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避难成都的档案记忆

谢鸿波 李开

故宫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这一文化根脉，故宫文物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南迁、疏散（西迁）、东归，最终得以保全，创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伟大奇迹。其中，全面抗战期间，故宫文物随着战事的变化不断西迁疏散，形成了南、中、北三条西迁路线。[1]成都是故宫文物西迁线路中北路的一个落脚点，故宫文物在这里存放了近13个月。在蓉各界人士对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故宫博物院也以其书画珍品展回馈成都人民。本文以成都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为依据，讲述故宫文物避难成都时的历史史实，还原当年成都人民保护故宫文物的善举，以及故宫文物带给成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用历史细节展现故宫文物南迁对保存中华文脉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避难大慈寺

为了给故宫文物在成都寻找一个合适的存放地点，1938年4月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到成都考察文物存放地点。他拜会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请求其派人保护文物入川，协调存放地点。4月21日，四川省政府向成都市政府办理川大迁移校地委员会发布建字第8923号训令，“……查经本府提出第219次省务会议决：（一）皇城旧存房屋均可拨借；（二）文庙部分令成华县与保管文庙绅士商洽后再行讨论……”[2]。当时，成都市正在改造皇城，建设中央商务区，成立了成都市政府办理川大迁移校地委员会来处理皇城内各机构（以四川大学为主）的搬迁、征地、补偿、商铺售卖等事宜，正是头绪繁杂、纠纷不断之时。成都府文庙钥匙须由府文庙董事长徐申甫、陈益廷双人同意才能使用，但此时又与二人失去了联系，导致无法开门，所以这两处地点均不适合存放古物。

在协调以上两处存放地点的同时，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政府還选择了成都大慈寺作为存放地址备选。4月22日，四川省政府向省会警察局发布第4358号密令，“……近因重要品物需地屯储，兹查有大慈寺之大雄殿及藏经楼上下两处，房屋宽敞适用，堪以借用……事关重要，勿任延误……”[3]。时任大慈寺住持果澈和尚一开始不同意把大雄殿借给故宫博物院，因为那是僧人经课之所，维系着本寺的香火，关乎僧众的生计。然而，民族危难之际，妥善保存国宝是民族大义，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必须要服从民族大义。为此，四川省政府分别于4月24日、26日、30日连续给省会警察局发了三道训令，严令大慈寺必须立即腾出大雄殿和藏经楼，不得延误。考虑到寺庙的实际问题，省政府对协调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大雄殿和藏经楼上下层用来存放故宫文物；本寺驻军163师部移驻文殊院，所用房间（天王殿、观音殿）用于僧众佛事；市佛教分会移至总会，所用房间借与故宫博物院使用。

5月12日，省会警察局给省政府呈文，表示所有腾让工作已经完成，请省府派员接收。5月13日，省政府指令省会警察局，“请转函故宫博物院马院长，迅予派员接收可也”[4]。至此，故宫北线转移文物终于在成都有了一个固定的家。

二、一切为了文物安全

为了谨慎保管文物，故宫博物院驻蓉办事处非常重视警卫工作。故宫文物初到成都，办事处就请省会警察局专门派长警1人、警员9人（配有汉阳造步枪9支）常驻大慈寺，负责文物的警卫工作。他们对警员的工作状态非常注意，一旦发现可能对保护文物不利的情况，就果断更换警员。比如，警员任槐态度不好，傲慢无礼，院方担心会影响到文物的安保工作，就及时协调省会警察局更换了该警员。1938年底，为了加强文物的安保工作，故宫博物院通过四川省政府协调成都警备司令部派排长1人、士兵两班，替换原来的警员。用军队替换警察，文物安保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故宫博物院驻蓉办事处对大慈寺的建筑和僧人也提出了要求。大慈寺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僧人宿舍又毗邻文物存放地，办事处担心僧人用火不当对文物造成损害，为求完全，曾要求僧人迁移别处，然而大慈寺房屋有限，僧人无处可去也是实情，强行迁移会造成不满或纠纷，对于文物保护工作不利。但文物安全又是重中之重，必须得到切实保障，最后，在四川省政府的协调下，故宫博物院同意僧人不迁移，但须将僧人宿舍所有木板隔断全部改成砖墙，并拟定了7条僧人应遵守的安全事项。

