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视域下主流价值观传播：流变与复归

摘 要

在人工智能的强力渗透下，传播媒介被赋予了“类人化”的认知、学习、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传播的秩序、模态、场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主流价值观传播在拟态空间中面临着人本消逝、权力重构、话语失范的困境，进而导致主流价值观的异化、偏向、退却和空场。对此，主流价值观传播需要掌控话语传播的发展规律与语境沟通机制，并适时进行革新。在方法论层面，要从内容维度、主体维度、场域维度把准传播优化的向度，在实践层面上要善用“智技术”“智平台”“智监管”开辟进路，实现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纠偏与复归。

关键词

智能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

作者简介

洪志劭，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智能社会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型社会形态，标志着人工智能已经嵌入多元社会生活系统，深刻改变着社会主体的生存样态，构筑和形成全新的社会交往场域。主流价值观反映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取向，是构成社會成员之间意义共享的价值载体，有着凝聚社会共识、优化社会风气的独特功能。在智能社会，主流价值观面临着传播语境的重构和叙事方式的变迁，亟待探寻破局之策，实现价值复归。

一、智能社会视域下主流价值观传播的

语境变革

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1]探寻智能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面临的新问题，仍需从媒介技术的更迭入手，认识传播语境在媒介智能化推动下的现实嬗变。

（一）从“人机分离”到“人机共生”：传播秩序的重塑

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入发展，技术广泛地渗透到信息的获取、加工、传播等环节，使得人的主体性呈现和创造性发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实现，人与机器二元对立、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将朝向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方向发展。人机共生不仅体现为人与技术的协同互构，也意味着媒介传播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在弱人工智能阶段，算法技术以“中立”姿态对传播活动的参与者进行重新赋权，信息传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传统主客体二元论角度，将一切交往对象视为主体。自媒体凭借趣味性、实用性和生活化等话语优势广受大众青睐，被智能技术赋予信息传播的特权。主流媒体的信息主导权也因此遭到削弱，并伴随着主流舆论阵地的“丢失”。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到来，机器以一种类人状态存在并参与信息传播活动，成为与人类相互对视的智能存在。正如ChatGPT基于预训练、大模型、RLHF等技术，以“拟主体”身份参与到传播活动中，给传播生态带来巨大变革。可以预见，智能社会中的人与机器的共生合成体（symbiotic merger）正在形成，[2]机器在人机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将不断提升。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与人的自主性提升，其背后是机器自主特性的跃升，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摆脱对人的依附，并且成为自反性力量冲击人的自主性。

（二）从“低维传播”到“高维传播”：传播模态的升级

智能技术的介入使传统点对点的二维线性传播模式转型为点对面的多维立体传播新形态，实现了由“低维”到“高维”的传播模态升级。“高维传播”表征为借助智能技术构建起全媒体无边界的生态体系，体现了跨媒介互通和共享的属性。用户需要、算法推荐、接触终端之间通过自由匹配形成数据关联，精准地进行用户建模、勾勒用户“画像”，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和偏好，运用智能生成技术为受众提供个性化的定制内容。虚拟交互、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塑造了人机共生的环境，受众在拟态互动中形成独特的传播场域，实现从信息感知到信息反馈的信息回路，并在交互、迭代、互进的过程中引导受众进入深度认知体验。传播内容经由“情感计算”感知、识别、模拟和影响四个环节的加工，得以“声情并茂”地环绕在受众周围，使其形成情感依赖。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受众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在高维传播模式下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但随着智能技术取代媒体把关人，一些低俗价值观与违规内容充斥在算法推荐中却难以被发现，媒介融合的叠加效应也进一步加剧亚文化的传播，污染网络传播空间。

（三）从“一元空间”到“多元空间”：传播场域的拓展

智能社会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强算法、传感器和区块链共同构建智能信息系统，推动人、技术和环境的交融互嵌，唤醒了传统传播暂未激活的连接方式，实现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弥合，塑造了多元融通的传播空间。一是交互式叙事推动受众由“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话语空间的转变引发权力距离的重构，虚拟空间塑造了“主体间性”的平等性思维方式，并加快了信息的流动、聚合、消散。受众的主体性被全面激活，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话语的主体。二是沉浸式叙事实现受众从“场外”到“场内”的时空转换。AR、VR、MR等传播技术迅速发展，通过信息跨媒介连接整合信息资源，营造信息传播的“剧场效应”。信息传播也正实现从单一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的迭代升级，将受众从特定的时空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在高度“复现”的场景和多维的感官刺激体验下沉浸、接受和对话。多元空间的并存发展使得原本囿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难以展开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与空间关联性的撕裂与重组中开展，从而使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不断加深。

