底，从而成就了其卓越的学术成果。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的一些学者开始忽视最为基础的原始资料考证工作，而多习惯于在提出新观点、表达新思想方面高歌猛进，这一点在郭沫若研究领域尤为明显，自然也有碍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健康成长。

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左翼文学界和史学界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涉猎范围之广，存在时间之长，都超过了鲁迅，留下来的各种史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不亚于鲁迅，特别是他以激情四射的性格，总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国时期各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去，往往还在其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郭沫若在民国时期的活动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现代发展史的缩影。由于郭沫若首先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安身立命，因此他的各种思想观念中自然以文艺思想最为丰富和复杂，他作为一个始终自觉追逐社会发展波潮、自觉与时俱进的文人，其前期文艺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绝不仅仅是在就文艺问题自说自话，而是方方面面都与当时的社会形势与文坛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文艺思想的变与不变较为直接和生动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因此梳理考察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变与不变，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客观深入地了解这个复杂独特的历史人物，而且对考察新中国成立前近30年的社会形态变迁、政治文化思潮波荡等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论，近年来关于郭沫若的研究虽然“收获是很可观的，但与规范成熟的鲁迅研究相比仍存在一段较大的距离”“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当代性仍显得不够，郭沫若研究迄今还是一个尚未成熟的领域”[4]。这当然与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的成就、地位及影响很不相符，笔者认为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亟待补上的一课。

在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正在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学者正在以更客观的眼光去审视历史、考察历史，但相应来说，作为基础性工作的对史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与汇校，依然是一个制约学科健康深入发展的“瓶颈”。近来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撰文呼吁加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但目前作为这一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总共只有七部出版，分别是《〈女神〉汇校本》（郭沫若著，桑逢康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文艺论集〉汇校本》（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棠棣之花〉汇校本》（郭沫若著，王锦厚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死水微澜〉汇校本》（李劼人著，龚明德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围城〉汇校本》（钱钟书著，胥智芬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女神〉校释》（汇校本兼注释本，陈永志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边城》汇校本（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版），另外还有两部关于鲁迅作品的校读研究，即《〈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著，孙用校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和《〈两地书〉研究》（鲁迅、許广平著，王得后校对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在这七部汇校本和两部校读研究中，有四部是关于郭沫若作品的，比鲁迅还多出两部，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善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史料的复杂性。但这四部汇校本所涉及的郭沫若作品仅仅占他大量涉及修改作品的极少一部分，尤其是郭沫若对他文艺论著的修改不仅数量多，而且幅度大，一部并不完整的《〈文艺论集〉汇校本》只能让我们窥豹一斑，远远反映不出全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笔者汇校了所有郭沫若前期涉及修改的文艺论著，并形成异文汇编，在此基础之上的专题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界由于长期忽略这些修改而造成的某些空白点、错讹点、争议点有所填补、纠正和厘清，这就是《掘开历史的地表：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版本校勘之发现与研究》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之所在。

最后笔者想再次呼吁，在新的时期和新的研究环境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们还需要进一步强化重返历史现场的意识，注重文学文本资料的版本问题，所有研究工作都要以资料考证翔实、真伪辨析明确为前提，否则便有可能像上文中所列举的例子一样，不仅违背了学术规范的严谨性，而且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研究结论。笔者谨愿与广大学者一起，在日后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各种资料文本的版本考证、汇校、整理工作，共同维护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增强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此努力突破“瓶颈”，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

参考文献：

[1]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6-12.

[2]魏建.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J].文学评论，2010（2）：164-168.

[3]黄淳浩.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从郭沫若《文艺论集》的版本说起[J].人文杂志，1986（2）：126-128.

[4]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