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老龄群体的“非物质劳动”研究

许苗

摘 要：目前，有关梳理与评述数字劳工的文章大多聚焦于善于运用互联媒体技术的青年群体，且大多集中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本文以“老龄数字劳工”为考察对象，聚焦老龄化动态过程，分析了数媒时代老龄数字劳工的重要性及其成因以及老龄数字劳工带来的影响，旨在为数媒时代老龄化网络行为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老龄数字劳工；非物质劳动；数字时代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8-0037-04

一、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数据丈量一切”逐渐成为现实。数字化是新媒体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人们会用数字量化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也成为了被数字量化的对象，成为“数字劳工”。目前，学界普遍使用“数字劳工”这一概念形容当代数字化新型劳工，或以“非物质劳工”来延伸概括信息时代下的劳工[1]。

“数字劳工”是克里斯蒂纳·福克斯结合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定义以及达拉斯·思迈兹的“受众商品论”而提出的概念[2]。福克斯的数字劳工理论指出，数字劳动是指在网络平台上生产数字化信息的行为。大数据时代，算法技术以收集到的用户数据信息为前提，向用户进行精准推送，这一过程导致用户在享受数字技术的同时，间接成为了免费的数字劳工，这就被称为“非物质劳动”。这种区别于物质的“非物质劳动”最早是由拉扎拉托提出的，随后，奈格里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动”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将“非物质劳动”解释为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包括智力、语言以及情感劳动[3]。

数字时代下，网络用户的数字劳动方式愈加多样，群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老龄群体开始进入互联网，他们在使用数字设备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创造出了“非物质劳动”。不论是使用社交软件还是拍摄短视频、打游戏，老龄群体的自我产出使他们成为了平台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消费者，相比于以往人们对老龄群体的刻板印象，这种“非物质劳动”显示出了较为新奇的特征。

如今，随着老龄网民数量的逐年上升，能够灵活使用数字技术的老龄群体也开始卷入到数字劳工的“旋涡”之中。老齡群体通过社交、游戏、直播等网络行为，被动地成为了网络数字劳工，无偿地为网络平台付出“劳动”。由此可见，数字劳动已不再仅限于年轻群体，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为学界探讨老龄数字劳工敲响了警钟。

二、老龄数字劳工的重要性与成因

数字时代，网络化与数字化日益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互联网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老龄群体也愈加适应互联网平台，有的甚至可以自由玩转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28.0%，较2020年6月增长了5.2个百分点，上升的数值体现了老龄网民正在成为我国网民的重要增量和组成部分[4]，这也使得老龄数字劳工成为了当下需要重视的话题。

如上所述，奈格里和哈特在拉扎拉托的基础上，对“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补充，并引入了“生命政治劳动”这一概念。他认为，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老龄群体开始主动加入互联网并进行智识性、交往性与情感性自我生产，呈现出了集生产与消费为一体的特征。老龄群体在不知不觉中产出的情感、智识等被作为商品消费，而数字劳动的隐蔽性与老龄群体的群体性特征使得这类劳动难以被察觉。因此，对于老龄数字劳工的研究更需要被探讨。

老龄数字劳工主要集中在社交动态创作、原创短视频、移动游戏等领域。这些“非物质劳动”模糊了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边界。平台通常会以“自由”或“娱乐”的方式“哄骗”人们的精力、时间与情感，而空闲时间的娱乐活动也成为了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践。由于老龄群体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拥有的空闲时间较多，这就使得老龄群体身陷数字劳动的漩涡中。本文从技术、个人以及平台三个层面论述老龄数字劳工的成因。

（一）技术层面

网络时代，随着老龄网络群体的与日俱增，我国对老龄群体适应数字信息技术投以极大的关注，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频频出台适老化政策。自2020年以来，相关部门大力推动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及特殊群体的无障碍普及。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工信部也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要求APP增设“适老版”，着力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上遇到的困难。

2021年4月，工信部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对APP改造提出了13项要求，并督促首批列入名单的43个APP立即改造。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集中精力解决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2021年6月3日，滴滴出行宣布APP已于5月底正式上线“老人打车”模式；同年6月10日，支付宝上线了“长辈模式”。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产业的整体规模较现在将增长15倍，达到10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3%，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老龄产业国家[5]。移动软件的适老化加深了老龄群体对数字技术的理解与使用，加快了老龄群体对数字化的接受程度，进而促成老龄群体的自我赋权。移动软件的适老化普及，显示出数量日益增长的老龄群体或将成为不可忽视的网络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老龄数字劳工将会成为数量极其庞大的群体。在技术的加持下，一些人自愿进入数字体系参与“劳动”（自主创作动态等），进而在网络平台上实现自我生产，即将自我创造力商品化，成为活跃在互联网上的老龄数字劳工。

（二）个人层面

老龄数字劳工可以说是数字化、老龄化浪潮与消费主义碰撞的结果。作为数字移民，老龄群体对网络上的信息并不能审慎分辨，老龄群体在互联网上的自我曝光，使他们更加容易成为被数字技术支配的数字劳工。

大多老龄群体最初选择使用数字设备是因为亲人远离家乡或者与朋友相距较远，使用数字技术通讯成为了他们沟通亲情友情的新方式。为了能与亲人或朋友有共同的语义空间，他们会以数字社交的方式拉近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距离，比如，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动态更新、点赞、转发或者拍摄趣味家常短视频等。然而，网络平台上的点赞转发以及自我创作所生产的非物质劳动，极易被社交媒体转化为数据商品，被数字平台收割。