1938年底，大慈寺发生了一个可能会危及文物安全的事件。1938年12月22日，故宫博物院驻蓉办事处向故宫博物院报告称：“……大慈寺住持果澈报告说，本寺僧人维明欲意加害文物库房，请速派队将其逮捕……”。[5]这对文物安全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防万一，故宫博物院立即请驻军排长苏卿云带兵将其逮捕，并转交给警备司令部进行详细质询。经过调查，该僧称自己只与庙有仇，并未与故宫作对。他与住持各执一词，事实真相一时也难以查明。时值抗战紧张之际，担心奸人扰乱后方，为慎重起见，故宫博物院要求警备司令部，即使维明和尚没有危害库房的重大嫌疑，也应立即驱逐出寺，不能让他留在成都，以除后患。这颇有点“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味道。也许维明和尚并无加害文物之心，他只是与住持果澈有私人恩怨，但为了文物安全万无一失，也只能“牺牲”他了。

三、感恩办展，传播文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所有疏散后方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再全部迁回南京。1945年冬，故宫博物院选择重庆向家坡作为文物暂存地，1946年1月第一批巴县文物80箱运到这里，峨眉和乐山的文物经内江循成渝公路于1947年3月抵达重庆。1947年6月，集中于重庆的文物开始陆续通过水运运往南京。其中，国子监石鼓由于箱大体重，只能通过陆路运往南京。所有疏散文物最终于1947年7月下旬全部运抵南京。

1946年，为感谢川人保护文物所尽之努力，满足其饱览祖国文化瑰宝的心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批准在成都举办书画展览，预备展出从晋朝至清代的88位著名书画家的100幅书画珍品。川人对此寄予厚望，希望增加展品。时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邓锡侯致电马衡院长，请求增加50件书画和10件石鼓。马衡院长以此事已经理事会议决，自己无权擅自更改为由，婉言拒绝，但答应选择精品，以少胜多。双方最终商定展品数量不变，以颜真卿《祭侄文稿》等14件精品替换相应展品。[6]故宫书画展于當年11月12日在成都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市立民众教育馆如期开展。

此次展览盛况空前，各界人士踊跃观展，既有政府职员、普通民众，也有张大千、徐悲鸿、罗文谟、谢无量等书画大家和社会名流，还有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成都县立中学（现成都七中）等学校的学生。展览期间，每天有2500人左右参观。[7]因为参观人数太多，故宫博物院决定延长展览时间，为此，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委员会给四川省会警察局发了请求延期警卫的公函：“……现因参观人士众多，经由本会商得北平故宫博物院同意，将展览日期延长两日，以十二月七日截止……烦将原派驻本会维持秩序警士之任务亦予延长……”。[8]此次展览历时26天，意义非凡。时任四川美术协会主席罗文谟这样评价此次展览：“……可以从中探索中国书画的源流，更可以上窥我民族文化之深邃，启发我民族之自信心，蓉人得观此文化珍物，真是一生大幸。”[9]

为保证参展书画的安全，成都市政府动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军队、警察、宪兵、特务以及保甲组织，对展场24小时轮流值守。成都民间颇具影响力的袍哥组织也被动员起来保护展览。当时，袍哥大爷在展览前招呼：“公园头展览的东西都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宝物，那是神灵之物……这次到了我们成都，哪个敢去惹是生非，……就跟哪个下不来！”[10]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下，整个展览期间，展区和展室未发生一起事故。展览结束后，为感谢成都市政府和省会警察局为展览的安全所付出的努力，故宫博物院特别奖励了常驻展场的10名警士共11万元。[11]

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保存在成都时所发生的故事只是其迁移避难历程中的一个缩影。从1933年南迁开始，到1947年东归结束，故宫文物经历了14年颠沛流离的峥嵘岁月，全国上下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努力，创造了二战史上成功守护人类文化传承的奇迹。在这14年里，故宫文物行程万里，跨越南北10多个省市，存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播了中华文化，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郑珊珊.颠沛，却不流离——国宝西迁[J].紫禁城， 2005（5）：68-76.

[2]四川省政府关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函请暂借房屋存放古物一案的训令，档号：M031-000-0266-0027，成都市档案馆藏。

[3][4]四川省会警察局、四川省会警察局各分局关于四川省政府借用大慈寺藏经楼一案的密令，档号：M093-002-5769-0002，成都市档案馆藏。

[5]四川省会警察局、四川省会警察局各分局关于准故宫博物院函以救济大慈寺僧人一案的训令、公函、呈，档号：M093-002-5769-0004，成都市档案馆藏。

[6][7][9]冯贺军.颠沛中的从容——故宫文物南迁时期的几次国内展览[J].紫禁城， 2020（10）： 102-113.

[8]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委员会送四川省会警察局关于派警维持秩序一案的函，档号：M093-002-3273-0021，成都市档案馆藏。

[10]刘忠福.烽烟南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79.

[11]四川省会警察局、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关于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期间派警员维持会场秩序一案的公函，档号：M093-002-3976-0035，成都市档案馆藏。

作者单位：成都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