二、智能社会视域下主流价值观传播的

风险透视

智能社会形成的工具理性、圈层群居、资本逻辑、个性传播等特征，在底层逻辑上同主流价值观的理念相背离，由此导致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面临着被分化和解构的风险。

（一）“价值异化”：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强调行动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旨归。[3]智能算法性能的提升及其应用的普及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运行效率，同时也掣肘着内容传播的价值理性建构。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核心构成，主流价值观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与工具理性和极端功利主义保持距离。随着智能社会对人的要求朝着创新性、创造力的方向深刻变革，“人找信息”正在向“信息找人”发生转变，人与媒介的关系由“冷”变“热”。在信息聚合的过程中，平台以“流量至上”法则放大情绪感染与意见分化，将事实真相盖上情绪主义的面纱，断章取义、标签化等现象时有发生。可见，在公共场域内的个体极易受到机器思维的蒙蔽，从而放弃对于价值和意义的本真性追求。

（二）“价值分化”：信息同质对群体极化的诱导

智能算法技术通过系统化运行逐渐接管了传统的信息分发和传递方式，加速了互联网信息的不对称趋势，并日渐走向社会知识的不平衡。智能技术对用户的“共同点”加以聚合、诱导，形成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集成社群，进而导致群体意识强化、极化。其一，圈层封闭助长“信息茧房”，圈层文化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导致圈层内群体长期循环接触同质信息，受众逐渐从“全面的人”异化成“单向度的人”。其二，高度聚集引发“回音室效应”，钳制个人思考的能力，造成群体性思维固化、情绪主义，甚至出现与现实社会疏离和割裂的现象。其三，圈层分化导致“巴尔干化”，“本来就极端的同质化思想在由‘过滤气泡营造的封闭空间中传播并形成一个回音室，独特思维的声音被放大，从而逐渐形成偏执或极端的观念”[4]。在信息同质的激荡下，更容易造成受众在价值观念上的“极化风险”，进而导致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撕裂，形成社会集群间难以逾越的鸿沟，阻隔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

（三）“价值退化”：资本逻辑对人本逻辑宰制

智能技术与资本主义共谋，成为支配人和改变人的现实力量。智能媒体技术在平台资本的控制下以追逐商业价值为基本导向，其运作的全过程内隐地遵循着资本的逻辑。当前，我国的主流自媒体平台大多由民间资本掌控，符合资本增值目的的内容往往被优先推送，这在满足信息需求的同时容易引起受众价值观的失序。诸如为了获得商业利润，各类平台不断推送奢侈品广告，为青年提供“真实需要”的心理暗示，导致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在网络集群中蔓延。[5]资本为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通过对科技要素的垄断推崇资本逻辑，人本主义深受宰制，导致主流价值观的培育传播缺乏人文精神的沃土。

（四）“价值空化”：个性传播对主流话语的稀释

协同过滤算法基于大数据厘定用户行为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动态构建新的信息聚类，开展定制化的信息分发和投送，社会舆论格局加速重塑。其一，信息投送受到受众原有价值观的影响，包括其根深蒂固的情感立场及价值认知等，驱动受众关注与自身价值立场相契合的信息，固化其原有的价值认同。其二，智能算法型信息分发以用户价值为中心，自媒体凭借趣味性、实用性、生活化等天然优势独占鳌头，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主导性优势被迫退场，主流价值理念的宣传渠道遇堵。其三，消极话语加速流动、聚集，为境外敌对势力在网上的相互呼应制造契机，传播大量混淆视听的负面舆论，攻击和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在智能技术的强力渗透下逐渐稀释，导致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下降，甚至受到“信息茧房”的圈禁无法传递给受众，主流价值观难免面临着认同危机。

三、智能社会视域下主流价值观传播的

进路选择

智能社会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讲情理又要懂技术，既要强价值也要拓渠道，将用户思维与传播内容相融合，让智能技术与传播主体相统一，使虚拟场景与现实场域相沉浸，形成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线的独特文化景观。

（一）区隔弥合：建构一元与多样交织的内容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6]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需坚定坚持正确的价值向度，牢牢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第一，尊重不同受众群体的圈层特点与文化间性，构建一元多样的内容体系。以智能定制与情感共鸣弥合文化间性，将主流价值理念融入地方文化、趣味元素、专业知识、新闻热点等现实性元素，增加受众“粘性”。第二，善用智能技术的高阶万物互联属性，构建多模态叙事相融的触达系统。智能社会传播媒介的强连接力打破了人际互动的圈层、时空、文化区隔，使建构沉浸式体验和立体式交互的传播体系成为可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在围绕用户“自我中心”的视角叙事时需重视共同性建构，协同不同媒介进行联动传播，在精准满足受众需要的同时主动连接跨圈层行动者，利用“模因效应”推动受众的情绪感染与价值共振，与掌握传播权力的“网红媒体人”联动发声，从而化解他异性的对抗，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共同体。