“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数字平台开始在一些社交、购物、视频软件上对老龄群体投放广告，老龄群体极易被算法推送的吸睛商品或者购物优惠所“捕获”，容易陷入消费符号的陷阱，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从而成为被技术资本收割的老龄数字劳工。

老龄群体相对多的空闲时间使得老年人的上网时长较长，为了消磨时间或者是纯粹被网络世界吸引，老龄群体沉迷网络的现象也被更多人关注。据市场调研公司的相关报告显示，自2018年以来，全球老年游戏玩家数量增长了32%，老龄网络群体对于数字网络的沉迷进一步稳固了其数字劳工的身份。由此可见，老龄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日益娴熟改变了他们的媒介行为方式和信息消费习惯，他们在享受着技术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产销者”。

（三）平台层面

老龄群体的网络行为正在被技术和平台异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践。年轻群体面对网络信息会使用一些复杂的方式来保护个人数据，而老龄人对于繁琐的数字流程并不熟悉，且不易学会，从而导致老龄群体的数字数据更容易被平台商品化。平台广告商不仅会利用老龄群体的空闲时间，还会利用老龄群体在上网时创造的“产品”，即各种社交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信息，为平台创造剩余价值。

媒体平台的“精打细算”让老龄群体在无意识中成为数字劳工。大多数老龄群体最初使用数字技术是为了情感联系，而这种情感联系却常被平台加以利用。平台善于利用多种营销手段，而老龄群体的易信任特性常常让他们陷入这些营销方式中。在这个过程中，老龄群体所生产的信息内容成为了平台资本借势营销的信息材料，在他们变相为平台工作时，仍享受着营销手段造成的迷惑性自我满足。

此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渐显露出老龄群体的消费潜力，“银发经济”成为了新的消费蓝海[6]。平台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刺激和宣传实现老年网红的批量生产，并由此收获了大量忠实粉丝。打造头部老年网红，将某些老年网红打造成“精致時尚”“人生鸡汤”的消费符号，导致部分老龄群体向头部网红看齐，从而成为数字平台的下一个“收割”对象。

三、老龄数字劳工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老龄数字劳工现象愈演愈烈。老龄数字劳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群体，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龄群体的消费潜力正在被不断放大，而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群体实为未来的老龄数字劳工，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了解老龄数字劳工问题。老龄群体的生理、心理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他们使用媒介的行为方式与信息消费习惯。当下，老龄数字劳工涌入互联网，成为了网民的重要组成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与青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释放了老龄群体自身表达的欲望，满足了他们的网络需求，打破了关于老龄人的数字刻板印象。因此，老龄数字劳工所存在的这些合理性与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各方面的反应器官都会衰老，反应会越来越迟钝，这就使得老龄群体在数字浪潮中极易成为被平台收割的群体。面对越来越“精打细算”的平台，老龄数字劳工更容易在这些数字信息红利中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资本盈利的工具。因此，老龄数字劳工的“非物质劳动”成为了他们在数字浪潮中面临的严峻考验之一。

老龄数字劳工背后所隐藏的平台剥削并不是只要保持警醒就可以避免的，而是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国家层面，要加大对数字平台的约束，在助推老龄群体适应数字技术的同时，保护老年人的数字利益。平台层面，要以人文关怀来衡量利益，技术创新应该秉持人文主义的理念，真正做到考虑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老龄群体自身层面，老龄人要对网络信息加强警惕，在家人以及社会组织的帮助下提高自身媒体素养，同时，还要注意上网时长。面对数媒时代老龄群体的网络行为出现的种种问题，需要多方不懈努力，共同参与塑造一个老龄友好的网络环境。

四、结 语

如今，信息劳动具有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老龄化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不能只局限于“老年”这一阶段或“老人”这个群体，而应该从人类老化的全过程着手、涵盖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所有群体[7]。从老龄数字劳工视角来看，老龄群体的“非物质劳动”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平台收割的状态。老龄数字劳工实际上是数字化与老龄化两大浪潮与消费主义碰撞的结果。在数字洪流中，如何帮助老龄群体规避消费主义的陷阱，进而保障老龄群体的非物质劳动，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我们要让数字技术回归人文主义，坚守“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理念，为老龄群体的“非物质劳动”构筑“清朗”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 袁潇.数字劳工：移动游戏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质劳动研究[J].当代传播，2020（5）：105-107.

[2] 刘煜洲，仝泽宇.被塑造的共同体：个性化推荐算法若干问题审视[J].新媒体研究，2021（719）：72-74.

[3] 刘瑶.“数字劳工”低龄化：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危机四伏[J].视听，2021（11）：155-157.

[4] 张守坤，王阳.“银发族”为何也沉迷于网络[J].党员文摘，2021（11）：44-46.

[5] 边恕.老龄群体：不可忽视的社会生产力[J].理论与改革，2021（5）：140-151.

[6] 周晓宇.浅析“数字劳工”视域下社交平台对网络用户的剥削机制[J].视听，2020（5）：28-29.

[7] 周裕琼，谢奋.从老年传播到老龄化传播：一个边缘研究领域的主流化想象[J].新闻与写作，2021（3）：30-37.

[责任编辑：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