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历程、逻辑阐释及经验启示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胸怀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寻路、定路、拓路的每一段历程中都进行了宝贵实践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国家政治实践，有着深刻的逻辑理据，既是顺应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应对中国近代境遇的切实方案，更是赓续守望相助民族传统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挥制度优势，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人民至上，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进共同富裕，以各民族繁荣发展为主题；实现民族复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2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爱国情怀研究”（20AMZ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明龙（1989—），男，山东泰安人，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扎根中国、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伟大政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紧密相关，重构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图景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消解种族歧视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影响。阐释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何能有、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的逻辑理路，是探索符合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所需。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经验总结则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元”经验，因为没有实践成就的取得，就无所谓历史经验的生成，就无法与时俱进，科学、系统提升和超越现有民族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历程

历史的发展具有继承性［1］。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既因地制宜又不断创新，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性和辩证统一性，是党在坚持“变”与“不变”过程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回顾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唯有不断进行理论升华、智慧凝结、守正创新，才能顺应民族工作新形势、新特点，不断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格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与奠基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将唤醒和发动包括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1921年8月，党正式通过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发出“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2］46的号召。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洞悉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强调根据蒙古、西藏、回疆等地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2］130。1926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提出“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3］。在此期间，在党的许多正式文件中，多次出现“同盟”“组织”“团结”“联合起来”“手携着手大步向前进”等字样。长征途中，红军经过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接触到彝、土家、布依、苗、藏、回、东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情况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留下了“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藏族土司杨积庆让道放粮”等红军与各少数民族同胞友好相处、团结互助的历史佳话［4］。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平等的高度重视。同时，党也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必然要形成各民族命运一体的集体共识，不断凝聚各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号召，“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的工农群众共同联合起来，打倒他们共同的剥削者与压迫者——帝国主义与一切民族的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5］。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沙窝会议和毛尔盖会议上明确强调少数民族对于红军战略转移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制胜的重要性，阐明了红军所到之地的非汉族群众渴望民族解放的迫切愿望，帮助其“汇流于苏维埃的巨涛之中”，“建立人民共和国”［6］的战略意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最广泛、最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大旗下，党对团结各民族开展内外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历了共赴国难、和衷共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体意识也得到空前激发和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升华到新的高度。历史地看，这一时期是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肇始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外部因素催化下实现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各族同胞在信念深处树立了较强的自觉性。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处于由“未觉”到逐步“自觉”的转变之中。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初步发展

红星照耀中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了崭新的中国。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中深情地写下“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7］，为党和政府在新中国领导各族人民探索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新道路奠定了基调。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徹底废除了压迫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使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从奴隶制度或封建农奴制度一跃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一大创举。同时，新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也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呈现新面貌。党在这一时期明确强调“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 ［8］的总方针，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自治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和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各地提出的多达400多个民族名称开展了识别工作。自《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到1953年，全国建立了相当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40余个［9］。同时，随着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省少数民族代表人数的显著上升，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激发出来，各族人民群众被整合成为了一个具有共同政治身份的“人民”。这一时期党采取的各项民族政策和举措，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系列重要的实践活动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各族人民团结同心、一心向党，对党和国家充分信任和认同，一同踏上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面发展与深化

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把握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0］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1］161，阐明“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1］246基本立场。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我国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强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12］。此后，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并建设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一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经济开始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在新疆视察时提出“三个离不开”的观点，高度概括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内涵。进入新世纪后，基于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的清晰认知，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在实践发展中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这一时期，党不断实践和完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政策原则，注重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发展的公平正义，使各民族在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极大缩小了民族间的差距，各少数民族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里紧密团结，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了人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完善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立足我国民族工作的现实发展，在把握时代潮流的基础上顺应人民期待，深刻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并将其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之纲。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最大限度地兼顾和包容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宏大的理论视野。为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多次深入基层调研，了解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和“精准脱贫”理念，强调针对特殊问题、特定地区、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好差别化区域政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不同的民族省区作出不同战略发展定位，推动了民族地区从以往的“老少边穷”一跃成为开发开放的先导阵地。这为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团结性”与“共同性”在各族人民的物质层面上巩固下来。

在2019年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在总结我国民族工作宝贵经验时指出要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此次会议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12个必须”，在历史新高度指明了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包含各民族“共担责任、共享成果”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内，系统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的辉煌成就有力证明了党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深刻把握，对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创新发展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理论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赓续守望相助民族传统的时代要求