（二）主导重建：创设人工与智能协同的话语主体

人工与智能的协同是化解主流价值观传播困境的内在要求。智能传播技术的机器本质决定其无法独立地充当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为实现点击量的暴增，媒体平台往往追逐博人眼球的内容，而忽视公共性价值，导致群众被“三俗”化内容所笼罩。智能传播下大众对信息的筛选方式已发生深刻变化，突出体现在信息筛选权利扩大、机器辅助作用增强、信息价值要求提高。信息海量化时代，主流价值话语表达在众多媒介信息中原本就不占据注意力优势，若不借助现代技术革新以提升自身竞争力，便可能被阉割在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流之中。話语主体应注重在机器存在短板的方面多下功夫，通过话语表达发挥好引导性、示范性效应，注重以情化人，采用平民化的视角，以平等的姿态与传播对象交流。通过创设人工与智能协同发力的崭新主体，构建主流价值话语主体与智能传播间的新型“人机关系”，实现二者互促共进。

（三）场域融通：建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传播场域

掌握传播规律的新变化是推动主流价值观传播实效化的前提，树立正确的传播时空观是顺应智能社会下时空条件变革的应有之义。传统意义上，一般将话语场域依据物理性质区分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这是基于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所作出的论断，其背后呈现的是现实与虚拟不可逾越的严格界限。“人机共生”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形成人新的生存空间——孪生空间。在孪生空间中，主流价值观传播融合了物理与虚拟、线上与线下、网内与网外，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宣传灌输新模式。这一转变要求主流价值话语实现空间上的跨越，单独把现实空间同虚拟空间区分开来已不能适应媒介传播的新变化，只有把现实空间同虚拟空间结合起来，用孪生空间作为主流价值观培育传播的空间维度，才能破除话语表达的重重障碍。

四、智能社会视域下主流价值观传播的

优化策略

智能社会下，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应顺势而为，注重运用智能技术提升传播的精度、速度和效度，不断提升传播主体驾驭智能技术的能力，以期真正将兴国之魂镶嵌在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

（一）以“智技术”提升主流价值观传播效能

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以及因人而异的主体特征和社会属性。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需要识别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提升主流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实效性。需要区分出重点工作对象，针对不同群体区别化地开展传播，运用智能技术能辅助主流价值观传播准确识别对象，开展“靶向传播”。主流价值观传播的重要逻辑前提是精准把握传播对象，只有掌握传播对象“在何处”“有何特点”才能有的放矢。价值观传播的成效在于促进价值境界的提升并外化为行为表现，人工智能驱动下人们行为和喜好等各类丰沛的数据能够被收集利用，由数据痕迹挖掘隐藏的思想动向，能更为立体精准地透视思想与行为的差距。

（二）以“智平台”打通主流价值观传播症结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涵盖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的信息载体自动生成已逐步变为可能，其仿真度正不断提高。利用智能技术生成可视化图文、融入语音合成、剪辑视频等智能化生产大大提高了信息生产的速度，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大数据技术的开发使得一个个资源库得以构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意识形态工作者创作、搜集素材的难题。主流价值观传播充分借助智能技术的前提在于构建与智能技术融合的接点，疏通二者实现有效融合的障碍。主流价值观智能平台的构建要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任务，坚持“内容为王”，追求恰到好处的形式创新，打造具有获得感、幸福感的意义互动平台。

（三）以“智监管”净化主流价值观传播环境

当前，智能传播场域还未能形成一套完善的信息监管系统与管理机制，应主动构建起专门针对智能传播领域的信息监管系统，以实现信息监管由外部监督转向内部自查，提升信息监管的效率和深度。首先，要健全相关法规条例，针对触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良好风气形成的网络犯罪行为严格设定法律禁区，做到信息监管有法可依；其次，应充分重视网络信息监管，不断创新网络信息监管的方式方法，密切关注对主流价值观培育传播具有负效应的信息；再次，要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起国家网络安全的屏障，从技术上优化监管问题，搭建起应对智能传播问题的专门监管系统，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新技术带来的问题。通过构建互联网外的约束机制和互联网内的自纠机制，形成双向互动、内外联动的信息监管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2-143.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靜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4–116.

[4]陈海涛，魏永.网络舆情、群体心理及群体行为关系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81-93.

[5]邱静文.智能媒体对青年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及应对[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6）：42-44.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21：52.

责任编辑︱何 蕊