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传统“大家庭观”契合具有普适性的“家国”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内聚性和亲和力，且能够凸显更多的话语功能和实践潜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耦合于中国历代传承的“家国文化”，与“守望相助”这一民族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同构性，因为“家庭共同体”的组织逻辑可指引“民族共同体”的纵深发展，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效能，在民族政策实践中能发挥出“人心政治”“情感政治”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建构过程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等中华民族历史传统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理论建构的脉络在改革开放之后尤为清晰。1992年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1999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历史任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理念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则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民族工作思想。民族工作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56个民族的全面发展，激发了各民族同胞的精神力量和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增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員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015年在独龙族开展调研时他强调，“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同年，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他又提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习近平更是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用“中华民族大家庭”概念来阐释中国的民族关系，勾勒出完整而清晰的守望相助民族传统。

（二）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顺应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的必然结果

近代以前，中华民族这一实体虽因天下体系的多重结构因缘、封建统治的分治区隔以及宗法等级社会的“差序格局”经历了漫长的自在阶段，但中华民族内部结构要素交融、分化、再交融的自身演进，塑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际形态，凸显其自在延伸、自主整合的历史特点。从流动性而言，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是中华各民族历史迁移的总趋势，这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从地理结构而论，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有着多样自然地理的依托，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大河造就了广泛的农业区与牧区，各民族形成了因区域地理结构差异而带来的经济间共生互补。与此同时，高原地理环境塑造的诸多民族通道，如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则成为文化重组与整合的特殊地理区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时代特征管窥，农耕社会变迁速率慢、商品经济欠发达、世界性的一体化程度不明显等因素，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演变提供了有力条件［13］，使得中华民族始终处于“自在”的发展状态。中原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不断交融、分化、整合，促使中原主体民族文化变得复杂多元，同时也使得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逐渐凝聚向心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要在于其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所镌刻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因为任何民族皆具有历史的属性，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若要赓续自身历史文明，就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顺应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實践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应对中国近代危亡境遇的切实方案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多维的现实缘由和跌宕起伏的世界局势，而被迫卷入诡谲多变的世界体系。自1840年开始，中华民族遭受多次历史劫难，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国家蒙辱丧失大量主权，人民蒙难承受巨额的战争赔款，文明蒙尘的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在严峻危机局面下，无数先辈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促使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向自觉，“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而存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各族儿女深刻认识到国家独立、各民族统一的重要性，极大激发了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感，实现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多次升华。正是在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被唤醒，也正是在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并使之呈现出实体性、整体性、一致性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清醒认识到中国近代这一特殊历史境遇，意识到建设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其中，首要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观，整合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打破传统天下体系中带有浓厚分治隔绝色彩的华夷民族观以及在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上建构的差序格局，积极推进中华民族观的培育。同时，在当时战火四起的危机情势下，能够深化推进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的思考，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诸多蕴含共同价值追求与发展理念的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积极探索在部分民族地区初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践行守望相助理念。

三、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引下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成果和智慧结晶。深入总结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百年历史成就和经验，对于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民族工作路线，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发挥制度优势：以党的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

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实践主体来推动，这个主体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主体是哲学上的基本表述，与客体相对，《辞海》解释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的主体是有意识、社会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现实的人，有个人主体、群体主体和人类主体三种基本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种群体性复杂实践活动，必须有实践主体和客体才能理顺活动开展的主次关系与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主体地位的确立，由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是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过程中人民的选择。其次，从领导力和执政力层面，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应对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内部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国家消极因素干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维持需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与参与，而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14］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推动者，重构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科学整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

（二）坚持人民至上，以各族人民前途命运为中心

从哲学的价值论来看，人民至上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以各族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的传家宝，坚持这一理念，才能把握好民族政策的核心要义。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无一不是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和民族地区发展实际，充分尊重各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取得的。只有坚持以各族人民为中心，才能做到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从应然状态转变为实然状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时期，党将人民至上的理念作为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之一，充分凸显了这一理念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首先要关注各族人民的利益诉求，使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当中，打造各族同胞共建共治共享的科学系统治理格局；其次是利用一切条件调动各民族群众参与民族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的主人翁意识；最后是为人民至上理念的实施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处理好各族人民和国家治理者的关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用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三）推动共同富裕，以各族人民繁荣发展为主题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价值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亦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存在。为各族人民谋幸福，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创新完善民生政策，构建民生保障和服务体系，打牢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将“脱贫”工作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工作，制定出“十四五”期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规划，与各民族一道走上共同富裕之路。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贫困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唤起了各族同胞共同的情感共鸣，增强了各民族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实践再次证明，找准各民族群众的利益结合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形成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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